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钱钟书与蒋子潇论袁枚

    周作人《苦竹杂记》中有一篇《蒋子潇游艺录》，对蒋评价颇高，其中说：“据我看来，蒋君的最可佩服的地方还是在他思想的清楚通达，刘元培所谓大而入细，奇不乖纯，是也。”又说：“蒋君的眼光胆力与好谈象纬术数宗教等的倾向都与龚定庵俞理初有相似处”；在《读书的经验》中，也说“因《游艺录》而爱好他”；在《古文与理学》（《知堂乙酉文编》）中，则大段引用《游艺录》中的文字。

    不过，我感觉兴趣的还是周作人和钱钟书所征引的蒋子潇《游艺录》中关于袁枚的一段评论。周钱引用了同一段话，文字略有出入，两家句读亦小有不同，要无妨其大旨也，而对蒋湘南这段文字的评价基本相同。下面分别抄录了周钱书中所引的《游艺录》文字（未核对蒋氏原文）：

    “乾隆中诗风最甚。袁简斋独倡性灵之说，江南北靡然从之，自荐绅先生，下逮野叟方外，得其一字，荣过登龙。及其既卒，而嘲毁遍天下，前之以推袁自矜者，皆变而以骂袁自重。平心论之，袁之才气，固是万人敌也。胸次超旷，故多破空之论；性海洋溢，故有绝世之情。所惜根柢浅薄，不求甚解处多。所读经史，但以供诗文之料，而不肯求通，是为所短。若删其浮艳纤俗之作，全集仅存十分之四，则袁之真本领自出。二百年来，足以八面受敌者，袁固不肯让人也。寿长名高，天下已多忌之；晚年又放诞无检，本有招谤之理。《湖海诗传》所选袁诗，皆非其佳者，此盖有意抑之。 ”                                  （中华书局1984年版《谈艺录》第530-1页）

    钱钟书评论说：“子潇少日，诗师袁（枚）赵（翼），吴巢松…儆之曰：‘推袁此事要寻思’；初心未昧，故持论平恕如是，且于述庵之选，有识砆弃璧之疑焉。”

    “乾隆中诗风最盛，几于户曹刘而人李杜，袁简斋独倡性灵之说，江南北靡然从之，自荐绅先生下逮野叟方外，得其一字荣过登龙，坛坫之局生面别开。及其既卒而嘲毁遍天下，前之以推袁自矜者皆变而以骂袁自重，毁誉之不足凭，今古一辙矣。平心论之，袁之才气固是万人敌也，胸次超旷，故多破空之论，性海洋溢，故有绝世之情，所惜根柢浅薄，不求甚解处多，所读经史但以供诗文之料而不肯求通，是为袁之所短。若删其浮艳纤俗之作，全集仅存十分之四，则袁之真本领自出，二百年来足以八面受敌者袁固不肯让人也。寿长名高，天下已多忌之，晚年又放诞无检，本有招谤之理，世人无其才学，不能知其真本领之所在，因其集中恶诗遂并其工者而一概摈之，此岂公论哉。王述庵《湖海诗传》所选袁诗皆非其佳者，此盖有意抑之，文人相轻之陋习也。”                                 （北京十月文艺2011年版《苦竹杂记》第139-140页）

    周公评论说：“这里对于随园的批评可谓公平深切，褒贬皆中肯，我们平常只见捧袁或骂袁的文章，这样的公论未曾见到过。”又说：“近年来袁中郎渐为人所注意，袁简斋也连带地提起，而骂声亦已大作，蒋君此文或可稍供参考，至于难得大众的赞同亦自在意中，古今一辙，作者与抄者均见惯不为怪也。”

    周氏引文中有少量字句为钱氏引文所无，大概是所据版本不同，而非钱氏有意节略。特别是以黑体字标出的部分，依钱氏之睥睨当世，是不会漏掉此处锋芒毕露之语的。周氏认为蒋评“公平”、“中肯”，称为“公论”，钱氏称蒋评“持论平恕”，两人的见解可说是完全一致。

    所不同之处是，钱氏由随园生前身后之毁誉不一，学生友朋之向背异态而感慨，曰：“夫面谀而背毁，生则谀而死则毁，未成名时谄谀以求奖借，已得名后诋毁以掩攀凭，人事之常，不足多怪。子才声气标榜最盛，世态炎凉，遂尤著耳。”这大概也是钱钟书历经数十年风雨所见惯的师生、同事、友朋间恩怨离合的经验之谈。因此，年轻时曾师法袁枚的蒋子潇的这段评论才更见其“初心未昧，持论平恕”。周氏引用此文则重在借题发挥，借谈子潇之书以批驳“不对仗的八股”，“反抗功令时文”，不满“此刻现在则恍是反动时期，满天下唯有理学与时文耳。”这与周作人一以贯之的怀疑与理性的启蒙思想是完全一致的。而称许子潇之论“难得大众的赞同亦自在意中，古今一辙，作者与抄者均见惯不为怪也”，则隐然有自况之意矣。谈艺则一揆，论事则万端，而人情萧索，心境悲凉，一曰“不足多怪”，一曰“见惯不为怪”，周钱之境异心同于此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