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自古至今，临夏没有什么工业，几百万人口主要依赖土地生活。共和国新政权急需发展农林业的人才，父亲是难得的林业大学生，当然要用在最适合的位置。1952年夏，一纸调令，父亲由三家集来到临夏州种子站，成为临夏第一代农林专业技术人员。到“文革”被打成“当权派”之前，父亲先后担任了州种子站副站长、州农业局副局长、林业局副局长、太子山林业总场副场长等职务。尽管由于不是共产党员，从没有担任过正职，但在每个单位，始终是专业权威，工作有办法，说话有份量，颇受同事尊敬。

父亲的这段岁月，可谓春风得意。少数民族的非党员干部，原本是官场上的边缘人，可阴差阳错，竟然成为临夏地区的新中国第一代高级工程师，30岁就进入了县处级干部的行列。而且，还以全国少数民族第一届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到北京受到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的接见。临夏州到省城搞临夏农林产品大型展览，在各县搞大面积养鱼试验，编制全州林业建设长远规划，都是父亲担任总负责人。父亲还经常陪同州委书记州长甚或省上领导赴大江南北开会，下各县乡检查指导工作。

父亲的确让我们这些儿女骄傲。他不仅能写各种文体的文章，而且还有一手好书法。他既精通汉语，又粗通英语、俄语，既是林学农学专家，又懂得许多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他退休后同我谈起中国历史、世界地理、哲学和当今政治，滔滔不绝，我这个所谓的本科生、厅级干部当他的学生似乎都不够格，只有老老实实听他指教。父亲喜欢看书学习，但也不是成天埋头与书本之中。年轻时，他是足球场上的常客，篮球队的中锋，曾代表州政府机关四处参赛。他爱好摄影，几次业务展览，他是主要摄影者。他也偶尔为自己和我们儿女照几张像，留下了不少珍贵的瞬间。父亲最大的业余爱好，也许莫过于中国象棋。“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给他罗织的罪名之一，就是“游手好闲，贪恋下棋，每个星期天都在棋院混日子”。因为痴迷下棋，母亲常常嗔怪父亲丢失了随身钱物，忘记了回家吃饭。父亲下棋也没得过什么响当当的冠军，可无论是在州政府机关，还是在老家三家集，他是大家认可的“高手”。只要他到棋盘旁，不少棋手就会主动让贤。父亲也当仁不让，马上就同对手“打杀”起来。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吃皇粮的官员分为三个等级。地级职务以上为高干，乡村以下为初干，县处级无论正副职均为中干。当时国家经济状况不佳，衣食住行许多方面都实行配额制。我记得母亲手持父亲的“中干”供应本，每月都能买来一块羊肉、两斤黑糖、一包茶叶，还有几盒“恒大”牌香烟什么的。虽然数量不多，但在当时，这是平民百姓难得一见的奢侈品。当然，除了香烟是父亲在单位上应酬用，其它的好东西，母亲都保存起来，专门给我的祖父母食用。我和大哥的奢望，不过是母亲给我们嘴里抹一点糖稀，以及吮吸羊骨头上的香味——骨头上的肉早已被母亲剔得干干净净。

在我的记忆里，祖父母是我们家的绝对权威。我们平时受母亲管教，母亲对父亲百依百顺，而父亲对他的父母则是有言必从。除了吃饭，我们平时很少看到父亲，成年后才知道那时父亲不是在单位加班，就是常常到外地出差。放学回家，只要发现家里有父亲，那么当天肯定有好吃的东西，因为父亲是不会空着手回家见我的祖父母的。祖父母吃肉，我们就有肉汤喝；祖父母吃点心，我们也能尝点点心皮。如果父亲回家后又走了，那么祖父母还会把我们唤到他们身边，将手中的好东西分出许多让我们分享。可父亲只要在家，我们是不敢去祖父母屋中期盼的。父亲常常给我们说：“阿爷奶奶老了，吃不了多少日子了，你们吃好东西的年间还多着呢。现在吃饱馍馍和饭就成了。”我们虽然嘴馋，但觉得父亲的训诫句句是真理，不能违反。

尽管父亲对父亲十分孝敬，但末了还是留下了终身的遗憾。祖母病危时，父亲正在湖北忙着调鱼苗的大事。等听到消息赶回来，母亲和我的叔叔早已将亡故的祖母拉回七八十公里外的老家，安葬在离清真寺不远的祖坟地了。父亲只赶上了伯父他们炒菜请客祭奠老母的 “头七”。

祖父在老家归真那天，父亲又出差在兰州，匆匆忙忙回去，要强了一辈子的祖父，已经被清洗得干干净净，用“克凡”布包裹着，再也不能睁眼看他骄傲的老三儿子了。父亲无意中走进隔壁房间，祖父就是在这里咽气的，房间还没来得及收拾，仍然是祖父生前的情景：屋里凉飕飕的，空气中弥漫着窒息的大小便味；土炕上没有毛毡，也没有棉褥子，隆起的土堆上铺着一条床单；炕角是一床破旧的棉被，上面污迹斑斑，几团潮湿处尚未干燥。父亲看到这一切，伤感的泪水喷涌而出。尽管父亲知道祖父患病，大小便失禁，常常控制弄脏衣裤，污染铺盖，但在如此的环境中逝世，他还是没有想像到。他责怪兄弟，埋怨嫂子弟媳，可最后还是悔恨自己，半年前竟然没有仔细考虑乡下的条件，同意兄弟们的要求，将病中的老父送到了老家！五十年后，刚强的父亲在乌鲁木齐谈起这段往事时，再次老泪纵横：“我永远忘不了你爷爷睡过的那个炕，忘不了那个臭气熏天房间。为儿女的让父母那样无常，还是人吗！”80高龄老人自责的话语，让我这为人父为人子的心灵颤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