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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集资内幕(2)高息集资内幕

(2010-06-01 12: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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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湘西集资内幕大调查之三 

集资真相——高息集资内幕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刘建锋

   

   

“第二金融”发源史

   

   

    2008年9月上旬一些媒体报道:“湘西自治州政府有关部门介绍说,从2004年至2005年,吉首市开始出现一些在民间高息融资的房地产、矿业和旅游业企业。”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调查发现,该说法颇有不确之处。

湘西民间高息集资事件的发生和发展,早在2003年之前,也决不仅仅只是在吉首市,而且它周边的矿产资源县花垣,其实是最早开始大量出现高息融资企业的。花垣县有丰富的锰、铅锌矿产资源,其中锰矿蕴藏量达二千三百万吨,位居湖南省第一,全国第二,铅锌矿蕴藏量一千一百多万吨,居全省第一位。

一位自称矿洞已在两年前被吉首市某部门干部骗卖的矿主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由于前些年全国经济大形势好,这里的矿产资源,遭到无序的滥采,许多人或者靠集资来买证开挖矿洞,或者到政府各部门以许“干股”的形式拿到证,开挖到第一桶金后,再集资占更多的矿洞。由此抬高了融资的利息,据了解,2003年前湘西花垣县矿业的民间集资月利率已经高处3分到6分之间。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根据从中国人民银行湘西州中心支行获得的材料推算,早在2003年,湘西州的民间融资总量已经达到了近16亿元之多——该行在2005年上半年完成的《对湘西州民间融资现状的分析》中列举数字说,2004年湘西州民间融资总量达19.08亿元,较2003年上升19.81%。

    该报告对2003年到2004年民间融资的状况作了分析,认为特点是:“参与的主体与融资利率发生了质的变化,参与融资的主体逐渐转变为企业实体,同时,随着融资活动从原来的‘亲缘’、‘友缘’圈子中跳出来进入更大的市场,借贷利率和借贷风险也由低到高,使得利率不断走高。”

    以企业为主体集资,主要用于投资经营办厂,这一特点的民间集资,其实早已在湘西企业界盛行,9月25日,据湘西州委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介绍,该州委的政策研究部门早在1989年便对吉首地区企业集资情况做了调查,调查报告说,发现吉首市区全部企业的33%,约200多户企业“已经和正在集资”,集资企业当时便已遍及各行各业,只不过,那时的集资一般在内部进行,主要是以入股、债券化的形式在企业中记帐挂名。而上世纪90年代后的集资便已开始社会化了,月利率一般是1.5分到2分之间,在2003年左右,利率开始大幅上涨,一些新的房地产公司开始超过2到3分,矿业大多到了3分到6分。

    湘西大规模的高息融资,从花垣县的矿业开始,而在吉首市区的企业中,公然大规模高息融资,又是从房产商开始的。

知情人士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透露说,吉首市区的企业集资,有一位在湘西呼风唤雨的人物——吉首市个私协会主席张昌政自始至终一直参与,1993年,他便以月息1分、1.2分、1.5分、1.8分逐步抬高融资利息,在建设“吉首雅溪民营小区”房产时,利息已经高达2到3分,随后又继续依靠集资接连完成光彩建材家居会展中心、大型商贸物流中心等多处开发,在吉首风光无限。

对此,三馆集团公司总裁曾成杰在2008年9月24日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独家采访时印证此人的说法:“之前有些媒体所说的福大老板吴国军为‘集资教父’的说法不确,吉首市个私协会主席张昌政才是湘西真正的‘集资教父’,不仅他的公司高息融资,而且近一年多一直代表官方意图与各个集资企业协商集资利息之事,算是融资事件中沟通政商的协调人与控制者。”

另一位要求记者对其姓名严格保密的集资公司总裁在2008年9月25日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不仅在早期的集资中张昌政扮演了主要角色,在融资发展到2004年以后的普遍高息阶段,他还将自己以3分息融来的大额资金存入到荣昌、三馆等公司,平白赚取每月3到5分的息差收入,他说,由于张昌政与荣昌集团的总裁金孟贤关系密切,实际上普通集资者往往把他们看做一体,这也是荣昌集团能在湘西融资额度最大以至于总额超过二三十亿元的重要原因。

    那位州委工作人员告诉记者,2004年开始,吉首市区房地产企业融资利息从之前的2分、3分公开地骤然上升到4分、5分,主要是基于两个因素,一是之前便已开始的旧城改造与开发新区的项目大量投建,二是前两年政府确立了“经营城市、土地财政”的思路,官员也早就达成了融通大量民间资金搞建设的统一认识。

    基于这两个因素,政府官员各扶持了一批外来开发商,这些开发商自身既缺乏资金,也没有多高的资质,但张昌政依靠集资白手起家的成功模式,与政府官员尽一切可能拓宽融资渠道的精神,鼓励了他们在政府的默许下公开进行高息融资。

    对此,三馆老总曾成杰在电话里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印证说,三馆公司自从2004年成立起到现在开发了许多大项目,没有贷款一分钱,全部依靠的是向民间融资,而且,三馆融资并不是偷偷摸摸进行的,是在橱窗里公开招贴了协议的(实质是融资协议,但字面是房屋认购承诺书,以违约金赔付的名义支付利息)。其它的公司也一样,都是靠公开的民间融资来开发项目。

    当年这一场大规模蔓延的高息集资现象,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从中国人民银行湘西州中心支行获得的研究报告里找到了记录,该行于2007年上半年完成的《对当前湘西州民间借贷情况的调查》说:“2004 年以来,在银行贷款难的大背景下,湘西州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经济实体纷纷通过民间融资渠道募集资金,尤其是近几年来房地产开发热的影响和拉动,湘西州民间借贷总量以年均32.4%的速度快速增长,已初步形成游离于主体金融之外的第二金融。”

   

   

 

从快速蔓延到失控,

党政机关内部也兴起有偿集资

      

   

   

    在央行湘西州中心支行2005年下半年完成的《县域中小企业信贷资金缺口的分析与建议》中曾对此发出警示:“非正规渠道融资呈现上升趋势。据对湘西州中小企业抽样调查,(2004年)民间借贷约占中小企业资金来源总额的25%,融资比重呈现逐年上升趋势。民间借贷有利于盘活社会存量资金,提高企业直接融资比重,缓解企业资金压力,正外部性明显。但民间借贷引发的社会问题也不可小视,必须加以引导和规范。”

    然而,湘西州的集资事实却一直在朝该行报告所建议的规范方向反向发展。通过高息快速融资抓住商业机会,具有非常强烈的示范效应,很快,高息集资行为迅速从矿业、房地产业扩散到其他行业。

    湘西州委《团结报》在2008年年9月24日发表文章《永顺县猛洞河超市发展纪实》,该超市是作为这家报纸改革30周年发展典型来报到的,文中称,超市创办之初便依靠的是集资300万元。而根据上述中国人民银行湘西州中心支行的调查,2006年这家企业通过民间融得的资金额就高达1500万元。

    曾成杰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介绍说,2004年开始到2005年,大部分集资公司给出的月息由3分飙升到5分,三馆公司2004年给的月息是2.5分,由于各家公司均缺乏资金,又都有拿到地块和项目的各式好机会,需要筹集巨额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搬迁安置资金和建设资金,而从银行贷款希望渺茫,再加之通过集资完成的首期项目全都相当顺利,各家企业的扩张欲望愈加强烈,对外的投资也越来越大,资金需求量急速上涨,由此,融资市场开始形成激烈的竞争态势。

    2006年春,湘西州工商联作出的民营经济发展问题的报告称:“不少企业通过内部集资和民间融资形式弥补资金短缺……利息高,企业效益大打折扣,而且增加企业风险和社会风险。”

    2006年末,湘西州中心支行对当年的民间融资状况做了一次调查:“据抽样调查测算,到2006年末,全州民间融资总额为31.56 亿元……本次调查数据表明,被随机抽样调查的50户企事业单位中,有22户单位参与过民间借贷,占样本总数的44%……100户居民抽样调查中,参与过民间借贷活动的有82户,占总数的82%,单户平均借贷余额0.95万元……借贷期限长,利率弹性大,利率水平普遍偏高。”

    从2006年到2007年,集资行为愈益疯狂,全湘西基本已找不到5分以下月息的集资公司,而且,由于环境污染与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矿业受到重点整顿,从2007年3月开始,花垣为整治生态环境,关闭了大批矿洞,由此,各房产公司更成为最主要的集资者,更何况它们也都公开宣称在本州或外地拥有矿产资源。

    硬币的另一面是,根据吉首市总商会的材料,商会认为吉首市起码有数十亿元民间闲散资金和省、州外大量游离资本急需找到增值之路。

    2007年,融资月息都已普遍在6分以上了,春天召开的湘西州人大会上,州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进一步规范民间集资行为”。

    这时的集资行为,已经完全失控,不仅这些政府曾默许的公司公然高息集资,一些可疑的开发公司也暗中搞起集资,时有以某某研究所房产开发项目名义进行集资的活动被举报。一些在湘西并无开发项目的外地公司也慕名而来,在这里设点搞集资,据《团结报》报道,2008年3月8日,吉首市警方破获一起“非法吸储案”,报道称,沅陵县江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吉首没有任何投资项目,未经相关部门批准,以高息利诱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存款,仅半个月时间,就采取与群众签订协议的形式非法集资300多万元。

高息集资趋利行为蔓延至湘西的党政机关。

从2007年年初以来,湘西一些地方的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也以弥补办公经费不足或筹措工程建设资金等为由向单位内部干部职工高息集资,其实是长期付高息不还本,以集资的名义对公务员变相发高额福利。以至于政府不得不正式发文,采取严厉措施,对政府机关单位的高回报集资行为进行全面清理。2007年7月21日,湘西州泸溪县出台文件,以撤职为最终处置手段强令各单位“一把手”立即停止“侵吞国有资产的严重违纪行为”。据该县政府公布,截止当年8月14日,该县共查出有偿集资单位11个。

   

   

 

“融资商会”首鼠两端

   

   

   

    普遍高息融资现象下,湘西州政府的调控意图开始通过个私协会主席张昌政等传达,据曾成杰介绍,融资企业老总们曾由张昌政以官方意图的名义多次召集开会,协商稳定融资利息,试图逐步化解风险,实现“软着陆”。但实际上,每次开会反而成为涨高利息的信号,“开一次,涨一次”,曾成杰在2008年9月24日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每次开会给各家公司老总的信号,都是政府近期将要限制高息融资,所以每次会后各公司都认为应该抓住最后晚餐的机会,都暗地提高月息吸引资金以防资金快速断链。“决不是某一家公司这么做,”曾成杰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喊冤说,自己每次都不是最早提高利息的,可是2008年9月的几家媒体报道却都说三馆公司如何高息,而事实是,“知道2.5分月息相当于银行利息的四倍,是司法解释规定的上限,高出了就可能不受法律保护,3分息以上,自己就有些犹豫,于是,每次提息前,我都派人以员工个人的名义提一笔资金,到各个公司参与融资,目的就是掌握它们比我公司更高息和更早提息的证据,如今,这些证据和它们的复印材料都被好好地保存在各个不同的地方。从2005年以来,到目前为止,我交给职工为掌握证据而投资的资金已经达到了一百多万元。”

    “在三馆每一次提息前,每个公司我都先去存了的!”曾成杰强调说。

    2007年10月,吉首市正式成立了以张昌政为会长的吉首地区房地产行业商会,曾成杰在2008年9月24日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商会成立后,要求12家会员企业每家缴纳300万元融资保证金,这总计3600万元的保证金,他认为是一种类似于共同担保的资金,如果一家公司临时出现问题,便可以动用这笔资金来帮助该企业暂时渡过难关。然而,他很失望地对记者说,这笔钱,并没有在2008年8到9月福大公司等出现兑付困难时派上用场,怀疑是被张昌政挪用了。但这笔保证金,据集资者李梅介绍,荣昌老总金孟贤在跟集资者开会时说,是“罚金”——交了这笔钱之后,便没人干预。

由于12家房产商会员全部是融资企业,每次开会商讨的都是协商调低融资利息,可每次会后实际上各个公司都调高利息,还有的以事先返还等更优惠的条件吸纳资金,因此,该商会便被集资者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描述为“融资商会”。

 

 

 

商会降息行动的失败

 

 

 

    每次整治集资的风声在内部一传,都会形成一个集资的小高潮,这是从2007年以来高息融资的新特色。2007年8月,因为风传政府明确2007年9月20日州庆后要控制高息融资,有的企业一周就抓紧筹集了上亿的资金。

    虽说据曾成杰介绍,房产商会召集的调息会议,常常有市领导等市政府的官员在场,但各集资者均向记者反映,2008年8月前,并未有官员公开露面宣布高息集资为非法,有关公告,也都是以房产商会这一民间组织的名义发布。

    而商会,一面出公告,要求各公司将月息降低到3分以下,一面又与荣昌公司召集投资大户(一般是投资二十万元以上的集资者)开会邀集资金。

    一位与会者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今年七八月间,张昌政与荣昌老总金孟贤在光彩公司会议室多次召集投资大户开会,给每位与会者发100元劳务费,会上,这两方声称其他公司的高息集资都是非法的,都会付不出本息,只有光彩和荣昌是合法的,是付得起的,与会者称,张昌政还劝说与会者,将资金从其他公司取出转存到荣昌公司。他们在会上还透露,商会曾在7月召集所有集资公司开会,要求将利息降到3分以内,除三馆的曾成杰外,在场的其他老总全都在文件上签字了,不签字的三馆公司,政府以后是要整顿它、让它破产的。而张昌政力挺的荣昌公司,据记者在集资者中了解,即便是在那次会后的2008年暑期,融资时也仍有月息6分的、有8分的,到最后阶段也有1毛的。

    2008年9月24日,三馆总裁曾成杰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部分证实了张昌政所透露的内容,那次会议提出:7月12日起,各企业必须将融资月息降至3分以下,取消任何形式的返回和奖励,严防融资性质蜕变。曾成杰说:“是的,商会牵头组织开会,要求在协议上签字,有市里的领导在场。我没有签,因为它那个文件,是做做样子的,就是为了应付上面来的检查组,没什么意义。我当时讲,如果你们大家都能在两天内将月息降低到3分,我就签,我拿得出2亿元,你们都做不到。既然你们做不到真正降低月息,我就不签这个字……”

    曾成杰认为,因为他没有配合商会和市政府的行动,才被宣传为反面的“典型”。而事实上,据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了解,三馆公司的集资行为,并不比荣昌集团逊色,而且公然在最后阶段以8分、1毛的月息来吸引集资者。三馆的集资额到底是多少?2008年9月24日,他对记者的这个问题没有给出回答,他说,等他们三个月的清理期过去了,也就明白了。而记者从该公司的视频材料里看到,他承认三馆集团一共集资5亿元,同时,与对记者所说的一样,他在视频资料中宣称,三馆集团目前所拥有的资产总价值超过了20亿元。

    曾成杰对中国经济时报所讲述的7月签字事件,在吉首市总商会被述为“法制学习班” ,记者在吉首市总商会网站上看到的报道称,2008年7月10日至11日,吉首市各房产集资公司老总和财务负责人参加了吉首市政府特别举办的“法制学习班”,吉首市委副书记、市长宋清宏,吉首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卫国分别在学习班上授课。来自相关部门的专家详细讲解了金融业务法律法规知识……要求房产企业“要依法筹集项目建设资金,加快项目建设和经营收益进程,严密构筑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防火墙’,积极化解风险。”

    这个“签字行动”或者说“学习班”,显然来得太晚,而且并没有起到实质性的作用。

   

 

      

危机爆发前的撤资内幕

   

   

   

    2008年6月,州委、州政府在党政机关内部下发严禁公务员参与融资的文件,这被公务员们视为最后通牒和真正整治高息集资的信号,参与集资的公务员纷纷想各种办法撤离资金,而实际上早在此前便有大笔资金陆续撤离。

    7月10日,吉首市副市长鲍忠银在市委学习中心组会上发言说:“部分房地产项目因自有资金不足,非法融资进一步恶化。”

    7月是资金疯狂撤离的时间,7到8月也是各个集资公司为防止资金链断裂、将刚签过的协议抛在脑后的时间,它们纷纷竞争,以超高利息疯狂吸纳平民手里的社会资金,新进入的平民集资者不知晓政策动向,他们慕月利8分以上乃至于1毛、1毛2分的高息蜂拥而来,实质上他们集腋成裘,支撑了大额资金的撤离。

    那位要求记者严格保密的公司老总说,当地党政机关撤走的资金动辄数千万,就连州委机关报《团结报》也撤走了2000万元,张昌政撤走的资金则高达7000多万元,所以他后来对集资户说自己有能力还本付息。州里一位知情者在24日下午告诉记者说,市某中学撤走了3000多万元,有些经济实力强的经济部门,之前曾给普通员工每人10万元、科级干部20万元、领导层每人30万元的资金加入融资,州、市的多家银行也给职工更多的资金参与,这次撤资,这些实权部门撤离资金都很顺利。到底撤离资金有多少,目前还没有统计数字,估计起码也有几个亿吧,因为银行存款那几天突然之间便增加了3亿元。

    到了7月下旬,中国人民银行湘西州中心支行调统科公开发布了《2008年上半年湘西州经济金融形势分析》,该报告公布的数据:“到6月末,我州民间借贷规模达到近70亿元”,这在9月被一些媒体引用为准确数据,然而它只不过是“据相关调查情况测算”,而且并未涉及6月以后的疯狂集资数据。

    该报告说:“民间借贷的非理性扩张,特别是部分企业高息集资,对社会经济的负面作用越来越显现……对社会稳定产生一定负面影响。高息融资一旦经营出现问题,或者信用丧失,就会引发道德风险。同时,高息融资容易引起过度信用扩张,超过借贷者和地方政府对其风险的控制能力。当面临外部冲击或其他突发事件发生时,这类风险就显得益发敏感和脆弱,诱发系统性风险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从而危及社会金融稳定……”

    这样的警世危言,被记者接触到的吉首普通平民,评价为“来得莫名其妙地晚”。

    2008年8月6日晚,在吉首市影视大厦2楼,集资数额最大的荣昌公司牵头组织了一场民间融资讨论会,吉首大学和湘西州党校相关领导参与。

    然而,此造势活动才过不几日,各家公司便出现兑付危机,2008年8月15日,吉首市民族影剧院召开了集资大会,有市政府领导发表讲话。

    根据吉首大学一位学者的记录,讲话精神是:

    “一,凡是自2007年以来,不按商会‘软着陆’降息,而出现兑付困难的后果,均由融资企业和投资人自己负责协商兑付办法,并由商会参与协商解决处理;如果融资企业因此而资不抵债,无法偿付全部债务,由投融资双方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政府对毫不负责的融资而导致的崩盘、逃债、闹事等触犯刑律的行为进行打击。”

    “二,对历史形成的民间融资问题,凡能坚持‘软着陆’降息要求的企业,政府积极引导帮助‘软着陆’,同时通过行业自律措施积极引导和帮助这些企业的融资行为不断规范,并要求企业尽快向合法融资途径迈进,让历史融资遗留问题规范,最终在合法、合规的轨道上平稳着陆。

    “三,所有企业从现在到奥运会止,必须采取降息措施,逐步降到最低点,以尽快‘软着陆’。对再进行高息融资的行为人,无论投资者还是企业,将严厉处置,后果自负。”

    2008年8月19日晚,吉首的电视台发布以房地产商会名义发出的《公告》,公告称:一,要求各家企业从当日起到2009年3月止,将月息降到3分以内,以降低负债,平稳着陆。二,出现兑付困难的企业收缩投资、盘活资产,妥善解决暂时的困难。三,奥运后政府封杀借贷企业乃是谣传,强降息的软着陆政策没有变。四,劝诫要理性投资不要再陷入超高息回报的泥潭。

    各家公司也顺势推出降息措施,在8月15日到23日间,三馆、福大、荣昌、福诞等公司均宣布依照政府规定和商会政策,月息降为3分,利息照付,本金延期3个月支付。

    然而延期三个月支付本金,让投资者一下子感到危机的来临,尤其是当有投资者本金已经到期无法取出,却发现这些天仍有人能全额取走本息之后,集资者便既担心企业老板卷款潜逃,又担心公司资金被别人取空,自己血本无归,于是便日夜滞留在各家集资公司门前,州政府门前也每天都有老百姓请愿。

    到2008年9月3日,早在当年4月前便有各种传言的福大房产终于出事。

    据吉首市政府办副主任谭凯文2008年5月所写的捧颂福大房产原董事长吴国军的文章《走进八月楼》,2008年春以来,吴国军已在湘西露面不多,“社会上偶尔还会谣传他携巨款潜逃国外了。”也就在2008年3月左右,福大的董事长由吴国军变更为其二哥吴国强。

    9月3日下午,一位老太去福大房产要求领取本金,未领到本金的太太已为此前吴国军卷款潜逃的传言所恼,此次便不让欲出门办事的现任董事长吴国强离开,吴国强叫来保安,与该老太发生肢体冲突,集资者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反映说,老太太挨打之事,立刻掀起风波,众人皆以为挨打也很可能会是自己的未来,于是揪扯吴国强进政府机关讨说法,对政府官员的劝解和有关融资问题的答复不能满意,由封堵州政府激化成阻断铁路,最终酿成了震惊世人的9月4日骚乱事件。

   

   

   

 

流言、惶惑群情

      

   

   

    2008年9月3—4日事件爆发后,吉首市政府发出《关于依法整治民间融资维护社会稳定的通告》,要求企业自查自纠,防范化解风险。在整治期间,企业不准关门,法人不准外出,资产不准转移。同时政府派出工作组进驻集资企业加强监管,督促企业制定风险化解方案。

    同时发布了《关于对参与集资情况进行登记的通告》,要求投资者持身份证和投资票据复印件,到各个所在的社区或企业登记集资情况,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的职工在本单位登记。称登记的目的是为了摸清非法集资情况,尽最大努力减少集资人员损失。登记时间为3个月。

    2008年9月5日,《团结报》在第二版综合新闻不起眼的地方发了一篇仅500字左右的小消息——《我州依法妥善处理一起因非法集资纠纷引发的集访事件》,文中称市政府还出台了《关于对涉嫌非法集资企业进行依法处置的通告》,并称非法集资企业负责人已被当地公安机关依法控制,各项善后处置工作正在有序地进行。

    9月7日,吉首市政府发布《关于对非法集资活动依法进行清理整治的通告》,由此,明确定义这一长达数年之久的高息融资活动为“非法集资”。

    7日的通告决定对吉首市出现的非法集资活动实行停息,一律不得办理到期集资款转存,清产核资、控制集资公司负责人、控制相关财务资料等清理整治命令。对涉嫌非法集资的企业“实行一企一策,分类处置”。

    所谓“一企一策”,据福大、三馆、荣昌、伟业等公司工作人员的介绍,三个月后,政府将根据清查出的实际情况,把企业划分为好、中、破产三种,前者实行还本和支付2到3分息,次者是有困难的企业,争取还本但不付息,破产企业,只能根据清产核资的情况归还部分本金。

    9月7日发布的停止支付本息的消息,令吉首市众多依靠月息为生的下岗者为失去生活来源而惶恐不安。

    2008年9月8日,当地政府宣称对已经取得高额利息回报的,以高息部分抵偿本金,已回收本金的,则要回收其高额部分的利息,纳入集资人现有资产一并核算清偿。

    这两项政策令吉首刚刚平静不几天的街道迅速充满骚动和不安。荣昌、三馆、伟业、福大等企业的办公场所外,挤满了集资者。市内所有储蓄网点都出现挤兑,警察、武警在各网点维持秩序,ATM机里的现金被取完,从银行里到大街,人们排长龙等待取款,银行职员直至夜晚9点仍不能下班。

    9日,银行暂停营业,网点贴出公告,强调政府不会从市民的银行账户里违法扣钱。

    从9月7日开始,湘西有线的公共频道、综合频道等滚动播出公告和吉首市副市长的《答记者问》,表明处理这次“非法集资”事件的立场:依照“谁集资,谁负责;谁参与,谁负责的原则,依照国际惯例,政府一律不买单。”

    然而,集资者对此表示不能理解,9月23日上午,一位在三馆投资100万元的黄大姐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自己的哥哥过去将数十万资金投在荣昌,因此持有荣昌公司颁发的“投资协会会员证”,这本证书盖着“湘西自治州民政局民间组织管理处”和“荣昌公司投资协会”的印章,如今说荣昌和三馆他们是高息融资,一下子便“非法”了?

    9月20日,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来到吉首市时正值周六,州、市政府门前都还平静,可到了22日周一,便有集资群众数十人赶到州政府大院,在里面聚集,声言由于集资,政府强令企业停止发放利息后,失去了生活来源;对于政府宣布的“非法集资”尤其不能接受,“非法集资”就意味着他们的投资不受保护,很可能血本无归,他们质问政府官员,为何连续四五年的公开高息集资活动,政府非但不作为非法集资来整治,更为各个公司的发展保驾护航?

    22日下午,州政府大院内的请愿群众已经达二百余人。

    当天早晨,三馆公司在办公场所外张贴还本方案,据三馆公司的工作人员介绍,曾成杰提出的还本方案,具体是:对每位投资者在三个月先还5%的本金,剩余部分,分三年还清,每年的30%分两次还,每次还总额的六分之一,之前未曾取过高息的,在本金外另加30%的利息。此外,如果有愿意转为股份的,可以在领取部分本金后重新签署详细的入股协议,作为股东可以参与管理和享受分红。

    这一方案在贴出十分钟后,便被派驻公司的整治工作组以未与政府协商通过为由撕下,但有关内容还是被快速传播到众多集资者耳中,而且,由于口头传播,它在多人嘴里成为“三馆只还5%本金、其他转作股本,有盈利才分红”的流言了。

    而伟业公司的总裁陈亚光,事发之后一直在张家界市,据传由于伟业在该市发展房产,也在那里大搞集资,9月之后引发张家界市集资户闹事,陈亚光已被张家界市控制,传言说,张家界市政府强令他必须立刻还本付息,伟业公司也已在张家界市还本付息。

    荣昌公司和光彩公司的工作人员在公司声言资金链断裂之后,仍称公司有能力还本付息,是政府禁止发息和到期集资款转存,集资者应该去找政府问,荣昌还指责是由于老百姓自己过分冲动造成惨重损失。

    这些传言使得多家公司的集资户都由惊慌转成恼怒,对于政府要3个月方才完成登记和清产核资,而自己缺乏生活来源表示不满;对于不知晓清查动态,信息毫不透明表示不满,认为这中间充满了暗箱运作的空间,充满了官员与企业老总私下运作的可能;对于自己因处于“非法集资”的参与者的地位,资金得不到法律的充分保障,更表示不满,于是在上午十时左右,又开始在州政府大量聚集。

    2008年9月22日傍晚,吉首市委宣传部新闻中心主任陈勇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市委的采访要求婉拒,他告诉记者,目前,各个小组的清理情况,都直接向州委书记、州长和市委书记、市长汇报,即便副市长都不了解各家企业清理小组具体的工作进展。因此,此间流传的各种有关集资总额100亿元、200亿元都是缺乏根据的猜想。之所以定为三个月的期限,是因为这些集资企业中可能会有破产者,而破产者要清算,向债权人公告登记的期限,法律规定便是3个月,虽说是一企一策的原则,但是为防止处理个别企业的时候引起连锁反应从而导致社会不稳定,处理的时候便必须通盘考虑,因此即便最终只有一个企业破产,也要将所有的集资企业的清理时间统一定为3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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