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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制全是独夫,可也有开明君主

2017-07-30 19:30:31评论

绝对的权力必然产生绝对的腐败,绝对的权力必然产生绝对的暴政。——这样的判断虽然在一定意义上成立,但与历史真相并不完全契合。我们看历史,看社会,看现实,切忌的是简单化思维。有时候,社会很无奈的时候,就是千万别幻想有理想的历史选择。人类社会的诸多人为的大灾难,恰恰有很多是乌托邦式的精神臆想所造成的。比如希特勒、斯大林、卡扎菲等人,若仔细分析、研究、比较,都不难发现他们都曾将自己的精神臆想当作治理国家的重要手段。

在历史上,帝制社会的特点就是君王一人独大。有的君王极其暴戾、贪婪,毫无人性,那在他们的治下,官受累民更苦,说起来都是人类最为黑暗的血泪史。但也有的君王相对贤明、人性化一些,比如汉文帝刘恒、汉景帝刘启、汉光武帝刘秀、唐太宗李世明、宋仁宗赵祯、明仁宗朱高炽、明穆宗朱载垕等,在他们治下,就曾有让官民比较满意的开明政治。

帝制社会最大在难题是人亡政息,开明政治没有持续性。刚刚有不错的君王让民众感觉遇上了好时代,可忽然间,那个君王去逝了或被别人夺权了,那就一夜变了天,恐怖的恶政随之而来。在人类发明了宪政民主之后,才算有了新办法对付极恶的独夫,因为通过现代制度,根本不给予最高统治者无限的权力。分权机制,权力体系相互牵制与约束,又加上公民合法人权、自由权、自卫权、表达权的有效保护,令官民之间的关系发生深刻的变化。

但是,有一个最难解的历史困惑在于,观历史转型,有些国家比较成功,有些国家则比较麻烦,无论怎么折腾,实际仍在原地打转,甚至发生历史大倒退的恶例。在亚非拉国家,多数至今的社会转型仍然属于后者。也有的国家,甚至可以以革命的名义,让国家从相对的开明专权退化到更落后的政教合一国家,伊朗即是如此。然后,这些失败的国家,却有充分的说辞,说什么宪政民主其实很糟糕,是世界最虚伪、最混乱和最低效的一种制度。

对于如何历史转型,有人主张和平演进,有人声称除了暴力革命别无他途。实际上,和平演进与暴力革命都需要适合的条件,并且转变后未必就能进入理想的社会体系。和平演进,你同样可能最终将政权通过选举的方法交给希特勒、查维斯,暴力革命,更可能最终让政权被卡斯特罗、波而布特、萨达姆一类人的所掌控。尤其是暴力革命,有人偏要说英国、美国当时也是经过暴力革命的,比如英国克伦威尔革命,美国有独立战争,法国有大革命等。但是,对英美法当年的暴力革命,就看你如何解读。实质上,英国君主立宪的确立,反而却有对克伦威尔革命最终实质失败的反思因素,通过不流血的“光荣革命”达到目的。美国独立战争与美国建立世界上第一个无君主的宪政共和国,根本上却是美国先贤进行历史大沉思,借鉴法国启蒙思想,通过多年的争吵而创立的现代政体,与独立战争是两码事。法国大革命,当时也未成功。法国人拥有浓厚的革命热忱,但革命的现实正如托克维尔指出的一样,社会的状态并不比过去好,许多方面还是不得不继承旧制度。

帝制全是独夫,可也有开明君主

再观日本、韩国和欧洲荷兰、挪威、丹麦等国家的历史转型,却发觉他们还真是基本通过和平演进的方式最终得到实现。而对比亚非拉诸多失败的国家,革命不断,战乱频仍,枪杆子就是无法建立一个崭新的现代国家。一帮人许诺国民美好的未来,等他们以革命者、伟大统率身份获得权力,那还是新一轮不是帝制的帝制社会。不同的是,有些国家的总统或主席相对开明些,有些国家的这号人则野蛮与愚蠢些。非洲土地上甚至出现吃人的魔王,那叫阿明。阿明于1971年发动军事政变,也即革命,推翻了乌干达米尔顿·奥博特政权。奥博特是乌干达独立运动领导人,被尊为乌干达“国父”,但此人却不是什么好鸟,既腐败又暴戾。他被阿明推翻也是罪有应得。但阿明比奥博特更坏。阿明从1971年到1979年控制乌干达,屠杀和迫害国内的阿乔利族、兰吉族和其他部族达1030万人,并且还以吃人肉为乐。

举凡失败的国家,人们总爱找这原因找那原因,有的从国民性上寻找,认为是一个国家的国民存在劣根性。有的从文化上寻找,认为那是一个国家的文化拙劣、落后造成的。有的从宗教上寻找,认为宗教上的误导或没有实质宗教,都是败因。但同样的地域,相类似的民族,有的失败,有的成功,那又作何解释?阿根廷与乌拉圭是最好的例证。阿根廷与乌拉圭原来同属一个国家。乌拉圭于1828年从阿根廷分裂出来后,也走过阿根廷的军事政变、个人专权之路,但自19847月,军政府决定还政于民以来,这个国家就变得比较正常了。2016年,该国人均GDP15221美元。乌拉圭现在是拉美地区比较成功并且在政治上比较稳定的国家。而阿根廷,不久前还曾处于党争过于残酷、经济比较混乱的状态。阿根廷2016年人均GDP也有12449美元,看起来不是很差。但与乌拉圭比较,显得波动比较大,不稳。要知道,阿根廷原本曾是世界上的发达国家之一。阿根廷现在稍好了些,是从杜阿尔德取代因200112月的暴乱下台的德拉鲁阿总统开始。杜阿尔德作为代总统,没有像过去的政治强人过分恋权,给阿根廷政风带来了重大转变。此后,从基什内尔夫妻先后任总统,再到马克里于2015年成为新总统,该国才有了新的正常一些的迹象。

或许,一国的根本性历史转变,就在一些关键人物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美国当时没有华盛顿的高姿态,和杰斐逊、富兰克林那样的思想家兼行动家推动,那不可能在全世界创立一个新型国家。当时,推举华盛顿为国王那一派势力的呼声也是很高的,但是,华盛顿对当国王没有兴趣。

帝制全是独夫,可也有开明君主

非洲过去最失败国家之一的埃塞俄比亚,曾经饱受独夫政权的蹂躏,战乱不断。但1994年起通过《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宪法》以来,由于这部宪法得到比较严格的执行,埃塞产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国家政体变得稳定了。而起关键作用的是2012年去逝的梅莱斯与他的一批认识到制度价值的同仁。梅莱斯带领国家走出30年内战的阴影,担任过总统与多年的总理。只是埃塞是农业国,底子薄,经济发展的绝对数据仍不那么好看。但自梅莱斯执政以来,国家稳定了,经济就开始持续增长。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04?2014年间,埃塞年均实际GDP增长率高达10.9%,一直位居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10个国家行列。2015年经济因严重干旱增长只有8.7%,却排名世界第二位。2016GDP720亿美元增长到780亿美元,增速10.8%,超过肯尼亚约2900万美元,成为东非第一大经济体。2016年,该国人均GDP达到707美元,虽然仍比较低,但国际社会认为,这个国家已成为非洲最有发展潜力的国家之一。2016年,埃塞有人口1.04亿人。这样一个原来的非洲最穷国之一,这么多人口的一个国家,能够通过宪政改造,在政治上变得比较稳定,并能持续保持高速发展状态,让人们看到制度的力量与发展的希望。现在,世界企业界由于看到埃塞的发展潜力,正加速投资该国,预期该国还将迎来更快的发展时期。根据英国专业咨询机构(ernst&youngEY2016年的一份研究报告,埃塞俄比亚已取代尼日利亚成为非洲最具吸引力投资目的国。埃塞政府的雄心是2025年,将该国变成中等发达国家。

每一个国家的人文环境、历史传承与自然环境均不一样,但是,有一点,就是文明与反文明之间存在根本的鸿沟。而跨越那条鸿沟,真需要理性与智慧,并且有一批在社会高端的能引导社会转型的文明型精英(权贵)做主导人。韩国在转型过程中,从卢泰愚放弃专权开始,尽管几乎每一位总统都被狠狠地锤打,搞得狼狈不堪,但他们坦然地接受惩罚(有些可能并不公正),不敢与制度为敌,没人再敢像过去一样用暴力的方法独揽大权,那这个国家社会形态与经济发展态势,就与往日完全不同了。总统们及其同僚们的忍辱负重,换来的是制度的坚守,以及整个国家明天的希望。想必,再过去一些年之后,韩国应当给这样一批权贵以较高的历史评价吧。

一个国家若真正走在文明的路上,渐渐就会少了一些奸佞,渐渐就多了新的生机。这似乎并不在于什么过分激烈的方式,而是人们能够在思想上,思维方式上有了新的角度与眼界。文明的智慧,比任何行为都更有力量。因为那才是从根子上萌芽,渐而长成参天大树。那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时势,让大家感到惟其如此,必须如此,才是正确的通途。一直说社会的启蒙与觉醒。实质上,社会高端人士,也即社会精英群体的共同醒悟,是关键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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