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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年代,我为什么爱文学?

(2019-05-23 15:1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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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浩月

世间的陀螺

分类: 随笔
那个年代,我为什么爱文学?


文|韩浩月



我从乡村中学转学到县城中学,是改变人生轨迹的一件大事。在新学校,我的学习成绩急转直下,初一上学期还是第三名,初二下学期就到了倒数第九名。我的座位被安排在最后一排,我的同桌叫刘伯柱。



唯一能让我在这所城里学校找回一点儿自信的是我的作文,我的语文老师王华祥说我以后可能成为作家。他的军绿色上衣背后经常被调皮学生们甩上一串串墨水印。



究竟能不能成为一位作家,对这个事情我心里一点儿也没底。那时候班里有两个女生对我很好,我叫她俩姐姐,可我喜欢的是另外一个皮肤黑黑的女生,姐姐们鼓励我给她写信。



那封信我一直没写。长大成人后我写了很多情书,但为什么偏偏没给那个皮肤黑黑的女生写过一封信呢?后来我想明白了,没写是因为那时候觉得只有诗、散文、小说是文学,情书不是。



班里的女同学喜欢男同学,班里的男同学更喜欢女同学。青苹果挂满果园的季节,男同学逃课翻墙到与烈士陵园紧挨着的果园里偷苹果,被保安追得满园子跑,有几个同学跳墙时扭伤了脚踝。女生们在上课时偷偷啃着涩涩的苹果。



文学是什么?文学是县城电影院门前报刊亭卖的诗歌杂志——《星星诗刊》《诗歌报月刊》,记得当时是两元一本。那时候我有一个杀猪的叔叔,我经常凌晨起来帮他烧热水、给猪刮毛,还帮他用尖刀把猪割成一块块的猪肉。但每次去买杂志前,我都会冲进淋浴房里,用白白的肥皂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再换上白衬衣。



我把两元钱递给报刊亭卖杂志的姑娘,她是一个二十多岁长发飘飘的女孩。有时候我在路边把自行车支起来,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把一本杂志翻完才走,走的时候经常是黄昏时分,县城里的喇叭开始播放配乐诗朗诵。



可那时候也真穷。皮肤黑黑的女生过生日的时候,她在县医院后面的河边小餐馆请同学们吃饭,他们快吃完的时候我才到。因为没有钱给她买礼物,站在餐桌边,我涨红着脸对她说:“我给你朗诵一首诗吧。”



我把被语文老师表扬的作文工工整整地抄写在方格稿纸上(稿纸是老师送的),给一家报纸寄去,然后每天去传达室等待回信,但一直到毕业,都没有等来一封回信。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有一批中学生作家,他们是无数中学生心目中的“文学英雄”。我也有一个“英雄梦”,可是只能把它偷偷藏起来。



县城里也有一个“文学英雄”,他是在县委组织部上班的干部,名字叫赵岩,出版过一部诗集。那年暑假,我在师范学校见到了他。



我的同学顾维云敲开我家大门时,我午睡刚醒,他告诉我一个好消息——我俩的作文在县里的一个征文活动中获奖了,现在要去师范学校参加颁奖会和座谈会。



于是,我穿着拖鞋和顾维云出了门,到了师范学校却发现放假了的学校空空荡荡的,就在我们悻悻然准备离开的时候,有人从不远处的楼上打开窗户喊我们的名字,说:“就等你们俩了!”



赵诗人给我们颁奖,他真是白衣飘飘啊,和他握手的时候,我感到他的手纤细而有力,这是一双诗人的手。合影的时候,他坐在一堆学生中间,很醒目。他在我的笔记本上给我写下了一行字作为留念,他的字体清秀,这是一个诗人的签名。



一九八九年,我的中学生涯发生了一件大事,我办了班级里的第一份文学班报。学校提供了刻字用的钢板和蜡纸,印班报的钱是几个爱好文学的同学凑的。这份班报在整个学校里是办得最好的,王华祥老师非常高兴,他说:“我深信你们当中有人日后会成为一位优秀的作家。”

一位优秀的作家怎么可能连一篇文章都没有公开发表过呢?这让我忧心忡忡。那时候的平信邮票是八分钱一枚,由于我要大量给报纸杂志投稿、寄信,以致后来我常常连八分钱的邮票也买不起了。



在一个细雨淅沥的中午,我骑着自行车去邮局寄信。在并不宽阔的街道上,一个少年骑车飞驰,突然车轮撞到一块大大的石块上,自行车真的飞了起来……我摔在被雨水打湿但仍有温度的柏油路面上,忘记了疼痛,心里却莫名地产生这样一个疑问:“为什么?这究竟是为什么?”



我的青春期要在这一刻结束了吗?因为自此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再也没写过一篇被老师表扬的作文。我和我那两个姐姐经常逃学去烈士陵园,背靠在烈士的墓碑上天南海北地聊,一个姐姐对我说:“你长大后不要忘了我。”我说:“好。”



刘伯柱后来退学了,我同桌的位置空了很长一段时间。在我的记忆里,刘伯柱的形象是极其平常的,但我知道他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因为在他沉闷的外表下,隐藏着一种我所不具备的情感:愤怒。



一九九〇年中学毕业之后,我血液里的愤怒处于燃烧状态:在台球厅和人打架;在大排档和三四十岁的老痞子打架;为同学的姐姐出气打架(她在唱卡拉OK的时候被人偷摸了一下)。



那时候,唱一首街头卡拉OK的价格是一元钱,我和几个朋友经常去那儿唱上几首。没钱唱歌的时候,我坐在银行门前的台阶上发呆。



有一次发呆的时候,我遇到了上学时喜欢过的同学。她问我:“你打算一辈子就这样了吗?”我没有回答她,站起身来晃荡着走了,但她的问题一直晃荡在我的脑海里。我承认有几年的时间里,我为这个问题感到痛苦,我像一个溺水的人,什么也抓不到,文学是我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为什么爱文学?这个问题很简单,因为我的青春里只有它,它是我灰暗青春里的唯一光亮,是把我救出堕落泥潭的唯一绳索。


如果你爱一个人,爱了那么多年,等了那么多年,在她终于对你流露出微笑的时候,你会舍得离开吗?



我见过无数与我年龄相仿的写作者,不管岁月把他们变成什么样子,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心里藏着一个洁白的非物体,如果一定要给这个非物体命名,那么可以称它为“理想”。

(摘自《世间的陀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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