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云评论

三
　　
　　　　1921年11月30日，吴宓将《学衡》杂志第一期全稿寄往上海中华书局。1922年1月，《学衡》正式印出发行，自此，学衡派出现于中国思想文化界。然而时代注定学衡派命途多舛。就其外部环境而言，当时以新文化运动派已占据了文化思想界的主流地位，以批判他们为职志的学衡派的命运可想而知。不可否认，学衡派的文化理想在特定的群体中产生了共鸣，但难以取得思想文化界的主导地位，伴随着《学衡》十一年历程的是更多的是批判和冷落。同时受其他多种因素的影响，学衡派的生存在也充满了艰难。
　　　　学衡派作为一个文化学术团体，其成员的文化理念、学术观点并不完全一致。这些分歧往往又上升为内部人事关系中的矛盾。学衡派的内部矛盾可以说与生俱来。胡先骕、邵祖平与吴宓都精于旧体诗的创作，但宗主各异。吴宓后来回忆说，他与胡先骕“论诗恒不合，步曾主宋诗，身隶江西派，而予则尚唐诗，去取另有标准，异乎步曾。” 邵祖平亦宗宋诗，与胡先骕关系极为密切。他们对唐宋诗师法去取的分歧又转为编辑方针的歧异。“胡先骕主持‘文苑’一门，专登江西省人所作之江西派（或名之曰同光体）之诗，实则限于（1）胡先骕。（2）邵祖平（字潭秋）。（3）汪国垣（字辟疆，胡之外家，表兄弟）。（4）王易（字简庵）。（5）王浩（字然父，二年后即殁。此兄弟二人，乃胡在北京大学之同学）。五人而已。友生及来稿，皆不选入一首”。吴宓对此“甚愤，乃于第三期中，毅然改胡先骕主编之诗录为‘诗录一’，另辟‘诗录二’”，登入柳诒徵等人的诗作。对此“胡先骕甚责宓，谓此举显示出《学衡》社‘内部分裂’，将为敌所乘”，双方争执形于表面。1923年8月胡先骕再度赴美留学，“诗录一”由邵祖平主持编选，吴宓自编“诗录二”，“‘诗录一’与‘诗录二’久久对立、并峙”。
　　　　更为严重的是，作为《学衡》发起人的梅光迪对吴宓的办刊方针愈来愈不满。创刊之初，吴宓在简章中写明“本杂志总编辑兼干事吴宓”，梅光迪、胡先骕对此不以为然，“曾讽责宓”。后吴宓又将自己的诗作登入《学衡》，梅光迪“讽宓不应急速登出自己所作之诗，迹近自炫”。二人分歧日深。从1923起，梅光迪不再向《学衡》“投登一字之稿，反而对人漫说：‘《学衡》内容愈来愈坏，我与此杂志早无关系矣’。” 1924年，梅光迪赴美国哈佛大学任教，自此与《学衡》杂志了无关系，实际上脱离了学衡派。
　　　　1923年下半年，学衡派再次受到重大打击。11月24日，学衡派的重要成员，时任东南大学 副校长兼文理科主任的刘伯明病逝，年仅36岁。刘伯明对西方近世文化的认同程度较吴宓、梅光迪等人要深，所以他立论尚能平易，这对学衡派其他成员对于新文化运动派的激烈态度多少能起到缓冲的作用。另一方面，刘伯明在东南大学身居要津，在他的主持下，学衡派在东南大学有一个比较良好的存在与发展的氛围。刘伯明故去，学衡派失去了一个有力的支持者。而此时东南大学校务纷争不断，人心思去。吴宓因东南大学取消西洋文学系，决意离开。1924年夏，吴宓离开东南大学前往东北大学任教。以东南大学为中心的《学衡》社已不复存在，吴宓、景昌极、缪凤林三人赴东北大学，胡先骕、梅光迪赴美，刘伯明亡故，成立不足三年的《学衡》社几近解散。然而《学衡》杂志并没有就此终结。在此后近十年的时间中，吴宓可谓是苦撑危局，在坚定的文化信念的支撑下，虽遇到重重困难，仍痴心不改，坚持把《学衡》办了下来。《学衡》杂志仍由吴宓组稿和编辑，编完寄往中华书局印刷发行，柳诒徵、汤用彤、景昌极、缪凤林、邵祖平等人也一如既往的支持。这样，一批与吴宓抱有相同文化理念的学者围绕在《学衡》杂志周围，阐扬道德理想，探究学术，点评当时的文化现象，学衡派继续在中国文化界发挥着影响。
　　　　1925年，吴宓由东北大学抵清华大学，出任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学衡》的编务随之移至清华大学。从1928年开始，吴宓又主编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内容以文学为主，史学与哲学篇幅也不少，这是学衡派表述其文化思想的又一块园地。这期间，清华的一些师生也加入了《学衡》的作者群。时受聘于清华，任国学研究院导师的王国维与吴宓有同事之谊，在《学衡》上发表了为数不少的学术论文。国学研究院的另一位导师陈寅恪是吴宓的挚友，他仅在《学衡》上发表了4篇文章，但却精要地道出了他的文化理想和学术主张。而学生中最为突出的是张荫麟和贺麟。张荫麟（1905－1942），字素痴，广东东莞人。1923年考入清华中等科三年级，是年，即在《学衡》上发表《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一文，就梁启超提出的关于老子的一些观点提出了质疑，引起了学界的关注，时张荫麟年仅18岁。贺麟（1902－1992），字自昭，四川金堂人。1923年入清华学堂。吴宓到清华后，吴宓与张荫麟、贺麟过从甚密。据贺麟回忆：“吴宓先生是当时清华的一个精神力量。他开了一班‘翻译’的课程，选习的人并不多。有时课堂上，只有荫麟、陈铨和我三人。我们三人也常往吴先生住的西工字厅去谈论”。 在吴宓的鼓励下，贺麟、张荫麟为《学衡》、《大公报•文学副刊》撰写和翻译了大量的稿件。后二人先后赴美留学，贺麟于1926至1931年间先后在美国哈佛大学、德国柏林大学学习，张荫麟于1929至1933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学习。然二人亦未停止向《学衡》和《大公报》投递稿件。
　　　　然而，《学衡》杂志仍是举步维艰，战乱使得《学衡》在1927年整整停刊一年。1932年日军侵犯上海，《学衡》又长时间的停刊，而更加严重的问题是经费问题。《学衡》杂志起初由上海中华书局承担出版费用，但不付给作者稿费。1926年11月16日，吴宓突然“接中华书局来函，言《学衡》60期以后不续办”，吴宓“不胜惊骇”。 吴宓旋即去信询问，中华书局答复说：“《学衡》五年来销数平均只数百份，赔累不堪，故而停办” 吴宓与中华书局交涉，同时又另寻门径，与商务印书馆、大东书局、泰东图书局联系承办《学衡》事宜。在友人的建议下，吴宓甚至还想向北洋要员潘复求助。 在与其他出版机构接洽未果的情况下，吴宓只好又与中华书局商谈，最终中华书局同意继续出版《学衡》，但改为每年六期，并且每期须给中华书局交纳津贴100元。 《学衡》这才得以在1928年重新出版。而交付中华书局的津贴，则完全出自捐助。此后，《学衡》的财政状况一直比较窘迫。出版也时断时续，1922至1926五年间，《学衡》基本上按时按月出版，共出版60期，而1928至1932年这五年，《学衡》仅出版19期。这其中固然有多种因素，但经费困扰当是最主要的原因。
　　　　实际上，在《学衡》杂志终刊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学衡派作为一个团体已经濒于解体。《学衡》杂志存在却起着一种维系作用，使一群怀有相同文化道德情怀有寄托和抒发他们理想的园地，《学衡》仍然在文化思想界存在并发挥着影响。《学衡》的停刊，则标志着学衡派的终结。虽然学衡派的成员依然都在各自的领域继续着自己的事业，大部分人依然坚持着原先的理想、信念和主张，但已经他们之间已经不存在共同的维系，不再作为整体的力量出现于文化思想界。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随着1933年《学衡》的停刊，作为文化团体的学衡派从中国思想文化界消失了。
　　　　
　　 四
　　
　　　　按沈卫威先生的说法，《学衡》杂志终刊的直接原因是内部纷争。他对此述之甚详：“《学衡》的出版发行至1933年秋冬，《学衡》杂志社在南京的社员不满于吴宓把本属南京东南大学的这个刊物的编辑权独揽，他一人在清华大学编，到上海印行，南京的社员连个空名也没有，便提出与中华书局解约，使杂志由张其均创办的南京钟山书局印行。吴宓坚决反对，因为这些年他备尝艰辛，独立主持编务，当经费困难时，他拿出了教书的薪水，也曾请清华研究院的导师梁启超出面向中华书局说情（指1929年之前。梁与中华书局的交情保持到梁死之后，中华书局印行了《饮冰室合集》），以减免部分印刷费用。由于吴宓不同意与中华书局解约，便与南京的社员产生了意见分歧，相持之中，吴只好辞去总编辑事务。南京社员改举缪凤林为总编辑，并与中华书局解约。其结果是《学衡》无法出版，第79期遂成终刊号。”
　　　　这是《学衡》终刊的重要原因。而前述经费困难也起了非常大的影响。此外，长期与文化界主流思想对立对学衡派成员尤其是吴宓所造成的心理紧张和精神压力也是《学衡》终刊不容忽视的因素。
　　　　从《吴宓日记》中的有关记载我们可以看出，学衡派在学术界、在精英文化的层面，并不乏支持者。学衡派成员中大多数人作为学者在学术界长久地享有良好的声誉。他们的主张在学术界受到的支持虽然不能说与新文化运动派旗鼓相当，但也不是一边倒的局面。然而他们对新文化运动的挑战却近乎于以惨败而告终。这其中重要原因就是大众文化从晚清到民初已经迅速地发展成为影响主流文化的一个重要力量。中国传统的大众文化虽然在民间也具有广泛的影响，但难登大雅之堂，几乎完全游离于知识分子的视野之外，不能与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精英文化相提并论。晚清以来，城市的发展很快，城市中的社会阶层随之发生了变化，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工人等阶层迅速壮大。知识分子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难以趿身于精英阶层的边缘知识分子。 他们已隐然成为社会中一支重要的力量。在传统的社会中，非知识分子阶层是很难有对社会产生影响的发言权力。但此时，近代新闻出版事业的发展为这些新兴的阶层提供发言的场所。新闻出版事业归根到底是商业活动，报刊杂志除了反映精英知识分子的要求处，必然会将目光对准人数更为众多的边缘知识分子、工商业者等城市新兴阶层。一方面对他们进行引导，同时不可避免地也要迎合他们的要求。借助新闻出版的这个舞台，体现着城市新阶层愿望和要求的大众文化的影响力急剧上升。后来的事实证明，一种理论、学说要在社会上产生广泛的号召力，成为全社会承认的主流文化，必须能够吸引城市的新兴阶层，对大众文化给予充分的肯定甚至融入到大众文化中去。余英时先生认为，胡适文学革命的成功正是因为胡意欲以“通俗文化代替传统上层文化”的结果。他说：“从社会史的观点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础无疑是城市中的新兴知识分子和工厂商业阶层。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的爱国运动立即引起了全国各大城市的学生罢课、商人罢业，和工人罢工，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了新文化运动是靠什么社会力量支持的。城市知识分子、商人，和工人在全国人口中虽然所占的比例极小。但是他们在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上是积极、主动的分子。当时的大众传播工具只有报章杂志。白话文运动获得成功以后，新思想、新观念便能够通过报章杂志而直接传播给广大的城市读者了。所以新文化运动从白话文开始虽出于历史的偶然，但以结果而论则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一种发展”。
　　　　而学衡派所言所行却正是反其道而行之，他们反对白话文的举动无形中将自己置于与大众文化对立的境地，其学说虽在上层知识分子有为数不少的同情者，但难以取得其他阶层的认同。甚至在日益激进的政治文化氛围中，被目为反动。他们的议论自然的议论自然少有人响应。学衡派虽然努力以“曲高和寡”使自己释然，但难免也要承受巨大的压力。吴宓的日记中对此反映颇多，并多次流露出放弃的念头：“宓之本心，实欲植立中心，取得一贯之精神及信仰，而成为光明端正，内质诚而外活泼之人物。所模仿者，为安诺德，为白璧德，为葛德，为曾文正。今乃以种种之驱迫：（一）外界之阻难；（二）世人对宓等之冷落；（三）同志之萧条及离异；殆将宓走入旁路，困守一隅。只务成己，不敢立人。只求自喻，难期人谅。谢绝交际，避去世缘，遐心冥思，专务著作小说及诗，以自写其经验，鸣其悲思也乎？是所成者，殆为Gray, Shelley, Thackeray, Obermann, (Senancour)一流。此岂宓之初愿哉？旁皇歧路，预思来日，忧思谁知，弥觉孤凄也已。” 与新文化运动派箭拔弩张的论战甚至使吴宓甚至难以与新文化运动派诸人保持正常的私人关系。一次朋友的婚礼吴宓避而未去，原因是“以胡适等在座，多所不便” 。另有一次，第10期《大公报文学副刊》出版，所发表的《胡适评注词选》一条，竟排为四号大字，开前此所无之例。吴宓见之，疑为“馆中人欲藉名流以自重之意，以宓之辛苦劳瘁，而所经营之《副刊》乃献媚于胡适氏，宁为不识之齿冷？”吴宓“愧愤异常，即作长函，致张季鸾，责问之。谓若馆中以捧胡适为正事，宓即请辞职。旋恐此函及伤感情，乃抑置未发。但作短函，严嘱其以后非经宓诺，不得擅改字体大小”。然数日后得张季鸾复函，“始悉《胡适评注词选》一文之用四号字排印，乃宓以红笔批明者。” 吴宓面对主流思潮失衡的心态和乖张的举措，由此可见一斑。学衡派成员在主流意识形态的逼迫下长期处于紧张的心理状态之中，又遭遇经费困难和内部不和，《学衡》的停刊便势在难免。
　　　　
　　 五
　　
　　　　学衡派的出世是一部分学人对西风东渐的历史趋势在文化学术领域的回应，他们试图维护中国文化的正统地位，在这个努力过程中，他们又借助西学之力，这使他们显得不同凡响。但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他们难以占据思想界主流的地位，由此而引起了内部纷争、财政困难以及心态失衡，导致《学衡》杂志的出版步履维艰，最终被迫停刊，学衡派悄然解体。他们的历史命运可谓是一场悲剧，但愿他们留给后人的不仅嗟叹、感慨，而更多的是反思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