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台时光机可以送我回到过去，我应该现在就飞往2008年10月13日——那是《文化时间》第一期出刊的日子。

那天早上，我独自站在街边的矮树旁，读着刚从报摊上买来的那期报纸，读得非常细致。突然，手机慌慌地响了，是朋友P先生发来的一条短信：“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认真看了这个周刊，但我相信，每个看了的人，都会有自己的小梦想。”这句话像是喝醉后说的，但在静静的早晨的街边，却让我有种不可遏制的感动和喜悦。

我一直记得那个秋天的早晨，因为怕那种感觉不会再有了。但是，一年来，总共53期的《文化时间》用一种几乎不可能更收敛的极简包装，裹挟着一种折磨以前自省以后的精神力量，时时打动着这座城市的广大读者，尤其是文化人士。这一点，是我们之前不敢想象的。

当时我们并不确知这个周刊是否真能引动读者视听，毕竟这个雅痞当道的年代正以恐怖的姿态和速度浮躁着，而我们做的这个周刊，虽然极看重新闻人在文化现场实际工作的时间感，但就内涵而言，确实有点过于安静了。只是，对《东莞时报》来说，《文化时间》不只是文化而已，它是这份报纸人文血脉和传媒价值观的综合，也是这份报纸最奇特、最坚持、最纯真的作品，虽然每期只有八个版，但那些清通古怪的表述方式，糅合了私我的情怀和时代的背景，从某种角度说，是为这个时代和这个时代的文化写生，很能引领读者侧身时代前沿和后台。

从创刊那天起，这个周刊倡导新文化、新人物、新现象和新秩序的理念不曾变过。我们的传播价值观也没有动摇过：文化需要无畏地引领，而不是无知地迎合。

之所以强烈赋予《文化时间》“新”的特质，并不是说我们不关注传统文化，而是要以一种特别之为，在不多的版面上最大限度反映当下世界的文化热点。这些热点可以是世界的、可以是中国的，也可以是东莞的，只要是最能打动读者内心的，就是这个周刊首要呈现的。值得骄傲的是，对于这点，我们基本上实现了。

而《文化时间》能取得今天的成绩，要归功于几个才气纵横、不修边幅的青年，从早期的吴久久、曹飞跃，到后来加入的奉波和张姗姗，他们二十郎当，青春正好。他们的名字和他们所做的事情一样珍贵——因为他们，把所有的力气、全部的热爱，都摆在这些薄薄的纸上了——这种别无所求的天真精神，无疑也是《文化时间》最动人的特质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