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文章发表了，感谢帮助我的两位老师。萨林斯来过了，拍拍我的胳膊，走了。过去的一段时间，忙碌又混乱。

    从2年前开始接触人类学，到今天，不知不觉中，在知识和对生活的理解上又是一些新的变化。发表一篇文章这虽然是件小事，却教会了我如何用一种规范和严谨的方式进行学术写作，在一切成文之前，及成文时的工作都是需要诚心诚意地对待的。做学问的前提是做人，或者我们说，这两者应该是双螺旋。

    知识可以分为激情的知识和平静的知识。一般的情况下我非常喜欢巴赫，但是昨天晚上，在伴随着贝多芬的重奏音乐读到有关康德的一些文字时，所感受到的就是一种知识带给人的激情。萨林斯的《历史之岛》在这种情境中读起来也是一种贝多芬的感觉，似乎所有涉及理性主义问题，或是结构主义派别的人类学作品，在读起来都是会感染起一种似乎是激情的味道。

    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20世纪后半叶的许多人类学作品，都是要从对马林诺夫斯基或拉德克利夫-布朗这两位“老古董”的讨论或批评中来寻找理论的出发点，或者说，一种参照，一种对比。尤其是拉德克利夫-布朗，在这种纵观全局的情境中，他好似是个悲壮的英雄似的。

    在理论的流派的浪潮滚滚向前不断翻动的时候，在它们背后推动着的是一片巨大而深邃的海洋。

    现代人类学开始消解西方思想的普遍性同时，也在树立地方性知识的价值。但无论如何讨论地方性知识在给人类学理论建设带来的启发时，这一切总归是建立在那个曾经一直，并且恐怕将来也会继续是基本框架的底座之上——西方社会科学的套路。就像如果没有笛卡尔，康德的批判就少了一个出发点一样。

    这不是什么悲哀的事情，我们不要忘了，西方一如任何伟大文明一样伟大。在没有完全沉浸并品尝这深邃的海洋之前，我们必须不能妄下任何轻率的结论。这项工作就是那种平静的知识。在理论方面，中国社会科学界还有着远没有完成的工作要做，在平心并无偏见地译介和研究西方理论的工作中，还存在着巨大的缺口，饭碗和“工作机会”。相比之下，我们的时代可要比费孝通他们那时和谐安定得多，他们都那么踏实，我们更用不着那么着急。

    这个时代需要的，是许许多多沉默的学究，去沉浸在这个静默而深邃的海洋中，去做一片沉默的海洋；尽管在他们内心深处，常常会因片断知识的浪花，而触发出灵魂中片刻荡漾的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