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年代》摘录

hillux注：这本书是一个在香港从事餐饮业的英国人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写的，他给出了一个不寻常的对亚洲金融危机的观察角度，我从深圳图书馆碰到这本书后，一气读完，觉得不虚此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对“中国特色”或者“东方特色”的见解，现摘录于下。

“蚕食别人是亚洲获得持续、团结、快速经济发展的方式。”——援引曼德尔森的话，p50，《危机年代》

“我们高估了亚洲政策制订者的能力，但事实证明他们是晴天航行的好水手，但在暴风雨中的确技术不高。”——援引费奇IBCA公司的《过失认错书》，p58，《危机年代》。注，不是政策制订者，而是政策制定结构

“我总觉得亚洲市场表现出的高速增长有一种令人放心不下的不真实的感觉。”p66

“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过分’成为政府政策的一个标志。政府热衷于一举成名” p67

“我有时候认为，亚洲的真正奇迹在于：亚洲的工商业克服了许多诸如政府管理不善、企业经营不佳、腐败和缺乏计划性等障碍，本来这些障碍都会阻碍经济发展。但我注意到，所有这些问题却被许多评论家反过来描述了，他们将这些问题说成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优势。其实这些所谓的评论家从来没有涉足商业亲身尝试过。”p68 注：这种障碍或许就像阻碍河流的大坝一样，河流汹涌的异常只是说明了阻碍的存在。而这种阻碍损害的不仅是大坝自身，河流也因此折寿。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华人商业组织的传统风格特别适合商业活动，但是却不太适合真正大企业的商务经营，并且也不适合全球经济竞争，因此难以保持竞争力。” p93

“这种政策的结果是相当复杂的，虽然它在财富的重新分配上取得了较大成功，但是却没有使创造新财富获得成功。” p93

“正如阿卜杜拉先生指出的那样，‘基于地理概念来确立价值观是非常困难的。’并且确立亚洲独特价值观的进程也需要一定的心机，它将耗尽亚洲那些最聪明人的脑筋。” p117

“或许亚洲的价值观实际上正是人们广泛认同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总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地区格外盛行，而不是依据地理位置流行。” p118

“所谓的亚洲价值观并没有能够阻止这一切发生，但是亚洲可能真有一些独特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与西方的价值观确实存在很大差别，并且能够更大程度地适应工业化和都市化。另一方面，亚洲人似乎对精神更感兴趣，比如中国，宗教在多数人的精神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微不足道，但是精神则在人民生活中形成了重要的一部分。” p119

“但是亚洲有两个格外与众不同的特点，这两个特点似乎对经济有更加直接的影响，这就是尊重和纪律。毋庸置疑，亚洲人与西方人比起来，他们对长者、权威和学识渊博者怀有更大的尊敬，他们也更加愿意接受纪律、遵守秩序，而不像西方人那样有太多的疑问。”p119。注：这恰恰是启蒙所导致的差异。

“最后答案是，当老师进入教室时，孩子们无需向老师鞠躬，但他们必须全体起立。但是她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原因是，她阅读这方面的材料越多，就越发现这种尊师方式实际上是英国一个世纪前的习俗。

因此，即使纪律和服从这两个似乎是亚洲最典型的特点，或许也是随着该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不断发展起来的。如果认为国家的特点是固定不移的，并且道德、文化习俗等等都是一成不变的话，那么这种观点太愚蠢了。这将我们带到了亚洲价值观那些可笑的核心，即亚洲价值观是综合而成的，一旦在该地区形成后就从来没有变化过。” p120

“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性活动” p120

“你的所见所闻就是一个相当混乱、根本没有任何效率可言状况，但它给你的假象却是纪律严明、工作勤奋。然而，亚洲的纪律严明和工作勤奋中没有一丝战略性谋划和创造性思维的影子，而这些才是将企业推向新的增长领域的必备动力。” p129

“虽然这些不动产会被计入企业的资产中，但却鲜有活力。”“其最终结果是，一些典型的亚洲大型企业集团拥有众多业务上毫不相关的子公司。由于这些子公司之间毫无关联，因而很难为企业增值，或是产生巨大的发展动力，促使企业向着更富有效率和更具有生产率的阶段发展。” p131

“大企业的小公司心态”“这些企业缺乏长远眼光，他们追求快富的思想使得他们不愿意进行长期投资。” p132

“美国企业，特别是那些仍处于发展阶段的企业，从来不认为对研发投入巨资是一种浪费，相反，他们认为这是企业发展战略的核心所在。” p133

“试图在交易中获胜”“这个问题相当复杂，因为亚洲企业广泛认为做交易不是让交易双方都能得到他们各自想要的东西，而是仅有一方获得‘胜利’。一位下级能够向他的老板报告说‘胜利了’，他就会被认为做得非常出色，而那些向老板报告说双方都对交易感到高兴的人，则会被认为做得并不是很出色。

这种做法的结果，就是不会建立起长期的业务关系，因为合作双方不是建立在相互信任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双方都不方便或是对合作伙伴根本没有选择余地的基础上。” p153

“正因为如此，企业里除了老板以外，其他人都不允许犯错误，因此员工们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来避免犯错误，这也成了企业员工的一项主要工作。更严重的是，即使员工有时候知道企业的某些规定实际上根本没有意义，但是为了避免犯错误，他们都严格执行规定。长此以往，企业员工就失去了寻找更佳的工作方法的努力，因为奖励很可能远远小于因错误可能带来的后果。” p157

“经过上述分析，我们不禁对‘西方管理模式’这一提法是否合适产生了疑问，这个问题值得探讨。或许称之为全球通行的管理模式更恰当一些。这些模式的确源于西方，因为西方国家首先经历了工业革命。但是从问题的另一方面来看，许多被认为是‘亚洲’风格的管理模式，实际上在西方工业革命初期也同样出现过，等级控制、裙带关系、管理权集中等等也是当时企业的共同准则。

这意味着，‘西方’和‘亚洲’管理模式并非是一种地理现象，而是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进化过程。从这个角度来看，批评‘亚洲管理模式’与政治关系密切没什么意义。” p166

“拉丁术语‘Carveat Emptor’（买家当心）” p178

“小股东，包括那些来自大的国际机构的小投资者，也都在容忍大股东对他们的剥削，因为他们从来没持有过长期的足以构成任何对他们所投资的公司构成影响的股票，而在生意好的时候，他们所持股票的回报又让他们没什么可抱怨的。” p178，注：这个案例很具代表性，即在行为的长期性与行为选择之间的联系。

“亚洲奇迹神话的传播者们提出的肤浅设想之一，就是本地区股票市场的增长会促进经济的增长。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情况恰恰相反。换言之，股票市场的投资者和成立公司的那些人在增长的亚洲经济中吃肥了，但并没有把他们的资金投向能创造财富的地方。一个地区的股票融资的增长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有一个很强的关联，如果市场促进了经济的增长，那么融资的增长就应当促进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相反，市场的增长如果只反映了收入水平的增长，则经济增长与股票市场的增长就会各行其道。股票市场没有促进新投资，而是给经济发展中产生的过剩资金找了个去处。” p182

苏安塔·达塔·雷“写道：‘在西方，制度性的宗教、道德建构、亲情原则、法律与管理建构交汇起来对抗软弱和诱惑。’” p218

“还有一种观点则是亚洲腐败的辩护者们提出的。这种观点认为，直接给政治人物支付报酬与西方对政党的资助没什么两样，因此，这是完全正当的。然而，如果拿在西方尚靠不住的事件来证明在东方的合理性，那么提出这种观点的人对他们自己国家的政治道德则提出了一个十分低的标准，并且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在西方，即使是政治献金也备受争议，因而在政党与其资助者之间有可疑关系很少被视为一件很光彩的事。另外，在绝大多数西方国家中，政治资金的来源和使用一般都是透明的，在其不透明的地方，媒体也有足够的自由去揭露腐败资金。” p220

“尽管在我看来，这种形式的所有权通常被十分令人不安地掌握在‘外人’手中，‘外人’这一个专用词语显示出了这一观念中的问题。” p222

“谎言、欺诈和赤裸裸抢劫的大厦表面的裂痕被大量的金钱弥合。当金钱涌入时，没人会觉得有必要去质问它是怎么到那儿的。一旦金钱停止流入，就开始出现问题，但那时已为时已晚。良好的生意行为所赖以存在的好的政府基础、好的公司管理与基本道德都被破坏了。而重建工作却被耽搁了下来，因为那些仍然指望鸳梦重温回到过去好时光的人认为没有必要小题大作。另一些人则退回到拒绝的态度，还有些人则寻找各种办法维持由腐败而来的既得利益。” p226-227

“然而那种认为东亚盗版软件的泛滥反映了整个经营领域流行病的看法也有欠妥当。这是一种渗透到生意界各个角落的流行病。简言之，它反映了那种目的决定手段的观点” p243，注：目的和手段或者结果和过程实质都是不同层面的象结构，真正的优化或者创新必须是在无损其他象结构的同时对某些象结构的改善。常常人们偏好短期的象结构，对短期象结构的偏好分布图实际反映了社会的发展程度。

“我从未听说过有哪位自由放任政策的理论家是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这条线以上的某个位置看到的风光会与在此线以下的景致大不相同。” p251

“简单的事实是，政府和跨国机构都根本不可能什么也不做。之所以要它们存在，就是要让它们做点什么。无论事实证明它们的作为多么愚蠢，可它们的天职就是要做些什么。” p251-252

“大规模国际资本运动的现代历史揭示出，当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循环不协调时，便会招致最汹涌的风浪。换句话说，当美国先于欧洲由衰退转向复苏时，资本才重新开始运转。”“既然现在它（注：指亚洲）的地位已经举足轻重，它也就开始以一种由大规模的资本运动影响的方式展现其自身的危机了。” …… “因此，如果要说历史有利于揭示出亚洲危机的本质恐怕是很成问题的，除非就历史最笼统的意义而论。” p258-259

“‘万事都不如它看起来那么糟糕’，这句老话看来又兑现了。” p278-279

“1999年被普遍认为是一个复苏年。如果引述查尔斯·狄更斯的话，它本应是一个最好的年份，而看起来却是最坏的，诚如这位伟大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作家所说的法国大革命时期，‘这是怀疑的时代，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这是绝望的冬天，我们面前应有尽有，我们面前一无所有，我们都朝着天堂直奔而去，我们都冲着地狱日夜兼程。’” p307

“亚洲方式还是全球方式

试图理解发生在亚洲经济体以及亚洲各企业间的一切变得比以往更加困难，因为人们拼命地把亚洲特色放进一般问题里来讨论。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要把那么多时间花在有关‘亚洲价值’和另一个神秘的所谓‘亚洲生意经’概念的极其愚昧的争论上的原因。所有民族和地区当然各有其不同的特征，认识不到这一点必然带来一系列问题。不过更大的失败是没有从世界历史发展中吸取教训，也没有看到在地球的某一地区出现的问题同样会在另一地区出现，只是时间和背景不同而已。

所以，不能认识到‘亚洲奇迹’不过是发展中的一个阶段，很像欧洲的工业革命，就不能理解所谓的‘奇迹’在历史中的地位，以及作为一个发展循环圈的一部分。

例如，有人说亚洲人特别适合做企业家。然而事实是，亚洲并没有什么特别杰出的企业家脑瓜子基因，只是亚洲的经济到了该发展的阶段了，而各种条件又刚好适合展开大量的企业经营活动。” p341， 注：重新看东西部的发展比较，和江浙商业群体的崛起，包括曾经的山西票号。

“好公司比它们的所有者更适于生存”“现代企业历史有一个简单的教训，它简单得让人觉得一再重复它几乎毫无意义。这条教训就是：经营得道的企业不会破产，能够提供优质、有竞争力的产品与服务的企业总能为它们的业务找到市场。拥有稳固的管理结构的好公司，即便经历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就算它们的主人已招架不住，它们仍能镇定自若。” p343，注：结构的独特性。

“应付突发事件的能力其实仅仅意味着你已经建立起了一个本质上强大的组织界结构。就像一辆汽车，它的主要功能是在路上行驶的，但偶尔也要被用来急转弯、突然刹车，还要能防止翻滑。如果车子不能应付这类突发的需求，当路面状况‘正常’的时候，车子多好多坏也无关紧要。企业及其他机构的运行亦如此，如果它们只能应付好时光，一旦时势艰难，它们便迅速消亡。为长期的营运而设计它们是一个最起码的程序，无非要付出大量的艰苦劳作。

如果你只是写写这类事情，很容易忽视那种艰辛，它毫不光采照人，也不有趣。不过一旦你实际参与其中，它会令你刻骨铭心。

这就是我对未来的宏伟景象持怀疑态度的原因。我怀疑控制全球资本流通的计划，怀疑一切有关全球金融新框架的讨论，最重要的是，我怀疑那些将其所有的灾难与不幸都归罪于外来力量的政界首脑们。” p349，注：结构之象的完整性

“简单的事实是，资本的全球化已经广为人们所接受，这已是无须争议的事实。基于此现状，不可避免的现象自然是全球市场上的某些玩家会强过另一些玩家，与较小的玩家比，他们自然会有更大的影响力。天哪，这一切难道不正是最最基本的常识吗？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尽管他们或许真的很聪明，要花费那么多时间试图去改变本不可改变的现实呢？” p350，注：08－01－03日记，“他（引者注：凯特林）的名言是：‘一个人必须有足够的聪明的无知（intelligent ignorance），才能与时共进。’”p211《散财之道》

（摘录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