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哲学：从库恩到后库恩时代

张伟琛

（河南师范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河南新乡 453007）

摘要：科学哲学对科学知识的认识论的说明并没有达到其预期效果。库恩的研究把科学哲学从认识论范畴放大到社会学和史学范畴，科学哲学由此步入后库恩时代。库恩之后的社会建构论认为科学知识是由社会因素建构起来的，稍晚的“科学的文化研究”是对科学的社会研究的深化和延伸。上世纪末兴起的分科化的科学哲学的研究重点在于生物学哲学，它的研究带有明显的描述性。

关键词：范式，社会建构论，科学的文化研究，生物学科学哲学

中图分类号：B0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     传统的科学哲学

在知识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传统的观点认为，类似“19世纪白人奴隶主支持黑人在种族上低人一等”的信念纯然来自于社会的原因，但像“2＋2=4”或“多数重物一放手会向下掉落”之类的思想与社会环境并无直接的关系。知识社会学家曼海姆将人的思想分为“内在的”和“非内在的”，内在的思想具有理性凭证，非内在的思想不具有理性凭证，人们可以接受它们，但它们与可供选择的其它思想相比，并不在本质上更合理。曼海姆认为，只有非内在的思想，才是社会学所要说明的合适对象。这条信念几乎相当于主张，对科学知识的理性的说明是科学哲学家的专利。

按照逻辑实证主义的观点，科学是一门实证的学问。所谓实证，有两点含义：一是指科学理论的概念、定律和假设都要具有逻辑上的证实性；第二点含义是指一个科学理论的概念、定律和假设必须有一部分已得到证实，这种证实是可重复的，任何人都可以来验证。否则，这个理论只能算是假说。当然，假如仅以上面的条件作为判断科学与非科学的标准是不够的，证实和证据有时非常廉价，差不多任何理论我们都很容易为它找到确证或证实，甚至像占星术这样的伪（非）科学在一定程度上也能找到经验证据的支持。科学哲学家们还发现，科学定律大多数以全称判断形式出现，人类不可能作为无限次观察或检验，如果按照可证实性标准，这些定律是无意义的。科学哲学家享普尔随后又注意到这个标准还存在这样内在的缺陷，如这样的一个全称句，“所有的鹳都是红腿的”，按照可证实性标准，它是无意义的（不科学的）；按照一条给定的认识意义标准，句子Ｓ无意义，那么它的否定句～Ｓ也必须如此；但是并非一切“鹳都是红腿的”等于“至少存在一只不是红腿的鹳”，后一个句子却是能用经验检验的。享普尔在分析了逻辑实证主义的可证实标准后发现，要谈论单独句子是否有意义是办不到的。他最后的结论是认识的意义只能赋予整个的理论系统，这样的观点等于放弃了逻辑实证主义的语义分析的方法论立场。科学哲学家波普尔试图从另一个角度补救语句分析方法，他注意到证实和证伪是不对称的，无论多少证据都不足推导出一个全称陈述或者说守完全确证一个全称陈述，这是休谟早已发现的问题；但一个反面证据就能推翻一个陈述，无论它是全称陈述还是非全称陈述；可适用到所有科学判断的这种后件式否定推理恰恰反反映了科学陈述的根本特征，这种特征波普尔称之为可否证性。波普的理论面临的挑战是，科学理论自身有很大的补救能力，能通过修改或调整回避反驳和证伪，自我持存。波普也注意到了这点。他为此区分出了特设性修改和非特设性修改。但即使如此规定，仍不可能完全制止科学理论对反驳或否证的防御问题。这个问题最终以“迪昂－奎因论题”的形式被明确地揭示出来，奎因在他的著名的《经验论的两个教条》(1931)一文中通过详尽严谨的分析后指出，理论的评价单元是整个科学，我们关于外在世界的陈述不是个别的，而是作为一个整体面对感觉经验的法庭的；科学家取舍理论时，经验证据的影响并非决定性的。由于物理学家迪昂（Pierre  Durham）早于奎因也表达过类似的整体论的观点，因此上述整体论思想被科学哲学界称为“迪昂—奎因论题”。

从逻辑实证主义到波普的批判理性主义的科学哲学，有这样的共同特点：第一，从方法论的角度研究科学，认为存在着一种超历史的元方法，应用这种方法可以揭示科学的程序、结构或科学解释的逻辑；第二，抽象掉社会文化等因素，对科学进行理性重建，将科学哲学局限于辩护的范围，不涉及科学的发现问题；第三，重点研究科学划界、本质主义与相对主义、理性与非理性、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等问题。然而，这种正统的研究并没有达到其预期效果。除了上述的问题之外，另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不论是逻辑实证主义的“可证实性原则”还是波普的“可证伪性原则”，都没有实现对科学的划界。波普的学生拉卡托斯根据“迪昂—奎因论题”的启示，认为只存在进步的科学与退化的科学的区分，不存在科学与非科学的绝对标准。于是他试图把划界问题转变成理论的评价问题，^[1]这对科学哲学似乎是一个进步。拉卡托斯提出了一套区分理论进化与退化的标准。但拉卡托斯的做法后来被批评为，和他的老师一样，是“事后之明鉴”，不具有可操作性和方法论意义。另一种思路就是遵循奎因的             

提示，在理论之间作整体评价，因为奎因认为命题是互相关联的，但是这个总体的范围很难限定。整体论的思想似乎很完美，同样不具有可操作性和方法论意义。科学哲学似乎遇到了困境。

二、库恩的突破

1962年托马斯·库恩出版了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他在书中提出的诸多思想和他之前的科学哲学大相径庭。

把科学看作是一项知识英雄在没有先见和权威影响的情况下对上帝作品或自然之书的解读，这样的活动无疑“成了一种单人游戏”和个人消遣。库恩的突破，首先在于他发现科学研究活动更应该说是一项集体事业：以教科书为中心的教条化的学习活动是科学研究的铺垫和准备；同时对发现的评估也依靠惯例和范例为基础的集体判断。为此，库恩首先提出了有着社会内涵的概念“范式”（paradigm）,用以指示科学家集团围绕着某一学科或专业所特有的理论或方法上的共同信念。范式既具有认知功能（cognitive functions）又具有规范功能(normative functions)。范式既是科学家观察自然的向导，也使他们从事研究依据。库恩又用“常规研究”表征科学家团体在范式指导下不断积累知识的过程。库恩把常规研究比喻为解谜（puzzle-solving），意思是指这类研究需要在一定的范式指导下去解决该领域涌现和建制出的难题。

按照库恩的观点，科学研究只要一启动，其作者已经拥有了相当完整的关于自然界的知识体系，这就是“范式的优先性”。而方法论不足以充分说明科学活动，一个学习了方法论的学者不一定能胜任科学工作。学习科学理论的过程依赖于应用性研究，学生不可能完全从教科书中理解“力”、“质量”、“空间”这些词的意义，他们是“通过观察和参与这些概念应用于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学到的”，也因此，“范式比能从其中明白地抽象出来进行研究的任何一组规则更优先、更具约束力、更加完备。”^[2]常规科学的确立过程并不是完全依赖于规则和假定的表述，科学的活动还需要借助于“意会知识”，它是由实践获得但是又不能够明确阐述的部分。规则和假定之外的空间造成了科学研究的随意性，这也是科学研究的创造性和魅力所在。但科学活动的随意性不是无限的，否则科学活动将成为一门单打独斗式的个人秀，科学总是受制于一种无形的约束。（这里我们就能明白库恩为何没有定义“范式”概念，他后来对“范式”概念的定义也是出于对众多没有真正理解他的学者的指责而不得已之举，而定义并没消除误解，并且引起了更多的争执。）

科学理论总是受制于科学家的先行把握和先行拥有，所以在不同范式下成长起来的理论，可能会形成不同的解释学循环回路。两个不同理论或范式不会留下完全相同的未解问题，范式理论总会涉及到哪一个范式遗留下来的问题更值得去研究，这就是一个无法由常规科学的标准来解决的问题，因此，范式的选择不能单凭逻辑和实验明确地解决，对范式的评价和选择问题必须持一种开放的态度，因为它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其中科学家的个人因素和社会因素是重要的影响因子。库恩更是注意到，知识的更替是突发式的、整体性的，它既是范式同时又是世界观的改变，自然规律的不变性和物理过程的永恒性只是在特定范式和共同体中有效；理性重建无法还原科学革命，科学哲学对于科学革命只能进行描述。科学哲学如果关注科学革命问题，必然要染指科学发现问题。

逻辑经验主义者和波普学派都坚持发现与辩护的区分。这个区分同时把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科学心理学、科学社会学区别开来。询问我们怎样得到科学的主张以及何种社会因素促成这些主张的接受，是科学史，科学心理学和科学社会学研究的范围；然而询问何种证据和什么样的客观规则支配着科学主张的检验、确认或否认和接受或排斥，则属于科学哲学的研究范围，这种研究仅仅和逻辑有关。^[3]曼海姆认可这种区分，默顿也认可这种区分。他们都把科学知识排除在社会学考察之范围。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已经违反了发现的情境与辩护的情境的区分。库恩试图从社会、历史和心理因素方面来表现一门科学在它盛行时代的“历史整体性”（historical integrity）。在这里，科学史、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哲学不可分割的局面被打破。库恩掀开了科学哲学的新篇章，通过社会、文化的过程来描述科学的实际活动方式与科学知识的发生过程，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科学看法。罗森伯格在他的新著《科学哲学》一书中评论道：“库恩引入了心理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考虑，重塑了科学哲学的风景，并使它严肃地考虑这样的思想：科学并不是一种在确定性与可观察检验引导下的与利益无关的对真理的追求，不是一种沿着愈加接近真理之方向的连续累积。”可以说，库恩第一次系统论述了科学作为一种人的社会活动及其历史发展这个侧面，把科学哲学从认识论范畴放大到社会学和史学范畴，从而使得其后的科学哲学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景象，科学哲学由此步入后库恩时代。

三、库恩之后

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存在许多歧义之处，为后人提供了一种“柔性的解释资源”。^[4]库恩之后出现了保守和激进两种思想路线。但走保守路线的新历史主义者没有取得什么新颖的成果，走激进路线的研究者取得了新的突破，一时显示出活跃的气象。社会建构论（social constructivism）是后一种研究路线的代表。库恩的历史情结使他钟情于重建过时的科学传统的整体性，而社会建构论者把研究当下的科学活动作为突破点，因为当下是现实的历史。他们深入实验室高墙之内，通过个案研究进一步解构科学的传统形象，一时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对社会建构论的兴起，人们称之为“社会研究转向”。这种转向的实质是彻底实现科学的情景化和地方化（locazation），并对科学哲学传统难题（如归纳问题，划界问题等）进行社会学求解。这一纲领的创始人是巴恩斯和布鲁尔。按照他们提出的“强纲领”（strong programe）的观点，科学知识是由社会因素建构起来的，无论它的真理性还是谬误都要诉诸于社会的法则来解释。“强纲领”自提出伊始便引起争论，学者们普遍认为仅凭社会因素还不足以解释科学。80年代后，拉图尔和乌尔伽等人以“实验室研究”（Laboratory studies）的纲领替代了“强纲领”。他们认为“科学事实”的构造不仅有赖于社会因素，还须求助于仪器与设备等物质文化的条件。在研究风格上他们更注重现场考察而不是历史追溯，把重要放在知识在实验室内部的生成过程上。但实质上拉图尔和乌尔伽只不过把“强纲领”进一步细致化罢了，因为仪器设备如果广义地看作是社会要件的话，他们和巴恩斯、布鲁尔的观点并无本质区别。

与“社会研究”稍晚的是“科学的文化研究”。科学的文化研究实际上是对科学的社会研究的深化和延伸。美国新一代的科学哲学家约瑟夫•劳斯是这一研究的领军人物。按照劳斯的说法，通过科学的文化研究能够“使我们对科学的理解具体化，使之维系在特定的文化情境中，并向新的文化情景转移和扩展”^[5]并且劳斯指出，只有用“文化”这样的术语才能表达一种实践的、非表象的科学观，才能表达科学活动场景中的种种实践要素——包括物质、社会实践、语言传统、社会交往、社会组织，以及文化自身的结构和意蕴。劳斯的视野明显比社会建构论者更广阔。其实对于社会建构论者，库恩也颇有微词，1986年在日本所作的演讲“科学知识作为历史产品”中的最后，库恩提醒大家说：历史主义转向似乎就是不再把科学理解为由方法、逻辑、理性所串起来的东西，而是看作共同体新进成员从初始所抱信念出发，通过研究工作和评价性批判而进化成的成熟信念体系；其次把科学评价从理性个体转移到信奉既定科学标准的全体集团成员那里；这种认识看起来很彻底，但这种认识遗漏了一个重要因素：语言。^[6]库恩对语言问题的强调，显示出他的卓越见识，因为语言问题就是一个文化问题。

科学的文化研究是一种“反思性方案”（the reflexsive project），因此它更接近于科学评论。“社会”在这里不再是建构科学的终极基础或无批判的实在，它开始成为反思的对象。科学的文化研究不同于一般意义的“文化”研究，区别在于它的研究具有以下特点：^[7]第一，重视对科学知识的地方性的、情境化的分析；这方面和建构论者有类似之处。第二，重视性别研究，知识与权力等问题的研究，通过援引福柯对规训权力的研究，试图确立科学的政治维度，从而实现了对科学进行政治批判的可能性。不过劳斯的社会批判特色不同于马尔库塞的科学批判，也不同于哈贝马斯的两种旨趣的思想，他更多的是采用描述和叙事的写作方式，强调科学自身的历史、文化实践，以及围绕科学知识的政治斗争。第三，参照其他价值来评价科学技术的成就；这是劳斯区别于建构论者的鲜明之处，体现了劳斯的多元文化、民主文化的视野。西斯蒙多在其新著《科学技术论导言》（2004年版）中指出，“《科学革命的结构》这本书的功绩在于，它给以地方性的方式来思考科学实践留出了空间。”就此而言，我们可以说，劳斯的研究工作也是对库恩思想的深化和发挥。

同为库恩思想的继承者，但是建构论者还没有完全脱离传统科学哲学的一些问题域，劳斯显然撇开了科学哲学的传统问题，避免在科学划界、实在与反实在等问题上的无休止争论。按照劳斯的说法，从传统的科学哲学到社会建构论都共同怀有“合法化方案”的企图，它们认为科学知识的权威和自主性是需要辩护的，“一经放弃合法化的要求，我们就能发现，实在论者和反实在论者的差距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像法因和哈金这样的实在论者其实与反实在论者都共享了一些前提。科学是否在合法化上到了满足，科学活动还会照样进行。” ^[8]

库恩之后，虽然费耶阿本德预言“科学哲学是一门有着伟大过去的学科”，但是科学哲学并没有消失，分科化的科学哲学就是传统科学哲学的继承者。受后期维特根斯坦批判本质主义并提倡对语言进行客观描述的影响，分科化的科学哲学放弃了普适化的道路，对科学进行分科化的独立研究，特别是对不同于物理学和化学等非生命学科的生物学进行研究。它的研究带有有明显的描述性，这是对以前的科学哲学走方法论路线的反动。同时，生物学哲学也不同于传统的“生物学中的哲学问题”的研究，因为这种研究更多的是对生物学的基本概念作历史性的追溯和描述，所以有科学史的痕迹。这也体现了后库恩时期的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相互渗透的特点。美国的大卫·赫尔是该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他曾任美国科学哲学联合会会长。从1968年赫尔发表《生物学哲学不是什么》一文起，他就开始了为生物学哲学独立于物理学和传统的科学哲学不遗余力地工作。几十年来，赫尔为生物学的自主性和构建生物学哲学的学科框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赫尔的论著涉及到了生物学哲学中几乎所有的重大问题。可以说，只要理清了赫尔的思想，就能够对西方现代生物学哲学的重大问题及相互竞争的研究纲领作出深刻的剖析。

比较来说，分科化的科学哲学的研究没有劳斯的科学的文化研究的体系宏大，但是细微之处见精神，分科化的科学哲学同样继承了后库恩时代的思想主旨，可以说分科化的科学哲学和科学的文化研究有异曲同工之妙。

总体上讲，后库恩时代的科学哲学研究的内容、视角、方法和指导思想比较库恩之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学科的相互渗透和融合现象明显，甚至很难用“科学哲学”来界定这种学科群的名称，国内学者提出改用“科学技术学”来称呼这一学科群是有一定道理的。最后，我们借用（Jr. Lynn White）在20世纪80年代评价20世纪科学史的研究风格的一段话作为对后库恩时代科学哲学的总评，小怀特在分析20世纪的科学史的研究风格发生变化的原因时讲到：“主要原因是一种对于科学生态的深刻的兴趣的出现，也就是说，对于在任何阶段和地区的理论科学每样形成了其总体的与境，以及客观存在怎样由其环境、文化和其它因素所相互形成的兴趣。近代科学的历史不是对利用伽利略的方法而得到的一个无限系列的对绝对真理的发现之记录的成功过程，它与所有其它的历史成为整体，在类型上决非与所有其它种类的人类经验有所差别。”^[9]

Science philosophy:from Kuhn to post-Kuhn

ZHANG Wei-chen

(Institute for 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Henan normal University,Xinxing,Henan.453002, China)

Abstract The epistemological elucidation on scientific knowledge from philosophy of science has never attained expected effect. The research by Kuhn enlarges philosophy of science from epistemological scope to sociological and historical scope. Thus philosophy of science steps into the era of Kuhn. Social constructivism after Kuhn holds that scientific knowledge is constructed from social factors. Cultural study of science following social constructivism has deepened and extended the social research of science. Biology philosophy rosed at the end of last century whose research is obviously descriptive.

Keywords paradigm, social constructivism, cultural research of science, biology philosophy

参考文献

[1]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24，137.

[2]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43-44.

[3]江天骥.当代西方科学哲学[M].北京：科学文献出版社,1980.56.
[4]Pinch.Kuhn:The conservative and radical interpretations[J].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1997,(27).

[5]Rause.Engaging Science[M].Cornell Uni.Press,1996.238.

[6]库恩.科学知识作为历史（演讲稿）[J].自然辩证法通讯，1988，（5）.

[7]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M].刘锋译.三联书店,1997.69-70.

[8]盛晓明从科学的社会研究到科学的文化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14）.

[9] White L Jr. Review Symposia[J]. Isis, 1984,(75) .

注释：2011-5-25修改稿

（电话13938730079）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项目，批准号：2010-JZ-026。

作者简介：（1973--），河南省南阳人，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科学哲学和科学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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