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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掷地无声”也是歌——2012年散文创作的新向度

(2013-01-15 13:17:30)
标签:

2012年

散文创作

新向度

王兆胜

周东坡

文化

    2012年过去了,很快,让人猝不及防。世事不遂心,动笔少之又少,所幸的事,小文《易水寒》竟然入了王兆胜先生的法眼,作为2012年散文创作的新向度被提及,予我真是莫大的鼓励了。感谢!

回望2012

“掷地无声”也是歌

                                        ——2012年散文创作的新向度

                                             王兆胜 《 光明日报 》( 2013年01月15日   14 版)

    2012年是个特殊年份,其中发生过许多大事和奇事。当历史的脚步小心翼翼踏上2012年12月12日12时12分12秒,在六个“12”的并排中,我们惊异于时间的巧合。不过,与轰轰烈烈的世事相比,散文天地却有些特别,它既无惊天骇浪,亦少掷地有声者,而是出奇的平淡、宁静、从容,甚至有些“一切有中归于无”、“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和“此地无声胜有声”的意味。前些年散文热火朝天,让人看到了它失范的危险;今天的散文如此“掷地无声”,令人感到欣慰,并看到了希望之所在。

 

“小中见大”别有洞天

 

    若站在以往“散文”的狭小天地看,“大文化散文”功不可没,它以大视野、大文化、大情怀、大格局令人耳目一新。不过,如果散文都按这一方式写下去,那又是散文的末路和绝路,因为边缘文体、散步文体和业余文体毕竟是本质。最重要的是,散文的一味求“大”,很难避免失真、模式化、空洞和乏味之弊。这也是近年来“大文化散文”渐渐失势,散文开始寻回“自性”的原因。在此,2012年散文表现得尤其突出,它着重于一个“小”字,但又不拘于此,而是知微见著,别有一番天地情怀。

 

    中国古人常讲“管窥蠡测”、“一叶知秋”,刘勰曾用“文心雕龙”,他们都是非常注重从“小处”入手,大处着眼的。2012年的散文无论在选题、人物塑造、情景描写以及叙事方式上都体现了这一点。像李敬泽的《小春秋》、王月鹏的《卑微的人》、李登建的《众人败给了一条狗》、王永胜的《铧犁与木锨》等都是如此。而曾写出《大河遗梦》、《祖槐》等很多大文化散文的李存葆,今年却献给文坛一株别样的花草,那就是写自家养花、种菜、育果的《空中农家院》。莫言因获诺贝尔文学奖震动中外,但在授奖演讲时,他却没有进行宏大的叙事,而自称是个讲故事的人,且主要讲的是自己如草芥一样的母亲。最典型的是例子有二:一是母亲曾无缘无故被打,后来莫言长大,撞见仇人,要上前报仇,母亲却拉住他,平静地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二是乞丐上门要饭,莫言家正在吃饺子,是一年少有的几顿之一,并且每人只有一碗,于是,莫言用半碗红薯打发他。没想到,乞丐愤怒地指责莫言没良心。在莫言训斥乞丐并让他“滚”时,母亲却“训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倒进了老人碗里。”莫言的母亲是个草木之人,但她与许多中国母亲一样,有着大地的仁慈,这是中国人与中国文化的根脉所在。

 

    杨献平笔下的母亲世俗多事,又缺乏智慧;她到处受气、饱受凌辱与蔑视,她像一株草、一块土一样,一生被人踏在脚下。所以,作者用《如此疼痛 如此安慰》这样的题目写他的痛苦、无奈与忧伤。不过,文末作者有这样的感悟:与前些年相比,他对故乡有了一些“滋味古怪的理解和宽容”,并从“内心和灵魂”中找到“安慰”。从“疼痛”到“安慰”,作者虽没有莫言的博大和智慧,但也是一种“开悟”和“提升”方式。张艳茜的《关于路遥》中路遥之父,他只有1.5米,养育了八个儿女,肩负千斤担,却总是生机勃勃。梅洁通过一个英国青年的拜访这件小事,写出了义工与慈善事业的伟大,从而有了由“小我”走向“大我”的神圣感。韩小蕙的《理念是天堂的花朵》通过英国奥运会谈理念问题,也是“小”见“大”的形而上思考。孙丽华的《三十三年父女情》写的不是生父,但也就是这位继父却给养女以不尽的温情、呵护、教诲。这是家庭单位长出来的美好的人性之花。

 

    通过微末小事写社会和国家大事,感悟天地大道,成为今年散文的一个明显特点。这就使散文去掉了浮华,而变得更加真实平易;克服了凌虚高蹈,而多了具体感人的气质;超越了拾进篮子便是菜的“大文化散文”的冗长,而使作品结构更为严谨。因为散文需要反映时代风云的洪钟大吕,更需要贴近时代、社会、人生、自然、天地的小叙事,即在有血有肉、温润可感中包含自然大道的天地至文。

 

“静水流深”意味隽永

 

    中国新文学和新文化如同一场暴风骤雨,不仅冲破了坚硬的传统堤坝,也像一匹脱缰的野马难以束缚。然而,长期以来,我们总是从正面看待“五四”以来新文学和新文化冲破传统束缚的价值,对其存在的局限和负面影响则少有反思,这就造成了文学和文化选择的困惑。2012年散文的另一重大变化是,对于传统文学和文化思想、观念的吸收与超越,从而带来了更富理性、包容性和内敛的文学景观。

 

    最值得称道的是郭文斌的《大山行孝记》,这是一颗闪着金光的珠玉。应该说,从新文学发生至今,“孝”一直是个饱受质疑的字眼,然而,郭文斌却以他的儿子郭大山为例,提出“行孝”的理念。表面看来这样的“掷地”难以“有声”,但其文化思考却是超前和具有战略眼光的。因为一种社会和文化如无“孝”,那么有序、人伦、道义和天理就很难维持,真情与挚爱也就可想而知了。因此,重拾民族所具有的“孝”,让中国文学和文化重新拥有感恩、知足、快乐与幸福的智慧,这是一个重大课题。而这一切,又是通过作者儿子大山的“行孝”来实现的。这个现代青年令人惊异:他何以能如此行“孝”,其所作所为堪与古代孝子相媲美。值得一提的是,与古代孝子不同,现代孝子郭大山是个大学生,且是不为“传统”束缚的现代孝子。这主要表现在:一是自觉自愿,二是心中快乐,三是自由自在,四是有现代意识、天地情怀和大道藏身。在此,最重要的是现代理念,大山的“行孝”不只对自己的亲人,而是像风挟着花粉一样,让“爱”传出去,将“孝”与“爱”给予广大受众,尤其是弱者。换言之,郭大山在家“行孝”,在社会上则是个“播爱”的义工,他是一个有现代意识的“行孝”和“施爱”人。

 

    与以往的创新追求不同,2012年散文更强调坚守与内敛,于是人情、人性、生命的含蓄表达成为一种倾向。像彭程的《对坐》是通过父母的年高体味生命况味的,而这种生命的流水却并不张扬和夸饰,而是以草下流水的方式得以呈现。换言之,这种亘古常新的人类亲情和生命流动,在作者笔下更多的不是“说”出,而是“流”出和“悟”出的,是无言之言和无声之声,就如同书法作品墨线中的“留白”,即所谓的“计白当黑”。一如一场美好的春梦,在生命的时空中所留下的余响和想象。还有黄金明的《父亲的荣与辱》、吴佳骏的《水稻扬花的季节》都是留白之作,它们通过含而不露、言有尽而意无穷使作品无限增殖了。

 

    还有周东坡的《易水寒》、路文彬的《永远的异乡人》、朱以撒的《行行重行行》、王族的《苦役》、穆涛的《老话题》、张清华的《雨夜思》及熊育群的《僭越的眼》等都是留白的佳作,许多思想内蕴和观念形态只有透过字缝、穿越行距和时空,才能真正有所体悟和领会。如穆涛在谈到“黄帝的三十年之悟”时,有这样一段话:“灰色是不动声色,包罗万象,黑和白掺和在一起是灰,红黄蓝掺和在一起还是灰。颜色越杂,灰得越沉。物质,当然还有思想,充分燃烧之后是灰的。天破晓,地之初是灰的。天苍苍,野茫茫,苍和茫都闪烁着灰的光质。在希望和失望的交叉地带上,是一览无余的灰色。一个人呐,灰什么都行,心万万不能灰的,心要透亮,不能杂芜。”初看起来,这些话似是而非,但细想又似非而是。这是智慧的闪亮,那就是无论何时,心灵和精神是万万不能灰的,要透亮,要有大光的照临。

 

“泪中含笑”诗意盎然

 

    与以往相比,2012年的散文更贴近日常生活,更注重社会底层,更关爱弱者,所以就少了英雄的礼赞和高亢的歌唱,而多了沉甸甸的分量,像寒风中拼命摇晃的枯草,将它单薄的身影不断地扑向大地。宗璞的《铁箫声幽》以低音与沉实的色调书写身为高级知识分子的哥哥,柴静的《日暮乡关何处是》对文化流浪者充满形而上的哲思,而那些写卑微人生(甚至物生)的作品,如《鹅觞》、《卑微的人》、《悬浮》、《苦役》、《水稻扬花的季节》等更是如此。这种悲情使今年的散文更加深刻、温情、有力。不过,最值得称许的是,沉重的生命不倒,而是包含诗意,一如早春时节绽放的玉兰花。

 

    熊育群的《僭越的眼》以仰天俯地的方式审视大地经络,于是他自称是在读大地的纹理。在参悟天地之大的同时,又感叹人类渺小。作者写道:“无涯无际天地尺度的诱惑,巨大磁力的无边想象,让人飘忽……微观与宏观的人生,僭越的眼睛,内心造就的冲突与和谐,像另一幅风景打开。眼里,再也不只是寻常所见的景物。灵魂开始变得轻盈飘渺,泠然、豁然。”这是一种充满诗意的生命咏叹调,令人在黯然神伤中平添了超越性意向。杨文学的《鹅觞》写得楚楚动人,虽然它只是一个关于农村老母与家鹅的故事。这里没有绚丽,甚至少有美妙的形容词,然而,在仁慈的母亲和通人性的鹅之间,却贯通了关于纯朴、爱、感恩的低吟浅唱。

 

    王月鹏的《卑微的人》着意刻画的是农民和农民工,但他们身上的温情和暖意却超越了贫困与痛苦,这也是一首不成曲调的优雅之歌。作者写道:“在乡下的时候,他常常看着天空,想象山的那边是另一个世界;如今流落城里,当起了洗车工,他拿着抹布在车体上熟练地擦拭,他的手心感觉到了那些尘埃的颤抖和挣扎。这些来自不同地方的车,带着不同地方的尘埃,来到他的面前。他屏住呼吸,甚至能够听到那些尘埃的微弱呼吸,感受到它们的体温,就像一个个具体的人。……他常常这样胡思乱想,从早晨到黄昏,从春天到冬天,就这样想来想去,渐渐对眼下的洗车营生,涌起了莫名的感动。他不曾去过远方,很多远方的物事,都以尘埃的方式留存在车的身上。那些来自远方的车,那些选择落定在车上的尘埃,带来了远方的消息。”这是作家用心灵进行感应的“泪中的笑”,是不见色彩和飞扬的灵动的诗的吟唱。还有陈长吟的《清水头》、臧小平的《妈妈花》以及王宗仁的《草原藏香》等,不看内容只看题目即能感到沉重的诗意吟唱,在这些泪中含笑的吟哦中,其实蕴含的是作家内心智慧的灵光。

 

    杨朔曾提出,自己是像写诗一样写散文。余光中等许多人的散文也太像诗。这固然使文章更有诗意,但往往让诗意浓得化不开,所以生硬和牵强就难以避免。由于过度强调智力,尤其是一些大文化散文沉溺于资料和理性,往往缺乏鲜活的灵机和创造,也就少有诗意。其实,好的散文应让诗意增加重量,又让诗意变得清淡自然。在这方面,2012年的不少散文都有此特点。一如果实累累的槐花,它散发着大地的清气、性灵与芬芳。

 

    当然,2012年散文也有“掷地有声”之作,但我觉得“掷地无声”者更多,这是难能可贵的!因为人生的舞台上固然需要主角,但作为边缘文体的散文更应发出众声。不过,优劣短长有时是并存的。2012年散文,缺乏主角的歌唱,尤其是对社会转型的重大问题缺乏关注,这就弱化和降低了今年散文的质地和境界;同时,文体缺乏精炼导致的“散漫”,使得不少散文难成经典之作。我曾提出“形不散、神不散、心散”的散文观,希望散文在形、神上精致凝练,在心灵上散淡自由。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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