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世纪前我的高考

    凡是参加过高考的人，都不会忘记那种经历。那一件件一幕幕，注定要跟随终身。特别是家人送自己上学时，那初次感受的离别之情，是人生中最难忘的时刻。

    我是半世纪前在安庆报名参考的，当时情景都历历在目。由于我头年毕业体验时发现进行期肺结核病，按规定不能参加高考。经过近一年的治疗休养病灶有点奇迹般地被钙化，这次体验时盖上了“合格”大印，当然是兴高采烈了。

    我怀着难以想象的激动和有点不安的心情参加了报名。报名地点设在一处临时空出来的场地，内部陈设好像是借来几张桌子拼凑而成的，工作人员不少都是当时在校大学生。我们非常羡慕他们，他们对我们也非常客气。报名时就要填好志愿表，跟现在知道了分数再填志愿大不一样。表上有五个志愿栏，每栏志愿可选择三个学校。填的志愿既不是“专业”也不是“系”，叫做“类”。一个类包括好多专业，甚至涵盖不同的系。我们问招生的人，想学某个专业怎么办，答复很简单，入学后第一件事就是分专业。表中当然也有问是否服从分配的一栏，那时大家都毫无例外地写着“服从”。另外，还要在一个空白信封上写好自己的姓名和地址，以后不管录取与否，都用这个信封通知本人。

    考试时间是7月15、16两天。考试科目分文科和理工科，都不考外语，这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独特现象，这恐怕也是后来大学生外语实用能力一落千丈的原因。

    考试时没有家长送考，更没有人守候在场外等候考生出场。考场内没有戒备森严的监考，也没有出现什么不端的作弊丑闻，更没有听说替考、团伙作弊案。考场氛围与在学校考试时基本差不多，宽松而互信。记得考物理时，我的一张试卷掉到地下，自己还不知道，监考老师轻轻地检起，微笑着放到我的面前。

    现在的考场有点像两军对阵的战场，监考人员见考生如临大敌，考生则视监考人员为特工。今年的高考即将开始，近几天我在电视新闻联播中看到，高考有关部门对考生和考场的监控和设防，简直把现代高科技手段用得无一复加。我看后，深有所感：技术进步了，道德沦丧了。目前各方对监控和反监控付出的精力和成本都太高了，我觉得这样的局面不应持续下去。学生必须有诚信，政府必须讲公平。让和谐和人情味充满考场，充满社会。

    两天的高考很平常的就结束了，考完后当然也有欢欣，也有愁闷。嗣后，大家除了等候通知，别无它事，因为当时学校和考委会，在这期间都不安排任何活动。没有人在此期间找门路拉关系，家长也跟子女一样等候通知别无所求。

    一个月后，通知陆续发来。有的兴高采烈，有的垂头丧气，当然也有不冷不热的。但根本就没有送礼摆宴，也没有绝望自短之事。

    当我撕开自己写的信封时，里面装了一张录取通知书。于是我成了我们家族中第一个大学生，全家人由衷地高兴，我也感到一阵轻松和一丝成就感之喜悦，不过对身体之事还是有点忐忑不安。   

    我录取在第一志愿的第个二学校，它是我读初中时首次偶尔听说的大学，当时我感到它离我很远很远，但我把它记住了。老校址在上海，新校址在西安，新生都要到西安报到。因此，我上学时，不得不首次离家千里行。按学校通知，我们先到南京集中，然后再乘专车直抵西安。根据当时的交通情况，我是先由安庆乘大轮到芜湖，再从芜湖座火车到南京。记得当时在南京工学院等了一个星期才乘上到西安的专车。

    当时安庆没有大学，录取的学生大多都要离家远行。甚至不乏有人从南到北，万水千山。出发时，各家情形虽有不同，路途也有远近，但都只送出家门。当时安庆没有火车，就送到长途汽车站，或是大轮码头为止。决没有陪同子女到新校报道之事。是不是那时人情冷淡，或是筹不到送子路费呢？恐怕不是。

    开学时间到了，我要与家人告别了。此时，那种被录取的喜悦心情和对远方大学的美好憧憬，顿时消逝得无影无踪。我的叔父和父亲，一人杠着一只装衣服的箱子，另一人背着用线毯包着的被子，他们先把我送到大轮码头里，然后帮我排队上船。当把我送到大轮的船舷前，他们不能跟来上船。我只好一人往船上挤，刚上船时，感到周围尽是人，不知所措。然后挤到船舷边，紧紧地抓着栏杆望着叔叔和父亲，叔叔和父亲也站在下面一动一动地望着我。我们就这样相互对望着、望着，直到大轮缓缓启航，人影渐渐模糊而消失。

    到校后我最担心的体验复查过关了，自己才真正的感到坐进了大学的课堂。

    现今，在安庆老家送我上船的两位老人都已过世。然而，那种送别时的对望眼神永远、永远也淡忘不了，注定将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中。

吴裕隆

2007-6-11

这是值得留存的，自己填写的通知书。不知网友可注意到了，

当时这封“超级挂号信”的邮资是贰分＋半分。

我上学的第一年是在交大的西安部分，当时家里人想看我，于是就请同学在学生宿舍楼前拍了一张照片，

当时学生多数都穿这种上装。室外的墙上卦钟也很独特，大概交大人有一种很强的时间感吧。

当时交大分设西安和上海两地，由于两地专业调整，第二年我来到上海，直至毕业。

毕业前我和宿舍同学在交大“新上院”前合影。当时的学生在天冷时，虽然衣服不多，

但都喜欢披上一条围巾，也很爱载校徽。背景“新上院”是当时学校里最好的教学楼。

1996年，交大100周年校庆，我们几个同学又在学校老图书馆前留影。胸前的牌子是参加校庆的标志牌。本文头的第一张照片是这座图书馆的门厅，这里的背景是其全景。它是典型的欧式建筑，端庄、精致而华美。

100周年校庆，全班同学在交大标志性的老校门前合影（我不在），

这与30多年前在图书馆门前的合影大不一样了。布衣棉袄换成了西装革履，风度翩翩替代了少年稚气。

百年校庆时，班上同学在校园内新建的智能化、信息化图书大楼门前合影，我在前排右四。

这座图书馆是香港船王包玉刚之子捐资建造的，据说捐了2千万美元，常称“包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