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写完了，我像往日读诗似的，大声地朗读了几遍。很好！语句通顺，立意明确，既不高深，又不肤浅——虽说也有不真实的成份，如我说自己“从不曾以这样的方式与别人交往过”，可事实并非如此，我不但以这样的方式与别人交往过，而且交往得相当成功。我为什么要这么写呢？无非是想突出我对这封信的重视程度，对她的重视程度罢了！这并非刻意如此，而是下意识如此。

在同屋大哥像得了胜仗般哼唱着“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把营归”回到房间时，我已工工整整地写好了信封，装好了信纸。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开心，但我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开心。我学着同屋大哥的样子，哼唱着“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把营归”离开了房间。

邮局不远，我步行前往不足十分钟。为了确保牛彩云同学能收到我的信，我特意寄了挂号。走出邮局时，我长出了一口气，感到十分轻松。就像以前写好了诗向报社投稿一样，我期待尽快得到回复，当然不是退稿，而是她的亲笔回信。

不知不觉间，在上海已度过了二十天。批文还是没有下来，制片人只好连待命的十几人也解散了，说等批文下来再行集结。

在向沈阳方面寄出信件的头几天，无所事事的我每天都在揣测着信的下落。它是不是已经寄到沈阳了？是不是已经被牛彩云同学拆阅了？是不是她已经在写回信了？是不是回信正在发往上海的途中了？当然，我也想到了另外几种可能：信中途丢失了，或者因为途中出了什么故障导致她还没有收到；也许收到了，但她还同时收到了其他的许多信件，她还没来得及拆阅我的信;也许她已经阅过了，但觉得我十分可笑，没必要跟我这样的人交往，于是随手把它丢在垃圾篓里了。

总之，在我寄出信件五天后，剧组彻底解散了，我必须回北京了。离开上海之前，我特意到龙华迎宾馆前台留下自己的呼机号码和通信地址，说如果有信件寄来，麻烦他们帮我转寄一下。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很好，大堂经理认真记下我的信息，一口应承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