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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没有去京郊看汪曾祺(2007-06-20 14:06:23)

 

 
     十年前的五月,我从《光明日报》上剪下一角不起眼的短讯《剧作家汪曾祺逝世》,数一数,全文约一百来个字,作家七十七年的生平就算交代完了。
    我把短讯贴在《受戒—汪曾祺自选集》的扉页上,这本书是九三年我到南京从林喜中的床头带回武汉的,已经翻读了五年(现在也还在我的书橱里)。汪先生在书里写道,闻一多在西南联大教《楚辞》,走上讲台,点燃烟斗,开篇第一句话就是“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为名士。”多少年之后,汪先生仍然非常清晰地记得这句话。这话对他的人生态度一定产生过某种潜移默化的影响。确实,菌子没有了,它的气味还留在空气中。正如我不认识汪先生,但前面的大河消失了,泉水的暗流还在我的笔下涌动。
     我还想在扉页下写几句报纸里没有的话,所有的语言都在眼前转,又挑不出合适的一句。最后,我写了十六个字:西风吹泪古藤州,少游逝矣,虽万夫何赎。这十六个字也是从苏东坡那里借来的,高邮的秦少游逝于藤州,一万个人也换不回来了。千载之后又一个高邮人走了,是不是要再等一个千年,才能出来一个汪曾祺呢?
     窗外,落花寂寂,细雨无声,挥别的天气也是他的风格。
     一晃十年。菌子的气味还在渗透,让我的文字懂得了一点内敛,让性情多了些随缘的成分。
     五月到北京,报刊上纪念汪先生的文章一堆堆的,满城尽说汪曾祺,有雨后春笋的蓬勃。一算,老头去世十周年了。这些文章,数苏北写得最动人,文风也得汪曾祺三昧。苏先生大概是汪曾祺的极度崇拜者,与汪先生的交往片断写出了好几本书(《灵狐》就是其中一本,老头的名士气、下笔的神韵和趣事杂谈,全写出来了。)
     在中国作家网上看到《春天,京郊去看汪曾祺》,一时难以自禁,也想到福田公墓去看看汪先生,找来北京地图,查询了乘车路线,和张玉清激动地规划到深夜,偏偏第二天早晨却不能从床上爬起。
     此后一个月里,玉清又催过我一次。错过了那个心潮澎湃的夜晚与早晨,我不再想去了。他无可奈何地扫了我一眼,大概是说,你到底不是苏北,对汪曾祺的尊崇可差远了。
     这个我也承认,我不是苏北,也不如苏北。苏北先生记汪曾祺的文章时常让我感动,不过体味到那种类似青藤门下的极度尊崇,又多少不以为然。什么东西,发展一到极度就难得从容淡定,汪先生下笔,神韵之美也好,看似随便实则苦心孤诣的结构也好,大抵是从容淡定的。如果把前人遗留的东西比作硬币,正面写的是继承,反面写的就该是批判。如韩石山所言——“说到底,汪先生是一个旧文人,他的写作确是独特的一份。那是因为时代已进入现代,而他用的还是六朝笔记小说的笔法,时势已然流变,我自岿然不动,想不独特怕也不易。汪先生是沈从文的学生,别人都以为他是得到了沈先生的真传,实则不然。沈从文初到北京,除了一笔好字外,没有多少现代知识,但他有灵性,好学不辍,取法契诃夫、屠格涅夫这样的近代小说名家,也就是说,他是向往现代且师法现代的。汪曾祺不然,他是西南联大的学生,时势已进入现代,起初未必不向往现代,然而,时势不给他这个方便。蛰伏三十年后,人文俱老,只能拾掇起先前或许不屑的旧行囊,匆匆趱行于这短促的暮途。在他是不得已,或许是不经意,也是解放后对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涤荡与疏离,本来是不妨一哭的侥幸,却成了当代不可或缺的异数。一个是往前走,一个是往后退,其间岂可以道里计。”
     这段话,不知道苏北先生看过没有。我认真读了两遍。
     最终,我没有去福田公墓。
     我不想用冒昧的脚步去打扰他。就让那块墓碑在骄阳下静静站着吧,也许今后,我们的文字会化作一束野菊花,在骄阳下静静守着那块墓碑。
    
 
附录:
                         春天,京郊去看汪曾祺
                                                                 苏北
    
和煦的风,蓝蓝的天上白云轻移。5月北京的这一天,真是个好天气!我走在北京的繁华中,向西,向西,一直向西,去看一个人。
  有土地就有植物,有5月就有鲜花。在往西郊的路上,一种璨红的花开满一路。春天的气息真好啊!一切仿佛是去踏青,我没有一丝的肃穆,内心轻松得很,还有些莫名的激动。
  汪曾祺老爷子,我来看你啦!快近西郊,植物越来越密,与乡村的气息越来越接近。近处的树木一派的新绿。那里,看,一丛桃花盛开!
  时光真快啊!一转眼10年了。以一个娃娃算,10年,一个娃娃从呱呱落地,到屁颠屁颠上小学;以一棵植物算,从一株幼苗到一棵胳膊粗的小树!以我算,一个瘦青年变成大胖子!可是这10年有一样是不变的,就是你的书一直在我的床前枕边,随着岁月的沉淀,对你的理解像酒一样越来越绵长。
  你自己说过,你的写作是“人间送小温”。你又说,“我的作品内在的情绪是欢乐的”。你自己说过,你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你在《七十抒怀》中说“我并不太怕死,但是进入七十,总觉得去日苦多,是无可奈何的事。”
  把这些贯穿起来,觉得你并没有离开我们。这些年来,我们浸淫在你的文字里,仿佛就是和你在一起。是啊!你的生命,其实就在那些鲜活的文字和墨迹中呼吸啊!
  我们走进福田公墓。这个有近百年历史的公墓,苍松翠柏蓊蓊郁郁,一切安静极了。几乎没有人。远处一个园林工正在劳作,似给树木浇水剪枝。一只黑色的水管蜿蜒到深处。太阳热了起来。一些低矮的桃树上开着寂寞的粉色碎花。枝头有些蜜蜂,并不嗡嗡,也安静着,飞飞停停,在这园林里,它们应该每年都来采粉,而我却是第一次来。10年了,第一次来。
  这里葬着许多文化名人。可似乎太挤了。我们走向深处,在甬道的路边,有一路牌,上面注着:“汪曾祺,现代剧作家”。它指引我们走向深处。我的朋友龙冬手里捧着一抱鲜花,兄长汪朗手里提着两瓶矿泉水。汪朗说:“就在前面。”??
  看见了,一块巨大的石头。上面书着:高邮汪曾祺长乐施松卿。
  就这么一块石头几个字,它告诉我们,那曾经鲜活的生命,就在里面了。太阳是好得不能再好,上午10点钟的太阳。密密的阳光照着一切。照着大地,照着远处的山,照着这里的松柏桃花,照着这些安静的墓碑,这些安静的人们。
  墓碑下有好几盆花,菊花。它们也安静地开着。汪朗说,这些花还好,还没有开败。这是他们几个子女清明时来祭上的。汪朗嘴角挂着谦和的微笑,将矿泉水拧开,一盆一盆给那些被赤烈的阳光晒干了的菊花浇水,边浇边说,他们很负责任,给这些花浇水了。他是说那些园林的工作人员。
  龙冬将手里的花给我,说,你远道而来,你献上吧。我对汪朗说,我不太懂,是鞠躬呢还是磕头?汪朗依然是那平和的笑,随便吧。我于是把那束花斜靠在墓碑上,给汪先生鞠了一躬,说,汪先生,我们来看你了。
  就这么简单。说实话,感觉中汪先生就是我的一位亲人,但是临到把话说出口,我还是有点腼腆。
  我们又站了一会。就多站一会吧。我对汪朗说,这里太挤了,要是能迁到高邮去才好。汪朗说:人家又没有提出来……我说,就迁到文游台,不用太大的地方,有个斜坡就行,那是魂归故里。他肯定喜欢的。文游台山青水秀,去年国庆,我在文游台流连,那是汪先生儿时的梦。
  汪朗说,……他不够格……
  我说,沈先生的墓好,在沱江边,那是沈先生的所在。
  汪朗说,就这,就得5万块钱,20年期限。
  汪朗拍了拍老爷子的墓碑,说:你就用你的稿费,养活你自己吧!
  我们不说话了,慢慢往回走着。
  过了很久,想起汪朗的这句话,我忽然就有要流泪的感觉。
  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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