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接待了几批前来我校指导工作的领导或前来参观的客人。座谈中，他们总要问我为什么要来这个学校当校长，并希望我谈谈自己当校长以来的感受。有人还问我“能够走多远”。为此，我总给他们如下回答。

最近我在课堂上，看到孩子们被我逗得哈哈大笑，脸上绽放出特别天真烂漫的笑容，我总是很开心，那一刻我甚至觉得我很高尚，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豪感，因为我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这就是让每一个处于弱势的孩子能够在精神上自豪而幸福起来！要知道，这些孩子大多是附近失地农民的孩子，还有许多是进城务工人员的孩子。他们的爸爸妈妈文化程度都比较低，家庭文化教养也不高。他们的许多同龄人，因为父母有能耐，都择校去市区“名校”就读。他们可能曾经眼馋那些去读名校的同龄人，因此也自卑。但是，在我的课堂上，包括在我校 许多老师的课堂上，他们至少感到了骄傲，感到在武侯实验中学也能够获得同样的快乐，我就有了一种成就感，和我刚才所说的“自豪感”。

我曾经不止一次对我校老师说，我们是初中，我学校所处的区域决定了我们的生源不可能如市区学校那样整齐优秀。尽管我们学校也有不少有天赋的孩子，但总体上说，我们所面对的孩子相当多的是学习基础较弱，行为习惯欠佳，家庭教育也不是太好的孩子。教这样的孩子，可能有的老师会感到自卑，觉得自己不如城里的老师那么有成就感。可我要说，正因为我们教这群孩子，所以我们是非常光荣的！我们让这个社会的边缘弱势孩子感到了快乐，我们为他们和他们的爸爸妈妈在从农民到市民的文明进程中获得了更多的教养！这就是“平民教育”，这就是“民主教育”！在面对绝大多数普通劳动者的孩子进行民主素养提升的意义上，“平民教育”和“民主教育”是相通的。小时候，我听广播里经常播放一首歌《我们走在大路上》，里面有这样两句：“我们献身这壮丽的事业，无限幸福无限荣光！”每当我看到我的学生脸上绽放天真无邪的笑容时，我就会想到这两句歌词。我感到四十多年前的这两句歌词，就是为我现在的心情写的。

本来我似乎是可以不来这里带这群孩子的。2006年夏天，北京、上海、苏州、珠海等地都给我发出邀请，希望我去做校长，或新建一所学校办学，但我执意要留在成都。我留在成都，当时的市教育局杨伟局长希望把我安排在重点名校任职，但我主动要求去农村中学任教。我之所以拒绝东部发达地区的邀请而留在成都，不是因为所谓“高尚”，而是因为第一，我母亲年迈多病，我不可能带着她到处奔波；第二，成都的火锅实在太诱人，我无法舍弃四川的麻辣烫。所以，我留在了成都。我之所以主动要求去城郊学校，是因为我不想重复自己走过的路。从1982年2月参加工作开始，我就一直在重点中学和全国名校工作，我想换一种口味做教育。其实，2003年我还在市教科所工作的时候，我就给杨伟局长写信要求去成都远郊的邛崃、大邑等地教书，甚至到成都以外的甘孜、阿坝等少数民族地区工作，我都愿意——当然前提是退休之前必须调回成都。我就是想找一个山清水秀而又远离闹市更远离应试教育的中心安安静静地教书。

这个想法，是我在读博期间形成的。当时，我读陶行知、晏阳初等人的著作，就想，上个世纪前半叶，真正有理想有作为的教育家，几乎都是在中国的乡村做出一番事业的，如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等人。北京产生了政治家、文学家、科学家，上海产生了实业家、金融家、艺术家，但这些大都市却没有诞生真正的教育家。教育的胸襟要接纳所有的边缘人群，教育的目光要投向所有应该得到关注的孩子，这与其说是一种使命，不如说是一种良知。

是的，的确是“良知”。最近，我越来越认为，对于教育来说，最最重要的，不是“前沿理论”，不是“科学理念”，也不是什么“国际视野”，或这样那样的“先进模式”，而是良知，是人性，是博爱，是教育者应有的人道主义情怀！当年陶行知无情抨击中国旧教育是“走错了路”，因为这种教育教学生看不起工人农民，甚至最后欺压工人农民，去发工人农民的财，吃工人农民的血汗，陶行知把这种教育称为“吃人的教育”。他明确地说：“有人误会以为我们要在这里造就一些人出来升官发财，跨在他人之上。这是不对的。我们的孩子都从老百姓中来，他们还是要回到老百姓中去，以他们所学得东西贡献给老百姓。”陶行知先生这样想这样做，我看首先不是源于他的什么“理论”，而是源于他那颗真心诚意为老百姓服务的赤诚良心！可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我们现在的教育却还在教我们的孩子“出人头地”做“人上人”，一些学校不择手段去挖别人的“优生”，热衷于只培养少数“精英”，为“培养”了一个“北大生”“清华生”而奔走相告，大肆炒作，却忽略了学校绝大多数普通学生的尊严与发展……学校越来越功利，校长越来越势利，这是中国教育的倒退，是中国教育人的堕落！

我要特别声明的是，我决不反对学校培养未来的科学家、企业家、文学家、艺术家甚至政治家，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相当数量的各行业各领域的天才人物，其前途令人担忧，学校培养“精英人才”一点错都没有。担负培养这样人才的学校和老师也非常光荣自豪，能够为国家民族培养大科学家、大学问家、大政治家，也是为中华民族的贡献。像我所熟悉的北京十一学校、北京人大附中、上海建平中学，还包括我曾经任教过的成都石室中学，这些学校的地位和地位，决定了他们的培养目标必须是高层次的杰出人才，否则就是失职。如果本来可以成为民族精英国家栋梁，最后经过教育者的“教育”却成为平庸之才，这也是我们的教育良知所不能接受的。问题是，所谓“相当数量”和全体学生相比，依然是少数，一个国家的发展同样需要数以亿万计的普通劳动者，培养这样的劳动者依然是学校的使命和光荣。“总得有人去擦星星”，总得有人去培养普通劳动者，总得有人去关注农民弟子、农民工子弟的成长，去教育这样的孩子，去陪伴他们成长。能够想到这点，就是良知。能够做到这点，就是光荣。而我和我的同事们，现在每天都在做这件光荣的事。所以——我再次说，我很自豪。

说实话，一个人能够成为科学家，学校教育当然很重要，但并不全是学校老师的功劳，更多的还取决于学生的家庭教育背景，更有孩子从父母那里继承的遗传基因，也就是他的天赋。从这个意义上说，能够把天才儿童送进清华北大，并没有传说或炒作的那么了不起。相反，像我们这样的学校，我们这样的学生，我们这样的老师，也能够提升教育质量，也能够将孩子的潜能唤醒，让尽可能多的孩子也能够成为优秀的学生，这就我们的本事，也就是我一再所说的“光荣”和“自豪”！

我所追求的“民主教育”既是理想，也是行动。在这里，“民主”首先是一种生活方式，其核心是对每一个人的尊重。那么，这个理想体现在课堂，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让每一个孩子参与，让他们动起来，当每个孩子都动起来后，他们就会感到一种精神的自信与尊严，自然也会感到学习的快乐。从某种意义上说，所谓“民主教育”必须体现于教育公正，而“教育公正”更多的是在课堂对每个孩子的关注、信任、唤醒、引领与提升！如果我们的课堂上只有少数几个“优生”发言，那么无论多么热闹，都谈不上民主与公正。只有让每一个孩子的脸上都绽放出笑容，让每一双眼睛都闪烁着求知的光芒，我们的“平民教育”才算是真正落到了实处。这也就是我们目前为什么要搞课堂改革的原因，也是我们把学校“以学生为主人”的课堂称作“民主课堂”的原因。也是为了让尽可能多的孩子能够学有所得并学有所乐，我们正在思考课程改革，初步考虑将课程分为四大类：文化基础类（现有国家规定课程不动）、生活技能类（结合学生生活需要的各类技能型课程）、公民教育类（包括礼仪教育、责任教育、权利与义务的教育等）、艺体特长类（包括各种艺体兴趣的社团活动）。通过课程改革，让孩子享受真正的素质教育。当然，这只是我的理想，也许最后只有百分之一的理想能够成为现实，我也愿意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

何况我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虽然我在几年前曾经说过我在思想上很孤独，但这主要是指教育理想的孤独，而现在认同我的教育理想并愿意和我一起行走的志同道合者越来越多了。在我们学校，我不敢说170多位老师每一个人都和我在精神上契合，但有一大批老师愿意和我一起追梦，这是事实。我校有许多经常让我感动的老师，这更是事实。我特别想说的是，和我搭档的书记，越来越理解并认同我的教育理念，并在行动上给我以实实在在的支持，让我不再孤独。在有些学校，书记不过是个“退居二线”的象征性“正校级”干部，是比较轻松的。但我们的何书记，现在几乎承担了学校所有具体的管理实务，以自己的勤勉敬业和我一起带领老师们推动学校发展。现在别人一提起“成都武侯实验中学”，往往会想到“李镇西”，而其实上，在我的背后，何书记做得比我多。光环和荣耀我一个人得了，而何书记除了辛苦什么也没有。这是何书记经常让我感动的地方。

我是作为武侯区教育局引进的“专家”来做校长的，区委区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也常常把我作为“教育家办学”的案例来关注和研究。我真不认为我是什么“教育家”，但我承认我有教育理想和一些教育想法——只能说是“想法”，不敢说是什么“思想”。如果要说几年来区教育局对我的支持，我想说这么几点：第一，宽容个性。从教29年以来，围绕我的争议从没中断过。这是因为我本身就有不少毛病，再加上表达思想观点从来直截了当，容易得罪人；我的许多想法和做法比较超前，容易引起不同的看法。但武侯区教育局能够宽容我的个性，包括容忍我的的缺点，接受我的表达方式。我是这样想的，一个有想法的人必然有些个性，如果扼杀了个性也就扼杀了“想法”。所以，对所有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我希望他们——我甚至呼吁他们，一定要像武侯区教育局宽容我一样，宽容所有富有个性的教育者！第二，配好搭档。当初雷局长邀请我到武侯区做校长时，我坦率地对他说，我只有教育想法，却没有管理学校的经验，因为在那之前我一天校长都没当过，也没做过中层干部。我希望区教育局能够给我配备一个具有丰富管理经验的搭档，管理学校具体事务。雷局长正是这么做的。因为我不是党员，学校自然需要一个专职书记，于是他先后给我配备了张书记和何书记。无论是原来的张书记还是现在的何书记，他们对我都非常尊重，把他们所有的智慧都贡献给了我，协助我管理学校。这样，我便不至于陷于繁琐的学校具体事务。他们不但贡献智慧，还贡献时间和精力：我不想吃的饭局，他们去帮我吃；我不想开的会，他们帮我去开。我感谢两位书记，更感谢教育局的知人善任，用人长处。第三，减负松绑。现在校长各方面压力都很大，这些压力既有校内的，也有社会的，还有来自教育局的。我不能说自己一点压力都没有，但相比起其他校长，压力要相对轻一些的。当然，一个学校要办好，必要的压力应该有，但那是主动的压力，而我这里说的是被动的压力。学校当然要讲教学质量，包括升学质量，但雷局长却多次给我“松绑”，他理解我校的区域位置和生源特点，要我看到孩子综合素质的提升。对于学校发展需要的经费，包括校园文化建设需要的经费，教育局总是尽可能满足。比如那年我对教育局提出，我想在校园里建立陶行知的雕像和苏霍姆林斯基的雕像，教育局爽快地答应了，马上拨款。上个月教育局开校长会，却通知何书记去参加，因为会议的内容是食堂管理和安全工作。我一下很感动——教育局领导太理解我体谅我了！对于一个有想法的教育者，如果手脚被束缚了，那什么都做不成！第四，支持改革。教育局领导非常理解我，我不是要“当校长”，而是要做事。对我来说，当校长是手段，做事才是目的。所以我是带着想法来做校长的，这个“想法”，就是改革，就是突破，就是创新。如果只图平平安安舒舒服服，那谁来做校长都可以的，我没必要凑这个热闹。既然我要做校长，必然有一些“动作”：新教育实验、平民教育、民主教育、提升教师、课堂改革……迄今为止，我所提的改革想法，教育局领导不但没有否定过，而且都给以强力支持，包括政策上的有力支撑。所谓“支持”还包括当我的一些做法引起争议甚至非议的时候，教育局领导旗帜鲜明地力挺我，帮我承担压力，或者向上一级领导做一些必要的解释说明。

当然，我也知道，别人会说我“运气好”，遇到武侯区的开明领导了。是的，的确如此。如果换一个地方，我不一定能够得到这样的支持。所以我要说，政府、教育局对校长的支持，不应该是个人的“恩典”，而应该有制度的保证。这样，我所得到的支持不会因具体领导的离任而失去；更重要的是，只有制度才能够保证一切有想法的校长，都能得到和我一样的支持！

做了校长，说话做事自然得考虑“影响”，毕竟我现在是“代表学校形象”，有时候我说的话并不是代表我自己；所以作为校长有时候免不了会说一些不想说的话，甚至做一些不想做的事——但我会把这种情况减少到最低程度。相反，我总是尽量提醒自己不要做了校长就被“行政化”或者说“官员化”了，不要忘记自己作为教师的本色，不要失去书生本色，更不要放弃民间立场和作为知识分子的风骨。当初来做校长时，我写过一篇短文，高调宣扬自己的教育梦想，结尾说，我想通过自己的探索，给人们一个展示，一个教育理想主义者在现行体制下究竟能够走多远？现在五年过去了，宏观上我依然悲观，可我依然理想不灭，我依然还在路上追逐。我的信心显然比当初更足了——尽管我不会对未来抱什么不切实际的奢望，但我肯定能够走得比我当初想像的要远。

                             2011年4月5日写于清明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