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问回程

本文实际上来源于建龙的一个计划，想遍读《二十五史》的《食货志》部分，来了解中国古代的经济发展。

惜乎心大力小，读完《史记》《汉书》部分，就放下了。然而看了我做的笔记，突然意识到这两部分实际上是一个不错的题材，恰好反映了汉代经济如何从繁盛走向衰落，且其经济发展又与今天何其相似。实际上，作为中国早期大一统国家，汉代的经济政策成为了以后两千年的一个标杆，大大促进了一个重农抑商、政府直接参与经济、官商勾结的集权式社会的形成。而这个形成的最关键时期，就在于汉武帝。

所以，把这部分稍作整理帖出来，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本文的提要：

在中国历史典型的大一统国家中，秦朝统治过短，除统一度量衡等最基础措施之外，其政府具体的经济财政政策对于后世影响有限，实际上到汉初已经中断了。而汉代的官僚经济探索才为后来的经济政策打下了基础。

汉初文景时期，由于实行宽松政策，经济取得了极大的发展，然而由于很少干预经济，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并不明显。

真正的变化出现在武帝时期，武帝由于战争和奢侈的需要，迅速将一个盆圆钵满的国库彻底耗空，在这个时候，搞钱成为了政府的第一要务。

于是，武帝的经济政策所要解决的都是增加财政。他采取的措施包括：开办国有企业垄断工商业命脉；扰乱币制，制造通货膨胀（这里面既包括了统一币制尝试，这可能对于经济是有利的，但同时，也包括大量扰乱币制的胡乱改革，其目的是为了搞钱）；控制农业流通、借贷渠道以获利；最终，强行插手经济，制造禁令和限制性命令，向富裕阶层抽取不合理税收，动摇了社会根基。

然而，这一切为政府搞钱的方式都掩藏在为人民服务的基调的之下，和现代颇为相似，也颇可回味。

武帝的政策实际上制造了一个重农抑商、政府直接参与经济、官商勾结的集权式社会，而此后的两千年大多以此为标杆来构建自己的经济政策。所以，讨论这段历史，不仅是对于西汉，甚至对于继承了武帝衣钵的现代中国，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此前，我并没有意识到太史公的思想伟大，但此次读《史记·平准书》却发现，他的经济思想实际上已经非常现代，对于武帝时代经济的针砭剖析颇为到位，有条不紊地叙述了武帝时期经济政策的发展，其气魄和见识不下于当下的任何一个宏观经济学家。因此，根据《平准书》，并辅之与《汉书》中的记载，我能够简单地整理出西汉经济发展的脉络。

太史公之受腐刑，绝不仅仅因为替李陵说话这么简单。很可能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直言不讳的习惯早已经令执政者如鲠在喉了，李陵事件只是个借口罢了。看一下《平准书》就会明白，太史公将汉武帝经济政策的愚蠢看得如此透彻，这样的聪明人又怎么可能安然存活在暴君之侧呢？

由于手头缺乏其他书籍，也只能以这两本书为主了。

以下部分是笔记。

史记·平准书

史记没有《食货志》，但其《平准书》记载了汉初至武帝的经济问题，后来各史的《食货志》传统就是由本篇发展起来的。

 

1，汉初经历了一场通货膨胀，其部分原因在于青铜钱币的私铸和减重，导致货币的真实价值贬低，同时是由于战争造成的商品不足，二者加起来，就形成了一次恶性通胀（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这场通货膨胀也导致了投机者的囤积。为了对付通货膨胀，汉高祖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限制商人的地位，不准乘马车穿丝绸，二是加重他们的赋税。

我很怀疑这两者的功效，因为这两者都抑制了商业的发展，实际上是沿着秦以来的官僚干预经济的思路来行事，对于治理通货膨胀来说，也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

2，高祖的政策到了吕后和孝惠帝执政时代，就被废除了。他们放开了私营经济的口子，但仍然限制商人后代不得当官。

但仍然有两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一是中央财政不足的问题，这是因为汉初的分封制度造成的，各诸侯国君控制了自己国内的财政，不交给中央，造成中央缺钱。二是铸钱的问题。开始，是轻钱太多，到了文帝时，规定了新的钱币标准四铢钱，另外，钱仍然允许私铸。司马迁举了两个例子，一是大量产铜的吴国由于掌握了铸币权，并大量铸币，其富裕程度堪比天子，最后反叛了。另一个是大夫邓通，他的钱财比诸侯王还要多。

最终文帝禁止了私铸货币，但禁令的效果似乎并不好。

3，两个有趣的故事。在古代，由于交通运输的不足，如何将财产运到边关，是皇帝必须面临的重大问题。这个问题在机器时代之前是无解的。

举个国外的例子，西班牙十六世纪时，是查理五世和菲利普二世执政，当时美洲地区已经开发，美洲的银大量源源不断流向西班牙。而西班牙开始了一场针对尼德兰北部（即后来的联省，现代的荷兰，在当时它的领主曾属于西班牙国王，后来反叛，导致了西班牙和联省之间时断时续的战争）的战争。在战争中对于西班牙君主最感狼狈的是，他没有办法把从美洲运来的白银送到尼德兰前线供前方的将士使用，因为英吉利海峡和北海的制海权是掌握在英格兰人和荷兰人手中的。英格兰和荷兰联军更是打败了西班牙菲利普二世的无敌舰队，使后者染指北欧海洋的雄心彻底破灭。为了应付运输军费问题，作为国王的菲利普二世最后没有办法，竟然不得不求助于新兴的银行家，把白银先交给热那亚的银行家，另一个更重要的人是德意志的银行家富格尔（富格尔是16世纪欧洲著名的银行家，其家族传奇的经历比后起的罗斯柴尔德更有趣，国人现在似乎出现了罗斯柴尔德崇拜，却对富格尔几乎一无所知），他们在南欧收了国王的钱，收取不菲的费用之后，再指示处于北欧的分支机构把钱交给国王的军队。

菲利普二世的对荷战争竟然要靠意大利和德意志的银行家的帮助才能进行下去。要知道，当时的意大利和德意志还没有形成现代意义的国家，只是一盘散沙，却让当时最强大的君主不得不求他们。最终，菲利普二世由于过度依赖银行家，花钱无度，从美洲运回了大批白银的西班牙政府竟然宣布破产了，他们已经无力偿付外债。（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以及任何关于当时荷兰、意大利以及无敌舰队战争的书籍。）

作为文景之时的一个插曲，当匈奴犯边导致屯垦的将士物资不足时，文帝也做出了类似的决定，不得不依靠那些能人的帮助。他下令，能把钱财和粮草送到边疆的人，可以获得爵位，“爵得至大庶长”。景帝时，则在干旱的上郡卖爵，甚至可以用小米抵罪，这就有点儿教皇当年卖赎罪券的味道了。

目前，各地方政府也对能人大开绿灯，你能满足我，我就给你优惠。一旦统治者需要，总是想把手头的资源变现谋取利益，不要相信他们在不受监督的情况下，会遵循公信原则。

我对于汉初的爵制还不甚了解，个人感觉，如果文景仅仅是卖爵位，等同于给他们一个大小不等的采邑以维持生存。作为比较，可以看欧洲中世纪君王们赏赐给自己爵士们的封地，更像是经济上的鼓励，而不是行政上的卖官。或者可以类似于英格兰（为了应对经济困难）曾经出售过的终生年金国债，买国债的人从政府获得保证，在他死之前，每年能获得多少财富，有的甚至能遗传给子孙。如果是卖官，则情况要严重得多，牵扯到把权力直接变现了，连遮羞布都不要。我倾向于前者，即出售爵位只是经济鼓励。

4，我对文景之治充满了敬意，文景二帝从性格上来讲，并非没有缺陷，而且期间还发生了七国之乱（个人认为，七国之乱对于中央的好处是扩大了中央财政权，对于中央政府是有利的。不过这个观点还需要事实支撑）。但这是一个放松民间经济，顺势而为的时期，出现了民间经济的飞速发展，这一点很像20世纪七十年代末到现在的中国。也正因为它的特点是“无为而治”，结果太史公在《平准书》中的记载并不多。

但无论如何，他对于武帝即位之初情况的描述，显然给了文景时期一段最高的礼赞（武帝最初即位时的局面是文帝和景帝打下的），不妨全文引用。

至今上（即武帝）即位数岁，汉兴七十馀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馀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於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後绌耻辱焉。

但太史公随后也提出了一些忧虑，或许作为对武帝时期针砭的开端。其后，我们将看到武帝是如何将如此丰富的国家财富都耗干的。

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於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

5，汉朝经济上的衰落始于战争。当我们沉浸在所谓汉武大帝的武功时，却要看到其背后已经将民间经济榨干了。太史公之所以能够屹立史坛，除了他对于纪传体的开创性之外，还有他的史识和史胆。他直言不讳地道出了汉武时期的战争对于经济的破坏作用。

两越战争导致江淮疲惫，开阔巴蜀，导致巴蜀之民罢焉，灭朝鲜，导致燕齐凋敝，而匈奴战争则使得全国受到了影响。不仅是经济，匈奴战争也导致人才任用标准的改变，“入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文景之治积累的财富散去了。

太史公详细记述了北面筑朔方城和西南面修夷道对于全国经济的破坏作用。山东远处于这两地之外，但由于库府空虚，单靠两地不足以筹集经费，除了极端压榨当地之外，山东也要出钱出人，费数十百巨万。

6，这里，武帝把景帝时在干旱的上郡这一个小地点卖爵的事情扩大化了，而且形成了制度，并最终允许这些获得爵位的人获得官职，这就彻底破坏了行政体系。而这种买卖军功爵的形成，是和汉朝的军事胜利联系在一起的。第一年（当为元朔五年春，为首的将领是车骑将军卫青），汉军十余万进攻匈奴右贤王，获首虏一万五，第二年再战，获一万九。论功行赏花了黄金二十余万斤，俘虏也获得了优待，汉军马匹死了十余万，加上粮草辎重以及转漕费用，汉朝的国库已经不足以养得起这次战争了。于是，汉武帝下诏为了筹集资金而买卖军功爵，只要出钱就可以封军功爵，并且封爵是和当官挂上钩的。“军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杂而多端，则官职秏废。”

官职买卖的结果就是正常的选官途径荒废，严重影响了官员的质量。其后，那些盐铁大户的子孙通过金钱获得官职成为了风气，这还会在后面的部分中谈到。

汉朝的军功爵制值得深入阅读，但目前我没有精力。

太史公下面还详述了几次皇家花钱的大项，包括战费、自然灾害、养马等，不再详细引用。

为了弥补亏空，汉武帝也采取了几项措施，太史公对此均有详尽的描写。这几项措施是：币制改革，缗钱令，均输平准，和盐铁专卖。遗憾的是，这几项措施都造成了更大的混乱，从而恶化了汉朝的经济。下面将一一进行讨论。

7，首先，谈一个世界性普遍的难题：金属货币时代的通货膨胀。当今各国的货币已经纸质化和虚拟化，因此通货膨胀主要控制在政府手中，发多了纸钞就会通货膨胀，而发行纸钞，只需要央行开动印钞机即可。但在金属货币时代，政府却很难制造一次通货膨胀，因为金属的产量是有限的，无法实现大规模增长。

但是，金属货币时代仍然有可能实现通货膨胀，秘密就在于铸币。为了方便人们使用货币，政府（或者有能力的私人）把金银铜等贵金属铸成了钱币，比如，重量一两的铜铸成钱币后，标明重量是一两，人们看到钱币上的文字，就知道这是一两铜，不用再自行称重了。钱币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的的确确是铜做的，而它购买的物品所值恰好等于一两铜的所值。但时间一长，钱币出现磨损，一两的铜币磨损成了八分，这时候人们仍然习惯上把这个钱币按照文字标注当成一两铜而不是实际价值的八分铜。

钱币的这种标称特性导致了两种行为。从私人方面讲，有人投机将足重的铜币打磨掉二分再使用，磨下来的二分铜渣再卖给铸币机构赚钱。从政府角度讲，如果铜币过于轻了，人们也不敢使用了，于是政府就要回收不够重量的铜币，重新铸造成足重的再注入市场。但政府如果收一枚八分重的铜币，就发放一枚一两重的铜币，那么显然政府吃亏了，而货币数量又不能削减，否则会影响经济实体。为此，政府想了个损招，在八分铜中加入不值钱的两分锡，再铸造成一两重的货币，号称是足重铜币。这种方法可以瞒一时，却不能长久，久而久之，人们知道了问题所在，就按八分铜来接受它，从而导致了通货膨胀，即，钱不值钱了。

古代中外历史上多次引起混乱的通货膨胀实际上是铸币制度混乱导致的金融灾害，而这样金融灾害出现的时期一般是皇帝（国王）需要大笔资金进行奢侈消费或者打仗的时候。在古代，亦有无数的金融学家试图面对这个问题，他们的理论框架并不比现代的金融学家落后太多。在英格兰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牛顿就曾经在担任皇家造币局长的时候进行了一次货币重铸。

在国内历史上，汉武帝时期也出现了这样的通货膨胀。两个原因造成了这次通货膨胀，一是民间盗铸和打磨钱币，二是国库空虚而政府需要大笔的资金，就像现代政府一样开动印钞机一样，汉武帝开始想办法。他想了几个怪异的招数，一是使用皮币，即白鹿皮做的钱币，方尺的白鹿皮法定定价四十万。二是用银锡合金（号称白金）铸了三种钱币，分别价值三千、五百和三百。三是降低四铢钱的重量，改为三铢钱（我有一点不明，如果是为了货币贬值，在改铸三铢钱的同时，应该在钱币上仍然标明是四铢钱的重量，但太史公说三铢钱上是按照三铢钱的实际重量标注的。如果是这样，也就无法实现贬值了。这一点存疑）。

汉武帝货币改革的结果是盗铸之风更盛，有司规定盗铸者死，但人们仍然前赴后继进行盗铸。以后的五年里，盗铸钱币被官府所杀的有数十万，而私下里害怕告密而互相杀戮的不计其数，但结果却是盗铸之风越来越无法遏制。通货膨胀加速，从而更加破坏了经济。

由于经济的破坏，对于商人也更加仇视。“商贾以币之变，多积货逐利。”而商人的囤积货物导致了武帝加重商人税收和户籍限制，甚至强迫人们捐钱捐物（即缗钱，在后面还有讨论）。当初文景的宽松经济政策也就彻底告终了。

另外，太史公说三铢钱轻，易奸诈，所以有司改规则，开始铸五铢钱。这一点是出于什么原因，我没有想清楚，存疑。

后来还发行了一种以一当五的钱币，在上缴税收必须用这种钱币。但两年后就废止了。银锡铸币（白金）终因为得不到民间的支持而废止。

最终，汉武帝为了解决越来越混乱的铸币问题，下令各个郡国不得铸币，只有上林三官可以铸币，由于上林三官的钱币不易于造假，初步解决了币制混乱的问题。

由官家垄断发钞权是好是坏，一直到现在也有两种说法，一种在国内主流的观点认为，由中央政府垄断发钞有助于币制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而另一种观点（罗斯巴德）认为，最容易滥发钞票的恰恰是中央政府，自从20世纪中央政府垄断了发钞权后，通货膨胀比起20世纪以前来已经增长几十上百倍（20世纪以前，比较夸张的通货膨胀也很难突破一百年翻一倍，而现在的通胀很可能在几年内就翻番），可以说，通货膨胀是20世纪的世纪病，而现在这个病症仍然在持续。而私人银行拥有发钞权虽然在短期内由于稂莠不齐，但人们最终会拒绝那些没有信誉的货币发行单位，而选择那些信誉好的，通过竞争可以打造出优质的货币和优质的发钞人。我不准备作出结论，但这个问题显然值得思考。

汉武帝时期的铸币改革是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话题，我现在的理解还很肤浅，一些问题，诸如三铢钱的铸造原因，以一当五钱币的使用情况，都还没有搞清楚。如果对于此次失败的铸币改革进行研究，对于理解汉中期从繁荣走向衰落，是很有价值的。

8，为了弥补中央政府的亏空，汉武帝实行的另一项措施更带有饥不择食的手段，那就是缗钱。所谓缗钱，实际上就是强行要求富裕的人家向朝廷捐钱。

商人、富户以及拥有车船的人家必须向皇帝捐钱，其理由是各地赈灾的需要，以及用兵的需要。

这项费用由于师出无名，自然没有愿意交。

于是汉武帝采取了两个方法：树立榜样，强制执行。

一个叫做卜式的河南人成了当年的焦裕禄。这个人的确很爱国，他家庭并不富裕，但通过多年的经营，有了羊千余头。汉武帝攻打匈奴的时候，卜式连忙捐出了自己一半的财产。要知道，卜式捐献的时候，还并没有缗钱令，也就是说，他完全是自愿的。汉武帝很奇怪，叫人问他，你要官吗？不要。有冤吗？没有。那你想干什么？就是为了国家呗。汉武帝觉得这个人很妖，没有提拔他。

后来，卜式趁着河南饥荒，又捐了20万。这次汉武帝终于提拔了他。卜式辗转为官，一直当到了御史大夫。

汉武帝给卜式提官的原因是，由于推出了缗钱令，号召天下人给皇帝捐款供他挥霍。也就是把他竖成了榜样。

但是，古人的觉悟没有焦裕禄时候的人高，大家并不买他的帐，该不捐还是不捐。汉武帝于是采取了第二手，强制执行。不捐的人就审判你，强行拿走你的财物。

太史公写道，中等以上的人家几乎都被告遍了，官府收入颇丰，“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馀顷，宅亦如之。”

富了官府，穷了民间，中等以上的人家大都破了产，人民不再经营实业，宁肯游手好闲，偷鸡摸狗，也不再积蓄产业，反正到最后都会被官府偷走。

这就是缗钱令的后果。

9，汉武帝最为引起争论的两个措施是均输平准和盐铁专卖。我想在读《史记》的部分讨论前者，而在读《汉书》的部分讨论后者。盐铁专卖肇始于武帝，但是在汉昭帝时代引起了中国历史上一次有名的经济大辩论，并产生了一部优秀的经济著作《盐铁论》。而太史公的《史记》没有覆盖到昭帝，故在读《汉书》时再讨论。

严格地说，均输平准也是要到昭帝时代才讨论得更加激烈，但它相对简单，所以先讨论。

所谓均输，以前的贡赋都是贡奉实物的，以后，把实物等作价成钱币，只供奉钱币。政府转运钱币要比转运实物容易得多，并且，在距离长安更近的地方，政府还可以以更低的价格买入实物，可谓一举两得。

所谓平准，就是允许政府将手中的货币投入市场，在农产品价格低的时候高价买入农产品，等价格高了再低价卖出，以平抑物价。

我们主要说平准的利弊。

从道理上，平准是一项很理想化的措施，如果实行得当，是可以平抑物价的。比如，如果今年小麦大丰收，每斤只卖一毛钱，那么政府可以用两毛钱进行收购，第二年小麦价格上涨，每斤卖四毛，那么政府以三毛卖出。政府赚了一毛钱差价，却也减轻了市场的波动。

在实行小规模试验的时候，这种做法往往能够取得不错的效果。比如，宣帝时大司农中丞耿寿昌曾经在边郡实行过常平仓（建立官方仓库储量，实行平准法），就很成功（见《汉书·食货志》）。可一旦大规模应用，就会出现问题无数。到了元帝时期，人们就开始议论必须把常平仓废除了，因为它“与民争利”，可见后来常平仓就已经从帮助经济变成损害经济了。

这里存在一个千年不变的问题，即国家资本主义是否走得通。严格地说，平准就是一项国家资本主义制度，政府组成企业参与到市场当中，企图帮助市场运行。

但国家资本主义的结果却往往不那么美妙。

为什么？因为这些国有企业建立的目的是帮助市场，在短时间之内，有皇帝监督时，也可以做到。但长期执行起来却往往是欺压市场。只消看看现在的国有企业就知道国进民退的可怕了。当下的国有企业哪一个不是吃垄断的独食，抬高价格，打压竞争，养了一群蠹虫？

当年的西汉政府也一样。一旦这些重量级的国有企业垄断了价格市场，他们往往是囤积居奇，获取高价，而不是平抑物价。这些国有企业是由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掌握的，而这些人往往知道，运用国家机器，赚钱赚得越多，皇帝越喜欢，而不是平抑了物价就能讨得上级的欢心。如果因为平抑物价花费了官家的金钱，不仅不会得到赏识，反而是要掉脑袋的。

这就是目的和执行的分裂。数千年来，我们一直企图解决这个问题，却一直没有解决。

在王安石时代，他还有一次大规模的国家资本主义试验，其中包括了平准一项，还包括了很多其他的措施。但王安石从理论上能够成功的改革却以失败告终，并极大地损害了宋代的经济。而到一九四九年，再次的试验以更大的悲剧告终。

而到了二十一世纪，我们又开始相信国有企业的作用，再一次心甘情愿让他们喝我们的血，可谓数千年不改奴性。

10，这里，提出一个人物，桑弘羊。武帝时期国进民退的法令多有此人制定或者参与。现代的国进民退者们应该尊他为老祖。他是个为武帝搞钱的财政高手，能够不择手段创造财政收入。结果武帝非常喜欢他，但民间以此为苦。

桑弘羊最后有一个比较合理的结局，他自认功高和上官桀联合谋反（实际上是反对霍光），事败被杀。即便如此，后世许多人仍然渴望多出点桑弘羊这样的搞钱高手，来解决政府的财政问题。

他的事迹不再多谈论。大家只要了解目前的仇和加薄熙来加李毅中，大概就能知道桑弘羊的面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