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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博文漫话左派右派
——关于《我选择：站在毛泽东一边》的按语
张宏良
最近经常有人说，不知道什么是左派右派，附录中这篇《我选择：站在毛泽东一边》，则十分形象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其实，古往今来左派右派的划分十分简单，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老百姓讲话，就是左派；相反，替极少数权贵富豪讲话，就是右派。如果有人还是不明白，那就跟着良心走，摸摸自己的良心在哪边，哪边就是左派。上苍把心脏放在人体左边不是没有深意的，那是在昭示人类的良心在左边。其实，不仅人类良心在左边，所有美好事物都在左边，包括太阳都是从左边升起——除非你背向阳光。早在仓颉造字的远古时代，我们老祖宗就通过文字结构，在告诉子孙后代什么是左派右派。汉字中用工字组成左派，用口字组成右派；用工作和创造力支撑世界的就是左派，在世界上专门吃喝玩乐的就是右派；左派是劳动者、工作者和创造者，右派是一帮纯粹的吃货；所以右派需要剥削，需要压迫，需要占有别人的财富，需要占有别人的妻女，需要占有别人的机会，需要占有别人的明天，需要占有别人的希望，总之，需要占有别人的一切；而这种能够随意占有别人财富和妻女的制度，就是资本主义制度；所以右派喜欢剥削和压迫的资本主义制度，左派反对剥削和压迫的资本主义制度；左派坚持人人权利平等的共产制度，右派坚持可随意玩弄妇女的共淫制度；左派认为人生的意义是工作和创造，右派认为人生的意义是口腹之乐；左派认为生命的本质是精神，男女之间的幸福是爱情，右派认为生命的本质是肉欲，男女之间的幸福是上床；总之，能够看到人与动物有本质区别的就是左派，相反，认为人与动物完全相同的就是右派。
或许正是为了避免混淆左和右的区别，为了在所有领域都保持左和右划分的一致性，上苍才把左和右的划分标准引入了人类社会，当代表绝大多数人口的公民大会代表进入古罗马议事大厅时，十分自然地站到了国王的左边，而代表极少数权贵富豪的元老院代表则同样十分自然地站到了国王右边，并且这完全没有进行任何协商，如同冥冥中注定一样自然。更为神奇的是在没有任何人为选择的情况下，古罗马无意中形成的穷人代表在左边、富人代表在右边的排列位置，居然变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政治传统，特别是经过法国大革命以后，左派和右派就完全成为了一种固定不变的政治概念。当时同样是在没有任何约定的情况下，谈判中所有革命代表都坐在谈判桌的左边，所有反革命代表都坐在谈判桌的右边。从那时起，左派就成为穷人利益的固定代言人，同样，右派也成为富人利益的固定代言人。由于右派只是代表极少数人利益，所以除了中国之外所有国家的右派，一般都不承认自己是右派（马克思专门分析过这个问题），中国也是近30年以来，随着道德伦理的彻底沦丧，才有越来越的人以右派为荣。说来也巧，却不带任何迷信色彩，在现实生活中，左派和右派的政治立场和自然方位，仍然是不可思议地惊人一致。北大贺卫方教授就曾提到，他们教研室开会时，以巩献田教授为代表的左翼学者往往坐在会议桌的左边，而他们这些右翼学者则不约而同地坐在会议桌的右边。记得有一次，一家媒体借用乌有之乡会议室召开大国崛起研讨会，出席学者全部是左右两翼的代表，几乎没有任何中间色。让人十分惊奇的是，双方代表十分准确地坐在了各自所属的左右两边，居然没有一个人坐错方位，会议桌的左边没有一个右派，同样，会议桌的右边也没有一个左派。几天后再见到会议主持人，我问他是不是有意这样安排的，对方居然丝毫没有注意到这个现象。这让人不由感觉到的确有只“看不见的手”在调节人类生活。亚当·斯密就说过有两只“看不见的手”在调节人类生活：一只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另一只是道德这只“看不见的手”。中国的右派就是只宣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而从不宣传道德（不仅不宣传，甚至天天在贬低）这只“看不见的手”，才把中国弄到了道德沦丧的地步，才把中国变成了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
现在，越来越多的老百姓逐渐感觉到自己的财产，自己的住房，自己的医疗，自己的养老等等，完全是被权贵富豪借用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偷走了。而右派却一直在忽悠老百姓说，西方国家就是依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发展起来的，虽然绝大多数中国人如同范伟一样感觉到是在被忽悠，却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地方在被忽悠。后来左派告诉了大家，亚当·斯密说的是两只手，除了市场这只手之外，还有道德、公平、正义这只手，并且市场这只手要服从道德这只手，道德这只手要指挥市场这只手。此时，老百姓才明白了右派原来一直是在用“半部天书”治天下，在用半个亚当·斯密，在用半个市场经济来忽悠中国人，而之所以要砍掉道德这只手，只选择市场这只手，目的就是要合理合法地抢劫百姓。由于只引进了市场抢劫这只手，而没有道德公平这只手，便对内越来越恐惧，对外越来越软弱（一只手自然打不过西方国家两只手），最终把独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变成了依附性的“中美国”。当所有西方发达国家中所有家庭都在大肆挥霍中国廉价商品，以至于在日本进口中国筷子比雇人洗筷子都便宜，而与此同时北京工人一年工资却买不起一平米住房时，人们才明白了右派的血腥大口是如此欲壑难填，人们才开始关注道德、公平、正义那另一只手，才知道30年来完全被右派骗了，才开始重新关注左派的政治主张，才开始重新回归毛泽东思想。而就在此时却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经常出现的一个现象，这就是：
突然有人喊起了不知道什么是左派右派，认为区分左派右派的时代已经不复存在。历史就是如此奇妙：每当左派开始走上历史舞台时，就有人说不知道什么是左派右派，也不应该区分什么左派右派；而当残酷镇压左派时，却对左派右派划分的清清楚楚。在党的十七大之前，由于老爷子制订了反左是主要任务，把左派压在了地富反坏右组成的五行山下，对左派实行天天打、月月打、年年打的时候，从来没有人站出来说不知道什么是左派右派，更没有人站出来说什么不应该划分左派右派，也没有人说什么划分左派右派的时代早已过去，而是十二万分地清楚什么是左派，以及怎样斩草除根地镇压左派，甚至在党中央果断放弃了反左口号以后，他们仍然在叫喊要继续反左。而现在他们的抢劫行为、他们的卖国行为遭到左派揭露时，人民为了捍卫自身利益和国家利益开始向左派聚拢时，却突然有人跳出来说什么划分左派右派已经过时。并且这种所谓“左派右派过时论”只是单方面说给左派和老百姓听的，而右派不仅坚信左右之间不可调和，甚至在暗中策划事端，准备镇压和屠杀左派，凯迪网（后来发现还有“炎黄春秋”）公布的屠杀左派名单就是一例。许多善良的人们总是认为最近右派日渐高涨的屠杀喧嚣，不过是个别极端右翼分子的言论，其实，对左派实行大屠杀，已经越来越成为整个右翼集团的阶级共识。面对所谓政治改革攻坚战的停滞不前，越来越多的极端右翼人士正在失去耐心，不仅平日那些嗜血成性的极端分子叫嚣要用杀人作为改革突破口，甚至连那些举止优雅、外表娇羞的右翼女士，都咬牙切齿地恨道“中国改革停滞不前，就是因为没有了铁腕人物，现在的领导人不敢见血”，“中国改革要突破，就必须要见血，现在最需要的是蒋介石，是‘4.12’政变！”相信此时这位女士的凶神恶煞样子，足以把任何流氓吓成永久性太监。目前中国右派最欣赏最怀念最渴望的铁腕，就是20年前那句能让所有刽子手都心胆俱寒的血腥格言：“杀掉20万，稳定20年”。
不过，目前最糟糕的还不是右派准备屠杀的喧嚣，而是包括许多左派在内的民众的善良愿望和良好期盼，即使在如此惨烈的“7.5”杀戮之后，许多人仍然不相信右派的屠杀准备，而选择相信右派的所谓非暴力言论。现在要人们相信右派在准备大屠杀，如同25年前让工人相信国有企业私有化一样困难。当时右派提出的国企改革口号是“搞活国有企业”，而没有任何一个人说要“搞死国有企业”，把国有企业搞成私人企业。所以，当这一天到来时，被赶出工厂大门的亿万下岗工人除了悔恨的泪水之外，已经没有了任何反抗的机会。工厂本来是工人的工厂，住房本来是居民的住房，医院本来是患者的医院，学校本来是学生的学校，土地本来是农民的土地，总之，所有这一切本来都是人民的财产。可是现在，人民却失去了所有这一切。人民究竟是怎么失去这一切的？期间没有流血的反抗，没有拼死的抗争，也没有暴力的剥夺，没有暴力的镇压，有的只是绝大多数工人群众欢天喜地跟着右派的忽悠走。30年来右派之所以能够把左派牢牢地镇压在五行山下，凭借的就是忽悠起来的群众力量，由于凭借群众力量完全能够镇压住左派，所以30年来并没有想到要屠杀左派。现在，他们之所以喧嚣要屠杀左派，就是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忽悠群众的力量，除了动用最后的屠杀手段之外，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左右之间的历史大翻盘了。
现在回想起来，30年来中国右派之所以能够占尽历史上风，除了社会主义社会作为新生事物必然要经过历史反复，以及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之外，其中在意识形态方面，左派最值得记取的历史教训就是全盘接受了右派的忽悠。
一方面，在看待世界的方法上接受了右派的忽悠，放弃了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方法，把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方法全部无偿奉送给了右派。而右派在实行左派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方面，则是青出于蓝而更胜于蓝，凡事只问左派右派，其它一概不论。如果是右派，则无论是抢劫强奸，还是扒房子圈地，干什么都可以；相反，如果是左派，则无论怎样都只能是死路一条。并且右派接受了左派当政时期给右派留有出路的教训，绝不给左派留有任何出路。章诒和是中国排名前三甲的大右派的女儿，她在回忆录中提到，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那个被右派妖魔化为饿死人的年代，她一个右派朋友家的豆腐乳都要在许多品牌之间变换选择，虽然她是为了炫耀那个朋友家的贵族本色，但是至少说明了在左派当政时期，右派生活得十分滋润，连用来佐餐的豆腐乳都十分考究。特别是她们一个右派家里还有小汽车，要知道，那个年代的小汽车比现在的飞机还要让人羡慕。这和今天那些无论严寒酷暑都坐在政府门前的马路边，要求能得到一点儿生活费的造反派相比，简直是天渊之别。左派在台上时天天叫喊无产阶级专政，却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专政，只是在下台以后才知道了什么叫专政，才亲身体会到了专政意味着什么。
中国右派坚持阶级斗争最出色的地方，一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打出了反左的旗帜，中国成为古往今来唯一的一个以反左为己任的国家。把反左作为国家纲领，不仅所有的共产党国家没有过，所有的现代国家没有过，包括历史上最黑暗的国家都没有过。二是在全国十几万家报刊杂志、广播电视、印刷出版等传统媒体中，没有一家左翼媒体。这同样是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仅仅几家很小的左翼网站，还时刻生活在风雨飘摇之中，美国和国内买办集团专门雇佣了一批李悔之那样的街头流氓，任务就是天天盯着这几家左翼网站，搜集这些网站的所谓过激言论，经过特殊编辑加工后，通过专门渠道上报有关领导。这些街头流氓的可恨之处和破坏性之大，是一般人根本想象不到的。那些改革教长老送交有关领导的诬陷材料，几乎全都是这些街头流氓制造的。并且李悔之这些街头流氓在干所有这类坏事的时候，都是打着自由主义的旗号，目的就是要挑起中国左派和自由派之间的矛盾，如同“7.5”事件要挑起中国和伊斯兰之间的矛盾一样，如果不是左派和自由派在捍卫国家和人民利益上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天然盟友，李悔之等街头流氓冒充自由派诬陷左派的恶劣后果，可以说是不堪设想。这些街头流氓对祖国和人民犯下的罪行，超过了历史上任何土匪流氓。三是不仅全国十几万媒体中没有一家左翼媒体，并且所有媒体都坚决封杀左翼思想和左翼言论。电视台就是阶级意识的典型，只讲阶级立场和阶级观点，不管是非对错和真假美丑，只要是左派，无论国内国外一律封杀；只要是右派，无论国内国外一律宣传。美国高盛公司中国分公司总裁胡祖六，由于是做投行生意的，在美国本国都禁止上电视忽悠民众，而在中国，居然成了中央电视台的形象代表，经常用我们过去宣传马恩列斯毛的那种特殊镜头宣传胡祖六。总之，凡事只讲阶级立场和阶级观点，是中国右派战胜左派的一大法宝。
另一方面，在价值观上接受了右派的忽悠，越来越用右派的眼光、右派的观念判断对错。少数右派能够镇压广大左派，少数富人能够压迫广大穷人，少数发达国家能够支配广大发展中国家，关键不在于前者拥有强大暴力，而在于前者能够在价值观上统治后者，让后者自觉地以前者的观念为观念，以前者的是非为是非，以前者的目标为目标。也就是说，世界上极少数富人能够统治绝大多数穷人的力量，并非来自于暴力镇压，而是来自于观念上穷人对富人的自觉追随，来自于穷人自觉地用富人的眼光看世界，这才是穷人悲剧的真正根源。毛泽东之所以把目光由政治大革命转向文化大革命，道理就在于此。右派之所以痛恨和惧怕毛泽东搞文化革命，提出制度决定论来对抗文化革命论，道理也在于此。可是许多左派也跟在右派屁股后面喊制度决定一切，结果成为西方国家颠覆和肢解中国的又一个政治力量。虽然这些左派的出发点是好的，是要实现人民的利益，可是在客观上却起到了帮助西方国家颠覆和肢解中国的作用。当初孙中山先生的出发点也是好的，是想拯救中华民族，实现“耕者有其田”，结果却是中国被西方国家瓜分成为几个碎块，各自培养的军阀代理人互相混战，不仅没有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理想，甚至连“耕者有其命”都变成了遥不可及的百姓理想。如果不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恐怕至今中国人民仍然挣扎在血流成河的混战当中。
左派自觉地站在右派立场上看问题，穷人自觉地站在富人立场上看问题，百姓自觉站在官僚立场上看问题的最典型例子，莫过于对文革和改革的看法。文革百姓造反，的确是权贵富豪的一场浩劫，权贵富豪把文革概括为一场浩劫是十分准确的。悲剧就在于老百姓也跟着喊浩劫，结果就是文革造反是浩劫，人民革命是浩劫，农民起义是浩劫，进而言之，历史上所有人民的反抗都是浩劫。如此一来，人民被彻底捆住了手脚，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财产变成了权贵富豪的资本，自己的妻女变成了权贵富豪随意淫弄的妓女，而不再拥有任何反抗手段。因为右派注入的价值观告诉他们，文革造反那种非暴力革命是罪恶的，马克思的暴力革命更是罪恶的，老百姓唯一不罪恶的选择就是想办法发财，或者跟着他们搞具有分赃性质的颜色革命。从无产阶级革命最早的路德运动，到后来的湖南农民运动，再到文化大革命，左派和老百姓最大的悲剧，就在于站在富人立场上看待革命，看待文明。马克思和毛泽东的伟大，就在于他们站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立场上，重新解释了革命和文明，把被颠倒了的世界重新颠倒了过来，让当时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感觉到自己的革命和造反行为，才是最文明最崇高最干净的事情，而反动派对人民的压迫和对革命的镇压，才是最野蛮最残暴最不文明的事情。并且特别指出了革命和造反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所谓不文明现象，完全是统治阶级强加于劳动人民的，劳动人民也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清洗掉那些被强加在身上的肮脏东西。特别是当时的湖南农民运动，不仅被国民党的达官显贵、土豪劣绅骂为是“痞子运动”，是“空前的文明浩劫”，甚至连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等党内人士也认为农民运动太野蛮、不文明。而越是底层老百姓，在观念深处越是把文明看得至高无上。上流社会关于“文明浩劫”的指控，如同铁锁般锁住了农民反抗的手脚，一批又一批的造反农民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一村又一村的老百姓血流成河泪流成河，整个上流社会却是一片欢呼，欢呼文明战胜了浩劫。就在人民已经完全绝望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一声“湖南农民运动好得很”，如晴空霹雳唤醒了农民对革命的自信，对文明的自信，再次燃起了中国革命的燎原大火。否则，仅凭文明浩劫这一顶大帽子，就能把当时的农民运动变成第二个义和团运动，将人民革命扼杀于摇篮之中。其实，在阶级社会中，一个阶级的浩劫，就是另一个阶级的胜利，在没有外敌入侵的情况下，根本不存在什么国家的浩劫。这本来是一个十分简单的道理，可是左派和老百姓硬是在这个简单问题上，在这个被马克思和毛泽东早已反复说明的问题上，被右派忽悠了30年，时至今日，人民已经被忽悠已空，国家已经被忽悠到崩溃边缘，包括左派人士在内的许多群众仍然视文革如狼虫虎豹，如洪水猛兽。这些人天天喊反腐败反买办反贪官反专制，可是在文革等根本政治问题上，这些人却和腐败势力、买办势力、专制势力完全相同，同样把群众造反运动妖魔化为文明浩劫。能够在抢光百姓财产，奸淫百姓妻女后，让百姓仍然能够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看问题，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右派的一个伟大思想成就。
相比文革问题，在改革问题上包括一些左派在内的老百姓更是站在权贵富豪的立场上看问题。就拿30年改革合法性的最根本依据GDP来说，追求GDP增长，这本来是黄世仁、南霸天的事情，和老百姓没有任何关系。全世界除中国之外的任何一个国家，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都不会把GDP增长作为向民众炫耀的政府成就，唯独中国把GDP增长变成了应对万般责难的唯一法宝。无论犯下多少罪行，无论突破多少底线，回答永远都是一句话：现在GDP增长了，人们吃喝增加了。特别是那些天天叫喊全盘西化的右派，在社会发展这个根本问题上，却从来不提西方标准，不讲一丝一毫的西化，张口闭口也总是这一句话，现在GDP增长了，吃喝增加了。他们妖魔化毛泽东时代也是这个逻辑，喋喋不休地反复说那个时代GDP增长慢，吃喝少，还造谣说饿死多少多少万。暂且不论那个时代GDP是不是真的增长慢，也不论这种卖资源卖环境换取的GDP是不是真的增长快（由于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国家依靠卖资源卖环境换取GDP，无法进行比较），更不论依靠卖资源卖环境换取的GDP，是进入了多数人还是少数人的腰部，单就用GDP来衡量社会进步这一点来讲，就是对人类的侮辱和亵渎。GDP绝不是衡量人的标准，而是衡量猪的标准。老百姓养猪，才用GDP的标准来衡量，GDP增长快的方法，就是好的喂养方法，相反，喂养方法就有问题。可是，右派却故意混淆了人与猪的区别，用猪的标准来组织人类社会，结果就是把中国变成了丛林社会，变成了动物世界，并且是对内如虎狼、对外如猪羊的动物世界。现在，包括中央政治局委员薄熙来、汪洋等高层领导都明白了这个道理，都醒悟到GDP这个概念完全是被右派忽悠的结果，中国从上到下认识上的转变，开始推动中国进入了政治转型期。
正是中国政治转型期的大趋势，促使西方国家和中国右派坚定了卸磨杀驴的决心，推翻共产党，解体共和国。特别是在经济上发起了全面进攻，决心要把中国推入万劫不复的历史深渊。
所以，决定中国共产党命运的党内政治大决战，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命运的国内政治大决战，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国际政治大决战（只要我们处理好，不会出现军事决战），已经越来越不可避免，中国左派和右派之间最后的大摊牌，将很快就会到来。
请看下面附录文章。
附录：
我选择：站在毛泽东一边
转自：乌有之乡
毛泽东主义信仰者的基本条件就是要为人诚实，不能隐瞒自己的观点，不能口心不一，不能指鹿为马，不能忽悠，不能首鼠两端。
由此，我坦诚自己的选择：
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我站在社会主义一边；
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地主之间，我站在无产阶级一边；
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我站在共产党一边；
在真共产党和假共产党之间，我站在真共产党一边；
在共产主义和修正主义、机会主义之间，我站在共产主义一边。
在走社派和走资派之间，我站在走社派一边。
在汉武帝和宋徽宗之间，我站在汉武帝一边；
在阮小二和高俅之间，我站在阮小二一边；
在岳飞和秦桧之间，我站在岳飞一边；
在林则徐和李鸿章之间，我站在林则徐一边；
在鲁迅和胡适之间，我站在鲁迅一边；
在嘎子和翻译官之间，我站在嘎子一边；
在狼牙山五壮士和汪精卫之间，我站在狼牙山五壮士一边；
在张自忠和何应钦之间，我站在张自忠一边；
在江姐和甫志高之间，我站在江姐一边；
在焦裕禄和陈良宇之间，我站在焦裕禄一边；
在罗盛教和范跑跑之间，我站在罗盛教一边；
在王进喜、陈永贵和厉以宁、张维迎之间，我站在王进喜、陈永贵一边；
在杨佳和导致杨佳杀人的社会土壤之间，我站在杨佳一边；
在小姐和嫖客以及产生小姐的社会土壤之间，我站在小姐一边；
在邓玉娇和邓贵大之间，我站在邓玉娇一边。
在爱国者和卖国贼之间，我站在爱国者一边；
在第三世界和第一世界之间，我站在第三世界一边；
在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和资本的全球化之间，我站在在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一边；
在自力更生和造不如买、买不如租之间，我站在自力更生一边；
在独立自主和韬光养晦之间，我站在独立自主一边；
在领土不容谈判和搁置争议之间，我站在领土不容谈判一边；
在主持正义、不畏强权和当缩头乌龟之间，我站在主持正义、不畏强权一边；
在储备黄金及其他战略物资和储备绿色的纸之间，我站在储备黄金及其他战略物资的一边；
在把稀土当钻石卖和当大白菜卖之间，我站在把稀土当钻石卖的一边；
在内贾德和布什之间，我站在内贾德一边；
在米洛舍维奇和戈尔巴乔夫之间，我站在米洛舍维奇一边；
在阿以冲突之间，我站在阿拉伯世界一边；
在正义的朝鲜和美、日、韩对朝鲜的欺辱、围困、妖魔化之间，我站在朝鲜一边；
在金正日和叶利钦之间，我站在金正日一边。
在精英和大众之间，我站在大众一边；
在人人平等和三六九等之间，我站在人人平等一边；
在四大自由和不争论之间，我站在四大自由一边；
在罢工自由和无权罢工之间，我站在罢工自由一边；
在五有社会和丛林法则之间，我站在五有社会一边；
在有饭匀着吃和路有冻死骨之间，我站在有饭匀着吃一边；
在造反有理和逆来顺受之间，我站在造反有理一边；
在百家争鸣和独尊儒术之间，我站在百家争鸣一边；
在全民体育（即“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和竞技体育、精英体育、商业体育之间，我站在全民体育一边；
在大众民主（人民民主）和精英（权力、资本、知识精英）民主之间，我站在大众民主一边；
在大众民主的直免方式和精英民主的直选方式之间，我站在直免方式一边；
在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之间，我站在大众文化一边。
在选修英语和必修英语之间，我站在选修英语一边；
在理论联系实际、注重能力和应试教育、唯文凭论之间，我站在理论联系实际、注重能力的一边；
在为国家建设、民族昌盛而读书和读书为升官发财之间，我站在为国家建设、民族昌盛而读书一边；
在“人是第一生产力”和“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之间，我站在“人是第一生产力”一边。
在为人民服务和为人民币服务之间，我站在为人民服务一边；
在廉洁奉公和贪污腐败之间，我站在廉洁奉公一边；
在公开透明和遮遮掩掩之间，我站在公开透明一边；
在勤俭节约和铺张浪费之间，我站在勤俭节约一边；
在劳动者光荣和不劳而获之间，我站在劳动者光荣一边；
在取财有道和不择手段之间，我站在取财有道一边；
在追求信仰和醉生梦死之间，我站在追求信仰一边；
在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之间，我站在集体主义一边。
在保护动物和皮草崇拜之间，我站在保护动物一边；
在环保主义者和消费主义者之间，我站在环保主义者一边；
在善待地球母亲和为了资本的增殖而毁灭地球母亲之间，我站在善待地球母亲一边；
在修身养性和娱乐到死之间，我站在修身养性一边；
在忠诚于老婆、忠诚于家庭和嫖娼狎妓、包养二奶、朝三暮四之间，我站在忠诚于老婆一边。
在公有制和私有制之间，我站在公有制一边；
在计划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我站在计划经济一边；
在按劳分配和按权分配、按资分配之间，我站在按劳分配一边；
在以民为本和以权为本、以资为本之间，我站在以民为本一边；
在人民的军队、工农的子弟兵和官僚的军队、资本的军队之间，我站在人民的军队、工农的子弟兵一边；
在人民大众和铁三角之间，我站在人民大众一边；
在农民和土豪劣绅、村霸、族长、暴戾拆迁者之间，我站在农民一边；
在工人、打工仔、打工妹和资本家之间，我站在工人、打工仔、打工妹一边；
在房奴和房地产业之间，我站在房奴一边；
在散户和庄家之间，我站在散户一边；
在民族资本家和外国垄断资本家之间，我站在民族资本家一边；
在民族资产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之间，我站在民族资产阶级一边。
好了，不管这个世界如何错综复杂，有了上述选择，我就自然而然地、合乎逻辑地、必然地选择：
站在毛泽东一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