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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朝参牙牌——从“马顺牙牌”说起

(2008-11-25 16:3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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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

朝会

太监王振

锦衣卫

马顺

牙牌

杂谈

明代的朝参牙牌——从“马顺牙牌”说起    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年),发生了一件标志着明王朝由盛转衰的大事:这年八月十五日,御驾亲政的明英宗在土木堡全军溃败,皇帝本人也做了俘虏。噩讯传来,朝野汹汹。英宗是在司礼太监王振的鼓动下,不顾朝臣反对,贸然出师的。二十三日,群臣满怀激愤,拥至午门,要求监国的郕王(即景泰帝)下令,立刻将王氏满门诛灭。郕王却犹豫不决,臣子们情绪更加激动,朝门前秩序大乱。锦衣卫指挥同知马顺在一旁出恶语弹压。这时,只听得给事中王竑一声呼喊:“此人正是王振奸党!”攘臂直前,揪住便打,一时百官齐进,捽发啮肉,拳脚交下,登时将他捶毙。

    话说马顺死后,事情过去了一年多,负责管理牌符印信事务的尚宝司忽然“检究”起马顺佩带的朝参牙牌来,上本请求追查。马顺儿子说,他爹是被王竑打死的,应该问他们去要。于是下旨,责令王竑等人寻取。当时马顺被击毙后,百官退出,一并将他尸首拖出,扔在道旁,“军马犹争击之不已”。在那个混乱情形下,谁还顾得他腰上挂着一块朝参牙牌!况且,这又不是简单一块牌面的事,马顺是王振党羽,助纣为虐,人人得而诛之,王竑等人的行为虽属过当,也是发乎忠义,朝廷事后也没有追究,倘若这时令他们寻取牙牌,“岂不上亏圣明之断,下沮忠义之气”?经言官论谏后,才改令榜谕军民人等,有拾得锦衣卫牙牌者缴还。但马顺牙牌始终没有找到。

    如今,在首都博物馆里,藏有一块属于“马顺”的牙牌(下称马顺牌),它是否就是马顺当日遗失的朝参牙牌呢?

    这块牌牙质,呈椭圆形,长7.5厘米,宽6.5厘米,正面上雕句云纹,下刻“锦衣卫指挥使马顺”八字;背面四周雕双螭,中刻“正统十四年八月吉日”九字。在作结论之前,先有必要了解一下明代的朝参牙牌。

    《明太祖实录》载:洪武十一年,“始制牙牌给文武朝臣。其制以象牙为之,刻官称于上,凡朝参佩以出入,有不佩者门者却之,私相借者,论如律;有故则纳之内府,其在外来朝百司官无牌者则于各门附名以入。”[i] 简言之,朝参牙牌就是为方便京官上朝(朝参),出入禁城而设,其用途就是“专主关防出入”。

    朝参官佩带牙牌,是明代专属之物。前朝官员出入禁闼,是不佩牙牌的,如“唐时百官,随身鱼符左一右一,左者进内,右者随身,皆盛以袋”。[ii] 鱼符又称“鱼袋”,“为金为银,以别等威”。清代官员上朝,也不用牙牌。邱嘉穗撰《东山草堂迩言》,谓清“因前明之制,凡朝参官给牙牌悬于腰间以通禁门”,四库馆臣即称之为“草野传闻之语”。[iii] 明代京官在迁除之后,即须更换牙牌,由本衙门开具加印手本,送礼部备照,然后到尚宝司关领牙牌。转官时,仍应将原牌缴还礼部。[iv]由于牙牌关系到内府关防重事,所以洪武十六年“增朝参牙牌律”。[v] 凡毁坏牙牌的,依律当杖,但一般都是“输赎还职”(即交纳罚款,免杖)。

    明代,“自宰辅至小官,任京师者俱有之”,乃为任官京朝者标志、容光之物。当时有一则谐语,道:“外任官与京职官相遇,外任官曰:‘我爱京官有牙牌。’京官曰:“我又爱外任有排衙。”[vi] 京官职事闲散,虽然不必如地方官每日排衙理事,但须日日赶赴内府参加朝参,故人人都佩带朝参牙牌。从现存明代官员的官服画像上,可以看到,牙牌是用特制的袋囊裹覆,悬挂在左腰的。

    明代朝参牙牌形制如何,首博所藏马顺牌是否与之符合呢?谢肇淛《五杂组》记牙牌之制云:“其官职皆镌牌上,拜官则于尚宝司领出,出京及迁转则缴还,盖祖制也。”[vii]“官职皆镌牌上”,即《实录》所说的“刻官称于上”,似与马顺牌合。但如陆容《菽园杂记》所记:“观其正面,刻各衙门官名,背面刻‘出京不用’字。”则又不合。

《明史》卷七四《职官三·尚宝司》记朝参牙牌之制:“牙牌之号五,以察朝参:公、侯、伯曰‘勋’,驸马都尉曰‘亲’,文官曰‘文’,武官曰‘武’,教坊司曰‘乐’。嘉靖中,总编曰‘官’字某号。”《明史》所记有不准确的地方,如万历九年(1581),大学士张居正加太傅,“随命司礼监造‘文’字号太傅牙牌一面给之”。[viii] 太傅是文职,牙牌仍以“文”字为号,是“总编”之说无据。

    《明史》的这段记载可能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改写而致误。《野获编》卷十三《礼部·牙牌》记:“本朝在京朝士,俱佩牙牌,然大小臣僚皆一色,惟刻官号为别耳,如公侯伯则为‘勋’字号,驸马则为‘亲’字号,文臣则‘文’字号,武臣则‘武’字号,伶官则‘乐’字号,惟内臣又别为一式。其后工匠等官,虽非朝参官员,以出入内廷,难以稽考,乃制‘官’字号牌与之。”[ix] 显然,通予“官”字号牌的是工匠,而不是将所有文武统编为一号。

明代的朝参牙牌——从“马顺牙牌”说起    朝参牙牌是否可以刻上主人的姓名呢?应当不能。明代文士程敏政曾写过一首牙牌诗,其中有“此牌休道阅人多”句,原来程敏政一度悬带的学士牙牌,“乃文懿公(学士杨守随)旧物”,借用过一段时间后,直到他“已获新制者”,才物归原主。[x] 可见,朝参牙牌只刻官爵,倘若一时使用者都把自己的名字刻上,就非朝廷公物了。

    由于年代久远,现在保存下来的明代朝参牙牌已非常少见,从故宫博物院馆藏目录看,也仅存一方,文物名称为:“象牙腰牌”,所定级别为“二级乙”。这是一块供翰林院侍讲官使用的牙牌,高12.9厘米,宽、厚分别为5.9与0.9厘米。扁体钟式,上纽雕句云纹,有穿一。一面刻楷书“侍讲翰林院”五字,一面刻楷书“朝参官悬带此牌”,共二十六字。左右刻有字、号九字。据《钦定日下旧闻考》卷六二引《龙湖文集》的记载,朝参牙牌还有“圆花、长花、长素”等多种形制,惜实物太少,无法详知。但这块翰林院侍讲官牙牌提供的资料已足以确定,首博藏的马顺牌并非当年遗失的牙牌,它甚至不是一块朝参牙牌。

    那么,这是一块什么样的牙牌呢?在明代,除了百官朝参使用牙牌,扈从、陪祀也关领牙牌;国初,还令内官持牙牌督战,视有勇敢杀敌者,即与阵中授予牙牌,作为升赏的凭证。此外还有金牌、铜牌、令牌、铜符等多种牌面。马顺的身份是锦衣卫堂官,有直宿之责,他还可能拥有侍卫牌。但据《明史·职官志》记载,“勋戚侍卫之扈从及班直者、巡朝者、夜宿卫者”给金牌,指挥佩“义”字号牌,“其形虎”。另外“直卫锦衣校尉之止直者”给“双鱼铜牌”,均非牙制。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一种“关防”符验,无论何种牌面,都必然编定字号(如陪祀牙牌字号为“祭”),这样才有利于管理和稽查。马顺身为锦衣卫武职,朝参牙牌当为“武”字号,但马顺牌上却无字号可寻,因此它不可能是朝廷颁发的任何一种正式牌符。

    这块牌还颇有可疑之处:首先,马顺被击毙时,职务是“锦衣卫指挥同知”(从三品),但牌面上刻的是“指挥使”(正三品,锦衣卫正官),高了一级。查对《明英宗实录》,马顺生前并未升至指挥使,此时锦衣卫也没有另外一个叫马顺的指挥,马顺牌上的职衔肯定不对。其次,牌上镌“正统十四年八月”,巧的是,那正是马顺殒命之月。也就是说,在马顺朝参牙牌丢失之后,又有了这一块来历不明的牙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由于马顺牌刚好造于马顺死亡当月,这个巧合,再联系牌上“吉日”二字(这个词多用于婚丧之事),是否可以猜想:这块牙牌乃马家私造,为的就是马顺入土时腰上还能挂着属于自己的牙牌?且这位“缇帅”死不得其正,将来肯定没有加恩追升的可能,所以家属干脆悄悄为他加官一级(指挥是锦衣卫的最高官阶),以慰亡魂。在明朝,私造牙牌并非没有先例,但一旦被人揭发,会受到严厉的处罚。马家这么做,则是为了殉葬的需要,盖棺大吉,不必担心于此。

    而在以后的不知什么时候,由于盗墓者的发冢,这块私造的牙牌重新暴白于世,留下一个小小的悬案。
 
                    本文发表于《紫禁城》2008年第10期(胡丹)转载请注明出处及作者

[i]《明太祖实录》卷117,洪武十一年二月丁酉,台北:史语所汇勘本,第1920页。

[ii](明)《五杂组》卷12《物部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251页。

[iii]《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29。

[iv](清)孙承泽:《殿阁词林记》卷11《文移》。

[v]《明太祖实录》卷156,洪武十六年九月癸卯,第2427页。

[vi](明)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1,中华书局,1984年。

[vii](明)《五杂组》卷12《物部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251页。

[viii]《明神宗实录》卷118,万历九年十一月癸未,第2219页。

[ix]《万历野获编》卷十三《礼部·牙牌》,中华书局,1959年,第347-348页。

[x](明)程敏政:《篁墩文集》卷91,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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