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望月)

     逛书店、游胡同、去喜峰口、奔山西……日子飞一般逝去，不知不觉“在北京”已三周了。趁气温攀升到38摄氏度的心理关口（我也学会了这个形容股指的常用词汇，说明经济新闻没白看）前，赶紧开溜。

接下来的行程安排非常紧张：七号回昆明，八号下丽江，务必得在九号左右赶到宁蒗。

和信天谨游的一次见面，促成了我此后一月“云上的日子”，我算亲眼见识了信天的雷厉风行；由他主持的助学工作效率之高。顷刻间，我的散漫旅程有了明确目标，并且刻不容缓。

此行的目的是走访那些藏在大山里的学校，了解情况、反馈意见。因为学生们六月底七月初将陆续迎来期末考，之后便是长长的暑假，时间于是紧迫起来。二十来天的时间里，究竟能走多少所学校，连信天也说不准。只能尽力了，希望能把那些极偏远的学校都走访到。

说来惭愧，关于信天的助学活动，我也属于一直关注但“沉默的大多数”，如今终于逮着个机会尽点力很高兴，就象信天所说：“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时间的出时间，事情就做起来了。”

在信天办公室，他兴奋地向我“推荐”了一台别开生面的“六一慈善晚宴”——这是正在宁蒗县西川完小支教的小蕾MM写的“杀猪炖肉大快朵颐”影像日记，看了孩子们期待的眼神，大块吃肉的灿烂笑脸，你一定跟我一样，希望小蕾MM能尽快筹到买第二头猪的钱，让更多的孩子打上一回牙祭。

2007-06-09 昆明-丽江-宁蒗
和信天在北京的一次见面，促成了这次“火速”的宁蒗行。六月七号晚由北京飞抵昆明，八号一天做了些必要的准备，九号便乘早班机飞赴丽江。

曾经无数次用各种方式抵达这座城市，看到它，却始终心悸。机场大巴迟迟不开，我饶有兴趣坐在窗前打望游客的潮起潮落：这对全身装备都“情侣”的恋人，携手走天涯的姿态多么幸福；这个独行人，在丽江阳光的照耀下，背影并不孤单；这几位满头银丝的老人，生活的重负已然卸下，开始享受夕阳红的金色余辉……我不属于他们之中任何一个，行单影只奔赴丽江的我，总被重逢的欣喜和急切鼓满心帆，因为，古城有我不灭的记忆和不散的朋友。

古城口还那样，挤满了正忙于创作最重要一张“丽江行到此一游照”的游客。从前，我会从东大街到四方街，然后沿科贡坊的巷子拾阶而上。如今，我要去关门口，找万子桥下面的瓦蓝客栈。

临行前信天寄给我一些相关联系人资料，其中提到几年前曾在沙力完小做过两个月义教的如易正在丽江，我可与她联系，了解情况，获得一些必要的咨讯，如易若空，可结伴同行。至于“瓦蓝”这个名字，凡关注天涯旅游休闲版“信天助学”栏目的网友一定不陌生，05年信天专笔一篇《佤蓝mm》感动了许多人，而我，也是在这篇文字里“初识”佤蓝。信天还转贴了几篇佤蓝笔记，其中一句尤发人深省，也是我此行暗自给自己定下的处事标准：

“而慨叹、眼泪、同情对他们而言都是没有意义的，唯蹲下身，目光与他们平齐，尽力抹去贫困蒙在他们眼前的阴翳，让他们有机会达到甚至超越个人能力所及，这也是所有助学的朋友的目标吧。”

如今的佤蓝，在丽江七一街崇仁巷开了一家瓦蓝客栈，俨然成了助学者们的丽江中转站。如易，就住在瓦蓝客栈里。

面对古城曲里拐弯的巷陌河道，定位问题十分要紧，标准却甚为随意。用著名定位无名，用熟悉定位陌生，大概最为有效快捷。万子桥，便是如易在短消息里给出的接头关键词。没想到我这个“老丽江”遇到了新问题，走到关门口，怎么也想不起万子桥该怎么走了！这脸可丢大发啦，不好意思问近在咫尺的丽江朋友，舍近求远打电话给远在昆明的小玉，电话一通，我的头脑也猛地“通”了，左顾而言它闲聊两句，放下电话。三步并作两步，很快找到了万子桥。去年这里还多是杂乱无序的民宅陋居，而今也花红柳绿挂起了红灯笼，开门迎客。古城的发展总超出我愚钝而缺乏经济敏感度头脑的想象，正应了那句铿镪有力的广告词：一切皆有可能！

出乎我的意料，如易是位温婉娇小的杭州女孩，头戴有民族特色的碎花方巾，说话慢条丝理，举手投足一板一眼、成竹在胸，和我想象中风风火火、热情泼辣的形象大相径庭。跟着如易往崇仁巷走的路上，我不禁在心底笑话自己：“先入为主的老毛病又犯了，谁说有魄力去山区做义教的女孩性格就一定外向、跟假小子似的？！”

路上我们遇见出来吃中饭的瓦蓝一行，惊鸿一瞥，已不复信天帖子里的仆仆风尘，一身适合丽江水土的另类民族风，很是养眼，记忆中只留下了五彩斑斓的围巾和长裙，还有那细长细长盈满笑意的眼睛。

如易感冒初愈，身体还较虚弱，信天的电话却激发了她的兴趣。对我而言，学校就是学校：红桥、战河、西川、烂泥箐、拉伯、西部河……都是停留在纸上的陌生地名，没有任何现实感和亲切感；对如易他们而言，以上地名意味着一张张学生的面孔、一个个同伴讲述趣事的发生地，想去看看的心情自然更为热切，目的更为明确。我们商定，中午就搭班车出发。

原先红太阳广场对面的古路湾车站已停用，去宁蒗的班车需到今年年初才启用的新客运站搭乘。票价25元/人，车行约四小时。我们下午1:30的车，大约5:30到达宁蒗县城所在地大兴镇。

和所有藏在山里的小城镇一样，大兴镇主要的干道仅一条，通透坦荡地引领我们的视线，直到被山岩庞大的身躯阻断。我们此次的住宿，安排在浦礼顺家，他既是助学活动宁蒗县城的接待人，又是修建学校的委托人。在网上他总被尊称为“老浦”，而如易则称他为“浦副”，原因是如易在沙力完小做义教时，老浦正在某乡挂职锻炼，做科技副乡长。叫习惯了，改不过口，我却好几天功夫才搞明白如易口中的“浦副”究竟是哪两个字，什么含义。

熟读信天的文字，知道老浦家在一个大陡坡上。可文字的东西毕竟抽象，如易几年前的记忆也已模糊，我俩背着大包，在主干道上来回搜寻，希望捕捉到某个路口有突然变高变陡的迹象，几经周折才找到了老浦家。

信天和老浦的结缘，得益于当时老浦家开设的家庭旅店。如今负责旅店经营的浦小妹已经出嫁，老浦和夫人都有自己的工作无暇顾及，旅店于是停业，院子里倒是住了几家长租户。我和如易住在一楼靠外的一间，原是老浦为自己父母留的房间，可老两口住不惯城里的房子，回翠玉老家了。

这间房，在之后的十天内，成为我们奔波宁蒗各乡的中转站、休整地。一次次从坡下往上爬，从坡上往下走，每每看见那绿荫掩映下的红色铁门，总觉安心，疲惫的脚步也有了力气。

这天晚上，我和如易先去了趟位于主干道上的宁蒗一中。她受一位在西部河乡做过志愿者的朋友所托，去找两位考上一中的昔日女学生，给她们一人送去两百元钱，补贴学习费用。对彝族女孩而言，能考上高中，并且家里还能支持其读的，少之又少。望着夜幕下熠熠闪亮的眼睛，年轻得没有任何皱折、光洁的脸庞，一时间，我感触良多。前面等待她们的将是什么呢：美好远大的前程？被现实击倒的自尊？愈挫愈坚的意志？无可奈何的卑微？

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当大山被我抛在脑后，我却为无法抛下的担忧而伤神——那一双双明亮的眼睛将来可能的黯淡蒙尘。助学，如何在理想和现实间保持平衡，如何收敛过于泛滥的同情心，却又时刻保持警惕，避免被世俗的现实麻木了心灵，丧失敏锐的责任感，真的是个难题！

也许，就象信天所说，走访的意义并不在于重复那些完全可以电话传达的意见、原则，而在于一种精神力量的感染和激励。山外的世界多么遥远，哪怕用自由的想象也无法抵达，那我们就去抵达他们，用我们的到来，传达关切的信息。这些孩子多数无法走出大山，走出去的会遇到各种无法想象的艰难、挫败。当他们被这个世界的唯利是图、金钱至上所伤，对这个世界产生失望甚至怨恨时，如果想到还有那么一些人，没有站在所谓的高处，而是蹲下身来，象佤蓝说的那样，目光与他们平齐，会不会重新燃起希望？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不错，可星星之火多难培育、多难捕捉！

助学的意义就在于此吧：改变一个人命运的想法不现实，埋下哪怕一星半点微温的火星，照亮心灵的一角，总是可以做到的。世界的冷漠由每颗心的冰冷共同组成，解冻回暖也靠每颗心真切的期寄一起捂热。貌似理智的看破红尘，除了给这个乌烟瘴气的社会添堵之外别无它用。不能要求每个人都做西西弗斯，但，当别人背负巨石，走上一条注定功败垂成的悲壮之路时，请别嘲笑。

 

2007-06-10：宁蒗县城-战河-跑马坪
一大早，我和如易从老浦家的大陡坡走下来，在商贸街街口，终于见到了信天、漫步笔下多次提到的浦理智老师。他和老浦都姓浦，许多人搞不清楚谁是谁，甚至误以为是同一个人。其实，老浦（浦礼顺）和浦老师（浦理智）同是浦氏家族在宁蒗县的传人，算是远亲。当年老浦一个人又抓建校又管资助，实在忙不过来，于是想到红桥中学这位当老师的族人，请他帮忙负责一对一资助的工作，从此，浦老师成为助学活动在当地重要的联络人，我们此行的走访活动，也由他陪同。

浦老师是位个子高大、笑容可掬，头发乱蓬蓬散发着乐天气息的中年人，和如易算是“老相识”，跟我也一见如故，按他的话说——没有距离感。唯一叫浦老师觉得有距离感的便是我们的网名，他解释说，在他们当地人看来，不报自己的真名，是没诚意的表现；不称呼别人的真名，也不礼貌。如易和望月这两个怪怪的名字，因此让他觉得困扰。我们一再向他解释，因为我们相识在网上，用网名比较方便、亲切，也不容易乱。浦老师恍然大悟道：“怪不得，我看那些资助人名单，全是怪怪的名字，还有许多不认识的符号！”

以后的行程中，我逐渐感到浦老师所言不虚，网名这个概念对山里人来说太抽象，哪怕我们面对的已经是山里最有文化的老师们，他们也无法接受（或者说习惯）一个没有姓氏的名字，好多老师都坚持叫我“小望”，还说这个姓好奇怪呀，第一次听说！一次次的解释工作叫我心烦，后悔没一开始就入乡随俗，想改口也晚了，因为浦老师已经习惯叫我“望月”，还不厌其烦向人们解释“网名问题”，一副乐在其中的样子。很快，我也发现并喜欢上了浦老师的这种个性：充满好奇心求知欲、却又随遇而安的老天真。

和浦老师商量接下来的行程问题，他说还是先到一中和民中看看吧。宁蒗一中和宁蒗宁海民族中学算是当地的两所“最高学府”，能读到高中的学生，已属凤毛麟角，称得上是自己家乡的“高级知识分子”了。想想看，乡村孩子首先读的是村小，村小建制不全，常常只有一、二、三年级，一师一校的现象普遍（据如易介绍说还有超级村小，也许仅有一个年级）。之后是完小，顾名思义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建制完整。许多孩子尤其女孩，完小毕业便是他们一生学校教育的终结，或务农或打工或嫁娶，挑起生活的全负重担。幸运些的，家里愿意供、自己也愿意学，继续升入乡村中学。即便如此，初中三年也可能因为各种原因辍学（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贫困），坚持到毕业，去县城参加统一中考，大浪淘沙后，一纸录取通知书不但意味着多年苦读终于有了一个光明的前景，同时也意味着沉重的学杂费灭顶而来，足以遮蔽人生地平线初露的那一线曙光。这也是为什么信天在北京跟我谈到，希望能增加对高中学生的资助比例，一来他们的人生走到这一步太不容易，有时仅欠缺一把推力；二来高中的学杂费比初中涨了一大截，初中300/年的资助款许多人都觉得举手之劳，高中1400/年的资助款就颇费踟蹰了，毕竟资助者也有自己的生活，也不见得宽裕。一边是受助者人生最关键的一博，一边是门槛提高后大大减少的捐助群，两者间的缺口，是助学面临的难题之一。信天发给我的走访计划中反复强调的写信问题，那绝不是一个走过场的形式，而是为受助学生的将来着想。毕竟，助学计划只是在山里的学生和城里遥远的陌生人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人们可能因为一时感动而资助一个学生，也可能因为一时懈怠而忘记汇款，更可能因为学生的不当言行而心生厌恶，停止捐款。也就是说，受助学生的将来，很大意义上说掌握在自己手里。了解一个人越多，和一个人交流越频繁，情感上越难割舍，这是人之常情。对学生而言，给资助人写信，一方面可当作练笔，另一方面也能开阔视野，激励精神，有百利而无一害。当然，我们倡导的是自然而然的感情交流，而不是什么功利的曲意逢迎。

和浦老师就这些问题边走边聊，不一会儿，一中到了。靠昨晚认识的老师帮忙，我们很顺利地找到了一中负责“一对一助学”高一年级的联络人杨红英老师。杨老师很负责，早准备好一个文件袋，里面装有受助学生写给资助人的信件，交由浦老师统一处理。（由于信件衔接总出现问题，又始终查找不出通信不畅的原因，近期才改为来往信件由专人统一处理的模式。）

据杨老师介绍：助学计划高中1400/年，按700（学费）+700（生活费）的标准发放，但实际上每一学年的费用是不固定的，比如高一今年的学费就高达九百多元，缺口两百多元由学生家里自行补足。受助者都是各班按名次选出来品学兼优的特困生，到现在，学期都快结束了，还有两名学生没有缴齐。其中一名学生承诺下学期补，另一名女生家庭实在太困难，怎么也筹不到这笔钱，如易跟着杨老师去这位女生宿舍了解情况，而我则留在办公室，继续和高二年级的联络人郑继文老师交谈。信天关于通信不畅问题举例指出的吴美刚同学刚好在郑老师的班上，郑老师介绍了一些他的情况：郑老师所带的班是高二尖子班，吴美刚同学以前总在前二十名，这学期身体不好，落后到了第三十六名（全年级五百人中的五十多名），这个学生又极上进，思想压力大，神经愈发衰弱，近来精神也不大好。正说着，吴美刚同学被找来了。这是一个瘦削而木纳的男生，肩膀上无形的压力把他挤压得愈发渺小，连走路都轻飘飘的。话少，但能看得出自尊心和上进心都极强，对自己面临的生存压力不置一词，对学习落后的担忧却溢于言表。仔细想想，学习压力何尝不是生存压力，对一中的特困生们而言，除了在学习上力争上游，再无退路。人生的转折点，他们有且仅有、唯一的一根保险索，便是刻苦攻读，考上大学。也因此，学生面临的学习压力比城市里还大，从早到晚的苦读，没有任何课余活动和课外爱好，这样的学生哪怕进了大学，也只是个不合群的书呆子，可以想象，在当今多元化发展的社会里，他们将如何手足无措。但他们没办法，学校也没办法，象从狭小的岩缝里奋力长大的一棵树，姿态优美与否不重要，重要的只在于：我立住了。

这时候，如易和杨老师也回来了。杨老师继续介绍生活费的发放情况：大致150元/月，学生从杨老师这里每领走一百五十元钱都会签一个名，直到把七百元生活费领完，基本可撑完五个月。即便这样，考虑到县城的物价指数远高于山村，一百五十元维持一个月的生活，按杨老师的话说：“相当紧，相当苦。”

接下来是民中，民中原名宁蒗民族中学，由于江苏海安县这些年持续派出多批教师支教民中，学校为表谢意，将名字改为宁海民族中学，并在校园内立碑留念。

民中的条件不如一中，可以看得出校园正在大力建设中，连逸夫楼都有，但细节方面还很杂乱，给人匆匆上马还没理顺的感觉。

民中老师的介绍与一中两位老师基本一致：受助学生都在尖子班，学习刻苦，品德也好，很感激资助人云云。这自然是些空话套话，可不说这些又说什么呢，站在老师的立场，不管我们怎样说明来意，他们都把我们当作是资助人方派来摸情况的，唱赞歌是第一反应，也不过想为自己的学生多争取一些资助名额，老师们不容易！

真正让我们感觉到发自肺腑感激之情的，是漫步轻灵资助的一名高二学生。当如易拨通漫步的电话，问他可愿意跟李雁阿姨讲几句话，他很用力地点头，拿着电话径直走到一个僻静角落。远远地，我们听不见声音，那无言的背影却蕴涵无穷，他小心翼翼手捧电话，耳朵紧贴着话筒，良久，良久……我按下快门，定格了这一刻。

从民中出来，浦老师直接拦了一辆中巴车，问司机去不去战河？这辆车本是一元通价跑县城的，司机一看我们有三人，又是长途（15元/人的票价），当即决定跑一趟，便把一车短途的劝下了车，他们竟然无一例外配合了——没有怨言，面带微笑地！当地人随遇而安的性格给我留下深刻的第一印象，并将在以后不断给我惊异。

战河乡离宁蒗县城约一个半小时车程，路况不错。中学建在一个山坡上，除迂回蜿蜒的盘山路外，另有许多人、畜走出来的垂直捷径。大小路径汇聚高处，居高临下的学校建筑有了几分“山寨王”的威严。

浦老师事先电话联系了战河中学的校长，等我们爬上山坡，校长和负责“一对一助学”的联络人浦礼鹏老师已迎了出来。这么巧，又是一位浦老师，没错，他也是红桥人，浦理智老师的远亲，毕业于大理师专，洋溢着年轻人特有的朝气，工作认真负责，让他来做这个联络人，再合适不过了。

战河中学目前有两批（第31批、第48批）共五十多名受助学生，浦礼鹏老师把大家召集在会议室开了个会，统计结果，多数人没收到过资助人的来信。这个问题确实蹊跷，学生写了信，资助人又没收到，学校负责老师则保证并无扣押信件现象，而我们短暂的走访也不可能查明原因，这个谜团于是一直无解。（之后，我个人也有猜测，有反思，留待以后详述吧。）

会后学生、校长、老师，还有我们一行三人，在操场合影留念。从此成为走访学校的必要模式，新近爱上摄影的浦老师对拍集体照这个环节很重视，“否则怎么算到过这个地方呢！”他说。

此时已过下午两点，校长却非要留我们吃中饭，开始我和如易坚决推辞，可浦老师说，当地习俗就是这样，家里再穷也得留远方来的客人吃顿饭，否则就是不给他们面子了。联想起在北京信天嘱咐这一路除我们自己和浦老师的路费住宿费由我们负担外，当地人若留饭，不用过分推辞、入乡随俗的话，便不再坚持。没想到，这也形成了一个惯例：每到一个乡，每到一所学校，必然参与对一只鸡的消灭战役。当我食不甘胃端起一碗鸡汤，不禁一遍遍在心里骂自己：“你这是做什么？助学行动？不如说灭鸡行动吧！”

在贫困山区吃喝的行为让我不安，却也带给我们一些便利。饭桌上的中国人是最好沟通的一群，此后我发现，了解情况的最佳地点恰是这一张张热闹的饭桌。氤氲水雾笼罩下，一种亲密无间、畅所欲言的气氛自然而然形成了。比如战河中学的校长，学校里的他，总得摆出为人师长、道貌岸然的派头，饭桌上几杯酒下肚的他却生出些许颓意，意兴阑珊地表示这个工作没意思，在这里太辛苦。这才是一个普通人真实心理的自然流露，我们不能要求老师们就一定得有奉献精神，有扎根山区的决心。乡村老师也是人，吃五谷杂粮生存，被七情六欲左右，受升级调薪支配。也正是出于这种人之常情、将心比心，校长接着说：“可有时想想，城里人能大老远跑来关心山里的孩子——又跟他们无亲无故的——也很欣慰。”

饭桌上的“主讲人”是浦礼鹏老师，他介绍说，分来战河中学工作三年，亲眼见证了学校发生的许多变化。以前学校的校门有半人高，为了防牲畜，人进出都得攀爬，极为不便；以前上山的路泥泞得车都不愿上来；以前食堂顿顿吃土豆……

现在嘛，修了新校门，还修了一间门卫室专人看守，牲畜冲进校园的事件被彻底杜绝。路也修好了，学校陆续建了几栋新楼，校园面貌大为改观，食堂也分成了教工食堂和学生食堂。

我问：“教工食堂和学生食堂有什么区别？是不是教工的饭菜质量要好些？”

浦礼鹏老师回答说，学生食堂还是顿顿吃土豆，教工食堂多样化些，其中素菜0.50元/份，瘦肉2.50元/份，肥肉2.00元/份。学生也能上教工食堂打饭，只要经济能力许可。明年，学校还将把食堂承包出去，形成竞争态势，争取为师生们提供更价廉物美的饭菜。


关于住宿：目前学校宿舍紧张，基本两人挤一床（就是那种有上下铺的单人床），浦礼鹏老师班上有19名女生，住一个大间，挤在5张上下铺里。他形象地描述：“晚上去查夜，推开门，一股热气扑面而来。”由于窗户钉死的不能打开，只好把窗玻璃打破透透气，所以女生宿舍的窗玻璃没有一扇是完好的。


为什么会有查夜制度？浦礼鹏老师说，彝族地区民风彪悍，学生顽皮难管。晚上会偷翻出校，去酒吧，去上网。执行严格的查夜制度以后好多了，以前老师们还满山遍野追学生呢！只不过这样一来，可辛苦了班主任老师，早晨6:30和学生一起起床，监督学生上早自习；晚上11:30查完夜才能休息，这里没有什么八小时工作制。战河当地闭塞、贫穷，酗酒现象严重，晚上治安不太好，老师很少出校门，生活的枯燥苦闷程度可想而知。


关于放假：九天放半天，一月放三天。因为许多学生家住很远的山里，不通车，来回就要走上两天。而老师们甚至连一月回一次家都不能保证，因为师资力量不够，轮班倒，常常两到三个月才能回家一次。浦礼鹏老师已经结婚，妻子在大理，现在小夫妻过着牛郎织女的生活。

学校现有电脑46台，能上网的仅有几台，且网速很慢。浦礼鹏老师把自己的QQ号和E-mail地址留给了我，希望以后联系起来能便捷一些。

学校同时还有别的资助计划，比如帮我们拍集体照的一位老师是从安徽过来的，属于“守望春天”计划。学校里还有几位团中央派遣的西部志愿者，其中一位已调去乡上，还时常回学校来看看，中午跟我们一起吃的饭，言谈举止，已在当地混油了的样子。

返程路上，我们顺便去跑马坪中学看了一圈。对我们顺便，对司机和车上其他乘客可不“顺便”哪，我因此有机会再次“领教”当地人的气度：司机很热情地停车，乘客毫无怨言地等待。如果说真有两个世界，那么不是路途，不是大山，不是任何物质的东西隔离区分了我们，而是观念。我猜想，定义时间的标准，山里山外两个世界，没有交集。

虽说等待没有怨言，并不表示不好奇。等我们再回到车上，大伙的话匣子全打开了。听说我们是来走访学校的，众人纷纷回忆起自己小时候翻山越岭去上学的苦境，那时的完小、中学更少，要读书都得走很远的路。我望着车窗外朦胧的细雨，细雨下在山中盘旋的公路，心想：它见证了多少双稚嫩的脚板日复一日，被磨成粗粝？

晚上回到宁蒗县城老浦家，翻开日记本，回想这一天的行程，不知为什么，首先闪现在脑海中的，是战河中学摆满校园的一盆盆鲜花，有学生种的有老师种的，花盆上还写着主人的名字。正如希梅内斯在《小毛驴与我》中写下的诗句：

“这花只有几天的生命，却在记忆中存到永恒……我愿意献出一切给秋天，来换取这朵神圣的花，好让她天天为我们的生命树立单纯的典范。”

 

2007-06-11：宁蒗县城--西川
回想西川之行，不得不承认：这是一次草率的走访。
也正是从这天起，我开始怀疑走马观花究竟能看见多少东西，“看见”的和现实存在的，能不能划等号。

如易和西川中学的李校长在电话里打过好几次交道了，因为她曾支教的沙力完小隶属西川乡，为打听昔日学生的升学情况，她给李校长打过几次电话，每次这位校长都喝醉了不能讲话，如易说起这事，又好气又好笑。漫步在《走近助学，走近孩子》一文中提到过的女孩杨学英如今也升入了西川中学，如易想先打听一下她在哪个班，明天我们去好见上一面，于是又拨通了李校长的电话，没想到这位校长就在县城，并且又在喝醉的状态，语无伦次什么也问不出来。如易挂断电话，我俩相视一笑——是苦笑。西川中学还没见着，就被蒙上了先入为主的一层阴影。

哪怕不断提醒自己不要带着成见看问题，主观都是难免的；哪怕打开所有门窗，一所房子也仅有一个视角。夏多布里昂曾写过一段悟道之语：“每个人身上都拖带着一个世界，由他见过、爱过的一切所组成的世界，即使他看起来是在另外一个不同的世界里旅行、生活，他仍然不停地回到自己身上拖带着的那个世界里去。”我承认，此后的西川行，主观引导（抑或是误导？）着客观，客观仿佛也印证着主观，我身后拖带着的那个世界，如影随形，从未稍离。笔下的记录，或许只是一场属于我自己的”傲慢与偏见“。

早八点，浦老师的电话就来了，通知我们：西川中学的校长正好有车回，同车还有记者下去采访，我们可以搭便车。未曾谋面，便有了所谓的“第一印象”，打开车门，一位把副驾塞得满满的胖子热情地向我们打着招呼，浦老师介绍说：“这位就是李校长。”

李校长，普通话不太灵光，长期喝酒留下的肿泡眼，挺着大油肚，和我想象中清矍淳厚的乡村中学校长相差甚远。也许当地人有当地人的活法，有他们自有的乐趣，包括喝酒。我刚来几天，还不能了解到他们的生活方式。

去西川的路每况愈下，从柏油路面到弹石路面到泥泞的土路，摇晃间，话语沉默，鼾声升起——李校长，睡着了。这时山上起了浓雾，又一直下雨，弯急、路滑，车里的人被甩来甩去，强迫的“健康舞”似乎没有尽头……三小时后，我们到达了西川乡。

浦老师一早告诉过我：只要在路边看到砖瓦房，一定是学校没错。西川中学建在一个山坳里，和周围低矮的木楞房相比，算得气派；跟昨天走访的战河中学相比，却处处显得简陋、寒伧。尤其校园建设这块，杂乱无章，连块象样点的花圃也没有。厕所粪便堆积成山，蛆虫满地，无处下脚。这种环境下，要讲究什么卫生，无异痴人说梦。

我刚在这样的厕所经受了一番考验，走出来，远远望见如易好象摔倒了，赶紧跑过去，这时候，几名学生已七手八脚架着她，把她扶到了教学楼墙边靠着。可如易站不稳，身子直往下坠，眼睛只看见眼白，这可把我和浦老师吓坏了，赶紧指挥学生们把她扶到学校门口的小卖铺躺下，那里有一张破旧的沙发。

李校长和老师们也赶过来，他们和浦老师都认为情况严重，得叫救护车。如易强打精神说不用，躺一会儿就好了。我连忙掏出早上出门前匆匆塞进包里的一袋牛奶，让如易喝下，猜测她这可能是低血糖的症状。在丽江，如易刚经历了一场高烧，身体还未痊愈，就和我一起来到宁蒗，山区多变的天气让她的病情又有所反复，夜里开始咳嗽，我一直担心她的身体，劝说她早点返回丽江休养。可如易坚持此次的西川行，我也能够理解，毕竟，这里留有她的回忆，她牵挂的学生们。早晨走得匆忙，她又没吃饭，西川海拔高，天气寒冷，路途颠簸，以上原因加在一起，瞬间击垮了身体的抵抗力。我相信一个有着在沙力完小支教俩月经历的女孩身体素质是过得去的，也没有所谓的娇气问题，可恰巧诸多因素让此行的如易显得“娇弱”，给浦老师他们留下深刻印象，之后的行程，一到饭点，他就开始发表“人是铁饭是钢”的宣言，谆谆教导我要好好吃饭，还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形容饮食方面的“城乡差别”：“我们吃饭是在养命，你们吃饭是在吊命！”

校长安排小卖铺大嫂（也是教工家属）照顾如易，我们按原计划召集受助学生开会。这一乱，李校长体内的酒精分子好象也彻底挥发了，当我再次问到杨学英的问题，他思路清晰，雷厉风行派老师帮我找到了杨学英，一起来开会。

西川中学的受助名额属“一对一助学”的第34批，总共只有二十五名学生（集中于初一、初二年级），而杨学英的资助款，由小学直接带来（漫步资助），不属于第34批范围内。

学生家大都偏远，回家一趟，长的要走七、八小时，短的也需三、四小时。因此西川中学的放假制度分大、小周，也就是说：每两周放假三天。

学生住校所需生活费是64元/月。助学计划提供的300元/年，平摊下来（去掉假期）差不多是30元/月，34元的差额由学生家里自行解决。李校长介绍说，受助学生会自发捐助10元出来，帮助更困难的同学。而70-80元/学期的学杂费用，国家已负担。

西川地区除彝族外，多普米族。普米少女很漂亮，却又极腼腆，看见镜头，脸就恨不能全埋进课桌里，又忍不住偷看，眼睛扑闪扑闪，晶莹剔透，每一位都象没有翅膀的天使。

和宁蒗其他地区一样，这里粮食的主产只有两样：洋芋（土豆）和苦荞。近年来引种了经济作物花椒，当地人家经济状况大有改观。据杨永宁老师介绍说，西川乡花椒卖得最多的一户年收入可达万余元，一般家庭也能有个1000-2000/年的收入。这一千、两千的收入听上去不错，却用辛苦劳作才能换来。花椒枝刺手，很难采摘，每天能摘个十元左右就不错了。联想起在战河了解到的，战河近年来也引种了经济作物白芸豆，看来土地贫瘠与否也是相对的，它们最需要的，是“袁隆平”们的慧眼发现。

会后，我专门把杨学英留下来，问她想不想李雁阿姨，小姑娘清澈的大眼睛里一下漫上一抹雾气，又是羞涩又是急切地点着头。对初二年级的学生来说，她的身材太瘦小单薄，手冰凉，这么冷的天，却只穿了一件薄薄的外套（而且是她唯一的一件外套。）

如易这时候也好多了，杨学英曾是她的学生，师生见面分外欣喜，我俩要小学英带我们去她宿舍参观参观。一路上，询问她的家庭情况，说到妹妹去年的病逝，学英的头微微低了下去。这个父亲早逝的家庭，雪上加霜，如今只剩下妈妈、弟弟和她三人。弟弟正读小学六年级，全家收入主要靠母亲种地、养猪。小学英还懂事地说：“家里养了两头猪，几只鸡，还过得去。”

中午，我和如易从例行的“灭鸡行动”中开小差出来，在乡上的小卖铺给杨学英买了两件厚衣服，一些糖果、饼干，另每人给她一百元钱要她交给母亲补贴家用。一百元的数目实在不多，问题多少算够？哪怕我俩把钱包掏空，也无济于事，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学英家的贫穷问题。再者，恰逢期末备考的关键时期学校不放假，放过多现金在小孩子手里也未见妥当，信天的文中提到过，现金在农村是相当敏感的问题，我们不想节外生枝，给小学英惹上其他麻烦。

饭后，浦老师带领我们顺便去河对岸的西川乡中心完小转了转。小学的整洁和绿化程度，却出乎我们的意料，看来，领导是否有方，直接决定了一个校园的精神面貌。

回程我们包了送李校长过来的一辆红色吉普，100元。司机有些经济头脑，买了消防队淘汰下来的旧车跑运输，原本说好第二天继续包他的车去烂泥箐，可当天晚上他打电话给浦老师，说自己喝醉了，明天恐怕去不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地民族好酒，李校长也在我这里得到了初步“谅解”：彝族地区本身有好饮传统，当地人个个爱喝酒，民风如此，不是一个人、朝夕间就能改变得了的，莫非在喝酒中他们体验到了人生的另一种乐趣，一种快活，抑或一种解脱？

当晚，如易咳得更厉害了，决定不再强勉，明天返回丽江。接下来的行程，就剩我和浦老师两人完成了。正在这时，浦老师打来电话，问我们去不去县教育局大院打乒乓？这个浦老师！还真如他自己所说，爱好广泛，又是乒乓，又是篮球，又是足球，再加上养兰花和摄影，浦老师眼中的生活总充满着活力和美，典型的天塌下来当被盖的乐天派，在我们一路不停的交谈中，与其说我启迪了他，不如说他感染了我。

老浦和浦老师几乎前后脚迈进院门，一个因为运动而神采奕奕，一个因为喝了酒而精神亢奋，俩人争先恐后打开了话匣子，使我们有机会乘时光机器返回多年前——信天初识老浦的一刻，所有的故事从那里开始……

那时候，浦小妹还没出嫁，老浦家的家庭旅馆由她经营着。一天，正在上班的老浦接到一个电话，说家里来了一个奇怪的人，带着一辆自行车，说身上没钱了，能否先赊住几天，等钱汇到了再结清？老浦赶回家，了解到这个人独自骑车从北京出发，走过了内蒙、新疆、西藏等地，辗转到了宁蒗。此人也还面善，不象坏人，当即拍板：别说几天，住一个月也没问题。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怪人不是出门上网，就是高声在院子里朗诵他写的那个什么游记，还问老浦写得好不好。几天后，钱汇到了，帐目结清，怪人也就离开了。

第二年的某一天，老浦又接到浦小妹的电话，说那个怪人又来了。这一次，他怀揣着两万四千块钱，说是去年骑车路过西川乡，看见下面的一所村小太破旧，今年特地带着钱来帮忙重建。本想着送钱上门修学校，会得到当地人的大力支持才对，没想到当地人狮子大开口，又是误工费又是材料费，花了两千四，只建起了一个厕所。怪人愤而离开，同时也意识到：没有当地人的帮助斡旋，办不成事。于是他想起了老浦，认为他是合适人选。

老浦想，建学校，是好事呀！可在哪儿建呢，他也没谱。他首先想起自己家乡翠玉的村小，自己就从那个学校毕业，对那个学校低矮昏暗的教室，每个座位下被脚磨出的两个深坑一到雨天变成两个水坑的痛苦记忆犹新。于是决定先翻建自己的母校，对建学校毫无经验的两个人冒冒然出发了。

老浦家乡的学校修了四个月，刚开始的时候，不要说村里人，连老浦自己也不大相信有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情。挖地基的时候，村民让怪人先拿出四百元做个保证，才敢开挖。这两万多元的“巨款”在怪人建行的帐户里，当老浦陪着怪人回县城转帐时，告诫村民：“原先的土坯房千万不能拆呀！拿不到钱，学校又被拆除了，这责任我可负不起！”

当时宁蒗县城只有农行，怪人于是乘车去永胜县取钱，老浦心里又是一番七上八下。等怪人从永胜回来，钱打进老浦帐号，他这才给村民打电话，明确指示：可以动工了。

最开始的运作方式是怪人出钱买材料，村里每户出劳力出木料出牲口。恰逢雨季，修修停停，总没个完。收尾阶段，村里人都散了，最后的材料是老浦和怪人自己背进去的（当时公路还未修到村子边上来，还有几里的土路需步行）。就这样，怪人带来的两万四千元，扣除修厕所花去的，建学校共用去两万四千八，不足部分由老浦个人补足。

第一次的合作有许多缺憾（比如只建了教室，没有围墙，没有操场），却也打下了珍贵的信任基础，从这里开始，学校越建越多，到如今，已达一百零一所。

我们当然知道，当年的“怪人”就是信天谨游，如今已成规模的助学活动，源起于一次偶然的投宿，仔细想想，其实也包含了必然。必然，有一个骑自行车的旅行者会来到宁蒗；必然，他会遇到一个热心的当地人；必然，向往自由的心灵会厌倦城市生活的浮躁，把目光投向旅途中给予抚慰的大山；必然，大学梦灭的遗憾会促使一个在官场沉浮的中年人放下利益得失，为改善家乡的教育状况无偿付出……受助者和施助者，你们彼此需要，所以你们必然相逢。

老浦进一步谈到，修建学校他们也是摸着石头过河，逐步积累经验，调整做法。一开始村上出劳力包石包料的实施方式，由于农村已不是原先的生产队制，人员很难调度。各家情况也不一样，有的村民家没木头，连门板都卸下来了，还凑不齐分到自己名下的木料数。况且，不是每家每户都有孩子读书，平均摊派难免引起没孩子读书人家的抵触。后来，随着资金来源的日渐宽裕，信天他们跟捐助人商议承担这笔石头木料费用，折成七、八千元左右，打进建设成本。到现在，信天的一个好伙伴捐助了发电机、柴油机什么的，老浦说，要是能再添上一辆运输车，“信天施工队”就很成规模啦！

学校建起来了，学生读不读得起书还成问题，“一对一助学”计划应运而生，开始也由老浦负责，随着活动规模的扩大，老浦精力不济，于是想到了另一个热心人浦老师。

浦老师这时候插话说，老浦第一次找他，要他在红桥中学拟一份特困学生名单的时候，他还不太相信，寻思：这些外乡人钱多得花不完了？！转念一想，自己作为老师，每年也要帮学生垫付许多医药费、学杂费，从来有去无回。这样也好，起码不用自己垫付了！直到有一天，从发下来的资料里看见自己的名字后面被注明——浦理智（一对一助学宁蒗地区联络人），才知道自己担当了重要角色。”

浦老师，您真可爱！不粉饰太平、不故作崇高，做好自己份内事，快乐度过每一天，就是您教给我，最重要的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