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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短篇小说《我要找到你》被阳燕老师点名,存谢!

(2018-05-21 09:06:22)

《长江丛刊》文学评论(专题) ▏阳 燕:往幽深处掘进,在传承中创新

原创: 阳 燕 长江丛刊 4天前


阳燕,江西人,文学博士,湖北大学教师。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电影艺术理论的教研工作,主要涉猎当代作家的小说创作、地域文学、大众文化等研究方向,出版《世纪转型期的湖北小说研究》与《我读李修文:青春的叙事》两部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多篇,主持并参与多项省部级、国家级社科项目,获第八届湖北省文艺评论奖一等奖。



  

往幽深处掘进,在传承中创新

——2017年湖北短篇小说观察


  相对于体量大、产量多的长篇小说,短篇是一种很难引发轰动与热度的文体,边缘处境为时已久。近年来,随着整体文学环境的改变,加上微博、微信等互联网传媒的助力,短篇小说的创作出版数量皆有增加,引发了读者与批评界更多的关注。在全国性短篇小说回暖升温的背景下,2017年度的湖北短篇小说延续了此前的发展路径,知名作家不断推出新作,年轻作家崭露头角,共同成就了一个稳健中或有惊喜的年份。

 

一、现实关切与独到发现

  短篇小说以短小精悍、灵活机巧见长,敏感于生活脉动,迅捷反映社会现实,被视为文学中的“轻骑兵”。湖北的短篇小说秉承其惯有的现实主义传统,对变化中的历史现实、社会人生持有极大的关注热情,将敏锐的触须伸展到时代生活的诸多方面,以文类的优势展示生活的诸般形貌,如严辉文的《棉絮围》、姜燕鸣的《秋天到了》、刘会刚的《清明》、彭金荣的《夏天不热》、许建国的《毒苗》、陈钢的《余温》等作品,皆可归入此列。

  而一个好的短篇创作则不能满足于照相式的摘取与实录,还需有所发现,通过独特的视角,呈现生活内里的丰富与复杂。谭岩的《闹钟》(《清明》2017年第2期)便是这样一篇试图穿透表层生活形貌,趋向批判现实主义内核的作品。小说叙写了一场发生于服装专卖店的风波,值得关注的是,作者着意将小说叙事与左翼文学传统相联系,试图在一个更广阔的视角上观照底层打工者的命运。一点稀薄粗浅的历史课本的记忆,加以现实情境的激发,主人公赵小艳自觉地把“与老板叫板儿”“与老板翻脸”的行为比附为“斗争”,将姐妹们为争取更人性、合理的工作环境而进行的抗争称之为“罢工”。在简短的尺幅中,作者完成了老板—经理—员工三个阶层的人物的塑造,对主体形象的打工者们,更赋予人物个性与阶层共性的融合,比如她们对待罢工的态度便各不相同,有稳重而怯懦者,有心机而利己者,有懵懂而盲目者,个性其表、意味其里。小说结尾,罢工斗争获得了胜利,而敬业勤快、能干倔强的罢工组织者却被资方“合理”辞退,这样的反转,对资本当道、利益至上的现实给予了更有力的批判。

  类似的还有普玄的《过生日别在外面喝茅台》(《清明》2017年第4期),小说延续了作者对民企老板的特别关注,描摹了个体执业者“每况愈下”现实境遇。老牟,一个穷得付不起房租的老板,决定赊账设宴“为区长庆生”,以使自己摇摇欲坠的煤炭经营部能获得转机;胖子陈,是老牟麾下仅剩的唯一员工,已被拖欠了好几个月工资,家中妻子怀孕正急需用度。为了省钱,牟老板准备了真假两种茅台,真要过生日的陈胖子只能喝假酒,而真茅台等待的却是未必会到来的区长。作者以简洁嘲讽之笔尽写老牟的挣扎、算计与胖子陈的沮丧、郁闷,而最有意味的地方在于,小说对两个人物的“前尘旧事”所作的暗示——穷老板老牟原先也是做过大生意的,潦倒的胖子陈也有机关干部、大型企业部长的过往履历。但他们何以就被抛离了既有的轨道呢?小说并未给出足够的提示,却让读者回味思考。

  在湖北的现实主义短篇小说创作中,农村题材依然是重心,占比三分之二强。李传锋的《活丧》《长江文艺》2017年第11期)是其中完成度较高的一篇。小说聚焦于空心村中老人的生存境况,对于年过七旬的“平叔”而言,困扰他的除了苦寒贫穷、缺钱少药,更有内心无边的寂寞,“好多天见不到一个人影,除了天上的鸟儿,地上的虫子,见不到一个活物”,最害怕“死在屋里没人管,被蛆虫吃。”小说遂以浓墨重彩的笔调书写了平叔孤寂晚年的一场大事——“活丧”。尽管办活丧的真实动机是儿子“想借整酒收人情钱”,现代音响与年轻道士念经也有点不伦不类,但活丧仍然给平叔带来了少有的激动与活力,瘸腿的他加入到了跳丧的队伍,“神助似的,恣意而跳”,直至突然死亡,使一场活丧变成了真正的跳丧。小说在一般性的底层叙事中融入鄂西土家族敬白虎神、唱歌、跳丧等民俗风习,与融生死悲喜于一体的“撒忧儿嗬”一样,《活丧》也有社会现实、文化风俗、个体人生的交融叠印,寻求艺术与思想的平衡。陈应松的《荆江某段》也是一则关于暮年者的叙事。老船工曲四孑然一身、了无挂碍,爱喝酒,爱看江上五颜六色的航标艇与航标灯,藉此回忆自己过往的水手生涯。为了一艘丢失的航标艇,貌似“老来无人情”的曲四与窃贼动了干戈,甚至想花钱买回那条航标艇。然而,老船工的一己之力终是抵不过世风日下,等不及他重新将航标艇带回荆江,一场骤起的黑风暴来袭,最终导致“两艘船搁浅,七八人遇难”,老船工自己也在愧疚与失望中投身入江。陈应松与李传峰笔下的“老人之死”笔墨各异但情味相通,借助“暮年者的隐忧”,作品书写了喧嚣声浪之外的一缕感伤余音,表达了作家对于时代与生活的独特观察与思考。

  晓苏的“油菜坡”系列是湖北乡土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年度作者继续为其“油菜坡”立传写照,陆续推出了七八篇作品,从不同的侧面展现鄂地乡民的人情世相、喜乐悲欢。如《看病》,叙写村民在交通局副局长亲友“关照”下的一次就医经历,于“一路绿灯”中展示出“权力”支配下的各种社会病相;《撒谎记》中,为报销医疗费用,主人公试图撒谎掩盖醉驾事由,结果被医院院长、村长夫妇、涉事乡邻多方“揩油”;《妇女主任张开凤》《推杯换盏》聚焦于现代化、城市化冲击下乡村的婚姻问题与女性命运,《两次来客》《推牛》则致力于农民精神情态的刻画,在好面子、爱攀比、虚荣、欺瞒、自私、促狭等人物性格心理的开掘中,探讨物质富裕后农民精神层面依然贫瘠的现实问题。晓苏的短篇小说注重故事性,夸张性、喜剧感以及情节的反转,用得多了有时也成套路。相比之下,《父亲的相好》(《钟山》2017年第3期)展示了不太一样的审美格调。小说从女儿的视角讲述了父亲与其相好从青春到暮年长达几十年的情感故事。时代语境的变迁仅是故事的淡远背景,伦理道德与个体情感的矛盾纠葛也非故事重心,小说最大的特色在于叙事者“我”内敛清淡的叙事姿态,既有对父亲、母亲甚至父亲相好的朴素之爱与理解,也有因年龄、阅历、处境而生的微妙的心理变化,从而书写出“人间事情”的混沌之美。  

二、精神困境与人性幽微

  作为以叙事为核心的文体,短篇小说需要故事,却不能仅仅停留于故事。一个好的短篇小说需趣味之中蕴含意味,向生活纵深处开掘,展示人之心灵曲折与人性幽微,为叙事画龙点睛,成就艺术与思想兼具,既可读又有回味的作品。

  曹军庆前一年度的短篇(如《胆小如鼠的那个人》《向影子射击》《旧报纸》)带有明显的现实性与话题性,2017年,作者转向了“情感”主题的书写,创作了《我和小丹在一起》(《江南》2017年3期)这样一篇富有现代意味的小说。苏长河与孙书兰是关系尚可的同事,当前者在短暂的婚姻中饱受煎熬,后者频繁相亲无果陷入焦虑时,两人更成为无话不谈的密友。事情变化始于“小丹”的出现,“自从有了小丹”,苏长河获得了“奇异的安宁”,而孙书兰也对“变得沉稳、大气、内敛而能干”的苏长河产生了强烈的爱意,无奈苏毫无所感,只对“小丹”情有独钟。如果至此,小说也算写出了人类情感的错位与无奈,偏执与暧昧,但曹军庆显然无意复写一个俗常的三角恋故事,情节偏转发生于孙书兰对“小丹”真相的揭示——小丹并非真实的女子,而是一个充气娃娃。苏孙友情由此分裂,倾覆他俩友谊小船的不仅是情感的隔膜,更有世界观的分歧——孙书兰认定小丹是非人类的“物品”,而苏长河却将小丹视为他真正的恋人与亲人。小说结尾,情节再度反转,孙书兰结束了对苏长河一厢情愿的追求,仿佛一切归于平静,而实际上不过是孙书兰也有了可恋之物,一具形似苏长河的名叫“小龙”的充气娃娃。难道永不欺骗背叛的充气娃娃才是人类之爱的归途?曹军庆从恋物癖的角度折射人类深刻的孤独处境,可谓荒诞中见真实,幽默中抵深度。

  马亿的《引力》(《山花》2017年第1期)呈现了一个更超现实、非日常的世界。小说中,电脑维修技师男人、暗娼阿霞、小学生小安,这些本无交集的陌生人同为“猫天使”网站的成员,在虐待弱小动物这种类同的行为中获得相通的快感;而另一方面,这些人也处于遍布街巷的“天眼”监控中,被一个更大的网络连缀与捆绑。作者以极其冷酷的笔调陈述了人们荒诞的存在现实,所谓“引力”或许就是人性深处的黑暗、残忍以及与之相携的灵魂孤独与苍白,小说情节悚然,叙述涩重,却从独特的角度诠释了现代人精神世界的残酷与真实。

  现代生活赋予人们更快捷的速度、便利的讯息及更丰富的物质,而焦虑、压力、虚无等精神困扰也随之偕来,关注人之精神处境的湖北小说并非少数。肖雅芳的《万马奔腾》(《长江文艺》2017年第7期)将故事铺陈在一个名为“国学静心禅修班”的所在,与“万马奔腾”的标题构成有意的对照,在快与慢、静与动中解析现代人的精神出路。鄢莉的《一块牛排》(《青年文学》2017年第1期)描述了一个所谓的“饭局”,餐厅的陈设与餐品装点着食客的上流身份,美食却在巧舌如簧中演化为一段段惊艳的“叙述”,“一种菜肴也被他们说出了如此多的花样”,小说以微讽之笔写出了食物之“实”与灵魂之“虚”的交缠之态。张玉华的《扇面上的老虎》、王倩茜的《好的,再见》、万雁的《我要找到你》这几个作品则从婚恋角度切入,从围城内外刻写现代人情感世界的迷离与暧昧。前者描摹未婚者的爱与欲望,貌似爱情来临,却在无限的靠近中一再逃避,主人公“执意睡小床”的细节展示了爱的匮乏及对温暖的渴求;中者聚焦婚姻中的男女,他们“在适婚的年龄,终于成为彼此看得顺眼的那一位”,但进入婚姻并未消除彼此的隔膜,公婆的介入更添黯淡和荒凉;后者是一个双线叙事的文本,通过与拾荒老人的交往,主人公何青苗渴望打开一个开阔的世界,同时也打破自己婚姻生活的平淡窒闷,找到一种别样的人生。

  对现代人心灵世界进行叩问的同时,作家也以艺术的形式构筑新的精神家园,展示生活的多重性与人性的复杂度。夏艳平的《父亲的渔网》(《黄河文学》2017年2期)以儿童视角叙述了一段隽永的乡村故事,以父亲编结渔网的情节串联起父母之爱、家庭温暖与生机盎然的日常生活细节,及至乡邻的玩笑打破温馨的时刻。父亲与秦寡妇是否有过私情,是否曾编过另外两把“捞儿”,小说对此未作交待,事实上叙述者并不关心这些流言是否属实,更愿意用童心照亮成人生活的凡庸,因为父爱使“我”坚信,“父亲是想找个清静的地方,早点帮我把捞儿织起来……捞儿织好了,就回来”。张春莹的《许愿灯》(《作品》2017年第7期)讲述了一个“几乎无事”却有余味的故事。万字出头的篇幅中,作者叙写了主人公并无太多波澜的经历,“他”出身平凡,师专毕业后回到镇上教书,学生时代的单纯初恋随之无疾而终,对漂亮招摇的女学生避之不及却依旧落网其间。在流利而疏淡的叙述中,自然生动的人物形象呼之欲出,其命运色调也融合了原生家庭、社会环境与自身性情诸多因素,“人是本分的人,却不那么老实”,“并非感情淡薄,却也看不出多么浓厚”,不重名利、云淡风轻,实际上可能只是“松懈和懒”。小说结尾,新年的许愿灯下,“他”简单一句“新年好”道出了青春褪色后淡远的人生况味,仿若辛弃疾那句“天凉好个秋”,够朴素,也文艺。

三、文体探索与别致叙事

  韩少功曾说,“实验性的小说最好是短篇”,这个论断有一定的合理性,相比长篇与中篇,体量小、灵活度高的短篇小说拥有更多的创新潜能,一个有文体自觉意识的作者,总力图在戴着脚镣的舞蹈中探寻更多的创作可能性。例如,牛海堂的《生活在树上》便以一只芦花鸡为视角展开叙事,机敏而有趣;程文超的《你真要去打官司吗》则是多个第一个人称并列,通过县衙胥吏、村长、原告者母亲、被告乡邻等诸人物的分别叙述,让一场预先张扬的“官司”延宕乃至消泯。

  一般而言,限于篇幅,短篇小说往往采取“横切面”的方式以小博大,窥一斑而知全貌。但习例并非定则,裁剪得当的短篇依然可以完成复杂的大叙事,丁东亚的《半夏生》(《山花》2017年第7期)即作了此番尝试。小说由孙辈之“我”讲述三代人的故事:祖父是摄影师也是革命者,他的照相馆便成为暧昧之地,既经营生计,也谋革命大事;而到照相馆拍照的妓女们却成了父亲青春性事的启蒙者,促成他一段沉迷烟街柳巷的记忆;“我”是“母亲从妓女怀中接过”的一个婴儿,与蓬勃情欲与大时代历史皆有隐秘关联,但成年后的“我”既无祖父的宏大抱负,也无父亲的生命力量,唯余孤独、委顿、犹疑,陷落在妻子与前妻的琐屑怨怼之中。小说将革命与欲望、知识与人性、个人与时代复杂交织,以短篇的构架含纳长篇的素材,大量的空余留白给读者以丰富的想象空间。

  传统的短篇小说强调叙事的精巧性,诸如莫泊桑、欧亨利式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情节设计、反转结尾,常被视为短篇叙事的典范。而突破故事情节的经营也能获得另一种美感。近年来,文学研究者於可训以小说家的面目示人,陆续推出了《幻乡笔记》《乡野异闻》等作品,作者善以笔记体、方志体叙写鄂东湖区的世俗人物与乡野故事,富有浓郁的水乡情韵和生命情怀。本年度的《金鲤》(《长江文艺》2017年第5期)是於可训“新学人文学”的又一篇章,小说以散文的笔调描述了放鸭的细女与打渔的水伢两个单干户家庭在非常时代的交往,充满生活的情味,两个少年初开的情窦也率真自然。水伢与大鲶的人鱼大战、细女与金鲤间的人鱼情感、金鲤产籽,是小说中最精彩的三个片段,皆意蕴悠长,既有诗情画意之风致,又充满天人合一的格调,传承废名、沈从文、汪曾祺抒情写意小说的余脉,为湖北的短篇小说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笔记是中国传统文学中一种重要资源,跨文体的书写方式使之含纳广博、自由灵活,较其他文体更可资转化与利用。韩永明运用笔记体的方式写成《乡音书》(《长江文艺》2017第9期),也是本年度一篇清新之作。小说挑选了“秀吃”和“作劁”两个湖北乡村常见的方言词汇,由辨音、释意进而引出人物故事。“秀吃”篇叙写了粮食紧缺年代里雨村人在饱腹的生理需求与“吃得少”的情理修养中的两难,满堂的故事不乏笑料却也自有生活的暖意;“作劁”篇中,补锅匠朱驼子把“结扎”说成“作劁”影响了雨村的计划生育工作,被村书记推上了手术台,羞愧之下背井离乡,却也由此收获了更好的命运。笔记体赋予《乡音书》灵活的叙事笔法,方言中蕴含民俗地理、风土人情,人物故事与时代背景、社会变化水乳交融,于尺幅之间展现浓郁的乡土情味。

  同为乡土题材,舒飞廉的《田鼠家》(《长江文艺》2017年第6期)又是别一种风格。小说以灵动的笔调叙写了宝伟、艾清、邦胜等人充满孩提趣味的童年往事,“灌田鼠”的游戏神奇魔幻,少年宝伟与田鼠宝堂相映成趣,其间也穿插了儿时玩伴们成年后的人生际遇,延展出更开阔的叙事时空。小说将现实与回忆、过去与现在、现实与幻想融汇一体,在书面语与方言的生动流转中,编织了一曲淳朴天真、充满童话色彩的田园之歌,叠印出醇厚的人生情义。

  虽为文学新人,唐诗云本年度发表的《白雪皑皑》(《中国作家》2017年第8期)却称得上成熟而别致,表现了不俗的才华与创作潜力。作为一个超生的女孩,“我”被父母几度送人而未果,遂成了一个“寄养在家里的亲戚”,小说以此为起点书写了一个被忽视、冷落且自疑忧伤的童年记忆。然而作者的视野是开阔的,小说中,怀才不遇、梦想破灭直至回归凡庸的父亲,心性骄傲却并被生活磨损得更加固执倔强的母亲,饱经苦难依然宽厚仁慈的奶奶,这些人物皆刻画得真实生动,与日常生活的琐碎细节相互交融,不乏人性深度与生活厚度。小说有明显的散文笔调,淡化故事情节,情感成为叙述推动力。小说的情感强烈而又克制,流淌着叙述者对父母与故乡的复杂情绪,失望又深爱、逃避又留恋、反抗又犹疑、愧疚又负罪,即如标题中的“皑皑白雪”,漫天冷酷又晶莹通透,既呈示出生命的忧伤本质,也有一种经岁月淘洗后的深沉,令阅读者回味。

  上述系笔者对2017年度印象较深的湖北短篇小说所作的浏览评述。对于以“文学大省”称谓的湖北文坛而言,湖北短篇小说的优秀之作并不太多,大多数的作品依然陈旧、简单,在内容的开拓、技巧的打磨以及语言的锤炼诸方面,皆有改进空间。“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作家尽可在短篇这个缩微的文体中驰骋想象、探索开掘,建构起属己的精彩文学世界。期待湖北文学出现更多、更好的短篇小说。



本文原载《长江丛刊》2018年5月/上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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