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七年前的初冬，广州城湿漉漉、冷凄凄、灰暗暗的。
我下了火车，屏住一口气，上了到中山大学的公交车。车上人很多，说的话我一句都听不懂，开车的是个女的，很胖，说的话也是叽叽咕咕的，有些声调听起来像是在骂人。
这是阔别一年之后，我第二次从福建老家到这座城市。那时瘦小而勇敢，手捧着一本书，带着一个装有牙膏、牙刷、被子、风油精等物品的蛇皮袋，一边提防着传说中的扒手，一边隔着窗看着两边的街景。置身于若大的城市，先是一阵狂喜，但站在车上看久了，心里却是一种飘忽着、空落着的感觉。这种感觉，至今在我的记忆中，依然像装进旧式唱机里的老歌唱带，无霉斑，无刮痕，但听起来却是一句一伤。
还好，这种坏情绪并非无穷无尽。在不确知自己的求职单位南方报业集团要不要人的情况下，我先找了个驻身的地方——中山大学南区一家旧旅馆——这里床位一个每天只要20元，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在校园里到处找讲座听。
旅馆前台的李阿姨还记得我，因为一年前我就曾来过这家旅馆。
她是个热心肠的人，微笑着，依然记得一年前我曾在这座城市嚎啕大哭过，依然记得我说一定要再回来，依然像一年前一样买报纸给我看。
正是在一年前的秋天，我第一次到广州参加南方报业集团每年一度的大学毕业生招聘考试。那时我还是大四上学期的学生，就像所有浪漫的革命传奇一样，带着一个小皮箱，独自一人，住到了这家小旅馆里。与我同住的，还有二十来个来自天南地北、像我一样对南方报业虔敬的学生。这些明亮、敏感、才气逼人的年轻人，在没有“大人世界”干预的情况下，漫无边际地谈论新闻、理想、使命，颇有点秘密结社的气味，我们当时甚至相约，等一块进入南方报业以后，第一件事就是要一起做个惊天动地的策划。
在小旅馆里苦等了10天，笔试名单公布了，几个室友榜上有名，独独没有我的名字。
怎么可能？一定是把我的简历漏了！
我虽称不上才气纵横，却也在国内外报刊上发表了几十万字的各类作品，怎么可以连一点笔试的机会都没有。一定是他们搞错了！
于是，怀着一种激切倾吐的心绪，我在天河城广场上的电话亭给当时的人力资源总监张瑛女士打电话询问。她用一种决然的语气在电话里告诉我，每一份简历报社至少看过两遍，不可能漏的。
那一刻，我心里特委屈，眼泪不可遏制地往外淌，后来干脆在广场上旁若无人地号啕大哭。熙熙攘攘的行人，不会知道一个年轻人为何在此摧肝裂胆地哭着，但作为一个失意而愤怒的人，我在那一刻起誓——此生没进南方报业誓不为人——不能说这话偏激，只能说是当初只有这样的信念，才能对我的理想有一种彻底的救赎。
这句有感而发的话，不是一句漂亮的句子，但却是一枚青春和理想的火种，在我失意回到福建一家媒体上班后频频升温，并在我的身上“捂”了几个月之后，火焰不可阻挡地熊熊燃烧起来了。于是，我顾不得家人反对，离开原来就职的报社，回到广州，再次徘徊在南方报业集团的围墙外。
当时真穷，口袋里只有98块钱，但我没有跟任何人说，心甘情愿地躲在学校角落，做了些朴素而又有力的简历，把南方报业集团下面的各系列报刊都投了个遍。那阵子，旅馆里的收音机传出一段段奇怪的音乐，二十出头的我，怎么都无法体会心静致远是怎么回事。所幸，《南方日报》那时刚好在组建珠三角新闻中心，我得以迅速以一个“熟练工”的身份进了报社。知道这个消息后的几分钟，我打了个长途，跟我哥狠狠地吹了一回牛，我跟他说，我一定会成为一个牛逼轰轰的记者。
说实在的，这段青莽的经历一点也不出奇，我也不曾太多地为人讲过。因为我相信，目前正在南方报业集团工作或者业已离开了的很多人，有比我更疯狂更坎坷的经历。我之所以翻出这些记忆，目的不是为了抵挡遗忘，也不是在忆苦思甜，而是想说明一个问题——南方报业，总像是一团熊熊燃烧的圣火，具有近似宗教般的神秘力量，你很难说清楚，为什么那么多的才子佳人，不分时段地弥天盖地地向那个地方扑去。
我有时候想，是不是因为南方报人常年处于这样那样的磨难，所以被人有意无意地赋予了“精神圣城”的象征；或者是因为南方报业代表了生于忧患承载大任的报人形象，所以成了中国优秀新闻人梦想的依托；当然，也可能是这里诞生了大量的“南方传奇”，那些广泛流传的故事似乎也在为南方报业的热潮凑趣。
但无论如何，南方报业就是这么实实在在地牵引着一群又一群为新闻理想和报业梦想而活的人，这在中国，蔚为奇观。
现在掐指一算，我是2004年1月进入《南方日报》工作的，直到2006年3月离开，在南方报业呆的时间并不长，但就是在这两三年时间里，我对南方报业内部一切新鲜的东西着迷。我甚至一度认为，自己在进入南方报业之前的23年生命，都是浪费的。
很多人不明白，毕业这么多年，我为何总还是像刚出校时满怀一腔子的执念，以至今日不疲不休。事实上，正是南方报业让我学会并坚持追随着自己狂热的本能，并走到了一条寻找至高无上的做报纸的幸福之路。也正是在南方报业，我完成了一种拔苗助长式的“震惊性成长”。
如果用一种世故、后见之明的眼睛回望自己走过的日子，我不得不说，没有《南方日报》，没有南方报业，就不会有我的今天以及今天对于报纸或对传媒的理解。
在南方报业里，很少有论资排辈的时候，更多的是唯才是举的景象。2005年上半年，刚进报社一年多，我通过竞聘上岗，居然被任命为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东莞记者站的副站长。当时，在同事们小雏鸡般的起哄声中，我走到集团总部的公示栏前观看，整个集团十几家报刊一百多人的名字在上面写着，属我年纪最小。
说实话，这让我虚荣了好几天。记得那天走廊里灯光颜色乳白，安宁而温暖,谁都可以看清楚一个天真热血的青年那毫无遮拦的笑容。
这种职业历程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只要土壤是丰沃的，我们就有“百花齐放”的可能。确实，南方报业有花花绿绿的生活，报社允许百花齐放，集团的领导者只负责栽培、灌溉、保护这里的花朵——理想主义和专业主义的花朵。
但这里的人，在一种相对宽松的环境里，没有变成异议分子，而是创造出一种能警醒自己又让各界接受的报业文化；他们也很少要求别人赏给自己多少自由和力量，相反地，他们的所作所为就已经让自己拥有了自由和力量。
而这些有血有肉有风有雨有骨有气的点点滴滴，将使我一生受惠无穷。我感念这段人生光华，同时也梦想着自己有一天能像一些南方报业的前辈一样，用自己独特的方式传递南方报业的文化和梦想。那么，有一天走出南方报业，到新的战场去，在我看来也算是一种合适而勇敢的行为了。
但我没有料到，自己离开的时间如此早到。2006年3月15日，在26岁生日到来的十几天前，我到了东莞日报社任执行总编辑，并在随后的几年间，参与了中国地市报业一些最前沿的改革，我和东莞报业同仁历经多年，铿铿锵锵地呐喊着、前进着，用激情点燃梦想，用速度超越未来，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中国地市报业的生态——这种倔强的心，是和南方报业文化一脉相承的。
值得欣慰的是，我们的努力，目前已经引得诸多同业关注。而在这个迅速成长的过程中，南方报业的几位师长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我的关心和帮助。2006年五一节刚过，我的老领导，现任集团社委、南方都市报总编辑的曹轲先生到东莞看我，我把自己刚做好的《东莞日报》改版方案全部给了他看，他微笑着认真地看了，并给我提了很多宝贵的意见，现在想来，颇为感慨，那可是《东莞日报》的核心机密啊，但我知道他一直公私分明得厉害；而我的恩师，《南方日报》珠三角新闻中心主任姚燕永先生，自我加入南方报业团队的那天开始，就一直诱惑我“为文要放荡，做人要正经”，他现在对我的厚爱，就是有时看我写的一些文字后会说我老抄袭他的灵感，他说这话的时候总是一脸坏笑，但那种笑声浸透了对于后学晚辈的认可。这些品质，你可以在很多南方报业领导者的身上感受到，他们诚实面对自己、诚实面对报纸，诚实面对同行。
尤其令人感动的是，每回见到杨兴锋社长时，他总会问我：“怎么样，累不累”，至今，我仍然记得当初办离职手续时他对我说的每句话，那是一种令人温暖、沛然莫之能御的力量。还有，这两年，老社长范以锦先生自从到暨南大学新闻学院任院长后，就总在想办法扶持东莞报业的改革和发展，老爷子经常出外讲学，常常谈到东莞报业，谈我们，毫不夸张地说，他已成了东莞报业改革与创新的不折不扣的义务宣传员。
时光荏苒，我离开南方报业已经三年，但每次回想，总觉得还有大半个身躯陷在南方报业里了。
我曾跟原来的师长说过，不管我走到哪里，始终带着南方的血脉。因为在南方，那些披发当风的人，那些鼓琴而歌的人，那些为新闻理想奔走的人，常使我热血沸腾，常使我心里坦然，常使我在行走的时候，知道自己的方向在哪里。
寻找战友，为了不可复制的青春！
我们需要铁血的战士、快乐的灵魂和激扬的文字。
我每天都在寻找，我会因为碰到才华横溢又真诚得一塌糊涂的人而彻夜未眠。
2009年，2010年……我希望有一些这样的人，像当年的我一样，怀着信仰，带着一个小皮箱，来到东莞，来到我们的身边，成为我们当中的一员。你和我和一种叫做报纸的生命，可以让东莞惊艳。
你和我，一样热爱革命，而每一位地市报市场的革命者也会爱着我们。
我们需要的战友，可以是评论员、编辑、摄影、记者、制图等领域的优秀人才，只要你优秀，我们等你。
我的邮箱是zzc0769@126.com,看过您的简历和作品后，我会第一时间回信，需要深谈者，我用QQ或电话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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