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纪录片的布局很简单，前面大半段都是声泪俱下的右派诉苦大会，临近结尾时借用奥运会的“和”尽显揶揄之意，“不和”与“和”一目了然。全片贯穿着一把如泣如诉，音调悲凉、芜杂的琵琶。这就是全片的感情基调。放映过程中，好几人说，“诉苦大会”睡了一小会，后来看起来就倍精神了。不知道这是历史使命感所赋予还是猎奇心作怪呢？
关于这部片子本身我并不想多说些什么，看过的都明白，没看过的只要听人描述一分钟，也能很快明白。倒是放映后导演不在场，观众自由讨论的场面值得说说。独立导演柯枫首先抛出了橄榄枝，盛情邀请80后，90后观众发表看法。结果第一个登场的是自由诗人小招，生于1986年。散场后，他用一首即兴诗概括了他的观点，全诗如下：
对于政治题材
我一贯的态度是
不屑一顾
没有新意
没有趣味
没有难度
而且总是有
一个团的怨妇齐声控诉
最可笑的是导演
发现厕所是臭的
就以为掌握了重大消息
他现场基本就是这么说的，没有任何洋溢温情的话作为铺垫。柯枫马上对他进行了近乎人身攻击似的反驳：你拍过电影没有？等你拍了再来说吧？后面又有几个80后，甚至90后先后发言。他们都是从正面情感出发，本着读者式的思维，和稀泥式的说了一大通，结果反而起了反作用。先锋作家吴幼明非常激动，站起来把连同小招在内的80后，90后好一通批判。他的理由是现身说法，试想让他们用自己的20年青春作为代价。这结果显然是触目惊心的。不过，这也正好凸显了一个代沟问题。小招首要的错在于没有像常人一样，先说一大通温婉的话，然后婉转的提出自己的意见，而是直白扼要的说出了自己的观点。不了解他的人，都会觉得这是80后的一种僵硬肤浅。我认为事实并非如此。首先小招的说法从电影节的角度来看，是正确的。拍摄技巧和表现手法本来就是电影节讨论的一个主题，而不能因为与崇高主题相抵触就能忽视甚至篡改这一点。其实，胡杰若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新意，有所趣味，寓重大历史事件于“有难度”的表现技巧中，这样，他的纪录片很有可能就能逐渐进入80后，甚至90后的公共领域。这一点，目前的纪录片导演都做得不好。当然，实现这一点难度很大。这样，胡杰们的思想才有可能真正成为公共资源。表现中的想象离他们很近，历史里的想象离他们又太远，如何调整距离，是否能成为当务之急？另外， 柯枫先生与吴幼明先生如果能真正了解一下这名叫小招的80后，说不定能改变自己的看法，解决自己的心焦。
有一位不知名的先生谈到了系统采访施暴者的问题。这也是我一直关注并曾经企图实现的命题。要求施暴者在几十年后“自我归罪”难度太大。且不说现行制度的阻碍，单就施暴者个人来说，他们是时代悲剧的产物。当他们一旦登上荧屏，他们几十年来苦心维护的正面形象瞬间瓦解，转瞬就成了小人，奸贼。这种角色置换简直要了命去了。同时他们的心灵也会备受煎熬。从内心来讲，谁都不愿意做一个恶人，被人忌恨。以上说的都是反省后的施暴者。最惊叹的是部分属于纯良之辈的施暴者。哪怕到死，他们也会认为他们至死不渝地维护了光荣信仰。这不是耻辱，而是美德。况且里面还有一些彻头彻尾的魔鬼。国家领袖的权柄力量与意识形态，并不只面向政府官员开放，对稍有小权或无权的平头百姓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吸引力。阶级的关系也因此被揭露得淋漓尽致。在这段滑稽悲哀的历史中，许多人刚从马扎蹦上龙椅，便被打翻在地，再踏上无数只脚，且场景还在不可预知的循环着。对于目前的我们来说，我们要怎么办呢？关于柬埔寨红色高棉的历史，施暴者的确讲述了一些什么？但仅仅只是讲述而已。
谈到大胃、中胃、小胃的分化手段，其间逐个击破的谋略令人感觉非常恶毒。人不可能个个都以死相逼，更不可能紧密团结至一碗水端平。所以差别化一扩大，许多悲剧就不可避免。在这场自发演进的差序格局中，每个人都是牺牲品，没有真正的赢家。
还有不少人提到了影片结尾那位老人。平反后，毫无怨言的补交21年党费，并不追讨21年来的工资。尽管备受摧残，仍觉得自己生活在党温暖的怀抱里……我们是该欲哭无泪还是一笑而过呢？此时，意识形态和精神控制下迸发的能量显得异常突兀。老人说的是违心话，为悲剧。这个时代不敢说真话很正常。若说的是真话，那就是惨剧，恐慌剧了。但我宁愿相信这只是单纯的悲剧。胡杰在最后放上这一段的时候，心里估计矛盾了许久？
最后补一句关键真心话：我佩服胡杰的勇气，我已经关注他很多年了！向他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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