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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之“新文体”试探(下)

(2006-10-22 01:56:12)
分类: 雨无伦次
梁启超之“新文体”试探(下)
 
三、“新文体”的影响与不足
 
梁启超自负地说过“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这种思想的影响是通过文字实现的,可以这样说,梁启超在近代中国举足轻重的地位,是由他的大量著述奠定的,“新文体”正是其思想解放,勇于创新,面向世界的文化心态在散文创作上的反映,这些文章在当时的思想界和文学界乃至社会上都产生过积极影响。
 
1、推动了资产阶级思想启蒙
 
范文澜在其著述《中国近代史》中,称梁启超为“天才的宣传家”,梁启超的“新文体”为资产阶级改良派占领宣传阵地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在维新浪潮中,梁启超主笔《时务报》,以深入浅出的文笔进行启迪国人的宣传;在《清议报》上,他又大力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的思想,攻击西太后及腐败的封建专制制度;《饮冰室自由书》完全以资产阶级新思想探讨社会与人生的哲理,受到广泛的欢迎,起了重大的思想启蒙作用。至《新民丛报》时期,他连续发表了《新民报》、《新民广义》等重要论文,结合世界大势与中国特点,论述了新民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新文体”中,《新民说》是最不朽的文字之一,“是我国资产阶级启蒙家思想中极有光彩的一部分;”《亚里士多德之政治学说》、《法律学士家孟德斯鸠之学说》等多篇文章,广泛宣传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同时,梁启超致力介绍西学,他在《新民丛报》上介绍的内容包括国家学说、政治法律思想、哲学、经济学、历史、地理、文学、科学知识等,几乎包罗万有,通俗地介绍了亚当·斯密,里嘉图等人的经济学说;《格致学沿革考略》第一次向中国人介绍西方科学史,《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主张在发扬本国学术并吸收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创造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些新思想、新精神,曾启发和教育整整一代青年,使他们受到了思想启蒙的洗礼。胡适曾在《四十自述》中说:“《新民说》诸篇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彻底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还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他引起了我们的好奇心,指着一个未知的世界叫我们自己去探寻……”。
“新文体”实在是梁启超的如意棒,帮助他广泛地宣传了资产阶级新思想,猛烈抨击了封建专制制度,尖锐批判了“不适于新世界”的孔教弊端,在历史发展的链条中,开新文化运动之先声,这些思想启蒙工作对当时和后来都有重大价值和借鉴意义,使它构成了中国国民思想发展前进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过渡环节,尤其是向一大批年轻人提供了由初步接受启蒙洗礼而走向更开阔更解放的思想境界的阶梯。
 
2、推动近代散文变革
 
“就文体改革的功绩论,经梁氏十六年来的洗涤与扫荡,新文体的体制、风格乃完全确立。”吴其昌的这段话,总结了“新文体”在推动散文变革方面的历史功绩。
“新文体”较之桐城古文是一个大幅度的解放,它完全抛弃了桐城派的“义法”,而走上一条自由化、通俗化、半欧化的道路,从文体形式,思想内容到语言表达,均有和古典散文不同的特点,诚如郑振铎所言:“象那样不守家法,非桐城亦非六朝,信笔取之而又舒卷自如,雄辩惊人的崭新文笔,在当时文坛上,耳目实为之一新”。“他在文艺上,鼓荡了一批象生力军似的散文作家。”“将所谓恹恹无生气的桐城派文坛打得个粉碎。”纵观梁氏一生,始终非常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积极从事文学革新运动,而且始终处于高屋建瓴的领导地位。“新文体”体现了散文向语体文过渡的倾向,它不仅左右近代散文的发展,也直接影响“五四”以后散文的发展。
梁启超的文学活动体现了资产阶级要将中国文学从封建主义桎梏中解放出来的努力和尝试,而“新文体”则代表了这些努力和尝试的最高成就,它加速了封建文学向近代文学、向现代新文学过渡的进程。正如五四时期倡导“文学革命”的钱玄同所说:“梁任公先生实为近来创造新文学之一人……论现代文学之革新,必数及梁先生。”可以这么说,五四时期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主张,与“新文体”的革新主张正是一脉相承的。
新文体虽受顽固、保守、复古诸派的“痛诋”,却受到了社会的普遍欢迎,并且迅速推广、普及和发展,鲜活于一代文坛。它既不同于空洞无物、思想陈腐的八股文和桐城古文,又不同于当时一般报纸的低级趣味或充满奴化思想的滥调,更不同于那些反对变革,维护专制、礼教的“卫道士文章”,而是顺应潮流,一新国人之耳目,一扫文坛沉寂腐败气氛,揭开了资产阶级文学革命的惟幕。
 
3、对新闻界广泛深远的影响
 
梁启超在我国近代新闻事业史上,无论报业理论,还是新闻实践,都起到了“裂山泽以辟新局的开路作用。戈公振评价他说:“我国报馆的崛起,一切思潮的发达,皆由先生启其端。”
我国报刊上的新闻言论文体早期曾深受古代的章、表、奏、议的影响,1860年至1896年间才逐渐完成了由古文到适于报刊的“报章文体”的过渡和转变。但“非剿说陈言,则翻译外论其记事繁简失宜,其编辑混杂无序”的现象还普遍存在,梁启超在长期的报刊生涯中,将“报章文体”推向更高更深层次的发展,形成了文采风流,言动朝野、一论既出,万人争读的“新文体”。梁启超自己也成为近代政治报纸记者的代表,他在《时务报》上初露头角,就震撼了报坛,其后便以《时务报》为中心,推动了全国新闻报刊的发展,同时使《时务报》声望日隆,成为当时维新派的舆论中心,一些影响较大的报纸如《知新报》、《湘报》等皆按照《时务报》的模式创办,“大率面目体裁,悉仿时务,若惟恐不肖者然”,学习“新文体”成为一时风尚。连孙中山也终于认识到:“欲唤起国民及不为康梁所惑,首须创立言论机关。”而一些人之所以把“新文体”称作“报章文体”,与当时无论维新和革命的报章杂志,大都采用梁式“新文体”不无关系。可见,“新文体”对新闻业的影响是多么的广泛。
梁启超开了政治家办报的先河,提高了报人、报业的社会地位。他在新闻业务上进行了许多改革创新,如《新民丛报》上开辟了“国闻短评”栏目,类似现今报上的“今日谈”之类,还有“社论”之类,所写的文章小精悍,与新闻紧密相结合。受此影响,当时的报刊上出现了大量的“时评”、“述评”之类的栏目文章,和后来的“编者按语”一直流行至今。
梁启超的“新文体”及其新闻思想,曾培育和影响了一代新闻工作者,他们都曾刻意地向梁氏学习过:
民初新闻界三杰之一,有巨擘之誉的黄远生,其早期的思想,较多地受到梁启超的影响,辛亥革命以后,终于投身报界成为专业记者。
被誉为新闻界全才的邵飘萍,早年就刻意模仿“新文体”,梁启超开创的“时评”这一形式,到了邵飘萍以后,有了更进步的发展,内容和写法都被赋予了新意。
邹韬奋说,是《新民丛报》的巨大感染力,使他产生了“要做一个新闻记者的动机”。他当年如饥似渴地“偷点着洋烛躲在帐子里看《新民丛报》”,甚至睡后还梦见意大利三杰和罗兰夫人。
总之,梁启超在我国新闻发展史上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他的新闻思想为我国资产阶级新闻理论的最后形成奠定了基础,而他的“新文体”,更是我国报刊发展史上最辉煌的篇章和文字之一。
“不管个人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梁启超的“新文体”主要还是为了适应维新变法的宣传和思想文化启蒙而产生的一种通俗文体,如同中国资产阶级政治上先天的软弱性一样,“新文体”无论从理论到创作,还未完全摆脱和超越其所处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主要表现在:
 
1、思想内容的局限性。
 
“新文体”一方面并没有完全冲破儒家思想的桎梏,新的文学观点中间杂有不少旧的传统的东西;另一方面,注意取法欧西文思,并以之为榜样,但并未能真正做到消化和吸收西方文学中的精华。历史的沉淀,传统的重负,文学自身的惰性,造成了“新文体”的思想内容的局限性,有时甚至显得肤浅、驳杂和矛盾。
梁启超急于救世的迫切心情为每一种资产阶级学说的表面光辉所吸引,但随着时代风云的变幻,他心营目注的焦点也不断变化,他是最能表现出过渡时代的一个过渡人物,古今中外、新旧种种都集中于一身,处处自相矛盾。反映在他的文章中,便是前后矛盾的观点和主张。例如,他曾颂扬备至地介绍卢梭的《民约论》,后来介绍知理学说时,却又常常指摘卢梭之论;又如在鼓吹自由之时,热情讴歌:“璀璨哉自由之花”,“庄严哉自由之神”,认为自由“实为数百年来世界之大事”,而到后期,其复趋保守之时,常爱引用罗兰夫人的话“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宣扬自由的种种流弊。“新文体”多是应时而作,救一时,主一义,仓卒成章,所以也就形成了其思想内容的肤浅驳杂,流于粗率浅薄。同时又不免极端片面,好作偏激之语,主张“虽稍有偏激焉而不为病”,认为“吾偏激于此端,则同时必有人焉偏激于彼端以矫我者,又必有人焉执两端之中,以折衷初者,互相倚,互相纠,互相折衷,而真理必出焉。”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自我检讨说:“晚清思想界之粗率浅薄,启超与有罪焉。”这实际上也包括表现粗率浅薄思想的“新文体”。
梁启超的“新文体”深深地打上时代和阶级的烙印,暴露出维新党人在变法失败后固执改良道路,顽固反对民主革命的严重的思想局限。在介绍西学的文章中,往往掺杂了一些封建的东西,文章中一贯的爱国思想没有发展成为系统的反帝思想,要求变革现实却又把希望寄托于自上而下的改良,这些缺陷,使其读者范围无法争取更多的劳动人民,而局限于土大夫及知识分子的圈子里,尤其是1904年以后的一些文章开始,由于政治又回复保皇面目,大多失去了“新文体”本来的丰采和战斗锋芒。
 
2、表现形式的不彻底性
 
从文章体式方面而言,“新文体”只是打破了桐城派一统天下的沉闷局面,却没有彻底推倒它的统治地位,它自身也并未从根本上解决“言文合一”的问题,只是做到了“言文参半”,“半文半白”而已,只是介于“文言文”与“白话文”之间的一种过渡性文体,与真正的白话文学还有相当的距离。梁启超在“文界革命”中提出的“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限制了对其文体形式和语言形式的革新。
正如一个人的优点也正是他的缺点一样,“新文体”也是瑕瑜互见的,其特色中也正含着它的不足。由于纵笔所至不检束以致有失严谨、结构松散;因为过分强调情感以致情胜于理,理随情移,以至顾此失彼,前后矛盾;如前所述的“因效日本文体,故多委蛇沓复之病”;比喻过多,掩盖主体而喧宾夺主,排比过长,有失精炼而繁冗铺张;感叹式、惊叹式句子用得太滥,动辄“呜呼”、“嘻”、“殆哉岌岌乎!”当时,革命派对其“譬如玻璃碎片,积迭成堆,其色或红或白,不能断定其全体为某种颜色;其形或方或圆,不能断定其全体为某种形状”的批评,是不无道理的。然瑕不掩瑜,梁启超之“新文体”作为近代文学史上鲜活灿烂的一页,有着重要的地位和永久之价值,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着无可回避的影响。
 
注释及参考书目
 
1、郑振铎《中国文学论集》上册《梁任公先生》P119
2、《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三册《〈清议报〉一百册祝辞……》
3、吴其昌《梁启超》P29
4、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P142
5、魏源《海国志叙》
6、罗家伦《近代中国文学思想的变迁》(《新潮》2卷5期)
7、夏晓虹《觉世与传世》P124
8、《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二册
9、转引自《觉世与传世》P124
10、11、12、《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13、转引自《中国近代报刊史》
14、《饮冰室文集·自序》
15、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P175
16、17、《夏威夷游记》
18、《鲁迅全集·集外集拾遗》《〈浮士德与城〉后记》
19、《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与严幼陵先生书》
20、《饮冰室文集·序言》
21、《梁启超年谱长编》P100
22、《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三册《新民说》
23、《〈清议报〉一百册祝辞……》
24、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
25、《梁启超年谱长编》P273
26、27、转引自《中国近代文学评林》第1辑P225—P231
28、转引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第1辑P127
29、《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二册《少年中国说》
30、牛仰山《梁启超散文的艺术特色及其评价问题》(《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第1辑P134)
31、《饮冰室自由书·叙言》
32、鲁迅《南腔北调集·题记》
33、《少年中国说》
34、《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二册《呵旁观者文》
35、《少年中国说》
36、《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九册《清代学术概论》
37、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P300
38、《论戊戌维新运动及康有为、梁启超》P330
39、《梁启超》P29
40、41、《梁任公先生》P123、P119
42、《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料》钱玄同《寄陈独秀》
43、《清代学术概论》
44、戈公振《新闻学撮要》插页语
45、《梁启超年谱长编》P271
46、《〈清议报〉一百册祝辞……》
47、孙文铄、谢骏《中国新闻事业史》P76
48、《韬奋文集》第三卷
49、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P4
50、《新民说·论自由》
51、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转引自连燕堂《梁启超与晚清文学革命》P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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