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晚会”导演张艺谋的是非功过

□ 李祥瑞

随着《十面埋伏》的上映，被誉为“中国电影的一面旗帜”的张艺谋在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乃至网络评论界引起急风暴雨般的批判浪潮，在全面声讨逐渐降温之后，张艺谋旧作《英雄》和《十面埋伏》先后在美国获得了较高的票房和不错的口碑：《英雄》在2031家影院同步上映，《十面埋伏》被《纽约时报》等美国主流媒体赞为“华丽的娱乐盛宴”--按照“张艺谋及中国电影艺术研讨会”上专家的说法，国外观众对张艺谋作品的好感一向建立在误读的基础之上，所以国内批评者完全没有必要怀疑自己看走了眼。很多美国影评人直接点出了《十面埋伏》“故事线并不清楚”“角色失之平面化”“缺少一些魔力”等问题，这些硬伤早在该片国内上映时就被无情的评论者狠狠揭开了--我们应该注意到国内影评人远不可能有国外影评人那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优越心态，在电影业高度发达电影市场空前繁荣佳片如云的国度，影评人往往习惯了毫不吝惜赞美之词，在老外眼里，《十面埋伏》是一部“富有中国特色”的武侠电影，就像我们经常陶醉于好莱坞大片的奇特效果，在追新逐异心理的驱动之下，观众最容易受到“表面性优秀”的迷惑，国外影评对《十面埋伏》的赞誉只停留在感动其“视觉贡献”的层面，就很好地解释了这一点--被大多数人认为很好看的好莱坞商业片不也常被苛刻的评论者视作烂片吗，可见一部电影并非有了“好看”就万事大吉的。因此当美国观众为《十面埋伏》的“好看”而纷纷鼓掌的时候，“张艺谋们”大可不必被“胜利”冲昏头脑拒绝反思，评论者们也不必因发觉自己的口味不同“老美”而思路停顿集体失语。

如上所述，两国影评人和观众各自信奉的的评测认证体系差异显著，国内影评人更多顾及一部“新概念商业片”对观众心理和体制产生了哪些影响，经香港武侠电影和“春节晚会”的长期培养而爱好特殊、眼光苛刻的国内观众也不会轻易就范于“张艺谋制造”，因此，对张艺谋作品的分析及批判是不可受到外界因素干涉的“内政”，立足国情、着眼实际的讨论非但不应终止反有必要继续深入。

《英雄》和《十面埋伏》赚取了丰厚的利润，却未给张艺谋赢来任何有说服力的国际奖项，包括最应该关心爱护张艺谋的金鸡奖也没给他面子，搞得《十面埋伏》铩羽而归，以至于享惯了政策保护和国家代为支付成本的投资人张伟平不断抱怨“金鸡奖太离谱”。

专家们没有被票房迷惑：张艺谋在艺术上的“倒退”是显然的，这种用“倒退”换来的商业成功当然不会使其名利双收。

电影，是用来塑造精神的，张艺谋的电影，本来并不缺乏精神，中国人的精神。

在中国电影第五代导演的巅峰之作《黄土地》（1985）中张艺谋担任摄影师，当年张艺谋在剧组的“凡人小事”到今天已经是众口争颂的传奇了，现在我们只能透过那些标新立异充满叛逆的影像去猜想、感悟张艺谋、陈凯歌等年轻人曾经怎样地执著于对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认知与构建，从那一幕幕令人震撼画面中，观众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年轻的肯吃苦有思想的张艺谋！这部影片得了好多技术奖（第五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摄影奖、第七届法国南特三大洲国际电影节最佳摄影奖），体现了业界对“张艺谋制造”的肯定。

1988年2月23日，西安电影制片厂摄制、张艺谋导演的影片《红高粱》在西柏林国际电影节荣获金熊大奖，这是中国电影第一次获得世界级电影节的最高荣誉奖，也是“张艺谋导演”化为品牌的历史性开端。同时，该片还荣获第八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第十一届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记得张艺谋走上领奖台时憨厚地笑着说：“真对不住大伙儿，上来两次了……”观众报以了会心的微笑和热烈的掌声，在中国电影整体上升的年代，那几乎是最美丽的一个瞬间。任何一个关心国产电影的人回想起那个时刻，心里只有自豪和甜蜜。莫言的原著是一部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意识流小说，《红高粱》虽将繁复的多线结构改成方便电影观众阅读的直线交待故事，但天才的张艺谋用惊世骇俗的电影映像完美还原了奇诡瑰丽的原著意象，观众看过丝毫不觉影片和原著脱轨。

于是，张艺谋水到渠成地走上了执导作家电影之路。这样做的好处是他的电影总不至于丧失精神，毕竟，作家小说是社会心理和社会文化的反映，立足于此，作品不致先天不足、贫血缺钙。

《菊豆》（1990 获第四十三届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首届路易斯·布努埃尔特别奖）、《大红灯笼高高挂》（1991 获意大利第四十八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银狮奖、国际影评人协会大奖）、《秋菊打官司》（1992 获意大利第四十九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等作品，都是张艺谋与刘恒、苏童、陈源斌等知名作家联姻的结果。尽管反封建、人性压迫和伪造民俗明显是“拍给外国人看的”，但对“展示民族文化糟粕”颇有微词的国内观众还是对张艺谋的视觉贡献加以肯定了，前两部片子不仅先后解禁票房不错，《秋菊打官司》还以“新主旋律作品”的面貌活跃于银屏被当作歌颂制度美好的经典不断重映。在国家制度支持的“张艺谋泛滥”中，观众眼里的频繁出现的张艺谋作品已经失去了以往的新鲜感和魅力。

《活着》（1994）荣获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三个奖项却因题材敏感遭遇封禁导致全盘失利，张艺谋便开始尝试新路，《摇啊摇，摇到外婆桥》（1995）、 《有话好好说》（1996）、《一个都不能少》（1998）、《我的父亲母亲》（1999）、《幸福时光》（2000），娱乐化、通俗化倾向非常明显，他的创作灵感往往来自报摊文学、小报文章，但他并没有在作品中周星驰一样地塑造“市民精神”，在《有话好好说》、《一个都不能少》、《幸福时光》中，“市民精神”不是面目可憎、定义模糊就是令人生疑的，离开了作家提供的土壤，张艺谋沦为技匠，成为不会思想的机器，“张艺谋制造”也揭去了神秘面纱，艺术摄影、肩扛跟拍、纪实风格、唯美写真、生活小品等“创新手法”都无法掩盖张艺谋从电影导演降格为摄影指导的事实。几乎任何一个有较多观影经验的观众都可以对他摄影技术方面的模仿和自恋尽情鄙视，也就是这个时候起，批判张艺谋成为一种时髦。因为他的电影，已经无法给观众带来持久的震惊，很多人也不再把看张艺谋电影当作某种灵魂受洗的庄严仪式，而仅仅是例行公事、消遣娱乐……

就在张艺谋的电影大师形象逐渐于观众眼中淡化的时候，不断得到政策扶持并被商业炒作包围的张艺谋开始以娱乐巨人和“视觉中国”缔造者的身份频繁亮相了，不知道是否在电视、广告、戏剧等领域的空前成功广受赞誉助长了他的虚骄自大，总之，张艺谋亲自酝酿了那个高度赞美帝王专制的故事：《英雄》。和《十面埋伏》一样，拍成的影片和事先公布的小说、剧本完全是两码事，张艺谋充分暴露出《有话好好说》以来的对文学基础的忽视，因此，《英雄》和《十面埋伏》一样，注定无法成为感人肺腑大快人心的佳作。

张艺谋只剩下一样利器，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摄影师，他的电影仍然会很好看，不过这种“好看”无关剧情和电影语言贡献，仅仅是“摄影漂亮”罢了。

把“摄影漂亮”当电影好看，以技巧炫烂遮盖内涵虚空，张艺谋作品，越来越像善于制造表面繁荣造成极大资源浪费的“春节晚会”了。不过还好，他的“春节晚会”还能赚点钱--不过相比观众信心遭受打击和产业链条受损等无形资产的流失，那点收入是否微不足道这种赚钱方法是否有害无益呢？

看来，评价张艺谋电影的是非功过，还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的过程。领跑国产商业电影的张艺谋又在“千里走单骑”了，英雄不倒，活着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