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8亿！挑战和谐社会的惊天大案(二)
鲁能事件使中国原本正在逐步晴朗的政治天空再次复杂起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甚至否定胡温新政的伟大转变。就思想理论来讲，我们坚持认为六中全会是中国社会的历史性转变，同时也注意到了最近两年特别是2006年瓜分国有资产进入了最疯狂阶段。这种疯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鲁能集团为代表的对超大型国有企业的侵吞。鲁能集团绝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也不是唯一一个私有化的超大型企业集团，随便翻看一下报刊资料就会发现，在提到中石化、中石油等超大型国有企业时，股评家最常用的术语就是：“该股最具震撼力的，是其私有化题材”，私有化题材已成为购买超大型国有企业股票的最响亮口号。二是外资对中国行业龙头企业、核心大企业以及大银行的渗透和控制。2006年美国花旗银行以联合收购的名义，自己出资不过60亿，就控制了拥有3558亿元总资产、27家分行、502家网点，与世界83个国家和地区917家银行具有代理行关系，连续多年位列全球银行500强的广东发展银行。或许有人会认为，相比花旗银行用60个亿收购3558亿的广发行，用37亿收购738亿鲁能的人出钱还是比较多的，其实不是，外资收购无论价格多低至少还是真出钱，而内资收购往往是不见分文，完全是用你们家抽屉里的钱买你们家的房子。
目前,这两类收购同样疯狂同样严重威胁到共和国的发展，并且越来越明显的表现出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已经完全失去了政治合法性和理论合法性，他们从现有中央政治路线和理论体系中已经找不到任何借口了，只能是不讲任何理由的埋头蛮干。不仅收购鲁能是埋头蛮干，向外资贱卖银行股份同样没有一个像样的理由，中国银监会和各大银行都承认，银行贱卖股份引进外资不是因为缺钱，把银行交给外国人是为引进先进的管理技术。此说法还未等国人反驳，就被外国人狠煽了一个耳光。英国伦敦卡斯商学院搞了个世界最具才干的年轻CEO排行榜，来自中国公司的管理者占绝对优势，不仅位列榜首的是中国人，前10名中的8席，前20名中的14席，前50名中23席都是中国人，并且多数（12名）年龄在40岁以下，最年轻的33岁。而日本CEO的平均年龄是62岁，美国是55岁。这个排行榜至少说明了中国不只是不缺钱，同样不缺少先进的管理技术和管理人才。银行也知道贱卖银行股份没有任何能摆上桌面的理由，所以和鲁能事件一样选择了埋头蛮干的做法。
大家都还记得，曾几何时，中国改革精英的潘多拉魔盒里几乎什么希奇古怪的理论都有，甚至是流氓强奸都能论证出受害妇女的快感来，可是现在，他们只有疯狂没有了理由，一个社会集团一旦发展到连自己都找不到存在理由的时候，无论这个集团多么疯狂都只能是最后的疯狂了，目前中国铁三角构成的利益集团就是进入了历史上最后的疯狂，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历史的期限到了，他们的游戏就要结束了！现在唯一不能确定的是，他们在完蛋之前会让整个国家和人民付出多大的代价。
三、惊天大案正在堵塞和谐社会发展道路
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应该是一个没有强取豪夺的社会；应该是一个能够除暴安良的社会；应该是一个能够扶弱锄强的社会。人类自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强取豪夺始终是古今中外历史上所有祸乱之根动乱之源。所以古往今来人类建设和谐社会的斗争，也始终集中于打击强取豪夺。可以说，除中国最近这30年改革之外，打击强取豪夺一直是世界各国历朝历代的基本政治任务。
中国自古至今打击强取豪夺的基本经验是除暴安良。借除暴以安良，除暴是手段，安良是目的。通过铲除类似南霸天北霸天等流氓恶霸，让那些依靠自己劳动谋生的良民能够活下去，避免出现崔英杰那种因为诚实劳动而被判死刑的千古悲冤。在这方面，毛泽东可谓是古往今来除暴安良的第一大师，他不仅干干净净铲除了恶霸，并且连同产生恶霸的基础一并铲除了。那个时期是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唯一没有恶霸横行的历史。与中国打击强取豪夺的方法不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基本经验是扶弱锄强，即通过国家的转移支付功能，把强者一部分钱拿过来扶助弱者。这是二战以后西方发达国家新经济制度运行的基本核心。虽然西方国家的扶弱锄强与中国传统的除暴安良之间重点不同，除暴安良重点解决的是百姓生存环境问题，贯穿着惩恶杨善的政治伦理，而扶弱锄强只是缩小强弱差别的财富二次分配，但是二者打击强取豪夺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回顾历史就会看到，中国历史上任何长治久安的盛世，西方发达国家战后长期的繁荣稳定，无不是有效打击强取豪夺的结果。
胡温新政以来，在扶弱安良方面已经做了并且正在做着大量工作，仅2006年一年出台的亲民政策就超过以往30年的总和，特别是在教育医疗住房交通等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各个领域，出台频度越来越高的一系列亲民政策，波及到了全国城乡各个角落，波及到了每一个渴望上学的贫苦孩子，再次燃起了人们安居乐业的良民梦想。“胡哥，你好！”“总理，辛苦了！”2004，2005两年春节期间网民自发的拜年声，反映了全国人民对中央战略转变的欢欣鼓舞和充分肯定，这是中国自第一代领导人去世后，几十年来首次出现人民群众自发地向党和国家领导人拜年。
可是，与扶弱安良方面十分明确的政治信号相比，在除暴锄强方面的政治信号则比较模糊，仍然沿袭着已经失灵的固有反贪模式，把贪污索贿的职务犯罪当作打击对象，而没有把颠覆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强取豪夺作为打击对象，以至与2006年十分猛烈的反贪风暴没有起到任何震慑作用。目前中国存在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腐败现象，一种是以贪污索贿的职务犯罪为特征的人格型腐败，另一种是以强取豪夺为特征的制度型腐败。人格型腐败源自于个人恶劣品质，是各个时代都会出现的一种常规性腐败，在基本经济制度确定的情况下，可以通过道德教化和严刑峻法来解决，毛泽东时代杀掉一个刘庆山一个张子善，社会廉洁几十年就属于这种情况。制度型腐败则是由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变迁造成的，与个人品质没有必然联系，其中既有好人也有坏人，如同马克思说的“资本家中也不乏有品格高尚的绅士”一样，制度型腐败中同样有品格高尚的绅士，其典型特点就是许多形成制度型腐败的人，不仅是一个好父亲好母亲好兄弟好姐妹，一个好朋友好邻居好上级好下级，甚至没有丝毫贪污索贿行为，当然，我们说制度型腐败与个人品质没有关系，是就其形成阶段而言，但这种腐败形成后，则会把人变成彻底丧失人性的最疯狂的野兽。
近30年的经济改革，使中国完全陷入了历史性财富大洗牌的经济乱局之中。颠覆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各种强取豪夺，超过了人类历史上豪门权贵最大胆最疯狂的想象。在这种“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财富乱局中，单纯打击职务犯罪的人格型腐败，不仅对强取豪夺的制度型腐败没有震慑作用，反倒会使他们在保持职务廉洁的情况下，更加放心大胆地去强取豪夺。2006年诸如陈良宇、邱小华、王守业、刘志华等一大批贪官纷纷落马，社会强取豪夺的现象不仅没有收敛，反倒疯狂加剧的原因就在于此。鲁能不过是私有化大潮中的一朵浪花而已，并且客观地讲，比较我们所掌握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案例，37亿收购鲁能738亿还是出资比例最高的，一些海内外著名国有企业无论是被洋人收购还是被国人收购，其出资比例都远远低于鲁能，人们关注鲁能，是担心我国能源基地继制造业之后也会落入外国人手中。毕竟没有任何人能向国人保证，这些能源基地不会卖给外国人，将来一旦内外能源一起切断，中华民族就连最后拼命的机会都没有了！
由于除暴锄强的政策没有及时跟上扶弱安良的政策，扶弱安良又触动了强势集团的蛋糕，所以在由丛林社会向和谐社会转变过程中，强势集团抢劫国有资产的活动便不仅没有收敛，反而更加疯狂了。并且强势集团也意识到，只要建设和谐社会的扶弱安良政策坚持下去，就肯定会发展为除暴锄强政策。社会就那么一碗水，穷人多喝一口就意味着富人少赚一笔。特别是30年的改革把中国变成了世界上唯一的哑铃型经济结构：富人穷人越来越多，中产阶级越来越少，任何扶弱安良政策都意味着大切富人蛋糕，必然引起富人的仇恨和反抗。
世界其他国家都是中产阶级为主体、富人穷人两头小的枣核型社会，扶弱安良是由富人和中产阶级构成的社会大多数人买单，冲击力量较小，很少导致富人对穷人的极端仇恨；中国以往传统社会的塔型结构，社会养育的富人比较少，穷人可以自安，很少去打扰富人，因而也很少引起富人对穷人的极端仇恨。目前中国富人对穷人的仇恨之所以越来越极端，一方面是中央扶弱安良的政策分切了他们的蛋糕，引起了他们对那些穷鬼越来越憎恨，另一方面是他们横扫天下如卷席的强取豪夺，形成了越来越强烈的内在恐惧，强烈的内在恐惧必然转化为疯狂的对外仇恨，如同大屠杀能够把士兵变成野兽一样，屠杀规模越大就越恐惧，越恐惧就越疯狂越仇恨，屠杀规模就更大。历史上害人者的仇恨远远超过受害者，并且受害者越老实越容忍，害人者的恐惧和仇恨就越强烈。北京人那句话“见了耸人耧不住火”，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30年来改革精英们总是散布什么中国人有仇富心理，其实恰恰相反，中国人对富人的宽容天下无双，中国人对穷人的仇恨同样天下无双。汉语词典中咒骂富人的成语很少，而咒骂穷人的成语则多如牛毛；西方国家从最早的莎士比亚到现在的好莱邬，作品中几乎所有坏事都是富人干的；中国30年来几乎所有的媒体天天都在神化富人妖魔化穷人；以至于在当今中国并且唯独在当今中国，贫穷已成为黄赌毒盗抢、坑蒙拐骗假等所有罪行中最严重的罪行。“万恶穷为首，百善富为先”，人们宁可为偷为盗为骗为娼；宁可贪污索贿制毒造假；宁可伤天害理为祸天下；也不愿意作穷人。可以说，当今中国社会的全面腐烂堕落，就是这种仇穷文化泛滥的结果。
中国强势集团的仇穷心理，在目前建设和谐社会的斗争中表现的特别强烈。自胡温新政推出一系列扶助弱势群体的政策后，中国的改革精英一改过去为民请命的旗号，公开警告中央政府如果代表弱势群体利益将会“亡党亡国”。西山会议更是宣布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是一个“没有注册的非法组织”；在经济上是一个抢劫他人财产的抢劫集团；并且积极准备通过政变或“颜色革命”扭转中央政治路线。后来，陈良宇的垮台粉碎了其政变企图，毛左派的卷土重来又堵塞了其“颜色革命”的道路。他们便开始全面激化矛盾，公开几百上千亿的抢劫国有资产，引领外资控制中国装备工业，勾结国际游资潜入中国金融市场，强行通过《物权法》等一系列极端做法，把包括左派在内的各种正义力量逼上绝路，引爆社会矛盾，最终逼迫政府动武，再来一次八九风波，彻底摧毁反对他们的各种社会政治力量。所以，尽最大努力把中国引向暴力选择道路，就是几十年来一直打着民主旗号的右派精英，为中国设计的政治归宿。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中国右派对暴力的迷恋。喜欢和迷恋暴力，是中国右派不同于西方国家右派的一大特点。一般来讲，西方国家的右派不太喜欢暴力，这倒不是因为西方右派比中国右派慈悲，而是西方右派比中国右派聪明。人们对社会的支配是通过三种力量实现的：权力，财力和暴力，由于富人拥有权力财力，穷人除了暴力一无所有，只要将暴力排除掉，就等于捆住了穷人的手脚，任凭富人宰割。所以西方国家在用权力财力能够解决问题的情况下，很少选择使用暴力，并且为防止老百姓使用暴力，在政治伦理上对暴力进行全面妖魔化。中国右派则恰恰相反，他们对血腥的兴奋程度远远超过海洋鲨鱼，可以说是世界所有生物中最喜欢血腥的一种动物了，从慈禧太后杀六君子，到蒋介石“4.12”大屠杀，抗战胜利后发动内战，到文革初期搞白色恐怖，76年宫廷政变，89年军事戒严等，无不反映了中国右派特别迷恋使用暴力。相反，中国的左派倒是天真温情，不被杀至最后一个人绝不会选择暴力反抗，从最初的共产党到后来的红卫兵都是这样，如同李小龙和成龙电影中的那些英雄一样，只有在被杀的还剩最后一口气的时候，才会绝地反击，暴力求生。可以断定，如果胡温新政不能像古今中外那些成功新政一样，果断有效的打击强势集团的强取豪夺，那么，中国的暴力结局将不可避免。所以我们总是讲，胡温新政是中华民族实现不流血转变的最后一次机会了。
其实，中国强势集团留给胡温新政的选择余地越来越小了，《物权法》就是一个典型信号。如此迫切的要搞一个“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物权法》，其实就是为了用法律洗钱，把这些年通过国企改制到手的财产漂洗干净，可偏偏说什么富人穷人都有财产，《物权法》对富人穷人是平等的，这等于是说西门庆和武大郎都有妻子，允许闯入对方卧室的法律，对双方都是平等的一样，其实他们心里十分清楚：武大郎根本没有条件闯入西门庆卧室，搞这么个法律等于是任凭西门庆占有武大郎妻子。哪怕是没有丝毫经济学和法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个社会是员工出力老板出钱，由于员工的劳动力不是物，自然不在《物权法》保护范围内，《物权法》所要保护的只能是老板的钱，怎么能说对富人穷人的保护作用都一样！如此简单的道理大家都懂得，那为什么去年刚刚被否决的《物权法》今年一定要强行通过？道理同样很简单：国家被绑架了，没有选择余地。
《物权法》的实质就是要用法律形式确立他们抢劫的公有资产具有合法性，能够世世代代传承下去，子孙万代永享富贵，在其核心条款中表现的十分清楚：“在受让时不知道或者不应当知道转让人无处分权”、“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等，即受法律保护，如果剥掉其故意让人看不懂的玄奥晦涩语言，翻译成白话就是：你们家保姆把你们家一百万的房子，十元钱卖给了她爹，只要她爹不知道这房子属于你，你家的房子在法律上就归她爹所有了，如果你再去要，就是犯法。由于现在房子已经在她爹手里了，如果不通过《物权法》，她爹就要把房子卖给外国人，即便把整个中国最激进的左派都放到人民大会堂，只要对国家和民族还有责任感，就只能选择投票通过，否则，财产就会流向国外。现在的鲁能就是典型：鲁能的738亿已经成为私人财产，如果你通过《物权法》，这738亿就可能留在国内；如果你否决《物权法》，这738亿马上就可能流向国外。九十年代私有化大幕拉开后，每年都有数千亿资产流向海外，全国私有化的企业数十万，资产数万亿，如果都流向海外，哪个中国人不心疼！除了同意法律洗钱之外，还能有什么其他选择！最近一位央行副行长的话概括的十分准确：“一个富人赚了钱就转移到国外的经济制度是很难持久的”，要想把类似鲁能集团这些私有化的国有资产留下，就只有通过《物权法》，承认这些资产私人占有的合法性，庄严宣告这些资产从现在开始“神圣不可侵犯”。什么“原罪问题”、“第一桶金”等问题，自然也就随之烟消云散了。可见，《物权法》就是国家绑架者开出的赎金，既然我们的资产已经在对方手中，如果我们不想失去这些资产，那么就只能像不想失去孩子的父母一样，如数支付赎金！
鲁能集团和《物权法》标志着国家进入了可怕的无序状态，社会无序状态的标志就是其行为的合法性。鲁能集团的律师已经宣布，鲁能集团的收购完全符合法律程序，没有任何法律破绽；将要强行通过的《物权法》更是人大代表投票通过。历史上再也没有比人神共愤的邪恶行为具有合法性更加可怕的现象了，邪恶行为的合法性，往往是天下大乱的绝望征兆。道理很简单，如果邪恶行为是违法的，表明这个社会的基本秩序和基本制度是健康的，邪恶行为是破坏社会制度违背社会秩序的结果，无论统治者还是老百姓都还有一个解释和希望，希望通过制度本身的完善和更新来消除邪恶。所以，违法的邪恶行为无论多么严重，都不会导致百姓绝望和引发社会动乱，包括违法者本身在内的整个社会都知道，违背现行法律的行为，是由违法者自己承担“买单”风险，他所获得的是一种“杀头利润”，社会对这种“杀头利润”往往能够容忍，并且会用恶有恶报、平安是富来安慰自己。
比如进口垃圾就是一个典型。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发达国家的垃圾场，全世界70%的有毒垃圾都运进了中国，垃圾已成为美国对华出口三大商品之一，仅英国每年倒在中国的垃圾就超过二百多万吨。整个太平洋和大西洋上日夜奔流的远洋巨轮，大都是把中国廉价商品送到发达国家满足他们消费，然后再装满他们消费后形成的垃圾运回中国。汕头大学研究报告指出，垃圾进口地区的中国孩子80%铅中毒。每个中国人从小就歌唱的我们“可爱的祖国，可爱的家乡”，现在居然变成了洋人的垃圾场，这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最大的奇耻大辱。1月28日新华社《参考消息》头版用通栏特大标题报道了此事，表明了媒体对此事的极度关注。可是整个社会居然没有丝毫反映，为什么？除了国人的麻木之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发达国家向中国倒垃圾是一种违法行为，国人相信通过制度自身的完善和更新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而鲁能收购案对国有资产的随意占有和《物权法》对民众意志的随意玩弄，则完全是合法的行为。合法行为意味着不是由他们自己承担“买单”风险，而是由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社会基本制度为他们“买单”，形成了私人发财、国家“买单”的“免费午餐”。这种绝妙的“免费午餐”完美体现了国家绑架者的政治意图，使社会所有进步的政治力量同时陷入了完全绝望的境地：在现有政治制度框架内已经彻底丧失了解决问题的任何希望。因为他们合法，他们合法则意味着任何反对者都违法，违法就是坏人恶人。在此好人和坏人分毫不差的彻底颠倒过来了，高俅童贯变成了好人，林冲宋江变成了坏人。每个社会集团甚至其中每个人都面临着一种极端选择：要么接受他们的掠夺和强奸，要么就变成现有制度的敌对者，此外绝没有第三条道路。这就是几十年来中国精英集团背离世界政治文明发展进程，借改革之名另搞一套具有中国特色法律制度的真正用意，现在他们正在试图用这个东西把胡温新政置于死地。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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