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
正文 字体大小:

巴迪欧2017年6月2日最新访谈《我们必须总结过去的经验》

(2017-06-15 22:55:52)
分类: 翻译

巴迪欧201762日二对一访谈:

我们必须总结过去的经验

巴迪欧2017年6月2日最新访谈《我们必须总结过去的经验》

世界变得越来越糟糕。掠夺性资本主义的新的体系性危机,如今已经变成了文明的危机,这场危机会让我们万劫不复。进步主义的选择在政治的棋盘上踟蹰不前,他们不能带来一场真正的解放运动。那么,我们何以面对组织有序,成熟稳健,并占据了所有资源的统治阶级呢?

  菲利普·斯特鲁特和拉斐埃尔·摩根提尼与著名的战斗哲学家阿兰·巴迪欧进行了一场对话,目的是为了说明新的全球性挑战和即将来临的对抗:共产主义观念,移民“危机”,左派与右派,媒体的角色,民主……

 

巴迪欧教授,媒体经常称你为法国共产主义哲学家,好像这是一个相当危险的分类。2017年,在十月革命100年后,在法国,在全世界,共产主义观念究竟在哪里?

.我认为在全世界范围内,共产主义假说,共产主义经验还相当脆弱。当然,法国也并不例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共产主义是一个很容易混淆的对象。例如,中国的执政党叫“共产党”,而它显然是一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强权,准备与美国人争夺全球领导霸权。另一个例子是一个矛盾,即在法国,还有一个法国共产党(PCF)的党派健在,但这个党已经不再将“共产主义”一词作为其标志。

在历史上,我们不可避免地要为伟大的共产主义国家的失败付出代价。更准确地说,即所谓的“国家共产主义”的失败,这是一个假说,按照这个假说,共产主义可以套用到一个形象身上,在斯大林的逻辑中(其逻辑是独一无二的),这个形象的最主要的政治代表,就是国家。国家共产主义在全世界都崩溃了,最后,在那时,共产主义假设都被还原为它本身,即还原为作为政治和历史假说的地位。有时,我会说,我们会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在历史的螺旋式发展中,在某种类似于1840-1848年的情况下,再一次回来,那时,共产主义假说得到了阐发,得到了论证和巩固,甚至在此之前,要求它有一个强大的政治力量和完整的战略规划。在面对更为强大的怀疑论时,我们需要重新阐明,重新论证关于“共产主义”的一切。我们从以往的失败,羸弱和错误中总结经验教训。

可以理解,很多人,包括那些有着良好信念的人,都会说最好不要使用“共产主义”的字眼,即便是假设性的用法。但今天,我并不想看到的是,倘若不使用“共产主义”,最终让人们以各种形式汇聚在既定秩序的旗帜之下。当我谈共产主义的时候,并不意味着我是瞎子或老顽固。我很想接受另一种带来更高解放的德性,但我们找不到这种德性。所以,我还是决定使用“共产主义”一词,告诉我自己,这个词带有罪恶滔天、声名狼藉、恶名昭彰的属性。我们的主人,那些掌控着主流意见的人,宣称那些会摧毁他们权力根基的东西是声名狼藉的,这不是很自然吗? 

你告诉我们中国以纪念馆不再是一个共产党国家,俄国也不是,但西方对它们的敌意比冷战时更甚。难道这不更证明了对于那些不服从于它们意志的国家来说,反共产主义斗争首先掩盖对帝国及其仆从国的仇恨吗?

 

.我认为在反共宣传背后,实际上有一种古老的帝国竞争。我自己对法国政府的态度感到震惊,政府对一个没有共产党的俄罗斯如此咄咄逼人。因此,对于你的问题,我想说“是”,不过在理解上,从其起源和论证角度来看,在这种对抗中,反共产主义扮演着无法忽视的角色。

1917年到1989年之间的几十年里,有一个世界范围的意识形态对抗,这个对抗至少有一个好处,就是让关于人类未来命运的两个假设得以持续存在:帝国性的资本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共产主义。现在,十分明显的是,与普京的俄罗斯的对抗有一个官方说法,即“民主”与“独裁”的对抗,也就是极权主义的资本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对抗,也是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对抗。因此,我们必须回到那个十分经典的图示,即十九世纪帝国主义内部斗争的图示。在1914年世界大战期间,反德宣传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主流观念,根据这个说法,我们是共和国,而德国人在威廉二世的统治下,是古老的君主制,是野蛮人等等。

最后我认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斗争,即人类命运的两条道路只见到斗争,存活了一段时期,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后来所主导的帝国主义的内部斗争。对于现在的情形,我们不能再用反共产主义来判断了。很难说普京是一个虔诚的共产主义者。相反,我们看到的向旧时代的回归,即自称是现代的、自由的、民主的国家之间的斗争,也就是说,世界帝国主义的阵营之间的斗争,而其他只能完全在这个资本主义游戏中玩耍,但西方人想要将这些国家描述为有点野蛮的国家。十分明确的是,那些世界市场的新加入者非常担忧一个羸弱的西方,担心其全球霸权会无法挽回地衰落。

最后,西方与普京的俄国和中国的斗争,就是那些占据着全球统治地位的国家与那些想要争取一个新地位的国家之间的斗争。

事实已经——必须要说的是,这并不会让人感到安心——有点像1914年英法对德国的报道的情形了。德国人就处在今天普京的地位上,他们说:“我们要地位,我们需要你们那样的位置,尤其是你们那种殖民的位置”那时,所说的德国人的形象就是今天我们所知的普京的形象:恐怖、骇人、野蛮等等。今天,焦虑在各个国家蔓延,尤其是那些最弱的古老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法国就是这些国家之一,它不再是一个巨星,英国当然也不是。美国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并在付出了上千万人的生命之后,夺得了它们的位置。 这些羸弱的国家尤为焦虑,因为,那些世界市场的新加入者,会采用类似战争的方式,来威胁了它们那岌岌可危的地位,那些新加入者正准备最后占据第一的位置。新帝国主义的伙伴显然不同于我们一开始谈到的观念,即人类未来命运的两条不同战略道路的斗争。 

在左派和右派那里到处重新出现的强权观念,已经被市场媒体消化为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仇外排斥论。你认为有可能 建立一种为人民服务的强权吗?国家强权是否能与国际主义兼容?例如,古巴难道不是世界上最团结的国家,也最富有政治独立性的国家吗?

 

你问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这恰恰是现在我们讨论的主要问题。在任何地方,尤其是极左派和极右派,都在谈回归国家强权。怎么说呢?对法国来说,强权意味着不依赖于美国军事和核武器的保护,或者不依赖于德国经济统一体的保护。口号非常明确:脱离北约,脱离欧盟。在我看来,我对此并没有太明确的态度,从这一点来看,这不太像我坚持走共产主义假说的道路。当然,我们知道,一旦其恢复了其实体,一旦它再一次变成一个政体,它将会在所有地方实现共产主义。新政体并不会作为一种预先确定好的全球力量突然出现。我们还不能明确地界定新共产主义的政治方向。会在何处实现?让这个问题作为一个开放的问题吧。

不过,我会毫无犹豫地说,回归到不同于,甚至敌对于共产主义假说的民族国家强权,所扮演的是一个反动的角色,甚至是法西斯主义的、民族主义的角色。关键在于:是的,首先,在重新实现解放政治的实验上,存在着跨国的、国家的、地方性的可能性。但是,共产主义假设中明确包含的一个前提,就是共产主义的未来只能是全球性的。你给的例子是古巴。但也正是古巴,用它自己方式假定了共产主义假说,也假定了其目标。古巴也是世界上最后一个国家认为自己将走向共产主义的目标。于是,我们面对着这样的情况,这正是饿狼和怪兽口中的一个小国,,也正是这个国家,保持了它的独立性——它们会继续这样做——它们会在共产主义假说的要素中这样做。 

对于“移民危机”,是否并没有太多人坚持认为,有必要帮助移民生活在它们自己的国家,而不是让上百万的移民涌入欧洲,来强化你所说的游牧式的无产者”,即便在最富裕的国家,他们的生活条件持续恶化?

 

很明显,在战略上,从长远来看,最大的问题是,有无可能去解放他们原来的国家。在我所说的游牧式无产者的移民背景下,数以百万计的移民到处游荡,在全世界寻找他们可以生存的地方,我们显然会发现,一整个大陆,即非洲都处在暴力性资本主义的掠夺之下。最后,当然这些移民提出的真正的问题就是解放过程,因此,也就是共产主义假说在这些相关国家中的复活。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希望南非可以成为非洲革命的领袖,但情况并非如此。事实上,我们看到南非出现了黑人资产阶级,他们享有了之前白人殖民者的地位,并抛弃了他们贫苦的人民,强制他们服从。

于是,还有另一方面的问题,即资本主义总是需要游牧式无产阶级来支撑自己。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飞机为我们带来了大量的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工人。在今天的法国,或许至少有六七百万工人,是当年那些工人的子女后代,他们其中一起些人因为国家的去工业化而失业,必须要说的是,他们都是无产者,他们的来源国就是非洲国家、中东国家或者亚洲国家。这些人、这些家庭,都是无产阶级,他们就在这里。

因此,我认为你问的问题有两个方面。首先,我们要支持、帮助那些受压迫国家的政治解放运动。这有点像六十年代的民族解放运动一样,至今来看都有些神话。在今天许多超殖民国家,他们的“国家”政府实际上是这个或那个帝国主义的代言人,或者是资本主义内部竞争的腐败的食利者。 与之相反,我们所支持的步主义运动必须确立起来。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警惕当下的歧视、种族主义,以及其他针对此地的无产者的迫害,他们有时会在这里长期逗留,有时会有第三代,他们只是世界范围内的经典移民运动的继续,即从农村到城市,从农民变成无产者的运动。这就是该问题的两个方面:国际主义方面和民族国家或地区的方面,必须同时考虑这两个要素。

还是移民问题,这是今天左派和进步主义党派的主要问题。在你看来,将欧洲的“游牧式无产者”与左派的社会斗争结合起来有多大价值?你怎么思考这些方面的问题和困难?

 

必须看到,在某些方面,这些问题并不是一个新问题。例如,我们来看看19世纪的法国无产者。这些无产者大多由所谓的“国内移民”组成,他们来自于奥弗涅、布列塔尼、比利牛斯山脉脚下,但他们不被看成是大城市的居民,而是移民。最好的例子就是他们都有劳工证,从那时起,就存在有证工人和无证工人的问题。如果你没有证件,就会被警察遣返回你的乡下。不要忘记,1848年的六月暴动就有这样一个直接动机:国有工厂的倒闭意味着这些工人必须被遣散。他们造反了,在军队的镇压下,我们看到了巴黎街头最恐怖血腥的大屠杀。

政治问题往往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新。移民问题不过是扩大为全球范围的劳动力的来源问题。人们不再来自于奥弗涅、布列塔尼,而是来自于非洲和中东,或者亚洲,或者中欧……他们也是为了躲避血腥的内战,并寻求庇护。进步主义的思考,不是共产主义的,而仅仅是进步主义的思考,很自然地会综合这些数据, 然而,并没有放弃这一事实,即这些都是最重要的政治问题,必须提出这些问题。在这一点上,我赞同你的说法。我们需要两个阵线保持团结。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基本信条,通过这种方式,无产阶级,首先包括游牧的无产者,都成为了我们的国家政治力量。我自己在六七十年代就在工厂里忙碌。我在很多时候面对的是摩洛哥人、阿尔及利亚人、马里人、塞内加尔人、毛里塔尼亚人……在这个意义上,即便是在这些小小的工厂里,共产主义核心的缔造都是国际主义的行动。那么在斗争上,我们就需要团结他们,让斗争发生在他们的国家里,让他们参与斗争。

.我坚持认为,在这个意义上,无产阶级就是游牧式的,因为宣传总是展现这些东西,难民、阿尔及利亚退休老工人,非洲裔无业青年,好像这些是什么新东西,好像自己的国家被这些不知道哪里来的人侵占了似的。

我的童年是在图卢兹渡过的,那是一个拥有大量西班牙裔人口的城市,他们躲避内战,那时被击败的共和派退却到法国南部。我可以告诉你们,据说当年绝对多数基督教的西班牙裔难民,就类似于今天所说的摩洛哥人、叙利亚人或马里人,他们绝大多数是穆斯林。在我的童年时代,我从公众那里,就了解到那些西班牙人和我们不同,他们是野蛮人。经常有证据表明他们不太文明,他们不知道浴缸是什么,他们相信浴缸是要烧炭的。我们今天也会说,有证据表明阿拉伯人是野蛮人,他们的妻女头上蒙着面纱。或许她们不知道贝雷帽或伞是什么?

事实上,从愚蠢的国家主义角度来看,无产阶级的构成总是有问题的,那里有一种浓厚的暴力性的“身份”情结,他们相信自己的“身份”更高贵。对于所谓的“国内移民”,制定了十分严厉的法律,有另一个例子,在十九世纪的英格兰,任何不交代自己来自哪里,准备去哪里,为什么去的人,都会以流浪罪(vagabondage)的罪名绞死。正如我们说过,在我们这里,需要有劳工证:只要经济情况变化,他们就要被遣送会他们的穷乡僻壤。

这就是在法国发生的一切。几十年来,我们国家的人民遭受了去工业化的痛苦。巴黎周边大工厂的一般生产体制在二十年间都烟消云散了。很明显,这导致了大量的无业人员,其中有不少年轻人。一些人的祖父母都在这里工作,他们出生在法国,他们的父母也出生在法国,你们要把他们遣送到南摩洛哥去吗?这简直太荒谬了!

所有这些老问题还是进步主义的基本问题,当然,也是重建共产主义政治的基本问题。

 

 

0

阅读 评论 收藏 转载 喜欢 打印举报
已投稿到:
  • 评论加载中,请稍候...
发评论

       

    发评论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

      

    新浪BLOG意见反馈留言板 不良信息反馈 电话:4006900000 提示音后按1键(按当地市话标准计费)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新浪公司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