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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身在大陆的台湾传销客谈起——金融改革的台湾经验之一

2013-11-05 20:10:54评论

一位朋友的经历让我听说了身在大陆的台湾传销客。

最近一位朋友去了台湾,在那儿认识了几位台湾朋友。据他们说,他们在大陆西南某省的省会工作。

我的朋友回到北京后,几位台湾人也回到了西南某城,并再次提出邀请,让他去该城看一看,他欣然前往。

到了该城后,台湾人立即让他加入了某城市观光团。这个团看上去很正规,除了去景点之外,导游还非常大气地介绍着这座西南名城的光辉前景。该城把自己定位在与东南亚贸易和交往的桥头堡,依靠这个定位炒起了地皮,房价数倍上翻,一时间财源滚滚,胆大的发大财,胆小的发小财,没胆的不发财。

观光完毕,朋友被台湾人带到了一个台湾籍房东家中封闭了起来。从这天开始持续一个星期,台湾人天天告诉他发财之道。如果熟悉传销的人一定能猜到发财的途径,即:他们在这个城市找到了发大财的方法,需要集资,集资后分期返还利息,并根据每个人拉人头的业绩划分收益,到最后,投入几万元,可以获得上百万元的回报。

朋友由于年纪不够大,经验不足,加之封闭式的灌输,竟然被说动了。但可惜的是他暂时没有那么多钱。“如果是两三千元,我就加入了,问题是他们一下子要将近7万,我拿不出来。结果僵持了一个星期,他们就让我离开了。”

据台湾人说,在这座城市里不仅有台湾人组成的传销团,还有韩国人、新加坡人的团,但这些人都是华裔,不是外裔。至于大陆本地的传销组织更是多如牛毛,甚至该省的许多城市都成了传销的天堂。对于当地政府而言,传销给他们带来了消费和现金支撑,最后成为了GDP和乌纱帽,只要他们不闹乱子,又何必去管他们?

最令我感到吃惊的还是这些台湾传销客。因为台湾在上世纪80年代就经历过如火如荼的传销时代。在台湾,传销叫做老鼠会,是地下钱庄的表现形式之一。台湾吸金式的地下钱庄活跃时期,影响人群曾经达到全台人口的十分之一,大有全民运动之势,也让多少人吃尽苦头。我原本以为台湾人对于地下钱庄会更具有免疫力,却不想还是会有人如此痴迷。

 

不过,如果从头说,大陆的传销组织还有着台湾渊源。在一个经济体从不发达走向发达的时期,往往会有一个最拜金的阶段,而这个阶段也是传销的沃土。如果这时候恰好出现了货币泛滥,那么就必然出现传销。

传销在东亚的世系可以追溯到日本,再从日本进入台湾,从台湾进入大陆。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的经济已经进入了泡沫化阶段,政府长期奉行低利率政策,并压低汇率,促进外销,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在国内则是日元钞票泛滥,所以,传销的各个条件都已经具备。

和台湾直接相关的一家日本传销组织叫做丰田商事。这家公司从1981年开始从事黄金交易,帮助客户购买、保管黄金,发给客户一张黄金凭证,凭借这个凭证,客户可以每年向丰田商事领取10%15%的租金。

但是由于利息高昂,丰田商事又没有利润源,只能靠吸收下家的钱款来支付前人的利息,成了典型的传销公司。后来,为了多设名目集资,丰田商事还做过钻石和高尔夫球票生意,传销模式也是类似,只是为了多要钱。

但传销之所以为传销,本质在于靠后者养前者,而自身产生不了足够的利润,所以,随着拉人头的成本增加和难度加大,最终必然出现倒闭。

1985年,丰田商事倒闭,他的创始人永野一郎在记者招待会上对着镜头被人刺杀。

丰田商事之所以会对台湾产生影响,在于它在海外设立了许多分公司,而其中一个就设在台湾。丰田商事倒闭后,台湾分公司解散,但它的经验和技术却借助台湾的资本环境而保存了下来。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台湾也恰好处于一个资本泛滥的时期,或者说一个十字路口。一方面,在里根、撒切尔革命的影响下,更加放松了对经济体的管制,但同时,金融管制却没有同步放松,一直到1990年代金融才向民间开放。另外,台湾同样奉行压低利率和汇率的政策,形成了出口型经济,对外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对内积累了大量的货币泡沫。1980年到1990年间,多余的货币冲向何方,就堆起了巨大的泡沫,使得台湾的经济体无法消化。

比如,台湾由于本身投资机会不足,曾经兴起过所谓的海外期货交易。当时台湾本身没有期货市场,就对着美国、香港的期货指数赌大小,一些人买涨,另一些人买跌,根据实际的涨跌决定谁赚谁赔,带着明显的赌博色彩。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台湾继日本之后,开始了如火如荼的传销时代。

1978年,地下钱庄初级形式的代表出现,这家公司叫华美投资公司,它以月息两分半吸收民间游资。到了19819月,在吸收了十几亿资金后,华美投资倒闭,五、六千投资人疯狂不已,有的发了心脏病,有的寻短见,有的退伍军人带着炊具、寝具住进了公司的办公室。不过,这时的地下钱庄还是以简单的忽悠为主,纪律性和组织性都不强。

之后,随着丰田商事的崛起,日本经验正式进驻台湾,才形成了更加组织化的色彩。而丰田商事的最大继承者,是一家叫做鸿源的投资公司。

鸿源最初做的也是上面提到的期货赌博,可随着台湾政府对期货赌博的打击,它适时转行开始做投资,成立了许多公司,包括建筑、饭店、电影、广告、保安、旅行社、电脑、百货、中介、电器等行业,号称在这些行业赚了很多钱,但需要扩大投资,从老百姓手中吸收资金,年息48%(与之相比较,当时正规渠道的利息是10%,可见鸿源的吸引力)。

不过实际上,鸿源的利润来自于两部分:一部分是股市,另一部分是传销。

在鸿源兴起的时候,恰好台湾股市也由于货币泡沫,达到了不可思议的天价。马英九上台时的口号是股市破万点,但实际上台湾股市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已经破万点了。

19857,台湾股指636.02点开始启动,涨到19902月,达到12,682.41点,55个月上涨达19倍之多。在这一波的股市狂飙中,台湾几乎全民皆股,在高潮时期,开户人数达到了503万人,按照每个家庭四口人记,影响的人群已经超过了2,000万,而当时台湾的总人口还不到2,000万,说明每家已经平均不止一个股民了。在投机的气氛中,股票频频换手,周转率也大幅增加,从1985年到1990年,周转率增加了7倍多,并创下过接近600%的天量。

鸿源靠在股市中炒作,获得了一部分利润,应付还款压力。

但仅仅靠股市还不够,另一部分收入则依靠拉人头。鸿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拉人头体系,由专门的吸金专员(即所谓的理财顾问)组成的队伍具体负责吸收下线。每一股的价钱是十五万新台币,普通投资者购买股份后,每个月都可以获得6,000元股息。

至于吸金专员,则必须事先购买6股,每个月还必须发展6个新股东,每个股东可以使他获得1,000元的提成。

吸金专员的投入是6股共90万,他的工资是:底薪8,000元,自己的6股股息是36,000元,6个新下线的提成共6,000元,总计50,000,一年60万元,也就是说,1年半就可以返本并且,如果他每个月都发展6个下线,则每个月的薪水都可以涨6,000元,第一年还可以获得396,000元,不到一年就可以收回成本了。

为了树立投资者的信心,鸿源还非常擅长于组织各种体育场仪式。看到阿里巴巴的马云搞的各种仪式,我就感叹原来各地的风俗并没有本质的区别,阿里鼓舞士气的招数也许早就被不知多少人用烂了。不过,阿里巴巴在鼓舞起人气之后,至少还有真实的交易作支撑,但鸿源版的体育场仪式却是建立在沙上的。

鸿源支撑了6年,在1990年开始出问题。之所以这一年出问题,在于台湾出现了两个事情,一是股市泡沫的破裂,它无法从股市获得了利润了。另一个在于台湾政府下决心改革金融面,放开了民营银行,并一下子批准了15家民营银行。随着银行业竞争加强,老百姓的钱纷纷流向了正规金融业,鸿源得到资金的难度也加大。

最多时,鸿源曾经一年吸金近千亿新台币,折合两三百亿人民币,可见对于台湾经济和社会的影响。

除了鸿源,还有一些异想天开的项目,比如,19895月,台中地区出现了一个“保倒公司”,存入10,000元,每个月可以返3,900元,一年可以领到46,800元。6月,又出现了一个“超保倒公司”,存入10,000元,每年可以领出61,200元。

很少有人质疑这类公司怎么可能赚这么多钱,反而有三、四千人投资,结果两家公司开张后都只维持了一个多月,就倒闭了。投资人血本无归,损失达14亿之多。

 

随着台湾金融改革的持续发展,台湾也逐渐走出了传销时代。不过这时大陆又恰好发展到了类似的时期。与日本、台湾相同,大陆也走的外销产业之路,一方面压低利率汇率,另一方面,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这些外汇储备形成了国内货币天量的外汇占款,钞票泛滥。加上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加大了货币流通速度。结果,传销和地下钱庄的条件都凑齐了。

我无法追溯大陆具体的传销谱系,但显然,它借鉴了足够的台湾经验。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在大陆最早做安利的就是一群台湾人,所以安利中国的早期高层大都被台湾人把持。安利中国与传销的区别只有一纸之隔,它有不错的产品,但由于渠道过于复杂,渠道成本高,把产品价格抬到了天价。可以想见,与安利伴随的其他销售形式中,在早期都有台湾人的影响。

大陆的传销甚至比台湾做得更加赤裸裸。台湾还把老鼠会隐藏在一系列的假投资之下,而大陆往往就是直接的金字塔形传销集资。

与此同时,比中国大陆更落后的经济体也开始出现传销活动,我前两年去了印度,发现印度人也在逐渐从宗教中醒来,变得赤裸裸拜金主义。我甚至碰到了一个参与了传销的印度小伙子,他告诉我,他就要发大财了,每个月要挣到1拉克(10万)卢比,当时约合1.2万人民币,而传销的名目也和大陆类似。也许所有的经济体都无法逃脱这样的轮回。

 

解决传销最终极的方法,是进行金融改革。

以台湾为例,度过传销时代不是靠严刑峻法,也不是靠人们的意识提高。台湾人的意识并没有本质的提高,一旦到了大陆的环境中,台湾人也会立马又回到传销热情之中。

当台湾的金融逐渐开放,人们投资机会越来越多时,自然也就不需要把自己投入到那些不靠谱的项目中了。

1990年开始,台湾银行改革允许私人资本进入银行业,同时股市改革使得股市不再是利益企业的吸金工具,科技企业可以很容易地在股市融资,造就了大量有竞争力的科技股。对外汇管制的放开使得境内泛滥的钞票可以流到海外做投资,比如,到大陆设立大量的电子厂,既增加了台湾人的财富,也解决了大陆的资金和技术饥渴。

而这,也恰好是大陆金融改革需要闯过的龙门。只有过了这道坎,才能摆脱如今如火如荼的传销业。

 

郭建龙,中国作家,作品:《告别香巴拉》、《印度,漂浮的次大陆

Guo Jianlong, Chinese Writer, Author of: Farewell to Shambhala. India, floating subcontinent

本文部分材料来自于即将出版的《戴立宁传》,作者为谷重庆(长江商学院高级案例分析员)和郭建龙,传主为前台湾证券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大陆证监会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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