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返乡，听三叔讲了一件好玩的事：村里刘家大爷砍了我家田边种的三棵树去当了房梁，三叔与他就树的归属地问题起了争执，刘大爷说树是在他家地里长高的，三叔认为树的幼苗是在我家地里栽下的。争论的结果是，刘大爷承认树砍错了，“哪天浩月回老家要盖房了，我赔他三棵树就是”，他说。

那三棵树被栽下时，是三十五年前的事，而我离开出生的村子，也超过三十年了。刘大爷砍那三棵树的时候，明知道我这个树的继承人已经绝无可能再回，所以才有底气。但他的做法没有让我生气，反而他的话让我有些感动，因为对于过去的事情他还认。他答应未来某一天，赔我三棵树，这是一种可能性，也是一种承诺。在他的观念里，他的意识里，我仍然属于那个村子，村子里依然还有我的位置，只要我回到那个位置上，树还是会有的。

每年回乡，上坟是避免不了的一个仪式活动。在对待去世的亲人方面，后代们依然会表达出自己的亲疏远近。那些疼爱、照顾过自己很多的亲人，上坟时会得到更多的纸钱与其它的祭品，“好的都给你”。血缘关系远一些，或者在世时脾气大、人缘不太好的长辈，则会被敷衍了事，象征性地送上一点就算了。我的父亲属于每年上坟时，要独占一半纸钱与祭品的人，每个给他上坟的人，平辈兄弟也好，儿女、侄孙也好，都会格外“袒护”他。甚至邻近的坟前有人烧纸，也会给递过来几张。父亲离世了，但他在乡村与家族里的位置，一直都还在。

我承认这是乡村令我着迷的一个地方。那里有着属于自己的规律，在沉默而有力地运转着。县城已经高度城市化了，受城市文明与科技思潮的冲击很大，但与县城有着十几公里的农村还保持着几十年前的样子，有让人不喜欢的死板、固执、呆滞，也有让人喜欢的人情、道理、规则。我对乡村又怕又爱，两种感情时而向左时而向右，时而又交织在一起难以分辨，至今难以理清眉目。《世间的陀螺》这本书的主要篇章，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出的。

我还没来得及像梁鸿写《中国在梁庄》那样，写老贵叔、建坤婶、五奶奶……我想先写我的亲人，他们有的已经离开人世，多数还在老家那个地方生活。最先写了英年早逝的四叔，他身上的美好品质令我印象深刻，苦难的生活消磨掉了他的躯体与健康，但他的灵魂始终保持纯真如玉，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他有一段时间在各个村庄流浪，那是他少有的自由生活，那段自由时光，是对他辛劳一生的回馈，也是对他短暂生命的美好总结。写完了四叔之后，感觉与他进行了一场坦诚的对话，在对话里，我有些明亮的念头被点燃了。

爷爷、奶奶去世的时候，分别写了他们的一生，在堆积的记忆里，抽出那些与我有关的片段，交织成一篇感性的文字。写固守在乡村不愿走出来的三叔，写在县城里“激烈”地活着的六叔，写村里与我当过同学的四哥，最后才有勇气写父亲、母亲。我把写好的文章发给朋友看，得到的反馈是“不敢看”，于是我知道自己触碰到了以往自己心灵深处一些不愿面对的问题。在别人看来，这些文字或许是描述了一些“亲情困境”，但对我而言，写完之后却获得了巨大的内心宁静。从祖辈到父辈再到我辈，三代人在这人世间始终都如陀螺一样奋力地、疲劳地、无奈地旋转着，我想让这枚生命当中无形存在的“陀螺”停止旋转，哪怕倾斜倒立一边。

我曾经以为故乡，是那片几十平方公里的地方，其实不然，更多的时候，人们心里的故乡概念，其实是由身边的几十位上百位亲朋好友组成。你对故乡的爱与焦灼，疼痛与不舍，愤怒与挣扎，很多时候都源自这几十人上百人带给你的影响。你困惑于他们的语言迷局，挣扎于他们的情感网络，没法从自我的角度，清醒地审视与判断，因为你本身也是这旋转着的陀螺的一部分，哪怕独立了，走远了，不自觉间，仍然偶尔会有失重感、晕眩感。我想通过文字来梳理与亲人之间的关系，厘清与故乡之间的距离，并尝试在亲人与故乡中间，重建一种我认为可以更持久的联系。

与故乡在物理层面上的联系，是可以舍弃的，而精神层面上的联系，却是无法割舍的，哪怕有痛苦的成分，也会在某一个阶段化解，转变成一种深沉的情感。从逃离者，到批判者，再到回归者，我用了20年的时间，完成了这三个身份的转换。无论我在不同时期用怎样的立场与角度看故乡，故乡都始终用一种眼光打量我。电影《杰出公民》里有一句台词，“故乡，是可以把每个人都打回原形的地方”，第一次听到这句话，感觉整个人被击中。或许正是因为如此，近两年来，回乡的冲动已经有了事实上的准备与行动。

《世间的陀螺》就是这样一本写亲人与故乡的书。我想给亲人与故乡立一个小传，它不尽完善，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美文，力求真实的同时，肯定也会有些许的疼痛感，但我不愿意朋友们不敢读它。读完之后，有关亲人与故乡的话题，我们以后喝酒时便不用聊了，沉默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