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到《南渡北归》写梁启超之死，不禁感慨。

1926年春天，患尿血症久治不愈的梁启超，不顾朋友们的反对，选择了西医并住进北京协和医院，并做了肾脏切除手术。

病了就要医，要医就要听医生的，医生说吃药就吃药，医生说动手术就动手术。这在今天看来是一件非常普通正常的事，在当时却需要勇气。不仅仅是冒医治失败的风险，更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因为当时西医刚刚进入中国，而且在中国还没站稳脚跟。很多中国人都不信任西医。而在梁启超看来，选择西医，就是选择了科学。

当时，由于对西医的不信任，许多人都劝梁启超不要找西医，还是用“国粹”中医。但梁启超依然不听劝告。在他心里，这已经不是选择什么方式治病的问题了，而是事关西医的科学声誉。选择西医，就是选择对科学的信仰。

然而，非常不幸，这次肾脏切除手术失败了，还不仅仅是一般的失败，而是一桩不折不扣的严重的医疗事故。医生误切掉了梁启超那个健全的右肾，却留下了需要切除的左肾。从此以后，本来已经非常虚弱的生命之泉只能靠残留的一只坏肾还维持供给。这加速了梁启超生命之火的熄灭。

很快梁启超便知道了手术的失败和荒唐，协和医院也自己承认错了。梁启超很责备协和粗忽，以人命为儿戏。但他不但没有状告院方，反而在公开场合支撑着病体亲自著文为协和医院开脱。在他的学生陈源、徐志摩等人通过媒体想协和医院进行口诛笔伐、兴师问罪之时，梁启超极劝阻。

1926年6月2日，《晨报副刊》发表了梁启超的《我的病与协和医院》，详述了自己此次手术的全过程，同时肯定协和医院的医疗是有效的，他说自己的病“比手术之前的确好了许多”。他还极为诚恳地说：“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章的微意。”

《南渡北归》作者这样写道：“梁启超仍把西医看做是科学的代表，维护西医的形象就是维护科学，维护人类文明的进步事业。”“梁启超默默承受着内心的煎熬与苦痛，维护着他笃信的科学与进步事业，而代价是他的整个生命。”

两年多以后的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57岁。

读到这里，我掩卷深思良久。我无法评价梁启超的这起涉及自己身体和生命的手术事故态度。如果此事发生在今天，肯定应该通过法律追究医院的责任，这是天经地义的。但这是在近一个世纪以前，科学的火种刚刚在中国大地微弱地跳动，一次真正的医疗事故完全可以成为彻底吹灭这科学之光的狂风。因此为了使西医这门科学在中国落地生根，梁启超超越了个人的生命，不惜牺牲自己而以孱弱的病体挺起了科学的声誉。

我向遥远的梁启超投去敬意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