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还能说经适房是“澡盆中的孩子”

雪里埋

记得前段时间，当经济学家茅于轼坚决反对经济适用房政策时，一度遭到众多网民和一些时评家的口诛笔伐。不过，现在是茅于轼先生正名的时候，一系列经适房丑闻的曝光让他逐渐赢回尊重，比如：郑州开发商在经适房地块盖别墅、武汉6个资格证号码相连的申购户离奇地全部摇中、重庆322套经适房交房8个月近5成出租等等，已经有时评家为自己的错误判断而向茅先生道歉。

这让人倍感悲哀：茅于轼没能靠力排众议的公开辩论赢得尊重，却要靠一系列既成事实的丑闻获得正名。这至少说明，有些简明的常识和朴素的逻辑并不是那么容易深入人心，以至于不得不付出沉重的社会代价来验证。其实，所有这些经适房的丑闻并非现在才发生，只不过随着经适房的深入推进而集中爆发罢了。而经适房存在的问题，几乎是经适房政策与生俱来的，可以说，不取消经适房政策，就无法解决经适房存在的这些问题。

但那些支持经适房者坚称：经适房再怎么效率低，再怎么滋生腐败，在住房市场化改革中起到的保障作用不容抹煞；且其多数弊端都可以通过完善制度进行修补、完善，不能因噎废食、一棍子打死云云。换言之，经适房就好比是那个澡盆中的孩子，在泼掉污水的时候，不能连孩子一起泼掉了。

然而，在一系列的经适房丑闻面前，谁还能坚称经适房就是那个“澡盆中的孩子”呢？这些丑闻只能证明一个结论，那就是经适房既无公平，也无效率。

从公平角度而言，经济适用房作为一种社会保障政策，在三个层面都显失公平。首先，社会最困难阶层并不能从中受益，因为最贫困的人群恰恰买不起经适房。与此同时，经适房占用的公共资源，又让本该大力发展的廉租房捉襟见肘。从第二个层面来说，在那些满足经适房政策且有购买能力的人群里，僧多粥少是一个客观事实。比如，武汉经适房丑闻中，中号率为1/40。供不应求的局面，让中号着犹如中奖，这对没有“中奖”者并不公平。从第三个层面来说，由于经适房政策在房市中人为制造“双轨制”，形成了寻租空间，这意味着谁购得经适房，就获得一笔飞来横财，因此导致其中的腐败层出不穷，一些不具备资格者也靠着权力和关系近水楼台先得月。也就是说，即使在中号者里边，也钻进来许多假冒者，受保障人群的机会和权利被进一步压榨和挤占。比如，在这次武汉经适房丑闻中，6个申购户都不具资格，而竟然通过了“街道办—区民政部门—区房产部门”的三道关口。

当然，有人还会说，经济适用房的弊端只在“权贵生病”，完全可以通过监督来解决。问题是，任何政策的执行和监督都不是免费午餐，而是需要成本的。在众多的社会政策和制度中，我们只能选择社会成本相对低而社会收益相对大的那一个，而不能书生意气只从良好愿望出发。显然，经适房政策不是最优选择，甚至不是次优选择，可能还是最坏的选择。因为它的监督成本太高了，因而效率太低了，这等于是对住房保障本不充裕的公共资源的巨大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