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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德夫:这是最最遥远的路程,我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2006-07-20 23:44:04)

本文纯为个人纪录,请勿引用。

还要写稿,粗略地记了些,感谢摄影咣咣。

1、
早晨的后海,雾气濛濛。
有人喊天亮了!熊儒贤追出去问是你说天亮了吗?我好感动。那人看了熊姐一眼,咳呸,当街吐了一口痰。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早晨,有普通人的生活,还有美得画似的北京。
两个小时之后,胡德夫就要赶去机场,行李却还未打理。他们都已经很累了,我知道,看着感冒的张钊维在沙发上沉睡,感觉非常的抱歉。为了我,他们在演出过后,庆功过后,仍要找个酒吧好好聊聊。谢谢水色的钢钢,谢谢你凌晨不睡等我们到来,还给胡老师煮了他想吃的饺子。
还要感谢倚马,演出现场她始终陪在我身侧,在我嗓音嘶哑的时候代我喊出对胡老师的爱。咣咣因为宿醉水色,倒是赶上了与胡老师喝酒。站在后海边上,他对陈永龙说,你看,这就是一幅水墨丹青,可我现在不想拿相机,往往就是这样,最动人的照片不在相机里,只能在心里。陈永龙点头,做音乐也是这样,最动人的瞬间,往往没有录音。

2、
嘈杂的酒吧,人挨着人。
我挤到最前面,我要最近距离地听胡德夫,看他弹琴的手指,还有那一头白发。
台上的卑南族的小孩,那个叫陈永龙的原住民歌手,他见面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那个台下一直哭的是你吗?在访谈中他再度提起:我站的那个角度最清楚,看到你在那边,我一直在想她在哭什么?我以为是个台湾人,想问你是不是在想家?
是的,《最最遥远的路》歌声一起,我就掉泪了。原本在录音中感动千百回的声音,第一次在距离仅两米的地方发出来,我为什么不可以哭?我不害羞地任眼泪爬了满脸,给钊维发短信,只有两个字:大哭。他回复说:嗯,水库放水了。
洪启不知道听谁说起我哭了,我说哭得很难看,他回了两个字:很美。

3、
陈永龙让我心折。
演唱胡德夫创作的《大武山美丽的妈妈》,他就那么自然地站在那里随着音乐律动,纯净,微笑,歌唱,Haiyan Hoiya o Hoiyan。新一代原住民不再悲情,他们眼中的家乡是美丽的,回家的路仿佛很近。
陈永龙对我说:胡老师很像个流浪的人,他是爸爸妈妈那一辈的人,年代很遥远,真正开始了解他是因为参与制作《匆匆》,很认真很认真地听他的歌,很大的震撼力。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山里的小孩,山里的声音,山里的姑娘,我们要回家。这首歌是为原住民雏妓事件而作,我很认真了解它的背景故事,胡老师在给她们温暖的希望:你们都可以留在山上,你们是多么的美好,你们是多么的美丽。
 
4、
我没想到可以与那么多观众一起合唱《美丽岛》及《少年中国》。
瞬间我再次泪流满面,李双泽会看到这一幕吗?如果人死后真的有灵魂。有人在大声喊:李双泽与你同在!站在前排,我见到老师的眼中有泪光闪动。熊儒贤,野火乐集的负责人,拉着钊维上台继续拍摄,因为,她已经没有办法进行下去了。
胡德夫差点都不知道要怎么样唱了,“人的很多东西是割不断的,表面上再怎么优雅想割都割不断,暗地里使劲也割不断”,沉吟过后,老师说,“我听到有人喊李双泽与你同在!讲的一点都没错,这位老哥到现在还在顶我,他单线联系到这边......有没有电话号码?我要打给他。”
 
5、
原本应由胡德夫演唱的《美丽的稻穗》,他轻轻嘱托由陈永龙来唱。
我看到永龙微笑着问了声为什么?然后说好吧。胡德夫对我说明他的想法:它是遥远的故乡,充满了乡愁。有泪的话是对的,为什么会那么悲呢?收获为什么悲呢?我是在以听歌人的心情在唱。永龙基本上会是你想听到的,他是那种步调,就像在妈妈的衣裙之下,拉着妈妈的那种小孩子,什么都不愁的,没有离开过家,家里的谷仓里是满的。那种孩子,是丰足的、安全的,我想让他来唱。
 
6、
终于握到胡德夫的手。
因为写《台湾民歌运动三十年》,让我得到无法承担的尊重,真的很重,因为李双泽、胡德夫、杨祖珺,使之成为一段有血有泪的历史。
跨过海峡,他大声唤我的名字,疲累不堪的老人仍旧愿意找间酒吧坐下来,喝酒,聊天。
熊姐一直在工作状态,没有办法好好喝酒,她看着我眼睛说:我想喝酒。早晨四点仍在营业的酒吧几乎没有,我把他们请到水色,一个可以舒服聊天的地方。
碰杯的瞬间,我突然不知道要说什么了。其实我更想聊天,而不是采访。没有足够的时间联络感情,我相信感情是在那里的,我必须利用有限的时间为一些纠结的问题寻找答案。
胡德夫就是那个答案,坐在我旁边,我是多么地幸运。
 
7、
文稿以访谈的形式进行,我睡了三个小时,写了八千字,最后改成四千字。
原本只想安排两千字的排稿量,但我真的不忍再删了,交由编辑去改变。电话中,编辑说几乎全部保留了,因为,她很感动。
这就是胡老师给我留下的两个字:感动。因为累,他的声音不是很大,有些字节根本听不清楚,我不忍让他重复,好吧,我一遍遍地听录音,自己去寻找答案。
我问他为了原住民运动消失了10年,牺牲自己的音乐与生活,值得吗?他说:真正的歌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到街头、工厂、公园里唱,很多活动都是我和杨祖珺先开场,是反对文化重要的一部分。这不是比以前更是歌唱吗?一般人不知道,以为我退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把自己搞得这样落魄呢?歌要收获在有歌的地方,谷腹深渊也有歌,那些歌对我来讲意义是那么重,我动容了,我的朋友动容了,基本前面那一段失去的东西,在这里面找到了。
哪里没有歌呢?这就是歌。
 
8、
老师唱了30多年才出版第一张个人唱片。
朋友们买来钢琴放在他家里,拜托他整理自己的作品。录音是在他最早唱歌的淡江中学进行,熊姐担任监制,“我们只为记录,忠实地去把老师的声音在对的空间、对的状态录下来。其实走到后来,的确走到后面,发现似乎可以出版。我们自己也吓得要死,第一能不能做完?第二能不能做对?第三做出来会不会被骂?没想要多好,就希望不会被骂。我也承认,按整体预算可以更好的情况下,我们也没有去做到那种剔透跟完美,过度的晶莹剔透就失去了胡老师像岩石般巨浪拍岸的感觉。我自己也做了十几年唱片,如果有不一样,自己觉得它非常‘人’,技术方面不敢讲,我非常有把握的是‘人’。”

9、
红楼发表会,是老师三十多年来第三场正式个人演唱会。
“红楼的感觉是对的,300人左右,爆满。有人坐着,有人站着,位置没有那么多,看起来与我们今天演出的场地是一样的。旧楼旧人,墙壁仿佛还有活着的心在里面。一些老朋友都来就坐,早期台湾社会运动的同志一起坐在那里,有些是绿的,有些是蓝的。他们已经互相不讲话,现在却一起关怀一件事。不管他们怎么坐的,依靠在一起或者不打招呼,他们的手都打着一样的拍子。
我在台上很忙,手要弹,眼睛要闭起来记歌词,脑袋要想扬抑顿挫在哪里,安排的形式是什么。但是我第一次打开眼睛的时候,看到他们的手指头在一起打拍子,我当场就想不唱了,我想说唉,那个手大家都一样,再来再来。在记忆中还有很多不能割舍的吧,歌就是这种东西,它会把人揪在一起。”
 
10、
那场演唱会上打出了李双泽的名字与照片。
熊姐说:我们都会有一个感觉,在过去这几十年,没有人特别再去提李双泽,可是我们特别能感受到李双泽当时殷切地把歌做出来,期盼歌里面产生一些感情的联结,它有多强大。你越来越懂得他要干嘛,不太因为社会的变化,就算社会在变化也越来越懂得,那个东西会跑出来。尤其国民越来越确定进步,人越来越远的时候,才发觉我们要怎么联结呢?我们都唱李双泽的歌,但怎么样都不如胡德夫、杨祖珺,他们的生命曾经交集,互相放出光芒。为什么把胡德夫的声音记录下来,因为这个时代不能少掉胡德夫,只是来不及记载李双泽了,就是来不及了。我们要做什么呢?不能少掉李双泽。
 
11、
淡江中学与大学,是老师起步的地方。
因为参加棒球队任队长,他头部受过严重的伤,没能好好治疗导致时常会癫痫发作。坚强的他不愿与别人分享这段痛苦,在胸前衣服上缝了口袋,防水的,里面放着药。有时候在同学间发病,二十分钟口吐白沫,然后,他一个星期不愿去上课。
白色恐怖时期,他亲眼见到部落里来辆吉普车,带走了两位比他大不了几岁的大哥哥。只因为两个孩子在蒋介石的画像下面写了几个字:看镖,杀杀杀——是他们游戏中的词句,不再读书的孩子只是想写了几个字。他甚至还记得长途赶来的吉普车前面粘的苍蝇蚊虫的样子,看到那两个孩子茫然地被带走,家人也茫然地跟着走,远远的,挥手。
他问爸爸,他们被抓去哪里呀?愤怒的爸爸说,他们被抓去毒打,不会回来了。年幼的胡德夫哭了三天,为原住民争取应有的利益,那时就有了种子。大学之后,他去看过仍在服役的那两个人,关了十几年,原本应该是少年的他们,已经像是老人了。
 
12、
“我到都市来就想什么时候回家,单飞的老鹰不是想在天空盘旋着,它心里面想着凭记忆跌跌撞撞也要回到山谷。游子的心情特别浓郁,想家想得读不下书,更不要说回想部落里同学讲话的语气,更不要说听到厨房里炒高丽菜,那个声音一响,我就会叫‘妈妈’,她现在做什么呢?心里会一直这样转。”
听胡德夫如孩童般叫出那声“妈妈”,那声音里面的委屈,想家,以及对母亲怀抱的渴求,如何让我不感动?
场地再拥挤,空气再混浊,我也要站在那里。因为,这是最最遥远的路程,我终于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是的,胡老师,我又懂了。
 
13、
胡德夫成立原促会,担任会长。
他在原住民部落间奔波,与他们吃住在一起,他要了解他们对事情的看法。原住民的生存条件未必改善到哪里,但是更有尊严。
陈永龙代表的年轻一代原住民小孩,越来越有自信,越来越知道自己是谁。他说:有完整的部落生活经验之后,看很多事实就会非常豁达、乐观,爸爸妈妈告诉我们的就这么简单,生活就是这么简单。离乡之后会有一点步调不一样,也不会难过,很乐观地面对。我还是一个山里的小孩,我很爱唱,大家爱听,我们为什么不去唱呢?
在山间的溪水旁,胡德夫听到戏水的儿童骄傲地说起“我们原住民”怎样怎样,心想,他多年的努力所求也不过如此吧。
 
14、
这样一个人,让我如何不尊敬?
告别的时候,我分别拥抱他们,对熊姐道一声辛苦,对永龙鼓励一句努力,惟有胡老师,我沉默了。
我能感受到他脸颊的温度,我们沉默地拥抱着,在一个北京有雾的早晨。我拜托熊姐与永龙,尽管有些多余:请你们要好好照顾老师,不要再让他赤脚走路。
熊姐说:我们也想,但胡老师走得太快了。
他站在酒店门口,像个孩子般灿烂的笑容,我也笑着,心里却仍有点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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