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滞了这感情的，不是个人，是命运，命运暗中操控，推动着人类行走它预设的棋局，贪嗔痴怨就此生成，再清醒的人，有时，也难免成为它手中的陀螺。
张爱玲与她的父亲张志沂，从默契融洽，到分道扬镳，几乎是在一瞬间，好像一只曾经精美的瓷瓶，被掼碎在地，光弧划过，碎片飞溅。他们貌似各自掉头走开，却都在别人无法注意到的瞬间，拾起残瓷一片，珍藏在心，即便被那棱角划得伤痕累累，但是，仍然无法舍弃，从那支离破碎的残片上，体会它旧日的美。
求近之心反弄成疏远之意，创伤多半是因为爱而不是不爱，当张爱玲和张志沂辗转于各自的人生路途上时，想到生命里的那个人，是否各有各的委屈与芥蒂，其间的酸楚难言，倒跟爱情有点相似。
要说清这一场父女恩怨，首先要弄清张志沂这个人。除了散文《私语》郑重地写了一段外，张爱玲在其他文章里，偶然也会提到她父亲，但都是闲笔，这寥寥的文墨里展示的张志沂，是一个非常容易被人妖魔化的形象，他抽烟、逛妓院，不求上进，没有责任感，行为方式堪称简单粗暴，当年，张爱玲揭露她父亲对自己施暴的文章《私语》以英文发表时，那家杂志就用了“What
a life！What a gril’s life！”这样耸人听闻的标题，显见得张志沂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恶棍。
但是，张爱玲的文字和眼光，从来就不是平面的，只要读者再多一点耐心，就可以从张志沂的表面，看到他的内里——他是时代断裂造成的一个“多余的人”，打他一出生，他的命运就被注定了。
对不起，这里，我请读者也多给我一点耐心，因为，要说清张志沂，还要从他的母亲李菊耦说起，每个人的命运里，都有他父母的投影，像张志沂这样被寡母带大的孩子，更是在所难免。
遗少是这样炼成的
《孽海花》为李菊耦编织了一个美丽的传奇，说她在押签房里与张佩纶相遇，她爱慕他的才华，怜惜他的遭遇，她为他写的诗偏巧被他看见，更加幸运的是，得到了老爹爹支持，才子佳人的戏码，演变成童话的结局：从此他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然而，李菊耦和张佩纶唯一的儿子张志沂说，这个情节是假的，那首诗是假的，奶奶所有唱和的诗都是爷爷自己做的，而且，奶奶决不可能在押签房里与爷爷相遇。
他干净利落地剔除了所有传奇元素，将“爷爷奶奶”的故事还原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平淡姻缘，两人之间年龄与身份的差异，则归结为李鸿章择婿太不按牌理出牌，他后来又将小女儿嫁给小她六岁的任家少年，完全不符合“中国式婚姻”的习惯，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说：（任家少年）一辈子嫌她老。
相形之下，李菊耦要幸福一点，虽然没有《孽海花》中那样浪漫的前传，她和张佩纶婚后的生活倒也算风雅安逸，风晨雨夕，庭前阶下，他们煮酒烹茶，谈诗论画，简直有点像当年的李清照和赵明诚了。可是，首先，就像李清照的快乐生活终究风侵雨渍千疮百孔一样，有谁能够在时代大格局隐隐的威胁之下，坚守住个人的幸福堡垒？其次，张佩纶不是赵明诚，李菊耦也做不了李清照，从一开始他们的快乐就不是那么彻底，更像浮在荷叶上的露珠，滴溜溜地转动着，看上去很美，但跟荷自身总是隔了一层。
真实的幸福，会让人对于生活更有信心也更有勇气，那是从自身生长出的一种力，是一个人面对艰难人世的武器，但是，无论是张佩纶，还是李菊耦，结束风花雪月的桥段之后，侧向无人的一隅，是否都会嘘一口气，露出不快乐的表情？张佩纶晚年自称“生不如死”，李鸿章写给李菊耦的家书里，总是劝她要开心一点：“素性尚豁达，何竟郁郁不自得？忧能伤人，殊深惦念，闻眠食均不如平时，近更若何？”……老父亲殷殷之言，令人感慨，但收效平平，李菊耦后来在亲戚间有孤僻的名声。
《对照记》里，有她中年时期的照片，她发胖了一些，眼睛定定地排空地看着镜头，就像一个最平凡的母亲，内心所有的稳定，来自身旁膝下的一双儿女。
这双儿女，就是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和姑姑张茂渊。
张佩纶的前妻给他生下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张志渊早逝，剩下二儿子张志潜，张佩纶特意给这个儿子娶了个合肥媳妇，可能觉得既为老乡，比较容易搞好婆媳关系，不过，任凭张佩纶煞费苦心，李菊耦大概都不会以张志潜为后半生的依靠，她的希望，还是要放到自己所生的张志沂身上。
寡妇熬儿，历来都一种悲情悲壮的色彩，作为母亲的寡妇，含辛茹苦，泪眼汪汪，盯着儿子的背影，指望那小小孩童，早一点长大成人，母亲柔弱又坚强的眼泪，总能浇灌出万丈男儿心，最终儿子功成名就，母亲凤冠霞帔，很舞台化的皆大欢喜。
李菊耦一定希望这一幕在自己的生活里上演，比别人更希望，因为，她是李鸿章的女儿。虽然这些年来，她配合张佩纶上演隐士夫妇的风雅风范，但“煊赫旧家声”的里浮华影迹，未必真能在她心中消弭。何况，在当年，她就不是一个只识妇德与女红的千金小姐，也不是杜丽娘或者崔莺莺式的纯情女生，她是能帮助老爹爹看公文的，婚后和父亲的来往书信中，也可看出，她对于官场人物规则，都有着深刻的了解，这样的一个李菊耦，不大可能甘心于边缘状态。
如果说一开始，和一个才子的婚姻生活中还有某些新奇的愉悦，随着那些愉悦变得稀松平常，她的身份重新还原成那被官场淘汰出局的落魄男人的妻。娘家的兄弟们不断传出“阔了”的消息，她固然不会像谢道蕴那样感慨：“天地之中竟有王郎”，但内心的压力可想而知，压力变成动力，她比普通的母亲，有着更为坚定的决心。
“三爷背不出书，打呃！罚跪。”老女仆这样回忆，很多年之后，张志沂还保持着背诵的习惯抑或爱好，绕室吟哦，背诵如流，“滔滔不绝一气到底，末了拖长腔一唱三叹作结。沉默着走了没一两丈远，又开始背另一篇。听不出是古文时文还是奏折，但是似乎没有重复的，我听着总觉得心酸，因为毫无用处。”张爱玲如是说，张志沂这样孜孜于背诵“毫无用处”的东西，是惯性还是潜意识中一种抗议？原本可以快乐的童年，换来这“毫无用处”的本事，这种耗损，谁来赔付？
李菊耦还吸取了从娘家带来的经验教训，经验的一方面来自她老爹李鸿章，在当时，李鸿章绝对算一成功人士，这个“人士”的成功，有才华运气等各方面因素，不过，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他铁一般的生活规律。
那生活规律，是专为“成功”打造的，他早睡早起，中午小憩片刻，饭后必踱步以助消化，称之为“走趟子”，在军中也照做不误。李菊耦将“走趟子”作为一切经验里的精华，移植到儿子身上，多年后，张爱玲经常看见她爹围着铁槛一遍遍地转圈，只是，在烟榻酒桌之间，秉烛夜游之余，他哪需要像走趟子这种投入时间少而收效巨大的运动？没有了李中堂家国在身的庄严感，张志沂的绕槛而行，就有了一种讽刺意味，一种笼中兽的荒诞感觉。
李菊耦不是没有防着这个，浮华子弟聚在一起，明里暗里比拼鲜衣怒马，那么她就把儿子朝土里吧唧上面打扮，给他穿满帮花的绣鞋，颜色娇嫩的过时的衣服，没有一副时尚行头他就见不得人了吧，节省下来的力比多用在读书上进方面多好？
不曾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张志沂小同学穿着绣花鞋，走到二门上，四顾无人，取出袖子里藏着的一双时尚新款，换下来，走出去，女仆在骑马楼的窗子里窥到，想笑，又不敢笑，“怕老太太知道了问”，一双绣花鞋，如何挡得住时代家族社会各种因素的进犯？何况这颗正在成长的少年心，就想扑通一声跳进那大染缸里去。
于是，在其母的苦心孤诣和时代大背景的夹缝里，张志沂拥有了让人一言难尽的品性，他英文功底极好，能直接看英文出版物，古典文学方面也颇有造诣，张爱玲写《摩登红楼梦》，他给拟过很像样的回目，他的藏书甚丰，且不是摆摆做样子的，和妹妹闹翻之后，还能想起她借过自己哪些书没还，不好意思地笑着，跟张爱玲咕噜一声；但另外一方面，他抽大烟喝花酒逛妓院娶姨太太，几乎有着纨绔子弟的一切恶习，
似乎不用在旧时代里跌怕滚打过，他就天然地成了一个醉生梦死，而又不是不学无术的遗少。
门当户对就一定幸福？
李菊耦一定看出，重振家业成了一个渺不可追的梦，她从攻势转向守势，老女仆话说当年，首先想起的是老太太怎么变着法儿省草纸，对照李菊耦十八岁时那张照片，再想到这风姿绰约的少女，终究会变成一个想方设法省草纸的老太太，不惆怅是不可能的。
从李菊耦留下的丰厚家产看，她还没到这个地步，节省草纸，与其说是一种必须，不如说是内心恐慌的外显，既然希望无法抓摸，她只有当心算计手中的所有，延缓坐吃山空的速度，却想不到没等到坐吃山空，她的生命就走到了尽头，张爱玲说：“命运就是这样防不胜防，她的防御又这样微弱可怜。”
李菊耦去世前，给张志沂娶了亲，对方是李鸿章的好友，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的孙女黄素琼，跟张志沂门当户对。对于门当户对这件事，经常看到网络上的讨论，力挺居多，尤其是一些当年不信这个邪吃了亏的主，大谈门当户对的好处，生活习惯相似，有共同语言等等，不过这也是物极必反，难免有失偏颇，若是张志沂先生和黄素琼小姐九泉有知，一定要跳出来掰扯一番，这两位，都是“门当户对”的受害者。
黄素琼虽然同样出身豪门，但性情爱好与张志沂大相径庭，也许如她所说，湖南人最勇敢，她这个湖南人，就比祖籍河北丰润的张志沂叛逆得多。按说，黄小姐出身的家庭，更加封闭，她和张茂渊差不多大，却不合时宜地缠着一双小脚，另外，她从未进过学校，没有读过书，按照她的来路，她本来最多成长为张爱玲笔下的白玫瑰那类人物，但是，同样的命运，加诸到不同的性格之上，就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
比如说，没有上过学，使得黄素琼成为一个“学校迷”，她一定运用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将“学校”这个遥远陌生的事物包装得光环闪闪，待在封闭落伍的家庭里，存一种怅惘的怯怯的向往，将它们从远方，拉到自己的生命里，白天黑夜，睡里梦里，最终融进血液。
黄素琼不仅带着嫁妆，还带着这些未出口已成型的梦想嫁给了张志沂。他们一开始处得挺好，这毫不奇怪，黄素琼漂亮，有高远的向往，又因家庭所限不能圆满，一种很弱势的缺失感，这些组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很动人的女子。张志沂很喜欢她，这喜欢，我以为是延续了一生，所有的恩怨，都打这喜欢中衍生。
另一方面，张志沂读过的书，见过的世面——当然得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对黄素琼一定也有某种吸引力，《对照记》里，有一张张志沂和黄素琼张茂渊及两个“大侄侄”在一起时的照片，背景像是个花园，草木繁盛，这些年轻人围着一张桌子喝茶，黄素琼戴着浅色发带，提起茶壶在续水，喇叭袖垂下来，正如电影中那些风姿绰约的民国女生，这样的场景总让我伤感，那是一切都才刚刚开始的时辰。
时尚杂志总是在对女人谆谆教导，不要梦想去改变一个男人，其实，不是男人或女人不要改变对方，就是改变自己都不容易。蜜月期里，张志沂也许会稍稍收敛自己的荒唐，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不是不愿意好好对她，可是，他更爱自己，更舍不得让自己受委屈，他又出去鬼混了，抽大烟，逛妓院，衔接上过去的生活。
黄素琼不能接受，从极封建的家庭里走出来，她比别人更向往光明健康的现代生活方式，纳妾，抽鸦片，如昏昧陈旧的梦魇，她躲之不及，唯恐沾身，如何与之朝夕共处？
这时小姑子张茂渊出国留学，她以监护为由，同去了英国。旧家庭出来的女子，是不太容易适应异国他乡的生活，比如徐志摩的前妻张幼仪，但黄素琼不是，她一直那样向往文明社会，现在好了，她完全地在这社会中了，新鲜事物扑面而来：艺术，礼仪，穿衣打扮，生活方式……与过去不同的这一切，都值得羡慕，都应该学习，在英国的黄素琼一定是个很勤勉的学生，她很快就从中国的小脚女子，变成了西洋化的美妇人。
但到底是不能彻底的，这时她已经生下了张爱玲和张子静，再说，张志沂也不像《红楼梦》里的贾珍贾蓉乃至贾琏那样全无心肝。他一直催她回来，给她写信，信里有诗：
才听津门（金甲鸣），
又闻塞上鼓鼙声
书生（自愧只坐拥书城？）
两字平安报与卿。
括号里的字都是年深日久，张爱玲不记得了，瞎猜的。
即使黄素琼努力将自己西化，对于这中国式的感情表达，也不能完全无感，她将这首诗随身携带多年，直到成为遗物交给张爱玲，一块交给张爱玲的，还有张志沂的一张照片。
但是，写这首诗的同时，张志沂已荒唐到极限，他纳妾，把一个年轻不小脾气很大的妓女接回家，闹得鸡犬不宁，自己的脑袋也被打破；他吸毒，吸得过了度，“离死不远了”，坐在阳台上，额头搭一块湿毛巾，目光呆滞，喃喃自语……这样恣肆地荒唐过之后，会有一种倦怠，这时，他想要回头了。
得到浪子回头的允诺，，又难舍感情的牵绊，离国四年之后，黄素琼归来，她的女儿张爱玲这年八岁，八岁的小女孩感到母亲带回来了一个无比新奇的世界，又明亮、又轻盈，又柔和。从新式的装修，到“华美蕴藉”的客人，钢琴、绘画、表演，以及被母亲鼓励着，为一朵枯萎的花落泪，这些都是张爱玲未曾经历而又无比热爱的，她是那么喜欢母亲带回来的世界。
但张志沂未必喜欢，他尝到过旧世界的甜头，知道它种种微妙隐晦的可爱，即便它声名狼藉，他对它仍有感情，就算为了妻子，为了家庭稳定愿意洗心革面，可是，改变自己这件事，光有愿望是不够的，还要有力量，把自己连根从过去中拔起，即便血肉模糊也在所不惜。一般人如我是做不到的，而张志沂很可能连我都不如，
决心被时间稀释，细微的芥蒂生出，黄素琼刚回国时的快乐空气很容易地被破坏掉了，张志沂故态复萌，不但照样抽鸦片逛妓院，连家用都不拿出来，想着把妻子的钱耗光了，她就得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
他忘掉了，黄素琼是勇敢的湖南人，宁可壮士断腕，也不愿委曲求全，争吵不可避免地爆发，然后黄素琼提出离婚，张志沂不愿意。
绝大多数男人都不肯离婚，老婆再不好，有一个现成的摆在那里，就不用费什么心思了，尽管理论上说以旧换新是个合算的买卖，但是，男女不同就在于这一点，除非已经找到特别可心的下家，男人懒得为一个理论上的东西折腾。
何况，黄素琼尽管脾气爆烈，却是一个漂亮的上进的有钱的“高档”的女人，张志沂对她有一点在乎，珍惜她的好，对她又不那么在乎，可以看轻她的心情与脾气，他又是那么懒散的一个人，多一事当然不如少一事。
但是，这是1930年，“皇帝”溥仪对于“妃子”文秀的离婚诉求都没有办法，张志沂再不情愿，还是到了直面离婚协议书的一刻，他心绪如麻，绕室三匝，律师看他这个情状，转头去做黄素琼的工作，黄素琼用一种很欧式的语气说：我的心早已像一根木头。她的语气是如此坚硬和轻蔑，张志沂有所触动，终于在协议书上签了字，这桩婚姻就此了结。
一个男人的挫败感
回望张爱玲父母的十余年婚史，会发现他俩之间梗着的，是一个新时代。张志沂的所有个性，都与旧时代相宜，他善于背古文时文，放过去可以成为科考高手，他小有才情，又能博一个才子的名头，至于他喜欢眠花宿柳，曾几何时那是一种无伤大雅甚至堪称优雅的气质，这些加一起，就是一个颇有派头浊世佳公子，然而时过境迁，新时代像是一件不合体的衣服，他的人在里面，显得很蹩脚，很颓。
黄素琼作为女子，在旧时代可没占到什么便宜，缠小脚，不识字，嫁给不称心的男人，旧时代是一只可恶的手，把这个心高气傲的女子摁得死死的，危急关头，新时代现身，像一个光明磊落高大英挺的男人，对她展开了亲切的甚至是怂恿的笑容，成为她的后盾，她可以信赖的隐秘情人。
可以这么说，黄素琼和张志沂之间的第三者，就是这新时代，当黄素琼丢下一切包袱，一往无前地奔跑着，拥抱过去时，张志沂心中是一种酸溜溜的悻悻然。这个男人更加不走运之处在于，和他关系最为亲近的两个女人全对这新时代心悦诚服，那一个，是他的女儿张爱玲。
父母离婚这年，张爱玲九岁，前面说过，母亲带来的信息，使得她对新世界一见钟情，现在，她越发情深意笃了。父母离异，一度使她微感不安，但是，当她来到母亲家中，看到了煤气炉子和瓷砖脸盆，她立即感到了莫大的安慰。假如父母的离异，能使她母亲，还有她自己，离那样一个光明现代的世界更近一点，把父亲抛弃也没什么关系。
写到这里我不得不说，张爱玲的这种小念头可真有点没良心，她父亲固然荒唐，但对这个早慧的女儿还算不错的。他是她最初的知音，认真阅读她的所有文字，她写过一篇很无厘头的《摩登红楼梦》，讲宝玉出国，贾琏当了铁路局长，芳官变身娱乐明星，就像现在的《大话XX》。不是所有的老爸都会对这种文字给予尊重的，有的是水平跟不上，有的是习惯将小孩子看轻，但张志沂非但耐心看完这部无厘头之作，还给拟了“很像样”的回目。
也许，张志沂心灵深处没把这个女儿“小”看，他知道她什么都懂，心情好的时候，他愿意和她谈谈亲戚家的笑话，休要轻看这一举动，进行这种沟通，是相信对方对人情世故，达到和自己同样的层次。
很多年之后，张爱玲在美国，著文回忆父亲带她去买点心，他喜欢买香肠卷，她浅淡的文字间，透出当年这对父女的好时光，他们也曾经是那样亲密，那样的默契。
但是，那个时候，张爱玲是个成长中的少女，而且有文艺气质，即使她足够早熟，也难以避免这个年龄段普遍具有的矫情，这种矫情就是，无限夸大自己对某些事物的爱好，同时，无限强调自己对某些事物的厌恶，企图在这种夸张的表情里突出自己，建立自己，而黄素琼和张志沂客观存在的差别，正使得这样一种矫情，有了生根的土壤。
即使跟父亲在一起时，更轻松，更快乐，更有一种其乐融融的情调，但张爱玲还是告诉或者说暗示自己，父母的世界是光明与黑暗的两段，属于父亲的这一端，是黑暗没落腐朽的，“那里什么我都看不起，鸦片、教我弟弟作《汉高祖论》的老先生、章回小说，懒洋洋灰扑扑地活下去……父亲的房间里永远是下午，在那里坐久了便觉得沉下去，沉下去。”而母亲的这一端，是冷冽的新天新地，光明，秩序俨然，即便有点凉，却像是“在新屋子里过年”，兴旺的，有指望的，很提神。
说起来，是黄素琼的存在，极大地影响了张爱玲，事实上她离婚后不久，就去了法国，但是，没关系，姑姑还在，姑姑长期和黄素琼共同生活，是一个阵营的，张爱玲在姑姑家里感到了和母亲气质相似的空气。而姑姑给母亲寄信时也会夹上张爱玲的照片，并且告诉张爱玲，她是因为答应黄素琼才来照顾她的，使得这对母女的感情不至于断裂。
张志沂这边的生活，也按照它的规律进行着，他再娶，仍秉着门当户对的原则，娶了原北洋总理孙宝琦的女儿孙用蕃。孙宝琦鼎盛时期，好个妻妾成群，共计取了五房太太，捎带生下八个儿子，十六个女儿，赋闲之后没了进项，家里人又多，日子就不好过。不过，人家孙宝琦自有解决之道，再怎么说，他也是做过总理的，前总理的女儿。这名头就像水果上打的那层蜡，虽然无补于内在品质，但卖相光鲜了，价钱就上去了，孙宝琦的女儿，专供权贵之家，其亲家，囊括了冯国璋、盛宣怀，前面提到的王文韶，以及只做了十七天皇帝的袁世凯一干人等。张爱玲的小说《琉璃瓦》中，讽刺过一个将女儿做诱饵，一门心思钓有钱女婿，最后丢了夫人又折兵的老男人，不知道是不是以这位“外公”为原型。
尽管孙宝琦在嫁女儿方面很有经验，但是孙用蕃到了35岁才嫁掉，还是给人家做填房，不能算做成功。看过孙用蕃一张中年时的照片，五官饱满，眼睛很大，也算是个美女了，未嫁之前，又有精明能干的名头，怎么着也不该轮到她嫁不出去。不知道是不是和她庶出的身份有关，红楼梦里，凤姐说起探春的婚事，就感叹过有些轻浮的人，结亲要挑对方是正出庶出，虽然黄素琼也是庶出的，但黄的父亲不过一妻一妾，正室无所出，小妾生下双胞胎儿女不久就死去，黄素琼是嫡母带大的，基本上跟嫡出的一样。这些原因之外，孙用蕃还有阿芙蓉之癖，不过我也怀疑，不是这癖好导致了她嫁不掉，而是她嫁不掉才有了这癖好。
不管怎么着，孙用蕃的婚姻之路是不顺当的，她也很珍惜这次机会，愿意和张志沂以及张志沂的儿女们搞好关系，还没有嫁过来之前，她已经郑重地准备了送给张爱玲的见面礼——她自己一箱子旧衣服。
我相信孙用蕃的确抱着“友好”的态度准备这份“礼物”的，她的问题在于太过主观，她自己家境“拮据”，姊妹多，生存竞争激烈，可能就跟《琉璃瓦》里描写的那样，一双袜子都是一笔会被他人觊觎的财产，但人家张爱玲不是。李菊耦留下的那笔嫁妆着实丰厚，还没败坏玩呢。黄素琼又有“衣服癖”，张爱玲也了这一点。5岁时就梦想梳S头，穿高跟鞋，她的衣着打扮即使不十分入时，至少不会看上孙用蕃那一包旧衣服，虽然孙用蕃自称料子很好，张爱玲却在文中说，袖子都已磨破。
另一方面，张爱玲是个排异性很强的人，对别人的气味，一定很敏感，要是她喜欢的人倒也罢了，对于这位后妈，她从一开始就很抵触，姑姑跟她说她爸即将再婚的时候，她都哭了，还发狠想如果这个人站在对面，一定要从阳台上推下去，就算从实际出发，她没有把这戏剧化的设想变成现实，但是，也一定不愿意穿孙用蕃的旧衣服。
但是，没办法，孙用蕃嫁过来，张爱玲在她治下，只能接受她的安排，穿她的旧棉袍。张爱玲说那颜色像碎牛肉，穿在身上的感觉，是浑身都生了冻疮，冬天已经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她的厌恶是这样深刻，多少年后，张爱玲写到继母，仍是一股子冷嘲热讽的口气，我想，也许跟孙用蕃这自说自话的“赠衣”之举不无关系。
当然，更不可原谅的，还是她抢走了自己的父亲，孙用蕃嫁过来之后，张志沂对她言听计从，从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的叙述来看，俩人好像从头到尾感情都不错，真应了那句话，谁都有谁的那杯茶。
孙用蕃和黄素琼不同，没那个眼界，也没那个思想，她和张志沂一样，在旧时代里生了根，如果说“遗少”也有女版的话，那么她就是。和张志沂一道躺在烟塌上，吞云吐雾，不管将来，在近乎微醺的气氛中，消磨掉这一生，有什么不好呢？她和老公志同道合，于是相亲相爱。
对于这一现象，张爱玲当然是不愉快的，会有一种被剥夺感，她拼命地瞧不起父亲的生活，到了这会儿，还有自我保护的成分——用轻视将自己与他隔绝开来，装作根本不在乎他的感情，掩饰那一点点小失落。
但是，正如她自己所言，她天生就是个写小说的人，“写小说的人”和普通人的一个区别，就是对别人特别有兴趣，这种兴趣甚至能超出个人好恶，把对方凝练为一个观察描写的对象。孙用蕃的到来，使得张爱玲有机会观察“继母”这个群体，这一群体历来公众形象不佳，张爱玲则试图设身处地，初见之时，孙用蕃也无意扮演经典版的后娘，张爱玲的主观意愿和客观事实勉强接应上了，她就把这点体会放到作文中，写了一篇很是善解人意的文章叫《继母的心》，讲继母是多么的不容易，
孙用蕃读过之后非常感动，又拿给亲戚们看，但我总觉得张爱玲的“写”和孙用蕃的“感动”，都有表演的成分，她们都想对世人、对自己，表演真善美的一幕。而所有的表演，都有谢幕的时候，身段撑久了，是会感到累的，张爱玲原本对孙用蕃没有好感自不必说，孙用蕃也自有一番戾气。
林白曾在小说中自嘲，一个女人，35岁之前无论如何要把自己嫁掉，就算结了再离，也比一个彻头彻尾的老姑娘心态健康。眼下剩女层出不穷，35岁早不复为警戒线，但是，在孙用蕃的那个年代里，这一定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年龄，而她又活在人口众多关系极其复杂的家庭里，可以想象，在无人问津的那些岁月里，她积攒了多少心理垃圾，不管她的内心多么想扮演一个良善的“继母”，最终还是会绷不住地发泄出来。
张爱玲是优秀的受宠的大小姐，孙用蕃不敢动她，就捡张子静这个软柿子捏，张爱玲的用词叫做“虐待”。不过，孙用蕃一定不会认可，人家不过是放弃了“慈母”路线而改走“严母”路线而已，不是说棒子底下出孝子吗？为啥大家都不理解张孙氏的良苦用心呢？
目睹孙用蕃挑拨父亲教训弟弟，张爱玲受到了很大的震动，两人之间的裂痕，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但是，张爱玲毕竟不是那种爱撒娇发嗲的小姐，喜怒形之于色，大家庭本身就是个江湖，早已历练过的张爱玲，跟这位继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互相敷衍得过。
但两个女人之间的芥蒂，像一只不断充气的皮球，暗暗地，沉静地，等待着爆发的一天。
张爱玲中学毕业那年，她母亲回国，张爱玲自认为自己态度没有多少变化，可张志沂感觉到了。他很不爽，有点吃醋，此前他对张爱玲一直很不错，养活她，教育她，欣赏她的作文，鼓励她学诗，他以为张爱玲应该和自己父女情深，以为这个出色的女儿，将成为自己感情上一种深刻的慰籍，不曾想，黄素琼一回来，张爱玲就变了心。如果只是黄素琼倒也罢了，关键在于，张爱玲又一次地抛下他，抛下他身处的那个意气沉沉但很舒服的旧世界，欢欣鼓舞地投奔到新时代里去，她那亢奋的姿态，就是对他的轻蔑。
就在此时，张爱玲又提出留学的要求，我想张志沂对于留学这件事，一定是有抵触的，花钱且不说，他的前妻若不是出国留学，怎会那样绝情地与他分道扬镳？而张爱玲留学心切，选择最糟糕的说服方式——演讲。《围城》中说，演讲的感觉是站在台上的，居高临下的，我们可以想象，当张爱玲铿锵有力地距离感十足地陈述她的理由时，对于张志沂和孙用蕃是怎样一种刺激？张志沂很恼火，说张爱玲是受了人家的挑唆，这个人家，不用说就是黄素琼了，孙用蕃则当场就骂了出来，“你母亲离了婚还要干涉你们家的事。既然放不下这里，为甚么不回来？可惜迟了一步，回来只好做姨太太！”
不久沪战爆发，日军日夜在苏州河那边攻打，张爱玲说她家临近苏州河，每天被炮声吵得睡不着，就跟父亲提出，要去母亲那里住几天，后来又说是她母亲安排她出去参加考试，总之，她去黄素琼那儿住了俩礼拜。走的时候，她跟父亲说，是去姑姑那儿，张志沂情知前妻和妹妹同住，但余情未了，在烟榻上柔声应了一声。
等到张爱玲回来，孙用蕃“忍无可忍”地发飙了，问张爱玲去她母亲那儿为什么不告诉自己，张爱玲说告诉父亲了，孙用蕃怒道：“噢，对父亲说了！你眼睛里哪儿还有我呢？”便一个耳光打过去，张爱玲本能地要还手，被拉住，孙用蕃已经一路锐叫着奔上楼去：“她打我！她打我！”
“我父亲趿着拖鞋，拍达拍达冲下楼来。揪住我，拳足交加，吼道："你还打人！你打人我就打你！今天非打死你不可！"我觉得我的头偏到这一边，又偏到那一边，无数次，耳朵也震聋了。我坐在地下，躺在地下了，他还揪住我的头发一阵踢。终于被人拉开。”
单看这一段，张志沂的暴怒很不可理喻，先前就是他答应的啊？我想，比较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张志沂对于黄素琼的感情是如此复杂，每时每刻都不相同，恨中有爱，爱中生恨，躺在烟塌上的时刻，他心情相对平和，她在他心里，模糊地是一个可爱的女人，而其他时刻，比如这个早晨，他的心情没那么好，再想起这个女人，就是一个尖锐的盛气凌人的影像，一意投奔过去的张爱玲，也跟着变得可恶起来，他的暴怒的另一面，是被伤害的感觉。
之后，张爱玲被关起来了，她姑姑来说情，孙用蕃一见便冷笑道：“是来捉鸦片的么？”不等姑姑回答，张志沂便从烟塌上跳起来，把姑姑也打伤了。这个细节，透出孙用蕃的心机，她知道怎样把张志沂激怒，“是来捉鸦片的吧？”，一句话，就把姑姑推到黄素琼张爱玲她们那边，成了张志沂又一个假想敌。
姑姑营救无效，张爱玲被她父亲关押起来，这对父女都继承了张佩纶的冷与硬，都是誓不低头的狠角色。表面上看，张志沂处于绝对强势，但是，当午夜梦回，张爱玲在被羁押的房间里看那月光如冷冷的杀机时，张志沂是否也曾辗转难眠思量遍，仍然不知如何与女儿握手言欢？
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如何让自己柔软柔和下来，张家人的强硬，也是一个传统。
被关押了大半年，张爱玲找机会逃了出来，她在文中生动地描写了那个逃脱之夜：“等到我可以扶墙摸壁行走，我就预备逃。先向何干套口气打听了两个巡警换班的时候，隆冬的晚上，伏在窗子上用望远镜看清楚了黑路上没有人，挨着墙一步一步摸到铁门边，拔出门闩，开了门，把望远镜放在牛奶箱上，闪身出去。——当真立在人行道上了！没有风，只是阴历年左近的寂寂的冷，街灯下只看见一片寒灰，但是多么可亲的世界呵！我在街沿急急走着，每一脚踏在地上都是一个响亮的吻。而且我在距家不远的地方和一个黄包车夫讲起价钱来了——我真高兴我还没忘了怎样还价。”
张爱玲离开了她所看不起的父亲的家，来到她所向往的母亲的家，夙愿以偿，是不是从此就可以得其所哉？假如生活真的按照这个调子发展，张爱玲就不成其为张爱玲，就不可能有这一手艳若桃李冷若冰霜参差对照风情万种的好文章。
好在，生活不可能按照想象或者愿望去发展，张爱玲来到她母亲家不久，就发现，她对于母亲的印象，可能就是一种想象，而她对于母亲的爱，也是一种罗曼蒂克化的爱。
男女之间的爱，有一款叫做“爱上爱情”，我们后面会说到，张爱玲是干这种事的高手，一般感情丰富的女子都擅长此道，因为心气太高，总是梦想纯粹，加上想象力过于充沛，当她们在生活中发现不了一个完美的对象时，她们就会把一个普通人，包装成理想的样子，然后，义无反顾地爱上他。
对于父母的爱，是不是也有这种？张爱玲的幼儿时代，她母亲就出国了，长达四年的时光里，母亲对于她，都是个影影绰绰的传说，仆人们对她当然不会说她母亲的坏话，而张爱玲骨子里的文艺因子，又使得她愿意，把母亲打扮成一个美丽的女神。她的小说《茉莉香片》，是套着她父亲和弟弟写的，里面也出现了一个早逝的母亲，但是与黄素琼完全不同，那母亲是诗意的，温柔的，隐忍的，静默的，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张爱玲当初对于母亲的印象。
八岁时母亲归来，张爱玲仍然用一个小女孩的目光仰视着她，母亲带回来的气息、声音、色彩、光影，足够让一个八岁小女孩眼花缭乱，和灰扑扑的总是提不起精神的父亲一比，更是光彩照人。不久父母离异，张爱玲在父母之间来来去去，浮光掠影中，她还可以保持一厢情愿的想象，而她在父亲那边的时间要长得多，没有距离所以也就不美。
不过，换一个角度来看，母亲也有被美化的条件，她的“留学背景”——不要问她有没有学到什么，少女张爱玲在意的，只会是那种洋派头；她一往无前的先驱者形象，她的果断利落不含糊暧昧，都使她有了成为“女神”的可能。
当张爱玲在这厢反复斟酌，她母亲未必就没在那厢细细思度，张爱玲的被羁押，是一个突发事件，是她原本的规划中没有的一环，她是否要接受这个女儿的投奔，如何接受？
这些年来，黄素琼过着天马行空的生活，这次回来，还有一位异国男友与她随行，她很可能没打算在中国呆太久，要为张爱玲留下来，是需要一定的牺牲精神的，而为了儿女牺牲自我这种东西，比较多地体现在东方母亲身上，这些年来竭尽全力“全盘西化”的黄素琼，对它很隔膜。
好在，还有一种东西不那么隔膜，那就是母性的本能和责任感，黄素琼不是一个母性泛滥的人，但是那一点点就够用了，足够让她不那么情愿更谈不上欢天喜地地，接纳女儿。不过，作为一个积极进取的人，她为女儿准备了一份更好的东西，那就是，一个完美的规划，她要在女儿身上，实现自己所有未申的抱负，打造一个理想中的自己，从这一点说，她又很像一个中国式的母亲了。
那么，黄素琼的理想是怎样的呢？我们已经知道，她是个学校迷，自己没正式上过学，一直心心念念想把张爱玲送进名校，这也是她和张志沂的争端之一。现在，没有任何问题，张爱玲是要被送到好学校的，黄素琼手头不算很宽裕，但她不惜血本，请了一个犹太教师给张爱玲补习英语，每小时五美元。
另外，黄素琼还是个艺术迷，喜欢音乐和绘画，着迷于那么一点点名媛淑女的派头，张爱玲的幼年时代，就看见她在家里开沙龙，黄素琼和一个胖太太模仿并坐在钢琴凳上模仿一出电影里的恋爱表演，张爱玲笑得在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
黄素琼的名媛淑女派头是婚后打半路上学的，未免难以完善，而十七八岁的张爱玲则可以从根上抓起，教张爱玲煮饭、用肥皂粉洗衣还算是普通的生活技能，另外一些教学内容，比如练习行路的姿势，看人的眼色，照镜子研究面部神态，如果没有幽默天才，千万别说笑话之类，则是在培养她的气质。她一心一意打造出一个社交界的新秀出来，但很不幸，张爱玲实在不是这块材料。
我知道9月30号出生的张爱玲是天秤座，我不知道她是什么血型，只是很自恋地猜测，她大概是与我一样的O型血，该血型人士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协调性差，换一个通俗的词叫笨拙，像我走路总是跌跌撞撞，经常腿上青一块紫一块的都不知道在哪儿碰的，每年平均要跌两次跤，常常是在地广人稠处毫无理由地倒下。有次是下雨天，我爬起来，抬起头，看看四周无人，暗自窃喜，不想很久之后的某一天，某人带着特别欠扁的微笑告诉我，她曾在楼上看见我突然跌倒，然后慢慢站起，很傻很天真地四处张望。
不容易平衡，还体现在思想上，一个淑女，应该矜持优雅，但又不能冷冽难犯，其间的分寸，在O型人士眼中，是可以杀人的，张爱玲比我也强不了多少，她始终学不会巧笑浅嗔，一笑就嘴巴全张开，一哭就是青天落大雨，让她母亲非常失望。
我知道如何看人脸色，但不知该如何对待，我不是没有幽默感，但一说起笑话，就显得笨嘴拙舌，非常地冷，看着张爱玲列举的这些项目，我完全能够感同身受地理解她的不知所措，最要命地是，当她手忙脚乱地处理这一切的时候，她母亲在旁边静静地审视着。
有时，我感觉到，黄素琼看张爱玲的眼神里，有一点投资人的味道，她投下那么多人力物力，还放弃了和男友在一起，张爱玲的表现，似乎配不上她的牺牲，她不由自主地，变得不耐烦了。张爱玲这时还颇不识相，三天两头问她要零花钱，黄素琼的烦躁可想而知，就是这烦躁，使得张爱玲猝然心惊，继而回头反省自己。
“常常我一个人在公寓的屋顶阳台上转来转去，西班牙式的白墙在蓝天上割出断然的条与块。仰脸向当头的烈日，我觉得我是赤裸裸的站在天底下了，被裁判着像一切的惶惑的未成年的人，因于过度的自夸与自鄙。”
有多少少年，有过这样困窘的时刻？我们的敏感使我们看得懂父母的眉高眼低，我们的单纯又使我们以为，一切都是自己的错，我们是这样缺乏经验，不知道父母也并不像他们标榜得那样完美，当我们受到伤害，我们只是惶惑地自省着，这种自省有如一柄锐利的刀，一下一下地，将自己的小心灵，剜割得鲜血淋漓。
对于一个孩子，父母就是全世界，她在父母那里受了伤，是无处叫屈，无法疗伤的，而她和父母的关系，也决定着她将来和世界的关系，跟父母之间是轻松，是紧张，是尖锐，还是柔和，她将来和世界也是这样。
童年留下的心理暗疾，就像一棵树苗上的伤痕，会随着树的长高长大而慢慢扩展，变成一生的隐痛。而这些伤痕，大多来自父母老师，他们不可能有恶意，他们只是被生活的重压挤得满心焦躁，一些言语，一个眼神轻易飞出，让柔弱的小心灵独自承受。
张爱玲后来在跟人交往上很没有信心，也许在她内心，永远有一双眼睛，不是爱怜，不是赞赏，更不是怂恿，而是冷静地审视地望着她，身处其中，必然锋芒在背，动辄得咎，所以禁忌多多，当每一个动作都危险，张爱玲习惯了收缩自己，抱紧双臂，无声地呼吸，有谁知道这姿态不是傲慢，是少年时代，在母亲挑剔的目光中形成的一种习惯。
惶恐的同时，张爱玲还经历着人生最大的一场幻灭，之前，在父亲那里，她感受到一次幻灭——虽然她长期尽己所能地瞧不起父亲，这种瞧不起里，有一点撒娇赌气的成分，甚至是对于老爸的恨铁不成钢，有感情才会这样；她万万想不到，父亲竟会对她如此粗暴无情，而且是在继母的挑唆下，愤懑使她无力分析父亲这一突兀举动背后，那千转百回的心结，只是数着自己的伤痕。
但不管怎么说，至少她从不觉得他完美，而母亲在她心中，是戴着天使的光环，现在，天使掉到人间，不，是她自己掀开了天堂的帷幕，本以为该是仙乐飘飘，鲜花丛生，却发现寒意袭人，彻骨的冰凉，不幻灭是不可能的。
可是，幻灭这东西，就是个坏东西吗？我觉得对黄素琼的影响，应该一分为二地看。隔着浩渺时空，我看黄素琼，却总有似曾相识之感，成长的过程中，时常邂逅这类女人，衣着入时，妆容讲究，举止优雅，爱好文艺，以前叫做小资，现在又加进了波西米亚元素，高级一点的还有贵族或留洋背景，一举一动都有个招式，你要是不按这个来，就很容易被她们鄙视。
个人爱好，外人没有置喙的余地，黄素琼的问题在于，她还要将这貌似潇洒实则刻板的一套，强加到女儿身上，张爱玲的真性情，与之根本就是两条道上跑的马，黄素琼不无自恋的挑剔，弄得张爱玲非常紊乱，这无疑是一种负面影响，但紊乱之后的幻灭，未必就不是有益的。
幻灭者，虚幻之破灭也，捅破虚幻的肥皂泡，方能触及真相，没有经过幻灭的人生是虚浮的，不敢经历幻灭的灵魂，是脆弱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幻灭未尝不是一种淬火，所谓百炼成钢，总要经历这么几道。
所以，张爱玲长成了这样一个张爱玲，不会像冰心那样捏着小嗓子，吟唱“鲜花在左，爱在右”，也不会像杨沫那样，振臂一挥，要砸碎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张爱玲更擅长的，是静默地艰涩地追究真相，审慎地面对自己和世人，不再是非黑即白非此即彼，她笔下的故事也许有点传奇，但传奇里还是普通人，她的野心是抛弃文学作品中层出不穷的“好人坏人”——虽然有的作者自以为没有落入这个俗套，但还是有那么一点倾向的——打造一个真实的世界，没有比“真实”更动人的了，所以我们现在还在爱着她。
当然，也有一些喜欢直来直去的读者不习惯，张爱玲因此又变成一个容易被误解的作家。
此刻，她再转过头，回望父亲的世界，应该会有些感慨吧？一个世界幻灭，并不会让她对另一个世界的认识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但是，她当知道，任何一种认识，都不可以是清坚决绝的，而是有着无数的缝隙，简明截断地概括成一句话或一个词，都是不负责任的，你只能感慨万千，一唱三叹，即便显得千头万绪不知所云，心灵却在这沉吟中沧桑起来，也丰厚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