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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黍离》篇中“黍”、“稷”应为一物，都是谷子。黍，又是一种酒杯。谷子的种类比较多，此处也有可能是稻子，具体是什么无所谓，知道可以拿来酿酒就成了。
全诗三章，只有六字不同，究其本质，可以说只有两个词系、两条线：一个词系是关于谷子的，呈现了谷子的三个不同的生长时期：苗、穗、实；一个词系是关于醉酒的三个不同的境界或者层次：摇摇（脸红心跳的初醉）、如醉（觉得自己醉了的中醉）、如噎（不能自控的烂醉）。
两个词系有着或明或暗的关联：酒是黍酿造的，旅途中以黍这种酒器饮酒，饮酒、把玩酒器消磨日夜。但也有大不同，谷子的词系是向上的，醉酒的词系是向下的。谷子的词系是眼前景，是实物，一直是丰收在望；醉酒是精神层面的，是一种精神活动，颓丧无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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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民族一直是农业民族，农业丰收是其社会兴旺的标志。
那么作为总写的谷子茁壮生长的“彼黍离离”，呈现的是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而“行迈靡靡”作为醉酒三个层次的背景，显示的则是大臣个人日暮途穷的精神之旅。解开本诗诗义核心的关楗正在于如何解释这两条线的所构成的矛盾空间。
全诗三章，每章前四句是标准的诗经句法，中规中矩的，估计音乐也是很和谐的，重复的后六句大概是副歌，句子长短有变化，趋向无理性，估计音乐也该是变化，吸纳了殷商音乐（王风，王城的歌，在洛阳，朝歌附近）。
如果说前四句凸现了一位与社会格格不入的大臣形象，那么后面“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则是交代缘由。给出了两种意见，或者面对世俗世界的两类心态：知我者类，显然是少数派，也是保守派，对社会发展不敢苟同；不知我者类，是多数派，也是激进派，是社会发展的推动者。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应该是引语，是激进势力对大臣的不理解与排斥，引在这里还兼有自嘲的成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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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首诗，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以毛序为主。毛序说：“《黍离》，闵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郑笺：“宗周，镐京，谓之西周。周，王城也，谓之东周。幽王之乱而宗周灭，平王东迁，政遂微弱，下列于诸侯，其诗不能复雅而同于国风焉。”
还有二种说法比较离奇了：“《黍离》，新序云‘卫宣公子寿闵其兄伋之见害而作。’盖本《鲁诗》。……《韩诗》云：‘《黍离》伯封作，伯封，尹吉甫子，伯奇之弟。尹吉甫信后妻谗，杀伯奇，伯封作《黍离》之诗’”。当然这二种说法均被否定，且没什么参考价值。如果有价值，则是再次映证了“诗无达诂”一语。
关于《毛序》的意见，古人也有疑问之的，疑点有二——
一是宗周虽被戎狄灭之，但是国家重器（所谓禹王留下的九个青铜大鼎）并未损坏，并被收回；宫室也依然，并未成为田亩。
一是“知我者，谓我心忧”的忧，忧的是未然之事，所以才不被人理解，如果是已经发生的事，当然人人皆知，怎么会有截然不同的两种意见呢。
第一疑问可以否定毛序意见，第二个疑点，倒是有助于我后面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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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来看另一首诗，箕子的《麦秀歌》（又名《伤殷操》）：
麦秀渐渐兮，
禾黍油油；
彼狡童兮，
不与我好兮。
前两句写实，是大田作物茁壮生长的景象，乐景哀情，因为殷商故国已是周天下。后两句是对纣王温和的指责。他们是兄弟，箕子曾经劝纣王勤政，纣王不听，箕子于是退隐。武王革商后，曾经访问他，他把治理国家的方略都贡献给武王，但是拒绝了武王请他做官的邀请，去了东边，建立了朝鲜，但是偶尔回中原看看，《伤殷操》应该是回到中原后所作。
“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
白话的意思是：那个小子，不与我为伍。
表面看，《伤殷操》在起句对《黍离》有直接影响，因此在谈论《黍离》之悲时，难免不受《伤殷操》的诗义困扰，得出相似的意见。
但还是忽视了，“彼黍离离，彼稷之苗”并没有“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所潜在的哀情，而是纯正的兴旺气象。也就是说两诗有着本质的不同。《伤殷操》在当时一定十分流行，后出的作品沿用、套用名句的情况在《诗经》和《楚辞》时代并不鲜见。因此而判断诗意雷同则未免武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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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到本诗的核心上——前面所说的两个词系所形成的矛盾空间究竟蕴涵着怎么的意义？如果是个体精神与社会文明的冲突，那又是什么样的冲突？对毛序的说法，虽然已经否定，但我还是有所保留的否定。因为我以为毛序的小部分内容来自遥远的历史传说，是可参考的；大多数内容，那些出自毛亨本人的解说，基本可以放弃。在这里我觉得可以保留了两项内容：
“《黍离》，闵宗周也。”
“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
第一条是可以保留的；第二条部分保留，把宗庙宫室变禾黍之意去掉。那么我们可以得到这样印象：大臣，也就是诗人因为公务回到故地（也就是宗周，文王为入主中原迁都于是。对诗人而言就是革命圣地吧），物是人非，只有禾黍如故，于是作是诗，闵宗周也是闵自身吧。但是诗意的背景仍然庞大繁复，得做一节专门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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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地说周民族是西域民族，它为入主中原做了漫长的舆论上、文化上、物质上的准备。其想法应该从文王之祖父公亶父从豳地跑到周原壮大势力以后开始的。然后文王的父亲王季和文王昌开始实施这个计划。其部族也开始沿渭水向东漂移，最后到镐京，也就是宗周。并在宗周完成了入主中原的全部准备。
舆论上，他们宣称自己原本是中原人（见《生民》一诗），是华夏人，从中原来到西域。
文化上，他们数代人都和中原纯正的夏舜的贵族苗裔联姻。这种联姻并不是强强联合的政治婚姻，而是为了吸取学习夏代中原文明的文化联姻。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与社会运动，周民族终于达到了孔子所仰慕的文明极致—— 子曰 ：“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换句话说，周民族已经比商民族更像是中原人了。
也就是说作为我们念念不忘的中华文明的鼎盛与完美极致，仅仅体现在宗周这个地方。这样的自上而下，铭心刻骨的文明，也在公元前1046，武王革商以后趋向没落和破碎。又过去了500多年，孔子在中原感叹礼崩乐坏，要克己复这个礼的时候，孔子并不知道文王的子孙一走出宗周，这个完美的文明之礼乐就已经开始了漫长的崩溃之旅，只是很多人并未察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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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专家说，周民族实际上是西羌族，我见过这种说法，但是并不关心之。我甚至可以说周民族是犹太人。因为那些种地的犹太人有个一成不变的约法，就是你收割自己的土地时，一定不要收割干净，好叫那些无力种地自养的孤寡老人儿童妇女有机会到你的地里捡拾五谷，你的长工在前面收割，那些人可以跟在后面拣麦穗，地主长工都不得驱赶。那么周民族恰恰也有这么一条约法，并且写进歌里，以此为荣。
不仅不能驱赶，也不能赠送，你只能遗留在田间，由对方自己捡。周民族的确也可以和犹太人比较一下，印象中有这样几点可比性。
①、盟约：耶和华一直和犹太人有盟约，犹太人总是背信弃义以后又归顺耶和华
这是神和人的盟约；周民族一直和周围部落有盟约，也是背叛之后再重新盟约，这是人和人的盟约，但是周族长以神之子自居
② 诗篇：大卫是唯一的诗篇作者，这是权力，因为只有大卫能够与耶和华沟通；诗经的作者就没有这种特权了。写作在犹太人那里一直是先知的特权
③ 婚姻：犹太人，摩西十戒里只有男子有休妻的权力，女子没有，但是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规定，女子也有解除婚姻的权力，周民族也恰恰是女子可以解除婚姻，所谓的弃妇诗，有相当一部分，是女子觉得男子喜新厌旧了，就主动解除婚姻回娘家去了。
④ 归宿地：上帝指给亚伯拉罕流着奶与蜜的迦南之地，成为犹太人一百多年苦斗的居住地；周民族则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主动认祖归宗入主中原。
应该还可以找些相同和不同的地方
我们可以说周民族已经进入了后旧约时代，解除了自己与神的关系，如果他们曾经和神相处得不好，他们终于学会了和人相处，需要记住的是，这样一个人与人之间和谐的关系，出了宗周时代就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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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除了要确定“闵宗周，悯自身”的关楗内容，还要推测作品产生的时间和作者为谁。
从前面看《黍离》晚于《伤殷操》，那么《伤殷操》时间大致可以确定：
公元前1046年 武王革商 并会见了箕子，箕子谢绝聘任后即离开，去了东边。两年后武王去世。大概又过去15年左右，箕子重返中原，此时周天下已经固若磐石，在此之际做《伤殷操》的可能性非常大。
考虑到当时的成句、名句因袭基本发生在同代或者同代稍晚一点的时候，那么可以说《黍离》在《伤殷操》之后的三五年间完成，因为它流行于文人雅集之上，所以流传效果显著。
但是，一定是《黍离》接受了《伤殷操》的启发吗？
我个人倾向于《黍离》启发了《伤殷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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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五国风中，属于主流正统的大概有四国国风：周南、召南，王风、豳风。二南不用说是正统是经典是样板，豳风7首，大概属于商末和周初的周民族古典音乐，和经过周公整饬后的民族音乐。王风是周民族去了兴建的成周后创制的音乐。武王之后，召公持政宗周，周公持政成周。这两公矛盾比较大，后来又和解了，史家都说是因为周公率先写了给召公表明心迹的信，感动了召公，于是二人和解。
召公是周公的叔叔，这俩人的矛盾史家传说是因为武王——也就是周公的哥哥去世后，因为天下未稳，太子年幼（14岁了），周公强作摄政王。成王、召公，大家都不满意，有意见，觉得周公要做天子，篡权啊，野心叮当响。成王和召公虽然隐忍不发，东边的殷商遗民国卫国国君——纣王的儿子武庚挑逗监管他的三监，都是周公的弟弟也叫三叔，联盟东边诸侯造了周公的反，名义上是扶成王上位，实际上就是武庚要借机恢复王国吧。周公东征胜利，巩固了周天下，然后请成王登基。周公执政有7年。这些不说了，因为我关心的是另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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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公文武双全，一直是文王、武王的得力助手，深得二人倚重，也的确留名青史；
② 但德行未必深孚众望，至少在亲戚之间，不是很被热爱的样子，但是他的势力和能力一样强大；
③ 弟践兄位，在当时并非什么大逆不到的事情，周公不做天子，也许只是格于形势所迫，或者为了长治久安实施他创设的嫡长子继承制；
④ 周公显然是拓土安邦的急先锋，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激进派的代表，但是也是周民族先进文明的代表（咱不讲三个代表）；
⑤ 在拓土安邦、发展经济与如何保持本族文明的完整性的矛盾中，他大概是鱼与熊掌都要的人，只是先着手了前者，这也没什么不对，周民族苦学中原文化形成的文明在中原实施，怎么看都是龙回大海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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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有很大一部分人满足于此种文明而忘记了为什么要学习建设此种文明，而周公没有忘记，建设所谓的中原文明只是为了入主中原。
这看上去比犹太人入主迦南大不一样
犹太人说这是神赐予我以及我子孙后代的地方，当地人不容纳他，他就打人家，当摩西带领100多万犹太人逃离埃及后，他们根本无力进入迦南，在迦南周围的旷野上游荡了40多年，才培育了一支铁军，攻城略地，杀光烧光，最后才占领了一片白地的迦南，兴盛过，建立了大卫王朝，所罗门王朝，然后完蛋，飘零四方。
周民族好像吸取了教训，不是撵杀你，同化你，而是学你的文化，成为你们中间一分子，然后入主这块“流着奶与蜜的”地域。当然入主中原并非易事，周文王拥有商的天下三分之二时，仍然对纣王恭恭敬敬的，武王革商可谓天时地利全有了，牧野之战，仍然流血飘杵……
不过所谓的周文明最终成为中原文明的精魂。而犹太人一直是个部落文明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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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民族本身在学习、营造这种中原文明的时候使之达到了和谐盛世的巅峰状态，当它再拿这种文明到中原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时候，这种文明却崩溃了，崩溃的原因相当复杂，也没有人认真讨论过，甚至孔子也没有讨论过这个原因，所以我也讲不清楚，只是可以参加讨论而已。
① 商代诸侯国有三千，部落文明、风俗、神道、由来之复杂是可以想象甚至难以想象的；
② 部落间、民族间、人群之间，人心向背是天生的，所以人间的盟约总是随时都会破裂，周民族入主中原后，裂土封侯，大搞家天下，这种政治体制太不可靠。
③ 一本《周礼》一直是纸上的东西，从来没有法律化，就像有宪法却不实施一样；
④ 周文明的失败，大致就是制度的失败。
前一阵子暴雪，我看见网友瘸子的快言感概，其中有一个猛句：“没有家，国是个屁呀。”这个观念3000年前的周民族就已经有了，所以不新鲜。它之所以令我震惊，是3000年了我们还在讲这句话，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仍然处于旧时代没落文明的黑夜里，甚至远没有进入到现代文明的前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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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黍离》之悲，应该是对周民族文明衰落的预警，不是挽歌。按毛序说法，诗人来自王城，是个大臣，我再补充一下，是个颇有势力的权贵。是不是来自王城，还可以置疑，因为王城最高首领就是周公了，周公不会写这样的玩意。周公的对立者是召公，他在宗周，他的封国是燕国，交给了儿子，他自己跟着成王混，成王为了避免他与周公的冲突，叫他俩各管一摊互不搭界。后来，历史说，周公主动和解，两人合好了，究竟好到如何程度，却无人知之。
各管一摊，又都辅佐成王，大概还都在一个地方，那就是王城，有人说周幽王被戎狄所杀，平王迁都东边的王城，开始了东周，也就是说，王城历史从东周开始的，《黍离》当然是东周时代的作品，但《黍离》并非亡国之悲，所以绑在周幽王时期或者以后也难以服人。所以我倾向于大力往前提，提到箕子时代。
此外我觉得王城一建成，周天子就来此办公了，大概也常回宗周祭祀祖先，所以大概是东西都并存的局面，象征国家权力的重器依旧留在宗周。东周之开始，是因为国家重器迁移到了王城，所以不复有西都而已，所以东西周之命名大概取决于重器何在而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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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说说，诗歌创作中的因袭，沿用，借鉴方面的问题。一个名句被沿用，借用，说明它及其所代表的诗篇太流行、太有影响力。通常作者会沿用自己的词句和诗意，屈原宋玉李白杜甫苏东坡无不如此，同时代人会引用，比如宋玉引用屈原，隔代以后的一般都是改造化用，或者提炼成单词使用，这是我们知道的用典，像毛泽东那样不加说明的拿几百年或者一千年以前的诗人的成句放在自己诗歌里充大金牙的情况还是不多见的。当然这种事情杨炼也做过，我从前读过杨炼两种自印诗集，每本诗集我都只记住了一行诗，很不幸，这两句引用的都是外国诗人的名句，波德莱尔的吧。不过，杨炼至少注明了出处。我要说明的是，沿袭别人成句一般都出现在同代诗人中间。有平庸的沿用，这自然会被淘汰，如果侥幸不被淘汰，那就成为笑话；有创造性的沿用，这会流传，成为佳话。
《黍离》与《伤殷操》之间也显然有这种沿用关系，因为这已经成为专家研究《黍离》的参照物。那么他们谁学习了谁？谁启发了谁呢？专家的说法大家已经知道。
现在讲我的说法。
从文本说：一长一短，差距仿佛比较大，其实都是音乐作品，长短应该差不多，形势究竟如何，因为消失了，我就不去瞎说了。
一长一短，一个话多，一个话少。《黍离》至少留下了三章，每章有三层意思，一层写实及虚，二层讲明原因，三层引用别人的句子表明自己的态度，但诗意婉转曲折藏在句子中；《伤殷操》就一章四句，两层意思，一层写景，二层说事，心境全在诗句之外。
就诗义言之，《黍离》之悲是杞人之忧，却忧的极是，但也表达出深沉的失败感与妥协。《伤殷操》是亡国之悲，悲出了温情与认同，两诗情景相若，但是悲痛之大，当然是《伤殷操》大于《黍离》。
这么说吧，我以为有这样两种情况
一、《伤殷操》借鉴了《黍离》
二、两篇作品同时完成
第一种意见，理由除了上节的情境比较外。伤殷操的麦苗也好，黍离的黍稷也好，都是伯夷叔齐不屑一顾的“周黍”。
由此可知“周黍”在周革商前后已经被符号化了。
“周黍”是周人、周民族、周文华、周文明……的表征。对《黍离》的作者，意味着，周文明并没有像周黍一样在中原大地茁壮成长，并显示出衰落的征兆；对《伤殷操》的作者而言，周文明未必令人心仪，但是天下已然是周人的天下，或者说殷商文明在周民族的农业经济面前一触即溃，无可挽回了。
两人都是在叹息自己的文明的衰弱或者崩溃。性质一致，程度不同，《黍离》是个人的失败、自嘲以致与对立面的妥协，我们甚至可以大胆猜测，召公是在完成这首诗后才与周公和解的。《伤殷操》是认命后的哀婉伤怀被染上了一丝旧日的温情，回忆是亡国者的一剂良药。
第二种意见，得有明确的作者，我只能假想一个了。
箕子是纣王的庶兄，周人里面跟他谈得来的，不是武王，而是召公。因为武王革商后，正是武王派召公去释放被纣王关押的箕子。
一般说见了武王后，箕子去了东方立国朝鲜，武王就封箕子为朝鲜国君，箕子回中原拜谢，过殷墟作了《伤殷操》。
我觉得，
箕子去朝鲜没有这么快就建立朝鲜国；
武王时代恐怕还没有能力封箕子为朝鲜国君；即使名义上的分封也很难，因为武王时代，周还不能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是周公东征以后则可以了；
箕子既然去国东迁，似乎并不在意周的封号；
因此见武王，陈洪范，都应该在去国之前；
即使在武王的有生之年（就2年），他去了朝鲜又回来，他也未必能从亡国的创痛中走出来，殷商民族的势力也还没有土崩瓦解，所以他的心情与《伤殷操》的情境并不相符。
只有在周公东征胜利以后，大封亲戚，拆分殷商遗民的卫国为三块，并把顽固势力迁徙到王城外面监控起来，才能说殷商势力大势已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原已经是清一色的周天下。只有这时的若干年以后，箕子过中原才能触景生情，以一曲《伤殷操》，抒发自己的抑郁之情。而这个时候，可以接待他，可以与之促膝谈心的大概也只有召公了。而召公也显然是写作《黍离》的最佳人选了。两个文化人走到一起，在王城集合后，奔宗周一访西周文明的圣地也自然成为可能（这就是所谓行役），两个落伍时代的人应酬唱和，也分属当然，一个闵宗周，一个伤故国，惺惺相惜得大概可以像楚辞中写作《远游》的诗人一样，抛却红尘，访道登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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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还有遗漏，就这样结束吧。这首诗可以归入男性诗篇或政治诗篇，找时间我再把它转成现代汉语。
在阐释过程中，加入了很多想象的因素，从而疏通了诗意，这样做可能不对，但是，西周史本来就文献空白巨大，没有什么可征引的，即使有也未必准确，专家们否定毛诗就是一个证据。
我读诗经也主要是阅读元典，而且重点在释义。读不通了，就沟耙点滴史料，连线搭桥，这中间有诗经时代的文献，也有当代文献。
附录原诗：《诗经－王风－黍离》：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彼稷之穗。行迈靡靡，中心如醉。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彼稷之实。行迈靡靡，中心如噎。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2008年2月20日至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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