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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义海:孙景尧教授对中国比较文学的独特贡献

(2013-10-22 13:0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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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景尧教授

比较文学

中西宗教文化

文化

分类: 文学漫谈

    当代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开创者之一、杰出的比较文学学者孙景尧教授不幸于2012年7月10日在上海去世;中国比较文学因此失去一位一生致力于学术研究、学科开拓、学科风气引领的关键学者,一位与人为善、提挈后辈、为人作嫁的和善的长者。 

    具有一定学科意识的比较文学在20世纪30至40年代的中国曾一度繁荣,50至60年代已经萧条,70年代时已经“沉寂”;孙景尧教授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在“萧条”和“沉寂”的“断层”上“呼啸而来”;他身体力行,他上下求索,他奔走呼号,赢得了国内学界的支持,并引起国际学界的关注;他的努力,为80年代初期中国比较文学春天的到来起到了耕耘、催生的作用。

孙景尧教授的成果相对于很多学者来说可能不算多。他的主要著(译)作(包括主编的)有《比较文学导论》(与卢康华合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新概念、新方法、新探索》(译著,漓江出版社,1987年),《中西比较文学教程》(副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简明比较文学》(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沟通——访美讲学论中西比较文学》(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文贝-中国比较文学学刊》(英文版六种,漓江出版社,19841991年),《西方服饰大全》(原名:西方服饰史,译著,漓江出版社,1992年),《比较文学》(与陈惇、谢天振共同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中国百科大辞典》(比较文学、外国文学和文论部分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简明比较文学——“自我”和“他者”的认知之道》,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比较文学经典要著研读》(双语版,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简明比较文学教程》(主编,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年),《沟通之道》,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至于论文方面,孙景尧教授一生所发表的文章加起来大概在30多篇,数量也不算大。

然而,孙景尧教授的这些成果,要么发风气之先,要么首先关注学科内的相关核心问题,要么对学科的发展提出前瞻性的、敏锐的洞察。可以说,孙景尧教授对中国比较文学的贡献是不可替代性的,是独特的。

 

首部教材为比较文学教学“定位”

 

一个学科能成为一个被广泛认可的学科,一些要素是不可缺少的:有相当多的学者从事此方面的研究,有一定数量的专著和论文发表,在大学里设置教习、开设相关课程、有相应的教材出版。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在西方被接受,大致上都是在具备了上述这些条件之后。不必否认,中国的比较文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其发展直接受到了西方的影响,其最终得到认可并进入高等教育的学科目录,同样是在具备了上面所提及的那些要素之后。

20世纪80年代初,是建国之后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初春”,一系列论文、学术活动以及部分文集、译文集不断面世。一些高校相继开设比较文学的讲座或选修课程,但最大的缺憾就是,教师们没有一部完整的、适合于课堂教学的教材。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广西大学的孙景尧先生、黑龙江大学的卢康华先生担当起了这个历史使命。他们一个在西南,一个在东北,但空间并不能阻隔他们对比较文学事业的热情。于是,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的第一部比较文学教材《比较文学导论》便在一系列不寻常的“两地书”的基础之上编写完成。

孙景尧教授与卢康华教授合作编写的《比较文学导论》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史上第一本自成体系、适合于中国高校课堂教学的教材。第一本教材虽然未必是最好的教材,但是,它最可贵的地方就在于它是“第一”,且成为后来数十本比较文学教材最原初的起点,甚至为后来的很多教材提供了一个“模板”。《比较文学导论》的结构和编写体例,以及其中所涉及到的诸多概念、命题、范畴,后来的教材都没有真正超越过。在上世纪80年代初,学科还处于摸索、初创的阶段,编写一本教材,其难度可以想象。从《比较文学导论》的“主要参考书目”看,教材编写之时,国内能见到的比较文学方面的文献只有《比较文学译文集》(张隆溪选编,1982年),《比较文学原理》(陈秋峰等译,1983年)等少数几本;至于傅东华1930年翻译出版的《比较文学史》(洛里哀著)、戴望舒1937年翻译出版的《比较文学论》(梵·第根著),大多数图书馆没有收藏,一般读者已经很难见到。孙景尧教授和卢康华教授正是在这样艰苦的情况下,在边讲边写中完成了教材的编写。所以,贾植芳教授认为,这是一本“拓荒性的著作”,“一部良好的开山之作”,正是它,“为我们打开了‘门窗’”,“为以我为主地和更好地开展我国的比较文学研究,以至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作出了值得赞许的努力和贡献”。[1]

《比较文学导论》作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奠基性的教材,其价值和意义还在于它所勾画的比较文学教学“图景”影响了中国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整整三十年;虽然后来的学者不断完善,不断提升,据不完全统计,仅到2008年,国内就已出版相关教材81部,[2]但《比较文学导论》所探索出的一条路径,所形成的一种体系,在后来的著作、教材中,始终清晰可见。比如,《导论》中关于比较文学的概念、定义、学派、学科特性、研究内容与范围、研究方法等,以及对中外比较文学历史的溯源,一直为后来的学人借鉴。几乎可以认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比较文学导论》为中国的比较文学教学起到了“定位”的作用。

 

对比较文学学科的开拓

 

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具有近代著比较意识的文学研究,同样可以追溯到百年之前。然而,经历的十年动乱的中国,无论是更为久远的比较研究传统,还是百年比较文学学科传统,到20世纪70年代末已被丢失殆尽。是历史给了他机遇也好,是他睿智地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把握住了历史机遇也罢,孙景尧教授是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期,中国学术界最具有比较意识的学者之一。他在获得贾植芳、杨周翰、钱钟书、季羡林等学者支持的同时,又得到西方比较文学界雷马克、韦勒克、维斯坦因等顶尖学者的关注和帮助。他最初的探索与研究,很快引起西方比较文学界的关注,这也使得他成为中国比较文学复兴之初最具国际化的学者之一。不管是在学科的开拓上,还是在教学标准的探索上,还是在教材编写的实践上,孙景尧教授对于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复兴均有筚路蓝缕之功。他和乐黛云教授、张隆溪教授、陈惇教授等一起,成为中国比较文学科学发展史上非常关键的“中生代”;他们把范存忠、钱钟书、季羡林、王佐良、杨周翰等老一辈所开创的事业突破性地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孙景尧教授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1985年成立之初,便担任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前后约27年之久。他在学术研究上,始终将学术性、学理性放在第一位,从不被“新”理论冲昏头脑。在前辈与后学之间,在“激进”与“保守”之间,他总能以使双方信服的学术姿态出现,为学科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引领作用。

孙景尧教授始终追求学术研究的原创性,不论是《比较文学导论》还是他的文章,都在比较文学研究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学术原创的榜样。他所做的研究,他率先提出的一些问题,他所关注的一些研究方面,至今仍然是本学科持续关注的。比如,他是中国比较文学界较早提出“可比性”这一问题的。虽然后来的教材、论著不断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孙先生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至今还是“绕不开”的。我们甚至可以大胆地认为,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还很少有超过孙先生的。他在1984年《中国比较文学》第1期发表这一观点后,又不断进行修正与深化,并最终“定论”于2011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沟通之道》。

在学术研究上,孙景尧教授特别注重采用新材料、新资源,走新路径,他总能在别人看不见“比较”的地方,走出一条新途径,让人耳目一新。比如,对于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史的溯源,孙景尧教授总能从扑朔迷离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中慧眼独具地找到一条清晰的、“比较”的路径。他在这方面的研究,给我们一种“功夫在诗外”的启示。很多学者研究比较文学在文献上往往脱不开“比较文学”四个字,而他往往在看不出“比较”痕迹的地方的找到“比较”的资源。他善于从民族文学研究、宗教学研究、民俗学研究等领域切入,探索中外文化史中纵横交错的比较路径。比如,他通过对佛教的“格义”、在华基督教传播史上的“况义”的探讨,为比较研究找到了两座丰富的“金矿”。

他在80年代至90年代所发表的一些论文对于中国比较文学的学科建设所发挥的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比如,发表于《外国文学研究》1983年第2期的《对比较文学始于19世纪的质疑》,发表于《中国比较文学》1984年第1期的《比较的比较》,发表于《文学评论》1991年第2期的《为“中国学派”一辩》等,对于人们充分认识中外比较文学的发展史,对于这个学科的核心问题的探讨,以及对于中国比较文学特色的形成,其意义是重大的。

我们还不应忽视孙景尧教授在比较文学学科的人才培养上的显著贡献。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在1997年被列入中国语言文学下属的二级学科之后,各高校相继加强了该学科的建设,孙景尧教授当时所在苏州大学于1998年便获得了比较文学博士点。之后,他又受聘于上海师范大学,在申报比较文学博士点的同时,该校获得了一级学科博士授予权单位。经过他的努力,上海师范大学的比较文学学科,先是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接着又成功申报国家级精品课程,而他本人也荣膺国家级教学名师称号。同时,多年来他还积极推动各高校之间的学术交流,先后组织“四直辖市师大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教学研讨会”等活动,发挥了他作为学会学术委员会的独特作用。

孙景尧教授对中国比较文学的贡献之所以巨大,是跟他坚独立思想,追求独立人格的学者精神是密不可分的。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他用很多“第一”为学科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国内第一部比较文学导论著作,国内第一本比较文学英文杂志《文贝》(Cowrie),举办国内第一次比较文学讲习班,开创了国内第一个比较文学专业学术网——文贝网……这些都是孙景尧教授在中国当代比较文学学科史上留下的一个个坚实的脚印。

 

致力于“沟通”的跨文化使者

 

孙景尧教授一生致力于中外沟通,“沟通”是他著作和论文中的高频词。他先后两次用“沟通”来命名他的著作:《沟通——访美讲学论中西比较文学》(1991年)、《沟通之道》(2011年)。2003年修订的《简明比较文学》,他则给它加了一个副题:“自我”和“他者”的认知之道,所强调的其实也是“沟通”。

很多人认为,比较文学学科是一个非常“西化”的学科。但在学术研究和实际教学中,孙景尧教授从来不偏于中或外,更强调从两头进入,并特别强调中国学者研究比较文学应该“以我为主”。这便是为什么他特别支持“中国学派”的原因。他认为,提出“中国学派”,“是为了清除不仅在西方,也包括在东方存在的‘欧洲中心主义’,以便重估与科学认识非欧洲国家,尤其是中国自身文学及其体系,以更客观与更正确地沟通中外文学与把握其规律”。[3]

凡“沟通”者必有自己的立场。孙先生虽然在中外文化间持包容态度,但在外国人面前,他则非常“中国”,在中国学生面前,他又十分“西方”,既强调“和而不同”,又强调“认同”。这从他所指导的美国学生马克·本德所写的《说书人的审美观与“宋四公”》便可以看出。在教学上,他则要求学生不仅要在语言上进入西方,更要学会在思维上进入。早在80年代后期时,他便自编《比较文学经典研读》的英文教材,油印给学生。后来,他在这基础上又主编了《比较文学经典要著研读》的英文教材,给本科生和一年级研究生研习,要求“研读”和“双语”并重。他告诉同学们:“生活学习在中华母体文化中的我们,习惯于中国思维模式及其运作的我们,再熟悉和掌握西方的思维模式及其表述特点,无论对于学习和认识西方文学文化,还是提高自己的思维研究和理解翻译英文原著的能力,都是有效和有益之举。”[4]

《比较文学经典要著研读》(2006年)的出版与他主持翻译的《新概念、新方法、新探索》(1987年)形成了一个呼应关系。在孙先生开来,语言之间的这种往返关系,正是比较文学的精神之所在。

除了强调在经典层面从两头进入,孙景尧教授一直特别关注国际比较文学界的新动向,并作出即时的反应,这又显示了他在中外沟通上的在场性、当下性。斯皮瓦克的《学科之死》出版后,在中国比较文学界也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孙景尧教授很快作出反应,撰写了《“垂死”之由“新生”之路——评斯皮瓦克的“学科之死”》(载《中国比较文学》2007年第3期)。2006年,英国著名比较学者苏姗·巴斯奈特在英国Comparative Critical Studies上发表了著名的论文《21世纪比较文学反思》,孙景尧教授很快则撰文予以回应,他的文章《巴斯奈特同谁“较劲”,又同什么“较劲”?——评《21世纪比较文学反思》中的欧洲中心观》最终在《中国比较文学》2009年第1期上发表。在这篇文章中,他以艾琼伯作为正面例证,抨击了苏姗·巴斯奈特缺乏“沟通”精神的欧洲立场。

在课堂教学中,孙景尧教授反复强调比较文学博士必须具有“双语双文化”的素质与视野。在他看来,所谓“双”,不是两个互不干涉的独立存在,而是交互往返的冲突与融通。

 

比较文学研究新领域的耕耘

 

孙景尧教授是一个学术上的浪漫主义者。说他是一个浪漫主义者是指,在个人的学术研究上,他不是那种满足于能写出文章、能有成果出版的学者;说他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也是指他无论在教学上还是在学术组织上,他总能别出心裁。的确,他总是不断有新的想法,有的思路,不断发现新的线索,提出新的建设目标,并敏锐地发现新的学术动态。特别令学界惊叹的是,他总能在似乎没有“比较文学”的地方发现“比较文学”。在他的论文成果中,最不为人重视的恐怕是这样几篇:《弹词的艺术魅力所在及其美学意义》(载《评弹艺术》第11集,1989年),《美国的“说书”和“说书人”》(载《评弹艺术》第17集,1995年),《中美“说书”及其理论的比较初探》(载《评弹艺术》第20集,1999年)。这些文章一方面体现了孙先生在学术兴趣和艺术兴趣上的广泛性,同时,也说明他在学术上并不是一个实用主义者,而这样的研究,对于比较文学避免空谈,避免陶醉于“新”理论,恐怕显得更有价值。他并不担心别人说他的这样研究不属于正宗的比较文学,他坚信,真正的学术的路径就是一个学者所走的不同于别人的路。

孙景尧教授痛恨学界那种一哄而上的风气。当别人开始热衷于什么是比较文学的界限时,他则在悄悄地关注起别的学者不太关注的一些细微的方面。他对中美“说书”艺术的关注,实际上是要在学界倡导实践的一个举动。像口传文学、通俗文学、民间文学、儿童文学等,往往被称为“副文学”(paraliterature)。对苏州弹词情有独钟的孙先生认为,苏州弹词是“副文学”比较文学的“新星”。[5]很可惜的是,他自己没有精力再研究下去,也没有其他人接着研究。

很多年来,特别是近二十年来,孙景尧教授有一个梦想,或者说,有一个庞大的计划,要彻底清理中外文化关系史,特别是基于中西间宗教传播史的“中西交通史”;换言之,在他看来,对于中外文学文化关系的探究,如果丢开佛教和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历史,其研究必然是肤浅的。他坚信,佛教之东来,基督教之入华,包含着极其丰富的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的资源、案例、范式,对这个领域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找到中外文化之间有效的“沟通之道”。于是,佛教与中国文学关系、在华基督教传播与中国文化关系成为他多年来钟情的研究领域,明清间耶稣会在华传教、传播策略成为他十分感兴趣的研究对象,景教“模糊不清的”十字印痕令他流连忘返。二十多年中,他搜集、复印了大量的关于唐代景教、明清间在华天主教方面的珍贵资料,希望把中外文学文化关系史真正深入地做下去。

他不仅自己身体力行专注于这方面的研究,还不断鼓励他的硕士、博士们多做这方面的选题,从而形成了“孙门”比较文学研究的一大特色;同时,他个人的努力与倡导,客观上也丰富了中国的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的领域。在硕士和博士培养中,他要求学生必须研读宗教文化经典和文献,《圣经》和部分佛经都是博士生的必读书目。很多考生一开始不能理解,为什么孙先生要把吕澂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和穆尔的《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列为博士生入学考试的必读书目。渐渐地,他们终于明白,孙先生是要他们弄清这两大文明传统在进入庞大的中国文化体系时所产生的截然不同的结果,以及造成这种结果的诸多因素。他经常告诉自己的博士生们,如果能把世界宗教进入中华文明的特点弄清楚,研究异质文明之间的文学关系就变得容易得多。

宗教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在比较文学界大致上有这样两个路径:一是影响研究,重点研究宗教对中外文学的影响;二是宗教文学研究,研究宗教经典文本中的文学性。孙景尧教授更强调对宗教的传播过程进行研究,强调研究外来宗教在进入中国文化时的所采取的传播策略与手段,重视研究外来宗教包括传教士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变异”,并由宗教文化引起的冲突认识中外文化在本质上的差异。他的这种努力,使得比较文学研究的疆域变得无限宽广,同时,也使这个学科的研究的根基变得更深。但非常遗憾的是,他的庞大计划到他离世之前,都未能完全展开过。

在宗教与文学文化关系方面,孙景尧教授的成果还未及发表很多,所发表的出来的那几篇,其实也没有得到学界应有的关注。《“扶南”:中西文化早期媒介复义形象特点探》(载《东方丛刊》2000年第1期)、《成在此,败在此:解读唐代景教文献的启示》(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都是他在试图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的力作。

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孙景尧教授在最近10年左右,在带领学科成员和学生到贵州支教的同时,把学术兴趣投向了西南地区古代基督教的研究,在力求学术性、原创性研究的同时,在比较文学界倡导了田野作业的风气。《试谈永历王朝耶稣会士“适应政策”的乖舛与败因——从贵州安龙现存永历太子和太后教名碑谈起》、《借传统之形与传统之力弘传“福音”之路——论贵州安龙教区布依族村寨传统对联中的天主教因素及其启示》、《贵州安龙现存天主教遗物考释》等新近发表的论文充分显示了孙景尧教授在学术研究上的独立人格,为西方基督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学关系提供了新发现、新资料和新认识,同时,也拓展了比较文学研究更多的“可能性”。

除去那些“蹉跎岁月”,孙景尧教授致力于比较文学研究、比较文学学科开拓、比较文学教学近40年。他所做的很多努力都是发风气之先的工作,很多都是国内“第一”。尤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他所做的这些工作,都不是在国内顶尖大学里完成的;他没有得天独厚的平台,但是,无论是在广西大学,还是在苏州大学,还是在上海师范大学,他却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学科开创出新的平台。用当下的学术标准去考察,孙景尧教授的著述量在当今学人当中称不上“巨大”;客观地说,他后来的一些成果不过是前期成果的修订、提升、发展、完善,然而,他所做的工作,他在著述中所提出的一些问题,他对比较文学研究所付出的一切,他对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拓展,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不可替代性。总之,孙景尧教授对中国比较文学的贡献是独特的。 

作者简介:陈义海,江苏东台人,博士、教授,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为孙景尧教授开点博士,19992002年跟随孙景尧教授在上海师范大学攻读比较文学博士。


[1] 贾植芳:《比较文学导论·序》,见卢康华、孙景尧著《比较文学导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页。

[2] 景尧:《比较文学在当代中国的复兴与发展(1978-2008)——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九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学术总结报告》,《中国比较文学》,2009年第1期。

[3] 孙景尧:《为“中国学派”一辩》,《文学评论》,1991年第2期。

[4] 孙景尧:《比较文学经典要著研读·序》,见《比较文学经典要著研读》,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5] 孙景尧:《中美“说书”的比较研究》,见《沟通之道》,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21页。

原博文链接:

义海博士的BLOG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5549730101ds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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