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在学校附近的一个小馆子吃夜宵，服务员们都懒散地聚在一起看电视。这时候进来一个乡下的老爷爷，手里攥着一个破纸条问路。这个老大爷的方言很重，根本听不懂他说的是什么，而且他自己好像还耳背，服务员们很快就不耐烦了。但是，这个老人一直是挂着笑容，那种典型而为中国农民所独有的尴尬的笑容，我在很多场合都看到那些纯朴的农民将之用来掩盖内心的紧张（比如，在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在火车站看到几个农民被票贩子忽悠得不知所措时，就是这副表情）。这一次，一个滑头的服务员很想尽快了解这个麻烦，就大声告诉他，“我告诉你怎么办，去找民政局，他们什么都给你包了！”老大爷停顿了一下，挂着的笑容突然没有了，他出乎所有人意料地扑过去，抢过那人手里的那张纸条，把它撕得粉碎，夺门而出。我不太了解那句话是什么意思，但似乎确定是侮辱到了他。但是服务员们却哈哈地笑起来了，那个领头的伙计摇摇头，嘴里还在调侃着已经不见踪影的老大爷。

看到这一幕我心里第一的感觉不是可怜那个老人——因为这个世界值得可怜的人并不少见，一个人在公共场合遇到挫折和尴尬也并不鲜见——而是可怜那些嘲笑他的服务员们。这些笑脸的目光在那时是那么忘我，我只能这么说，是忘我的。在嘲笑别人的时候，他们可以全然忘却自己的处境，就更不用说被他们嘲笑的人的感受了。事实上，这些在小餐馆打工的服务员，也都是进城务工人员，而进城务工者们在这个社会中被构建出来的所谓“地位”也并不高，他们常常成为备受欺侮的对象，这样的现象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难道还少吗？我也曾亲眼见过高档小区里开着汽车的阔小姐用最恶毒的语言侮辱为他们社区看门的保安，这样的场景如此具有戏剧性，但它又常常是现实，所以构成了一幕幕社会的戏剧。现在，这些同样在别的场合受到欺侮的人，又忘却了自己的处境，反过来用类似的方式对待比他们好不到哪里去的人，又构成了另一幕戏剧，这一种更加令人心里不是滋味，甚至会令我们联想到鲁迅的一些作品。

一个人如果不太能意识到与他互动的对象心中的感受，在我看来，是一种智商上的缺乏，是一种在洞悉外在环境的能力上有所欠缺的残疾，这构成了我所认为的“粗人”。（这似乎令我们想到了那个时髦的哲学和社会学术语“主体间性”，但是不扯那么远。）“粗人”的身份与一个人在世俗意义上的身份和举止并无直接的关系，正如可以看到的一样，那位着装时尚而体面的小富婆也是一个“粗人”。当然，人可以认为自己足以拥有某种经济或权力上实力而不去顾及他人的感受，这就又要牵扯到另一个名叫“大傻逼”的概念。在一般的情况下，“粗人”的范畴涵盖了各个阶层的人，就“粗人”自己的感受来思考，他们是快乐的，但是这种快乐与那种建立在剥削基础上的富足于本质上又有什么不同呢？我们不大可能提倡这种损人利己的快乐之道。从另一个角度讲，相对性的“细”又给一个人带来了太多的烦恼，所以如果能将两者兼顾最好，一方面是细腻地体会他人的感受，另一方面是合理地处理自己的情绪。我打内心深处是瞧不起那些“粗人”的，当然也许这也是一种自我防卫的策略，所以，它不是最好的办法。我们需要的是另外一种忘我的目光，不同于那种在互动中以伤害他人为代价的“粗人”式的忘我，而是一种不生活在别人的世界中的忘我，这种很难，但是在我亲身经历的人群中又不是不存在的。我看见一些人，能够将自己的生命系在一份他自己所信仰的事业上，从而消除了小我，那是一种在外人看来颇有点疯癫，但自己来说比较舒适的状态。我很羡慕这种状态，但是它不是强求的，它最基本的原则是真诚面对生活，而由于这种真诚我们又要承认实现它的漫长。所以，我们要追求的是这第二种忘我的目光。

人类学是一门有趣的学问。作为学问，它不可避免也需要真诚的原则，但是人类学作为一门特别在意日常生活研究的学问，它还特别需要那种细腻的禀赋，也许我没有资格说这种话，但是在逻辑上讲，我不太相信一个不怎么细腻和敏感的人很也能做好人类学，无论是在初期的田野互动方面，还是在平凡经验中发现理论素材的能力上讲，都与此有关。在作为一种事业的人类学方面，如果说它有什么根本的目的，那么只能是帮助人们实现对自身在知识和理论上的理解，与经济学管理学这种很容易就与自己的物质和权力实现挂上钩的东西不同，作为事业的人类学在比较高的境界中应该是忘我的。这个问题至少在内心深处我是愿意真诚对待的，如果不将自身的行为处世也纳入到人类学反省的视野中，那么就不能说是对这门学问的真诚。像经济学管理学这样的学科是帮助人们实现外部层面的自由，而类似人类学这样的学问是有助于实现人们在内心深处的自由，所以将知识与生活相融合在一起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