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初中《政治学》里我们认识了马克思同志，马克思在100多年前揭示了资本主义的运作真相。而英国人文主义学者托马斯·莫尔则在《乌托邦》中揭示了“羊吃人”圈地运动的真相：“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带来了两个后果。一个是地主贵族用暴力圈地养羊，牟取巨额利润，变成了资产阶级化的新贵族阶级。另一个是，大批农民被赶出家园，成为两手空空的流浪者。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为生。这样就为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准备了廉价的劳动力。“羊吃人”的圈地运动成为是英国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方式之一。

    今天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则再现了15、16世纪英国发生的一幕——地方政府廉价收取农民的土地，高价拍卖给开发商或者低价“寻租”给关系户，地方财政因此获得丰厚经济利益；农民失去土地，成为血汗工厂里的廉价劳动力；中国在过去的30年里依靠无可抵挡的成本优势，在面向世界的出口上赢得了巨大的竞争优势。但这一切是以牺牲中国8亿多农民群体的利益为代价的。城市在不断发展，农民工为城市的发展造房、修桥、建路，但他们却失去耐以生存的土地，在城市中缺乏社会地位，没有户口，不被承认。

以下文字转自王石同志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233d0f0100c8px.html

    过去30年，中国经济打出了三张“硬牌”，一是以优惠政策引入国外资金，二是大规模供应廉价劳动力，三是通过土地积累，即政府通过低价征用土地获得大量资金（其中两条依靠农民兄弟）。

    土地积累这张牌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成为国内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最重要的积累方式。依靠土地积累所获得的资金总量，要远比从国外引入资金大得多，测算总量超过20万亿人民币。数据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各级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益已超过财政预算的35%以上。这样的利益机制驱使地方政府热衷于拆迁售地、“经营城市”，房价被越抬越高。

    被征收的农地，只能按原用途得到补偿，农民无法分享城市化的成果。后果是，大量失地农民陷入困境，沦为城市化“弃婴”。

    大规模从农村转移土地财富虽然推动了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却使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雪上加霜。资料显示，2007年全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扩大到了3.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大的一年。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0.47（超过了国际上0.40的警戒线）。在列出的127个国家中，基尼系数低于中国的有94个，高于中国的只有29个，后者中27个是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亚洲只有马来西亚和菲律宾高于中国。

    以拆迁来制造被动性住房需求以刺激经济发展的“传统做法”，仍在一些城市保持着强大的惯性，虽然其弊端在过去已经显现——使社会财富大规模向强者转移，贫富差距越拆越大。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局面，与城乡二元结构、公共产品短缺一样，为国内需求的释放制造了巨大障碍。经济学家吴敬琏判断：“中国经济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一个旧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新的增长模式有待确立的时期；一个短期内承受巨大硬着陆风险，中长期转型任重而道远的时期。在这样的关键时期，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显得格外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