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玉铭文这一课题，目前在学术界研究者不多。在这里，笔者谨将自己的一孔之见提供给收藏鉴赏家诸君参考，以抛砖引玉，共同讨论之。

一、有铭玉器自古有之

    1、古玉铭文源于上古

    中国古代玉器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早在新石器时期的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时期，就有些玉器上面琢有似字非字的符号，如红山文化兽面玦的额部琢阴文符号，良渚文化玉璧、玉琮上刻有象形符号和琢磨阴痕，至今未能解读，不知何意。这恐怕是中国古代玉器最早的铭文，解读只是迟早之事。夏代玉器有铭文者至今尚未发现。然而时间上限比夏代还早700年的三星堆文化玉器,其铭文据说已有发现，现正在研究解读中。

    商代玉器铭文始于武丁，终于殷末，字体与甲骨文、金文相似。商殷时代的古玉铭文用字很少，往往只标明物主或祭祀对象。例如，著名的“作册吾玉戈”、“小臣系玉环”、“小臣妥见玉琮”、“玉版甲子表”等等。其中“作册吾玉戈”于1977年11月在甘肃省庆阳县出土，刻有铭文“作册吾”三字, 据报告称: “这件玉戈与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戈, 不论形制、大小、风格, 都很相似。戈上字体接近殷墟卜辞第一期(武丁)，它的时代也应与之相近。”另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齐文心女士证明，“吾”是戎族古国名，在今陕、甘之间关中秦岭一带。“作册吾”是“吾”国人在商王朝任“作册”之官（史官）的称谓，该玉戈应是商王赏赐之物。

    商代晚期“小臣妥见玉琮”有铭文4个字:“小臣妥见”。其中“妥”是人名。卜辞惯例人名从女者皆为女性。商代的宰相称为“少臣”、“小臣”，古文字中“少”与“小”通用。目前考据证实的武丁时期担任“小臣”一职的女性只有妇妥。这样看来，中国历史上留下名字的第一位女宰相便是妇妥。

    商代的玉版甲子表，乃一残片，上刻有“庚寅辛”三字，据专家推断，整个甲子表应有“六十花甲子”120字。经专家鉴定,玉版甲子表属于国家一级文物，现收藏于天津艺术博物馆。详见图一。

 图一：商晚期，青玉甲子表残版，长7.4厘米宽2.9厘米厚0.2厘米，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

    上述玉器铭文内容丰富，均可与卜辞相对照，属于典册文物，是珍贵的文字记录资料，学术价值很高。 

    2、周代本应是玉器铭文的高峰期

    周代玉器铭文已不局限于署名和落款，内容向更扩展的记事方向发展。馆藏西周的有铭玉器很少。天马曲村第三次发掘出土的西周早期的文王玉环，直径12.8、内径6.5、厚0.6厘米。呈灰白色，质地较软。光素无纹。一面刻铭文12字，铭文释文为“玟（文）王卜曰我眔□人□□（伐）□人”，其意为：玟王占问，我暨食人征伐□人。

    天马曲村第四次发掘出土的“邑□白弓玉戈”，刻有４字铭文：“邑□白弓”。其中□字不识，白（伯）是官称，弓是白的私称。

    西周最著名的有铭玉器是“太保玉戈”，戈长67.4厘米，有两行铭文，共有27字：“六月丙寅，王才（在）丰，令（命）太保眚（省）南或（国），帅汉，（出）寝（殷）南，令（命）（濮）侯辟，用髦走百人。”此戈现藏美国华盛顿佛利尔美术馆。

    春秋时期最著名的玉器铭文集是玉石盟书。1965年山西侯马晋城遗址共出土玉石盟书5000多件，造型多为尖首圭形，其上有朱书或墨书誓辞文字，主要内容是晋国世卿赵鞅同卿大夫举行盟誓的约信文辞。其中字多者200余字,字少者有10余字。1979年河南温县西张计遗址出土玉石盟书2703件，形状与内容与侯马盟书类似。玉石盟书的学术价值重大，证明了文献中的盟誓制度属实，并对之加以补充；结合载辞内容，证明了周代玉石圭璋等玉器，是象征统治者权力的直接例证；盟书中的很多文字，为研究古文字增添了新资料。(如图二)

图二：春秋晚期盟誓词文玉石片侯马盟书，山西博物馆藏

    战国时玉器铭文字数最多者为“行气”铭玉杖首，十二面柱形，内空，每面刻铭文，凡45字(含重文)，铭曰：“行气，深则蓄，蓄则伸，伸则下，下则定，定则固，固则萌，萌则长，长则退，退则天。天几舂在上，地几舂在下。顺则生，逆则死。”“行气”铭玉杖首属于记录古代气功修炼的实物例证；铭文有书法及古文字研究价值。此器现被视为海内外驰名宝玉，藏于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见图三)

图三：战国晚期“行气”铭玉杖饰，高5.2厘米、宽3.4厘米，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藏

    战国时期也有墨书铭文玉器，20世纪70年代河北平山县三汲公社发现的中山国王陵大墓，所得玉器600余件，其中有双龙形佩，上有墨书“公全一吉玉”五个字。“公”是东周时期对诸侯的统称。“全”原指周天子用玉必须质色纯正。“吉玉”是指祥瑞的玉器。其他有铭文的玉器可分三类：其一为“它环玉环”；其二为“龙形[王它]女珩”；其三为“[王它]女琥”。

    除此而外，据1963年出版的萨孟尼（英国）所著《魏以前的中国玉器》所述，海外发现有一种刻有“箴铭”的战国玉璜，长8.5、宽2.7厘米，有铭文两行竖写，８个字，据史学家李学勤先生解释为：“上变下动，相合和同。”箴铭以借喻手法喻世，指出上下之间要彼此贯通、配合，和谐无间。

    从西周到春秋战国，号称八百年天下，正是玉器、青铜器大发展，绝世精品频出的时期。并且青铜器的铸造并没有冲击玉器的雕琢，因为古人对于玉器的评价超常，认为玉能通神，玉有德性。然而在铭文方面，青铜器铭文长达几十字，甚至数百字者，不断出现。而与此同期的玉器铭文仅有上述几种，字数不多，篇幅不大，这是不合常理的。从上面列举的例子不难看出，没有一篇古玉铭文是雕刻在略为大型的玉容器上面的。从商代武丁时期妇好墓出土玉簋之后，直至战国晚期发现青玉高脚杯，这一期间大型玉容器、礼器的缺失，同玉器铭文的缺失一样，是玉器发展史上的一个谜。

    3、汉代以来的玉器铭文的发展与演化

    自汉代以来，玉器的铭文以及有铭玉器本身，从内容到形式均发生很大的变化。

    首先，出现了专门镌刻铭文的载体玉器——刚卯和严卯，继之出现了镂雕吉语出廓璧。若就铭文而言，如果说“子子孙孙永宝用”之类是周代惯用语的话，则到了汉代这一祝福就变得更加数词化了。例如：新莽嘉量铭：“子子孙孙，享传亿年”。   

    1）刚卯严卯

    刚卯严卯系男性饰物，是由古人驱灾、避邪的桃符演化而来，驱魔避邪之外更有“强汉之意”。形制应源于柱形勒子，例如，玉琮及琮形管，“外方内圆”。汉代刚卯、严卯均作小方柱形，上下穿孔贯通，四面有铭，一般每面８字，共32字，也有第一面10字，余面共８字的。文曰：“正月刚卯既央，灵殳四方，赤青白黄，四色是当。帝令祝融，以教夔龙，庶疫刚瘅，莫我敢当。”在“正月刚卯”4字下有的加“既央”两字。严卯文为“疾日严卯，帝令夔化，慎尔周伏，化兹灵殳，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刚瘅，莫我敢当。”文字的意思是乞求神灵保佑，辟除不祥。字体为殳书，笔道直硬，推测是用利器反复刻划上的。汉代律法森严，刚卯、严卯限时完工，违时者斩，所以铭文皆匆忙刻就，不可能精雕细刻（见图四）。明清两代，刚卯，严卯亦有仿古、伪古作品，所仿制的除四方柱形体外，还有六棱、八棱体。铭文系用砣子砣成，与汉代作品有差别。

图四：东汉玉刚卯，高2.25厘米、宽1厘米，安徽省亳州市博物馆藏

　　2）镂雕吉语出廓璧

    镂雕吉语出廓璧之中常用的吉语为：“长乐”、“长乐未央”、“长乐无极”、“宜子孙”、“长宜子孙”、“延寿万年”之类。将吉语与纹饰连结在一起，并同整件玉器合为一体，充分体现了古代玉器艺术家匠心独具，技艺高超（见图五）。严格地说，镂雕文字已超出了铭文范畴。另外，此类吉语，也有用阴线刻在玉器上的。

图五：东汉长乐镂雕出廓璧，通高18.6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隋唐以来比较特殊的有铭玉器是玉带銙和玉册，例如五代时期王建墓遗址出土的玉带铊尾，刻有铭文八行；唐开元十三年封禅玉册和唐玉哀册。明代玉牌上刻写的诗词、吉语，不在话下。

    铭文字数最多的是清代大玉山子《大禹治水图》，共有铭文1579字，字体有楷、行、隶、篆。

    有铭古玉系属典章文物，对于补充或佐证历史资料，研究古文字和书法甚至对于鉴别古玉器的真伪均具有较高的价值。从文化认识的角度看，其价值可能远远高于玉器本身。

二、民间收藏有铭玉器面面观

    就国家馆藏文物而言，从商代晚期到战国，古玉大器（尤其是玉容器）和有铭玉器严重缺失。然而令人惊诧的是民间藏品中却不乏此类。这种现象令人费解。

    笔者在古玉研究过程中接触过形形色色的有铭玉器，认为对民间藏品中的有铭玉器要慎重，既不能矢口否认，也不能随意肯定，一定要具体分析每一件玉器。首要问题是辨明真伪。从逻辑上来讲，凡是有铭文的玉器，都在相当程度上属于王室重器，其材质本身必然是上等好玉。如果其品质低劣，甚至是代用品或合成材料，那么即使铭文刻得再好，也不值一提。还有的玉器从外观上看，很像汉代作品，然而铭文雕刻的小篆内容却是唐诗，况且是半句话。这就不可能是真的。还有的所谓“汉代古玉”上篆刻着清代才出现的《千字文》中的个别句子，那就更不靠谱了。

    据笔者考察，民间收藏的有铭玉器大体可分为伪器伪铭，先器后铭，铭文移植，真器真铭等等。现分述如下：

    1、伪器伪铭

    利用藏家喜爱铭文的心理，出于牟取暴利的目的，以劣等玉材，甚至用玻璃粉模压的方法，生搬青铜器器形，或根据业已公开的照片，甚至完全靠自己似是而非的一点知识杜撰，造出所谓“玉器”，再用描蜡腐蚀法制造所谓纹饰和铭文，用以蒙骗他人。至于这种“人造古玉”的“铭文”，大多为阳文，美其名曰“浅浮雕”，唯独不见雕痕。至于铭文内容和体裁，作伪者受其文化水平限制，只能东摘西抄，七拼八凑，大多摘自业已公布的青铜器铭文。图六便是这种伪造的“古代玉器”，材质是粉质模压，铭文是从西周青铜器师寰簋铭文摘取的。作伪者甚至还自以为是地造出“献公七年”底款，结果反倒露了马脚。殊不知那个年代还没有形成在容器底部留底款的习惯作法，更何况“秦献公”是死后才称的谥号，不可能出现“献公七年”的年号。

图六：粉质材料模压的伪“玉”鼎，伪年代“献公七年”底款，描蜡腐蚀法伪造的“铭文”

    2、先器后铭

    一件已经流传了不知多少代的玉器，本来并没有铭文，只是后来出于主人的某种需要，后刻上铭文。换句话说，器是真器，存在于先；铭也是真铭，但雕琢于后。这样的玉器也是有的。清朝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就曾多次在他喜欢的玉器上刻字。此举实为对古代玉器的损毁，诗写得好坏另当别论。（见图七）

图七：乾隆皇帝在玉圭上题诗，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3、铭文移植

    青铜器或者玉器上的铭文问世之后，出于对该铭文内容或书法的喜爱，为了达到欣赏或者流传的目的，将该铭文重新镌刻在其他载体（例如玉插屏，玉册）上，这种现象的实质是铭文移植，它区分于抄袭或作伪，虽然原创性、历史真实性、唯一性远不及原来的铭文，但是其艺术性、可欣赏性和文字学研究价值仍不容忽视。例如，“明清件”中有一种白玉插屏，铭文为小篆体的《史记》片段“鸿门宴”。

    笔者曾见过民间收藏中有在许多薄片玉简上篆刻着南北朝时期宋朝名将檀道济所作《三十六计》等等。尽管不能说它们是“到代”之物，但如果说其玉的材质好，篆刻书法讲究，文字又完整，笔者认为其仍然有一定的欣赏和收藏价值。

    笔者见过有把《司马相如上书劝猎》和《答苏武书》各取其半，拼凑在同一套玉册里的所谓“藏品”，这就谈不上是“有铭玉器”了，因为“铭文”在这里只是商业诈骗用的道具而已。 

    4、真器真铭

    那么，传世古玉中究竟有没有真器真铭的有铭玉器呢？回答是肯定的。

    下面笔者就将对一件有铭白玉鼎（图八、图九）的研究结果公布于众，以供专家学者、古玉收藏家们共同研讨。

    这是一只双附耳白玉方鼎，四角各有一道扉棱，呈现商殷遗风。

图八：西周晋司徒伯白玉方鼎，高24.4、宽18.5、厚15.6厘米，上海中外文化艺术交流协会古玉研究院藏

  

图九：西周晋司徒伯白玉方鼎铭文

    周代人有在重要仪式的玉器上涂朱砂以示通神的习俗。在这只方鼎上，由贵比黄金的朱砂形成的洒金红沁色已浸入肌理，连铭文字迹深处都有，沁色真实，自然。方鼎两端有一对附耳，饰有商中期陶器上便已流行的双向回纹，附耳与方鼎主体一起由整块玉料雕琢，四面饰有西周青铜器常所见的兽面纹和龙纹。方鼎底部呈漫圆形，底部刻有铭文18字：“晋司徒伯盍父作周姬宝尊鼎其万年永宝用”。此鼎恐系西周晚期至春秋初期之物。因为晋僖公时代之前的晋国有司徒之职。当时诸侯国里的司徒、司马、司空尊称为“伯”。所以，“司徒伯”是职务加尊称，而“盍父”则是人的名字，至于此人归根结底是哪位要员，目前尚有待继续研究。据记载，晋国只有在晋僖公时代未设司徒一职，因为晋僖公的名字叫司徒，为了避讳，司徒一职则改为“中军”。从鼎的制式来看，“西周晚期至春秋，多为圆底、附耳、蹄足”。此鼎式样与西周晚期至春秋期间鼎的制式相符。

    历史上北宋徽宗时期确实出土过一只铭文相同的西周青铜器，即“周伯盍父鼎”（见图十），双立耳三足圆鼎。此鼎曾藏于当时的皇宫宣和殿。后因金兵入侵，朝廷南迁，宣和殿宝藏均已散佚，至今下落不明。幸好宋徽宗在位时敕令王黼编撰的《宣和博古图》有所收录，尚有文字可考。

图十：周伯盍父鼎原载《钦定四库全书》《重修宣和博古图》卷三，十三页

    笔者认为，在商、周时期，为了纪念某一重大事件，在铸造青铜礼器、祭器（如鼎、簋之类）的同时，雕琢了一件玉器，并且也刻有铭文，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有铭玉器失落到民间。这种历史赋予的可能性，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排除的。

三、值得探讨的问题

    我国在青铜器铭文的解读、研究和信息储存方面，已经颇为成熟，形成了一支包括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在内的专业队伍，并且取得了辉煌成就。然而对玉器铭文的收集、整理和解读、研究方面却是刚刚起步，任重而道远。

    单就数量而言，与业已发现和掌握的有铭文青铜器相比，有铭文的玉器数量着实不多。然而玉器毕竟存在了八千多年，而青铜器只有十几个世纪，并且玉器的个体数量比青铜器多得不知多少倍，这是不争的事实。这就意味着，有铭玉器的潜在数量相当之大。

    更为重要的是，与青铜器的原材料相比，古人相信玉可通神，同样形制的礼器中，玉器比青铜器更受王室青睐。这就完全有种可能，为了纪念同一件大事，在铸造青铜器的同时，也雕琢了一件玉器，并且通常是较大的玉容器，以便于镌刻铭文。按照这个道理推论下来，有铭玉器至少应当同有铭青铜器一样多。然而奇怪的是，不仅有铭玉器少若雀泪，就连没有铭文的古玉大器也所见不多。难道是由于技术原因吗？绝对不是。要知道商朝武丁时期妇好墓遗址曾经出土过755件玉器,其中包括青玉簋和白玉簋，仅从其形制和纹饰上判断，就不难看出技术上的成熟程度，用“技艺精湛”来形容，恐怕一点都不过分。为什么在妇好墓出土的玉容器之后，当时光掠过了商殷晚期、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十几个世纪过去之后，田野考古连体积较大的玉容器都没有发现过，直到西汉才出现几只高脚杯和玉卮，难道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内技艺水平下降到商朝以前去了吗？这种不符合逻辑的现象不能不令人深思其原因。

    著名学者胡适先生曾说过，在进行学术研究时要“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我们不妨一起推测一下，会不会是这样的原因：为了纪念同一个重要事件，铸造了一只铜鼎，同时还雕琢另一只玉簋，这两件宝物镌刻着同样内容的铭文，一起摆在太庙、家庙上，用以供奉祖先或神灵。当其主人故去之时，铜鼎随葬而去，而玉簋则按着约定俗成原则和某种不成文法的规定依然陈列在庙堂之上。多少个世纪过去之后，由于社会动乱、民族战争或改朝换代，铜鼎依然在地下“伴君”，而玉簋则已改变了地点，更换了主人。由于玉器比青铜器体积小，便于携带或藏匿，为了防止掠夺或毁坏，埋藏在不易发现的某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再重新取出来。或者过了若干年新主人撒手人寰，用它做了随葬品。世道几经沧桑，大量玉器——有铭玉器和无铭玉器失落在民间。这就是为什么大墓遗址中能发现有铭文的青铜器，却很少发现有铭玉器，甚至缺少没有铭文但体积较大的玉容器。如果真是如此，那么自商代妇好墓玉簋之后到西汉玉卮之前这样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古玉大器、礼器、容器，尤其是有铭玉器，在官方博物馆中寥寥无几，而在大收藏家手里仍不乏其例，就有了合理的解释。

    因此，我们可以说，有铭玉器在公立博物馆中虽然颇为少见，然而国家没有的，不等于民间没有。博物馆没有的，不等于收藏家没有。然而民间藏品情况复杂，无论玉器的辩伪和断代，还是铭文的认定和解读，均涉及到古代玉器的材质、形制、历史背景、雕琢工艺、古文字学等方面的知识储备和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往往一段真实可靠的铭文，其价值和意义远远大于玉器本身。反之，剔除那些长期欺骗和愚弄藏家的伪器伪铭，也是古玉研究对社会的另一种意义上的贡献。

    总而言之，我们应当深入民间，认真观察研究收藏家手里的宝贵藏品，特别是有铭玉器，以期有所领悟，有所发现，有所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