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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国家当动荡变进之时，其以往历史，在冥冥中必会发生无限力量，诱导着它的前程，规范着它的旁趋，此乃人类历史本身无可避免之大例。否则历史将不成为一种学问，而人类亦根本不会有历史性之演进。

——钱穆

　　两头尖以为，历史之所以具有参考价值，是因为人类社会演进的动力在本质上是精神性的而不是技术性的。《孙子兵法》上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但凡斗争，其真正目的都不是为了拼个你死我活，而是要满足某些人的心理预期。所以，掌握了人性才能把握历史发展的方向。《孙子兵法》本身也是一个例子，人类社会的经典典籍，历经千年而仍常看常新的，都不是讲“术”而是论“道”的。
　　人类的生物进化要产生很大的差异，至少需要几万年。而目前的人类文明，其可追溯的历史不过几千年而已。古人和今人在身体上既然一样，思维也别无二致。科技上的差异只是“术”的层面，工具、手段、规模而已；而在“道”的层面，真正是“太阳底下无新事”。先秦诸子的著述，已经把人世间的道理都说尽了。后人所能做的，只是考虑如何在不同的具体环境下去实践和应用便足够了。

　　近人常说，要依法治国，建立法制完善的社会。两头尖却以为八年前提出的“以德治国”才是更重要的主张。任何制度都是能够找到漏洞的，因为制度毕竟还是要靠人来实施。就算不是蓄意破坏，殆个工，失个误，都能造成损失，更遑论人人都去绞尽脑汁寻找制度的漏洞，那将是社会资源极大的浪费。
　　余世维先生在《管理者的情商》中说，硬件和世界接轨很容易，20年足矣。但真正要强大，需要在软件上和世界接轨，也就是道德、文化和精神。

　　人人感叹现在中国社会道德缺失，太功利。却又为了生存不得不屈服于各种潜规则之下。其实我们对此也不必太悲观，这个问题要用长远一点的眼光来看待。社会的变革是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的。

　　现在不是历史上最好的时代，但也不是最坏的时代。纵观中国历史，唯有一个时代可称之为真正的黑暗世，那就是晚唐与五代十国，也就是《满城尽带黄金甲》和《夜宴》所描写的那个时代。有评论说《夜宴》让外国人以为中国人整天想的就是怎么杀自己的皇帝，这话没错，因为那就是这样一个混乱的时代。这段乱世之所以比中国历史上其他乱世更黑暗，不在政治，而是在于学术。
　　唐朝是科举制度正式开始繁盛的时候，也是对这一制度争论最大的时候。在唐以前，中国的官员大都出自门第，也就是一些世代从政的大家族。这些门第子弟大都教育良好，并且耳濡目染，从小就对政治非常了解，因此长大通过考试以后直接就可以参与治理国家。而科举一出，好处是人才选拔的基础从此扩展到了全社会；坏处则是因为只以诗赋取士，而当时又未建立完善的政治素养培训机制，导致大量底层出身的进士们甫一当政，全然不知如何操作，当时所谓进士轻薄。
　　如此到了晚唐，一方面帝国在扩张中分崩离析，北方藩镇割据；另一方面在大量草根进士的冲击下，门第传统终于衰灭。这时的“士”，既失门第护养，又无朝廷公家特施教育之培植，大体上已失其所以为士之内在精神。
　　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士”的精神为领导核心的。“士”一倒，政治学术相次溃败，唐亡而五代继起。到陈桥兵变而北宋兴起之时，中国文化命脉仅在南方十国中极端动摇地一息尚存。有道“崖山之后，已无中国”，其实宋初的时候中国社会已经历过一次险些断绝了。所幸宋代极端地以养士尊士为务，终使传统的士之阶层正式复兴。“士”复兴的正式标志是胡瑗和范仲淹两人地位的正式确立，此时距离宋兴已有六七十年了。

　　中国现在的时代，从文化角度很像那个时代。从清末到五四直至新中国初期一系列的运动，把中国的传统精神摧残了个七七八八。清末以前是在内在精神上阉割，清末以后就是形式上消灭了。
　　但是，中国的传统精神并没有被消灭，它通过各种渠道生存下来了。不过要复兴，还必须经过漫长的百十年。科技造成的社会进程加快，并不能影响人类精神层面的发展速度。现在才过了30年，确实不到时候。
　　至于为什么中国必须走上传统复兴的道路，以及道德的作用怎么就那么重要，我们下一讲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