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中景色最为宜人的北京大学，该校坐落在北京西北郊区。未名湖，以及二三十年代由美国传教士建成的中国古典建筑(原属燕京大学)点缀着校园，看上去优美极了。北京大学的前身是创办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1917年到1923年，在蔡元培的杰出领导下，北大成功地吸收了德、法两国文化传统中最精华的因素，用以发展本国的学术。那场改变中国文化教育以及知识分子生活的五四运动就发生在这里。还没有哪一所大学的命运能像北大这样与整个国家的前途息息相关。
50年代模仿苏联时期，北京大学被确定为首都惟一的一所地位最高的综合性大学。其学术风格则在许多方面都反映出了蔡元培的德国式理念，即大学是纯粹的人文和自然科学研究中心。原来的教育系迁往了北京师范大学，工程、医药和农业等学科则迁往了其他几所大学。
20世纪80年代中期，北京大学教务长汪永铨创立了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这是中国继厦门大学之后第二个有资格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的高等教育研究中心。由于它隶属北京大学这所中国最高学府，因而该研究所具备条件吸引中国最优秀的学生来它这里学习，并有能力成为高等教育研究战线的排头兵。作为一名物理学家和无线电工程师，汪教授将整个一生的学术生涯都贡献给了北京大学这所中国最高学府的发展。
1998年5月，北京大学举行100周年校庆。6万名该校校友和100多位世界各地的大学校长云集北大，出席各种纪念活动。首次庆祝仪式是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聚集了一万名各界人士。国家主席江泽民、朱铭基总理和所有的国家最高领导人均出席了这次盛会。会上国家领导人高度赞扬了北京大学在高等教育领域的领先地位，及其在“科教兴国”战略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校庆期间，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组织了一次大学校长论坛。所有的庆祝活动都是由高教所前任所长现任北大副校长的闵维方教授统筹安排的，而闵维方则是汪永铨教授的学生。5月4日汪永铨教授为欢迎香港学者举行了一次非正式会议。退居二线的汪永铨教授显得很平静，也很自信，因为高教所已经发展成熟，能够将北大的学术精神融入高等教育研究工作中。
汪永铨的童年生活：家庭与学校
汪永铨的父亲汪奠基出身于农家，父亲的几个兄长全是农民，但是他们积攒了一笔钱，使得汪奠基可以去一所不错的新式中学读书。接着汪父汪奠基又成功考取了北京大学。1920年，汪奠基去法国，参加了著名的留法学生勤工俭学运动。他在里昂大学学习哲学和逻辑学，于1925年回国。去法国之前，在家里的安排下，汪奠基娶了一位没有受过教育的农家独生女子并有了一个女儿。回国后，他与妻子住在上海，直到8个月后汪永铨出生，全家又迁往北京。此时，父亲已受聘任教于北京大学和中法大学。汪永铨的最初7年是在快乐中度过的。全家住在一间老式的四合院里，母亲虽然不识字，但却深谙儒家传统的贤淑之道，尽心尽力抚养小孩，与父亲的婚姻也很和谐幸福。父亲这些年来虽然一直在学习西方哲学，却依旧是个严肃的儒者，非常重视儒家的一系列道德观念，如明辨社会等级，孝顺长辈，忠诚于国家，真诚对待朋友。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在他看来，佛教与道教显得有些消极悲观，而儒家思想则可以让人奋发向上，并给社会带来和谐。
1937年，对8岁的汪永铨来说，日军入侵则意味着他在此后的数年里无法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父亲匆忙离开了北京，大学已被日军占领，他不想为日本人服务。临走前，他还叮嘱妻子，不要让孩子去日本人控制的学校上学。在等待与父亲团聚的两三年里，汪一直在家里跟随姐姐学习。父亲先是去了武汉，接着又去了桂林。到了昆明后，他才把全家接过来。当时许多大学都搬到了昆明，如后来合并成西南联大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此外还有中法大学。汪头一年上的学校便是中法大学附属中学。1940年，父亲迁往重庆，任教于四川大学，于是汪又转入四川大学附属中学。在他上过的两所中学里，任课老师都是副教授，他们一边在大学教书，还一边腾出时间在中学教书。他记得这些老师的教学非常出色，尤其是英语、国文和数学老师。有时候，数学老师和自然科学老师还用英语上课。当然，印象最深的还数英语课。英语老师不仅让学生熟练地掌握了语言，而且还完整地介绍了英语文化。在这一点上，他特别怀念的经历是，有一次，英语老师在课堂上介绍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竟然唱了起来。但是，汪永铨觉得，对他的成长来说，更重要的阶段还数中学快毕业的那段时间。当时母亲得了重病，父亲每天都要过河去大学教书，他只好承担起全部的家务，买米买菜，洗衣做饭，样样都干过。1941年，母亲去世了，当时他只有12岁。回顾起这一年，汪永铨认为自己作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之一。他必须在各个方面都自立起来，并觉得只要自己努力，即使环境再艰难，也没有什么事是做不成的。
一年后，父亲来到毗邻汉中位于陕西省境内的西北联合大学。昆明的西南联大哲学系控制在留美学者手中，而西北联大则是欧洲哲学学者的聚集地，去西北联大能让他觉得更舒适些。1943年，父亲与来自四川大学的一位数学教授结了婚。汪觉得她是个好继母。
汪永铨特别喜欢中国文学，因此很想在中学毕业后去中国传统学院或书院学习，但是，继母却认为他应该学点实用的东西，以保障日后能有实际的生存本领，至于中国文学，仍可以把它当成业余时间的一种爱好。结果，1946年，汪永铨通过了入学考试，进了清华大学物理系。1950年毕业。此时，父亲和继母也已返回北京。父亲任教于北京大学。
在儒家精神的熏陶下，汪永铨一直都很听从家庭的安排，他觉得自己从未想过要反叛这个世界。对他的成长来说，家庭影响远比学校教育重要。父母会不时地查看他写的日记。出于对父亲的尊重，他在清华念书的几年中，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心扑在学业上，只是参与过几次非常重大的示威游行活动。他记得特别清楚的是，1948年离北京解放只有两个月时发生的那场清华学生大辩论，辩论主题为：苏联到底是个什么性质的国家？帝国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结果，清华学生的这场辩论认为苏联是个帝国主义国家，不过问题仍可以继续讨论，同时也允许一部分人保留其相反的观点。
1949年2月人民解放军进驻北京时，汪永铨正在清华读四年级，不久就要从物理系毕业。父亲和继母也都回到了北京，在大学里教书。这时候，汪的信仰开始发生变化，原先从父亲那学来的对家庭以及儒家价值体系的绝对忠诚，渐渐让位于坚决相信共产党必将领导中国未来前进的方向。
汪永铨与北京大学的变迁（1949——1978）
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胜利之际，汪永铨刚满20岁，因而这一变化在他看来，就显得既轻松自然又鼓舞人心。1950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后，他被分在北京大学物理系担任助教。工作没过多久，他便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接着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样一来，他早年从父母那里学来的对家庭的绝对忠诚与服从等等传统价值观念，便全都转移到了中国共产党身上。他说自己的思想中有着某种固执，这一性格使得他会无条件地顺从和尊重值得自己信赖的对象。
1958年，北京大学物理系被重新划分成了四个独立的系科，它们是无线电、核物理、技术物理以及基础物理学系。凭借清华大学电子工程专业的科班出身，28岁的汪永铨就当上了无线电系的系主任。与此同时，他还担任了该系的党总支书记。无论是在专业方面，还是在思想政治方面，他都对系里的师生员工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现在回想起来，他觉得自己将工作重点放在维护团结，以及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上，这样做肯定会减少个人自由发挥的空间，然而在当时他也只能这样做，因为个人主义在当时被认为是一种不健康的思想倾向。
1956-1957年“双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鼓励知识分子公开进行批评期间，汪觉得自己不是在清华大学而是在北京大学工作，这一点对他来说还算幸运。但很快“双百”运动便发展为反右倾运动，当时北大著名的校长马寅初先生也遭受了攻击和揭发，与他相比，汪则显得有些无足轻重，因而没有成为重点批判对象。当时担任北大党委书记的江隆基为保护自己学校的教师，可谓是竭尽全力。他劝告大家不要跑出去公开发表言论。在他的努力下，北大教授很少有人遭难，相比之下，清华大学倒是有许多教授都被打成了右派。该校的师生明显要比北大的师生活跃，就连那些汪永铨在清华大学的同学，都有好几个被打成了右派。这场运动结束时，他首次开始反思，并意识到人们在运动中酿成的错误方向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可就在这时候，他所尊重的党委书记江隆基先生被调往了兰州大学担任校长。
50年代初期，面对苏联对中国知识界的强大影响，汪永铨却对苏联抱有一种深刻的怀疑。人们没有忘记，1945年日本投降后，苏联军队进驻中国东北地区，掠走了许多珍贵资源。人们没有忘记，当年广大学生曾强烈抗议苏联士兵在东北强奸中国妇女。人们更没有忘记，1948年清华大学学生就苏联是社会主义还是帝国主义展开的那场激烈辩论，结果认为是帝国主义的一方赢得了胜利。
然而，在汪看来，尽管存在着这些排斥性的情感因素，北大教师最后还是与来华工作的苏联专家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他们很快便受到了大家的尊重——他们提供的教材非常系统，内容表达既清晰又有深度。汪曾希望自己能被派到苏联继续深造，而且还有一位优秀的俄语老师在帮他作准备。但他的愿望终究没有实现，所学的许多俄语知识也渐渐被遗忘了。
1958年苏联教育模式首次遭到了批判，接着更激烈的批判发生在
1966-1967年间，汪永铨的思想也因此陷入混乱之中。尽管外界把教育革命吹得天花乱坠，可他心里却觉得异常空虚：原来的模式被否定了，却又找不到能够替代它的模式，没有什么理论可以作为教育实践的基础。总之，经过1958-1976年间的这两次革命，作为系主任的他觉得，在没有明确教育纲领的前提下，几乎不可能解决教育的问题。1966-1969年，造反派把他封锁在北大校园里，不准他和学生接触。这段时间里，他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以及约翰•杜威的著作，除此之外，他还抽空反思了过去这么多年来的教育发展过程。1969年，他被调到陕西省汉中地区工作，无线电系在那儿办有一个教学点。
1978年，汪永铨被任命为一个新成立的广播电视教育中心的主任。“文革”期间的动乱经历终于结束了，此刻展现在眼前的是一片新的建设图景，他也因此逐渐恢复了对教育事应的兴趣与信心。1982年起，他开始担任北大教务处副处长。1984年，他又升任教务处处长。这一职位使得他有资格参与北大所有的课程及教学改革。1988年，也就是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成立4年后，北京大学也成立了自己的高等教育研究所，汪永铨担任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第一任所长。从此，汪永铨可以为高等教育及相关专业培养一大批硕士和博士。北京大学这所中国最高学府也因此还能在教育领域发挥自己的名牌效应，尽管其原有的教育学院早在1952年院系调整时就迁往了北京师范大学。
汪永铨：北大精神
汪永铨觉得，在北京大学这所中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里度过了半个世纪的时光，不仅使他有了一份特殊的经历，而且看问题的角度也会随之变得有些不同一般。在他看来，北大精神最为可贵的地方就在于它的开放性。在北大，所有的问题都要进行激烈的争论，而不会轻易地被政治所左右。北大一直都是传播新思想的先锋，其影响也能够涵盖整个社会。从学术上看，北大的教师与学生总是有些让人捉摸不透。虽然在为国家建设从事科研与教学方面，他们不像清华大学那样意见统一，然而在某种重要的意义上，他们所代表着的却是国家与社会的良知。
汪自己的高等教育研究便体现出了北大精神的某种品格。他最看重的一点是思考新问题，并提出相关的观点，而不是因循守旧，或追随当前学术潮流。有一次，他接到邀请，要他撰写一本关于高等教育哲学原理的著作，然而直到现在他都迟迟不肯动笔，因为他知道，他的许多观点都会令别人觉得不愉快。最近他就素质教育问题发表了一些个人看法，然而它们并没有被主流观点接受。
在展望中国教育未来时，汪觉得最关键的问题在于教师的质量。这不仅是指他们的知识水平，而且还包括他们的精神状况以及他们对于年轻一代的理解和沟通能力。除此之外，他还十分关心人文学科的发展前景，认为必须像重视科技教育那样充分重视人文教育，因为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人们往往会过分注重发展科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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