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12只挂了--第13只猴子

    每一幢古老的建筑就是一部凝固的历史，它见证了各种尘世间的沧桑。走在钢筋水泥的城市森林中，儿时的街道现已不在，现代化都市的气息淹没了整个城市。唯独那些侥幸存留下来的古老建筑还时刻放映着这些残存在我记忆深处的历史胶片，像一部部无声的黑白默片，使得我站在这些朴实破旧的建筑身边时感觉是那么的熟悉，正是这些看似平淡无奇的建筑的“记”，把我带回到久未谋面的“忆”前。

    天津在近代中国算是接受外来宗教最多、最广的重要城市之一。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犹太教、锡克教(印度宗教)、神道教(日本宗教)均落足天津。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开埠，大批外国传教士涌入天津城乡。他们修建教堂，发展教徒，开办学校、医院、孤儿院，逐渐在天津站住了脚跟。洋教是在洋人枪炮的保护下进来的，自然遭到中国人的反感和抵触。但是，这些样式新奇的洋教堂，长相古怪的洋教士，还同时带来了全新的教会文化和西洋文明。中西文化由对峙、碰撞，直到融合，并由此构成近代天津这座城市独特的文化元素。

百年疑云望海楼

      望海楼教堂，旧称圣母得胜堂,位于河北区狮子林大街西端北侧，斜对狮子林桥，以其旧址望海楼而得名。于1859年底建成此堂，独具欧洲哥特式建筑风格。

    这座古老的望海楼教堂，就是1870年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事发地。

据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撰写的《天津教案的隐喻》称，“天津教案”事发及清政府的应对措施，是不能无视近代以来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传教活动引起的与中国官方、民间的利益和文化冲突这一基本背景的。在这种背景下，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士大夫、官绅及一般民众与洋人教会之间的矛盾一直十分尖锐，“反洋教”一触即发。在士大夫、官绅和一般民众眼中，洋教自然是“异类”，有关其各种传闻一直不断。其实，早在列强还未侵华的明末，就有传教士使用迷药拐人，将人杀死后拆割人的肢体、器官用以入药的传闻。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启蒙著作魏源的 《海国图志》，也有关于洋教用药迷人信教、挖华人眼睛制药的内容。以后，这种传闻越来越多。1870年春夏，天津地区发生疫病，法国天主教育婴堂所收养的婴儿大量死亡，达三四十人之多。事实上，婴儿大量死亡的主要原因是育婴堂收留了许多本已奄奄一息的婴孩。这时，谣言在天津迅速流传，说是天主堂的神甫和修女经常派人用药迷拐孩子去挖眼剖心制药等。各种谣言越来越多，越传越广，信之者越来越多，人们的愤怒越来越强烈。

在这种群情汹涌、险如炸药桶一点即爆的情势下，本应息事宁人的清政府却火上浇油。迷拐贩卖儿童向来就有，恰在此时，抓获了两名名为张拴、郭拐的拐童罪犯。据天津府的告示称：“张拴、郭拐用药迷拐幼童。风闻该犯多人，受人嘱托，散布四方，迷拐幼孩取脑剜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前句是实，但重要的后半句却写入了并无实据的“风闻”，其真实意思却是想强调“风闻”的“真实情”，客观效果也正如此。

由于当时清朝官府正式肯定了原来的传言，有关传言就更多，信者也更多，民间捉拿之风陡盛。此时，天津百姓经常三五成群聚集在教堂周围，愤怒地发表各种言论。就在这时，民众又拿获了一名叫武兰珍的迷拐犯。经天津府严审，武兰珍供称其作案使用的迷拐药为与望海楼教堂邻近的天津法国天主教仁慈堂所供给。虽未经核实，但消息不胫而走，天津民众与士大夫确信其真，群情激昂，乡绅集会于孔庙，书院为之停课声讨，聚集在教堂外的愤怒市民达万人之多。教民与普通民众不仅口角相争，而且抛砖殴打。

喧闹惊动了离教堂不远的法国领事馆。向来态度傲慢、不把中国民众和政府放在眼中的领事丰大业乖戾暴躁地迅速带人闯入天津府衙，要求地方大员崇厚、张光藻调兵镇压。遭到拒绝后，气极败坏的丰大业在返途中遇到静海知县刘杰，在刘与之辩论时，丰大业开枪向刘射击，射死挡在前面的刘杰跟丁。丰大业的开枪杀人行为自然激起天津民变。数百名愤怒的围观百姓当即打死了丰大业及其随从，又冲入法国教堂，打死法国神父、修女、洋商、洋职员及其妻儿等计20人(包括几名俄国人)，以及堂内中国雇员数十人，并焚烧法国教堂、育婴堂、领事署及英美教堂数所，酿成了震惊中外的大事件。时至今日“天津教案”早已成为历史，但真相如何自有后人评说。

该堂在这次“天津教案”中被焚毁，1897年重建。1900年又在义和团运动中被焚毁，1904年第二次重建时在原堂身基础上加长加宽，成为了现如今的格局。该堂虽经焚毁重建，而前面始终未动，基本形状也未变，保持了原有的建筑风格与特色。平面呈长方形，长 55米，宽16米，建筑面积812平方米。堂身坐北面南，高10米，石基砖木结构，青砖墙面，尖券门窗。教堂正面有三座塔楼，远看呈笔架形，中塔楼高12米。正厅东西侧各有八根圆柱，支撑拱形大顶，形成三通廊。北端为主祭台。

1988年望海楼教堂被国务院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天津教案”的重要遗址。如今这座拥有凝重历史色彩的教堂与其附近新建成的意大利风情区交相辉映，成为天津一处别具特色的风景区。身处这些异域风格的钢筋水泥建筑群当中，却让人感觉如此的亲切、自然、温馨。

目前的望海楼教堂年久失修，教众们都聚集在院内的临时建筑内举办活动。他们希望能够尽快翻修教堂，让全新的望海楼教堂能尽快地出现在世人面前。

浪漫不屈老西开

在天津繁华的商业区滨江道南端，坐落着一座教堂，这就是被称作老西开教堂的地方，它是天津最大也是最著名的天主教堂。

西开教堂是天津教堂的经典代表，是天津市最大的天主教堂，也是天主教天津教区的主教座堂。自落成起至今，堂内每逢星期日及天主教节日，都会举行盛大的宗教活动。因坐落在天津和平区滨江道独山路原墙子河外老西开一带被称为西开教堂。西开教堂建于1916年，为法国天主教所建。教堂为法国罗曼式建筑，高45米，建筑面积1585平方米，平面呈长十字形，正面和后部耸立3座碧绿色大圆顶塔楼，呈“品”字形，墙体由红、黄花砖砌成，上筑圆肚形绿色尖顶，檐下是半圆形拱窗。堂内为三通廊式，内墙壁画琳琅。

天主教天津教区初建时,主教府设在望海楼教堂。1913至1916年在墙子河西的老西开修建了主教府(1914年由望海楼迁此),同时还修建了修道院、西开教堂、教会医院、法汉中学。西开教堂就成为天津天主教会的中心。1991年，西开教堂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老西开实际上就是当时法租界西边的一块开洼地。由于它紧邻租界，法国当局就一直想将这块地盘划入法租界。而当时正是天津的天主教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从19世纪40年代天主教传入天津开始到二十世纪初，天津的天主教徒就已经达到了3万多人，当时的望海楼教堂地势狭小已不适应教会的发展需要，于是罗马教廷就决定在天津设立新教区，设立新的主教府和大教堂。

法国租界当局看到了这一大好良机，并把这一机会当成了扩大租界的最好借口，怂恿作为当时首任天津教区主教的法国人杜保禄将教堂新址选在了“老西开”。1913年法国当局不顾中国商民和一些教民的反对强行在老西开修建教堂，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施工经费不足，经过三年的施工于1916年全面竣工，自此西开教堂就成为了天津天主教会的中心。

1916年4月法国领事以“保护教堂”为名向治理交涉署发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内在老西开地区驻地的警察全部撤出。48小时之后法国领事带着巡警及军队进驻老西开，随之又将驻老西开的中国警察全部缴械、拘禁，并公然武装强行占领了老西开。这种借机扩张租界的行为立即引起天津各界民众的震动，当即举行数千人的集会、游行示威。要求北洋政府向法国进行严正交涉。同时法国当局的这种举动也引起了教会内部一些神职人员的反对，当时作为天津《益世报》创始人的比利时传教士雷鸣远就非常支持这场斗争，他在《益世报》上先后发表文章，披露法国当局意欲占地的真相。当时在法租界内各银行、洋行、工部局工作的中国全体职工也参加了罢工活动，他们当中大多数是教友，尤其是法国电灯房工人罢工使整个法租界陷入了瘫痪，这就是天津历史上著名的“老西开事件”。

这场斗争在中国革命运动史上的意义非常重大，它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开始由分散的、落后的经济斗争发展成为联合的、有组织的、大规模的政治斗争。并且它代表和反映了年轻的中国工人阶级高度的政治觉悟、组织性、纪律性和团结互助的精神。更重要的是“老西开事件”将中国工人从一种自在状态彻底转变成为一种自为阶级。

如今，在这人潮汹涌的商业街区中，老西开教堂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浪漫的建筑风格，逐渐成为了现代人圣诞节、情人节、复活节等节日的聚集地，渐渐地融入了天津人生活的一部分，成为天津复繁文化汇聚中的亮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