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浩月

    “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山上的野花为谁开又为谁败”，“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作为女人和女性情爱的代表符号，“花朵”在大众文化里被赋予了浓厚的女性色彩，类似“闻香识女人”这样的定义比比皆是，在《花儿与少年》节目中，郑佩佩、凯丽、许晴、刘涛、李菲儿，是不同年龄段的代表，是不同时代的“花儿”。

“花儿”和“少年”这两个具有社会学意义的意象，由这两个词汇所引发的文化联想，又分别指向“60后、70后”和“80后、90后”，四个年代流行文化的积累，让这两个词汇充满想象冲动。把“花儿”与“少年”放在一起，会产生诸多微妙的情感反应，这亦要拜通俗文艺作品所赐，在王朔、石康等人的言情小说中，姐姐式的人物往往更能激发作者的创作热情和读者的阅读期待，在《阳光灿烂的日子》、《孔雀》这样的电影作品中，姐姐是少年爱情启蒙的唯一人选，许巍、朴树、老狼等音乐人的作品，对“那些花儿”的崇拜与依赖，更是助长了“姐姐”之于中国人情爱观的重要性。观看《花儿与少年》，怎能排除观众对号入座，想起曾经或现在的姐姐。

节目中刘涛的“零差评”，源于观众对于“完美姐姐”的想象落到了具体的人身上，自发表《底线》一文帮助破产丈夫重生，刘涛的贤妻形象便已深入人心，在赵宝刚《老有所依》中成功饰演一位事业、家庭双丰收的都市女性，巩固了她的完美形象，而到了《花儿与少年》中，她在节目中的能干表现，让此前处在幕后以及虚构中的形象，与现实实现了无缝对接，“零差评”是给她的最好鼓励，也是观众为自己树立的一个榜样。

68岁奶奶级的“姐姐”郑佩佩，以演侠女著称，她是节目中7名成员的精神领袖，沉稳、内敛、不唠叨，批评起人来虽委婉但也不客气，眼睛会发亮。51岁的凯丽则大大咧咧，时而有小女儿的姿态，不忌向少年们表达爱意……严格说来，节目的五位姐姐，风格虽不同但各有各的优点，可以理解为节目有意无意在塑造姐姐的好形象，也可以理解为，节目组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形式，向女性观众传递生活价值观，豁达地面对琐事，耐心地服务他人，找寻内心的快乐源泉。

在节目中，少年是属于被呵护与照顾的对象，张翰与华晨宇这两位对应的是当下的年轻人，在这两位身上，可以看到有对男性优良传统的继承，也可以看到专属于少年才有的稚嫩与意气。观众会赞赏两个少年身上的责任意识，以及在与姐姐们相处所表现出来的绅士风度，但整体看下来，在节目五位女性成员所制造的阴柔气息下，少年还有太多太大的成长空间。

中国女人身上一直不乏姐姐与母亲这两种合为一体的情感，刘涛对待丈夫的做法，即是一个标本。在节目中，我们更多可以看到女性的美德，在此美德的庞大荫罩下，少年们失去了表现空间，展现男人魅力的时刻，多少也显得有些表演性。很少有人对节目提出严厉的批评，可能和它暗合了所有年龄段观众心理有关，这不由令人敬佩制作者对于观众心理的敏锐计算。

《花儿与少年》之所以受欢迎，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和《爸爸去哪儿》一样，试图破解陌生人社会人与人相处的困境，来打破人与人之间充满戒备甚至莫名仇恨的社会氛围。节目的内容是展示明星在国外的游览过程，并设置了限额花费等激发矛盾的看点，但没有简单停留于消费明星隐私，而在人际关系、情感交流、挫折教育等方面，进行了浅显易懂的扩散。

综艺节目只管娱乐不顾社会责任的时代已经过去，根植于本土情感的综艺节目正在散发惊人的活力，被推升的收视率是社会心态的直观表现，渴望美好的生活、轻松的人际关系、温暖的情感表达，永远是人们的终极追求，但愿这种追求不简单停留在对荧屏节目的追捧上，而能在现实中有所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