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喇叭少见了，高音喇叭更是少见了，有了更多的音箱扩声，可喇叭，在我们这代人中记忆是深刻的，因为，在那个年代，喇叭有着很重要的作用。
行在路上，可以听到喇叭开始播音了。是早上，不到六点，当时我们这儿叫“东方红广播电台”，伴着东方红加上背景波涛的音响，一天的广播开始了，这是面向全市播音。的确，播音的时候，在全市的任何一个角落都能够清晰地听到声音。这播音，好多人都习惯了，有些人是用它当作闹钟起床号了，差十分六点，起床上班正好。我不是。那个时候我上学，应该说这个时候是已经到了学校了。不过这些播音的内容我是收听的，这个时间是新闻，六点半是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对新闻的关注，起源还是收听广播，家中收音机的播音和这个喇叭中的播音，成了我那个岁月对社会了解的窗口。只是，那个时候还小，没有真正的分辨能力，但作为一种存在的状态，的确是给内心注入了那个时代的印迹。
中午放学，喇叭中放的是歌曲和曲艺，最后是天气预报。好多歌，是在喇叭中听到学唱的，“王国福，家住在大白楼……”，郭兰英的《南泥湾》、《翻身道情》，马季和唐杰忠合说的相声《友谊颂》，还有好多，这些都是深入人心的。在我的记忆中，最能深入人心的是每天的新闻，有了走在路上，随时就能听的习惯，家中吃饭，也是收听，就是看电影之前，最愿意看的还是好多人不愿意看的《新闻简报》。听的多了，好多是套话，在那个年代经常要写一些小评论，是提笔就来，的确那个时候写那个时候需要的文章，感觉很顺手的。开头不用说，形势一派大好，越来越好，结尾，团结起来，继往开来，将文革进行到底。中间加上一点联系自己实际的东西。文章，千篇一律，就是这样的。
那个时候传达一些上面的会议精神，多是用广播会议，单位学校都用有线广播，教室中，办公室，会议室，都有一个小喇叭。在这个小喇叭中，听到过很多大事，1971年11月，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恢复后，第一次率中国代表轩出席第26届联合国大会并在大会上发表讲话，阐述中国的外交政策，因为对这个事件的印象极深，后来看到乔冠华在联合国上大笑的那幅新闻照片，印象也是很深很深的，这幅照片当时是获得新闻照大奖的。虽然，喇叭的音质很差，听起来很费耳朵，但是，还是想听清楚每一句话，是在那个时候养成了记录的习惯。当时是没要求记录的，但是我感觉，只是听，又听不好，精力很难集中，这样是浪费时间，不如就此记录一下，精力好集中起来，再说，还顺便可以练习写字。
下乡以后，喇叭在农村的作用更大了，有什么重要的事，开社员大会，都是用喇叭来实现的。当年主席逝世，也是在喇叭中听到，然后用喇叭通知全体社员开会的。这个大会当时还是我组织的，组织起来之后是用喇叭给社员讲话的，当时所说的每一句话，至今可以清晰记得。只是，在心理上，有种说不出的滋味。从这儿，我也感受到，我们每个人，谁也逃离不了和社会的那种紧密关联。
记得，当时撤掉广播的时候还是件挺难的事，因为好多人已经习惯了喇叭的声音。
广播，是一个传播媒体，我感觉，它当时的功用，和今天的电视差不多。现在，我国的电视台很多，大小级别的政府都设有电视台，企业大的单位也都有电视台，市级以上的电视台又设有好多套节目，一般都在十套左右，有铺天盖地的感觉。这些台，都能制作新闻节目，看其功用，依然是歌功颂德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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