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的一九八六年，岳西储氏擎柱君首倡续修我迁潜储氏“四德堂”家谱。时先父退休赋闲在家，参加了丙寅谱的修撰。闲聊时谈过一些家族的大致情况。当时经济条件有限，修撰人员多为退休人员，不计报酬尽义务，以节约费用。解放后续修家谱我储氏在岳西是第一个吃螃蟹的，甚至在安徽也是最早之一。因大“气候”不甚明朗，一切都是悄悄地进行的，小心谨慎，总馆和分馆均选在山中单门独户处。有点地下工作的味道。

    我迁潜储氏历史上曾数度续修家谱，受族众生活窘迫的制约，家谱的印刷和收藏均不多，且一般都收藏在祠堂和富户（地主、富农）人家。因战乱和政治因素，特别是扫“四旧”的洗劫，家谱基本被毁，所剩百无一二。同治、光绪谱仅剩卷首残篇，民国甲子谱尚存若干册。丙寅（86）谱务人员大多也是首次接触家谱。他们在修撰中发现在清乾隆至光绪间我储氏先人有大量外迁者，而迁往的目的地主要集中在那么几个地方。西迁到陕南的兴安府、商州府、湖北的郧阳府。东迁到浙西的严州府、衢州府、江南的宁国府、徽州府。迁出人口达数千众，遍及陕西、湖北、浙江、江西、江苏、河南、四川数省。对此大规模外迁之原因不知其然，说法不一。当时也不敢兴师动众派人外出采访开稿，只有少数按老地址的书信联系也无回复。

    对于远迁的本家，桑梓的族众没有忘记他们，这在家谱中可以看出。家谱中记录了大部分远迁人员的府、州、县及小地名。说明迁徙后与老家保持了联系，每届修谱都有人员前往采访开稿，参与了修谱。这在那个交通不发达、生活条件艰苦的年代，不辞辛劳远涉千山万水，实属难能可贵。足见我族先人对“收族敬宗”的重视。但由于迁徙人员多，且遍及数省。采访难度之大可想而知，遗憾在所难免。先人寄期望与后人，在于今信息时代，吾辈没有理由不为完成先人遗愿而努力！

    最近我对先辈迁徙原因查阅了一些资料，其原因大致如下： 安庆的第二次移民浪潮发生在乾隆年间，这次主要是人口的迁出，目的地主要是陕西 南部地区，陕西地区在明末曾是李自成、张献忠与政府军的重要交战区，所以其地至清初已几绝无人烟，政府在实行“湖广填四川”的同时，对陕西地区也实行了优惠的招徕移民政策，而其时的安庆府曾饱受水旱之灾，难民四处流亡，自然就随流民大潮徙入该地，如民国 《商南县志》 卷2 载：“乾隆二十年后，江南安庆数县入襁负迁商，爰得我所，闻风兴起，接踵者日益众，此商南有‘小太湖’之名也。”又如嘉庆《山阳县志》卷12载：“及四十四年，安徽、两湖数省屡被灾侵，山民络绎前来。”由安庆入陕南的移民运动直到道光初年才结束，这些情况也可在民间家谱中得到印证。而这次移民大潮结束后，两地之间却保持着长期的联系。 除了流入陕西地区外，徽州和浙西山区也是安庆移民的目的地，如嘉庆《绩溪县志》卷1载：“近多不业农而图利者，招集皖人，谓之棚氓，刊伐山水，广种苞芦。”所谓“皖人”即安庆人。同书又说：“近于乾隆三十年间，安庆人携苞芦入境租山垦种。”又如嘉庆《于潜县志》卷18载：“近年人图小利，将山租安庆人种作苞芦，谓之棚民。”于潜县今并为临安县。这一情况同样可在民间家谱中有所反映。 第三次移民浪潮发生在太平天国时期，这一时期安庆人口剧减，除了部分死于战火外，有相当一批是迁入了皖北和江南的池州、宁国、广德等地及苏南和浙江地区。长达11年之久的“安庆保卫战”使得安庆人口受到极大地摧毁，但由于安庆人口基数大，并没有遭到致命的打击，与其他地区相比，人口仍然较多，所以安庆仍旧成为移民的输出中心之一。这一时期从安庆迁出的人口，入池州府的为最多，今天在东至、贵池两地有大量说着安庆方言的居民，他们仍然与江北保持着经常性的往来。 清代由于实施放垦秦巴的政策，大量湖广移民商州地区。康熙十八年(1679年)平定吴三桂判乱后，荆襄、陕南一带的局势逐步稳定下来，外地流民进入鄂西北和陕南一带，然后溯汉水和陡河、丹江等支流河谷西上，并向邻近的低山兵陵扩展。商丹盆地及邻近的低山近陵紧邻鄂、豫，是陕西南东端的重要门户，移民进入的数量相对来说比较多。乾隆十年至二十年间(1745—1755年)，商州已有相当多的移民再次“包工开荒”。商南县，“乾隆二十年后，江南安庆数县人襁负迁上，爰得我所，闻风兴起，接踵者日益众，此商南有小太湖之名也。”洛南县，“安徽、两户数县屡被灾锓，小民络绎前来”，“渐次开垦，安然乐业”。《丹凤县志·人口志》记载，本县马家坪乡蒿逢沟阮家祖先阮久润兄弟三人，乾隆十四年(1749年)由湖北武昌府兴国州阳新县讨饭而来。商州在明万历间，军民杂户共三万余，明止存7015户，康熙初只有3512户，乾隆七年(1742年)有9592户、61175户。 乾隆二十五年卓秉恬奏报朝廷说：“由陕西之略阳、凤县迤俪而东经宝鸡、眉县、盩厔、洋县、宁陕、孝义、镇安、山阳、洵阳至湖北之郧西，中间高山深谷，千枝万派，统谓之南山老林；由陕西之宁羌、褒城迤俪而东经四川之南江……陕西之紫阳、安康、平利至湖北之竹山……中间高山深谷，千峦万壑，统谓之巴山老林。”清中叶大规模的流民涌入垦殖。兴安州的平利、洵阳、白河、紫阳、石泉、汉阴六县，“从前俱系荒山僻壤，土著无多”，自乾隆三十七八年以后，“因川、楚间有歉收处所，穷民就食前来，旋即栖谷依岩，开垦度日，而河南、江西、安徽等处贫民，亦多携带家室，来此认地开荒，络绎不绝”，所以“户口骤增，至数十余万”。据萧正洪研究，河谷盆地区的褒城、南郑、沔县、城固、西乡、石泉、汉阴、商州及安康等10县，人口由康熙中的41．6万增加到道光初的211．7万，而同时期其它山地各县(除宁陕、孝义、留坝、定远外)人口由原来的8．1万增加为146．1万，人口增长率分别为408．9％和1703．7％，迁移增长率分别为141．3％和1 436．1％。可见，山区的人口增长迅速。至道光初年，外来移民人数可以说已占据绝对的主体地位，《三省边防备览》载：“川陕边徼土著之民十无一二，湖广客籍约有五分，广东、安徽、江西各省约有三、四分。”具体到各个山区州、县、厅更是如此，所占的比重更大。定远厅，“近来烟户渐多，川人过半，楚人次之，土著甚少。”凤县，“新民甚多，土著稀少，多系川湖无业游民，佃地开垦，杂处五方。”留坝厅，“土著民人甚少，大半川楚、安徽客民。”白河县，“境内四面皆山，外来佃种者，十居六七。”镇安县，“土著不过十之一二，客民十之八九。”平利县，“民多系楚蜀迁居之户。”

    总之，迁出地安庆人口基数大，人口增长快，土地兼并，掌握在少数人中。大批农民失地，不得不寻找新的出路。而迁出地则地广人希，按今天的话说还有优惠政策招揽移民。我想这就是外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