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沉没与再造：乡土小说的动力机制
　　
　　综合考察19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乡土小说四个主题性想象域，可以看出：虽然它们有各自不同的叙事重心、不同的意义蕴涵、不同的审美追求，但是，它们却拥有一个共同的推动叙事的动力机制，那就是：沉没与再造。这一对抗性的动力机制形成乡土小说的内在张力，使乡土小说充满活力。对于这个或隐或现启动、勾连乡土叙事的动力机制，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认识：首先，它来自哪里？其次，它如何表现在1990年代以来的乡土叙事中？再次，它去向何方？
　　第一，关于“沉没与再造”的本源。其实，沉没与再造本来就是乡土小说内含的叙事动机、动力机制和深层结构。如前所述，中西方乡土小说均肇始于工业文明兴起的历史阶段，是工业化的产物。其间蕴含着深刻的意识形态冲突，价值取向中自然显露“沉没与再造”的动机。沉没者，前现代文化、农耕文明、乡土社会也。在工业文明步步进逼的铁路线上，广大的乡土世界被切割、划分并重新连接、组织，经历“沉没与再造”、解构与结构的理性化过程。感受这一历史进程的文学心灵，则一边悲悼沉没的乡土，一边运思想象，在文字世界里再造乡土的辉煌。这是乡土小说兴起的动机，其中“沉没与再造”的精神反抗昭然若揭。至于乡土小说的架构，则诚如鲁迅、王德威等人指出的：必然包含一个在回忆和想象中重构故乡的动力机制。真实与虚拟，写实与浪漫，过去与现在，传统与现代，亲切的“故乡”风物与今非昔比的“异乡”情调，都在指点“沉没与再造”的叙事迷津。正是由于故乡的沉没——失落或改变，乡土叙述才得以一次次完成“故乡”神话的转移、置换与再生，乡土小说因而得以一次次营造往事“不堪”回首的迷人“乡愁”。同时，乡土小说的这一动力机制无疑充满乌托邦冲动，在过去与现在的时间叠影里，在历史与社会的“时空交错”(巴赫金所谓chronotopical)处，作家追求完美的动力和信念、倔强激烈的批判欲望隐然浮现，“乡土”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必定折射特定历史情境下政治、文化乃至经济的意识形态兴味。而乡土小说通过“乡土”的精神重构，实际上也就介入、参与了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宏大社会工程。这样，乡土小说的架构中已经包含“沉没与再造”的叙事模式，因此它既是乡土叙事的动力机制，也是乡土小说的深层结构。其实很多乡土小说家对此都心领神会，也有精彩表述。对于乡土小说有高度审美自觉的沈从文曾多次阐释自己的作品，他在谈到《边城》的创作时说：“拟将‘过去’和‘当前’对照，所谓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2]就非常清楚地说明了“沉没与再造”本身就是乡土小说内蕴的叙事动机、动力机制和深层结构，包孕乡土小说全部的张力、活力，也是乡土小说的命门和秘密。
　　第二，“沉没与再造”在19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乡土小说中得到凸显，作为主导性的叙事动力而浮现在主题层面。
　　如前所述，“沉没与再造”在当代乡土小说的四个主题性想象域中均表现突出。直面现实乡土小说的社会批判直指乡土“沉没”的种种危机事态，忧心如焚，指摘抨击，呼号呐喊，嘻笑怒骂，皆为“再造”乡土之心愿表达。文化批判乡土小说揭露国民性劣根，伤悼传统文化之消亡，在现代启蒙与文化立场、道德批判与价值悬搁之间徘徊无路，正体现了“沉没与再造”的巨大张力。历史反思乡土小说在史诗、传奇、寓言、喜剧等不同的叙述方式中，展开中国现代史的民间叙述、个人化叙述和主体性思考，力图在个体生命的想象世界里整合乡土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那种打捞沉没的岁月，借古讽今，忧思未来的高远志向、宏大胸怀，自是“沉没与再造”的形象说明。而家园乡土小说则更加鲜明地凸现“沉没与再造”的主题：对“沉没”的大地－自然－乡土无比痛惜，以优美的抒情笔调倾心打造诗意审美的乡土家园。如果说，四个主题性想象域中，直面现实与文化批判更多书写乡土的“沉没”，历史反思与家园守望则更着力于乡土的“再造”。过去与未来，旧与新，传统与现代，沉没与再造，这些矛盾的两造相互呼唤，相互置换，相互响应，建构起当代乡土小说的主题视域。
　　那么，既然“沉没与再造”是乡土小说内蕴的叙事动机、动力机制和深层结构，为什么它会凸显于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大陆乡土小说并浮现在主题层面？我想主要原因大概可以归结两点：
　　首先，市场经济改革深化、文明转型加速运行的新形势使乡土的沉没与再造成为当下严峻的社会现实，因而使之凸显于乡土小说的叙事想象。同时，这也是促进当代中国大陆乡土小说想象域拓宽的社会因素。叙事动机、文学主题总是从时代精神中提炼出来，是时代精神、社会情绪、公共想象的反映，每一民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有不同的文化主题。1990年代以来最重要的社会现实，是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这场变革外显为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而乡土在这一历史进程中遭受最大冲击。土地效益产出已经无力满足农民对物质文明的渴望，大批失地农民正在失去祖辈拥有的家园及其相应的生活方式。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其与之相应的价值观念使传统文化走向末路，精神危机、道德危机、文化危机伴随着改革深化的步伐四处蔓延。以前未曾充分暴露的现代化恶果现在大爆炸似的次第呈现，暴露出一幕幕忧伤的图景。尤其是盲目发展经济造成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对乡土家园带来根本性的毁灭。但另一方面，社会学意义上的乡土也正在经历漫长的阵痛，等待那个与现代化合拍的新乡土艰难诞生。换句话说，乡土的沉没与再造也是当代中国现代化社会工程中一项最重要的任务，这一点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亦有明确表述。
　　如此世纪末景观，无疑是乡土“沉没”的典型情境，当然也是“再造”乡土的绝佳契机。问题前所未有的尖锐，解决问题的欲望当然也格外强烈，这就是“沉没与再造”凸显于当代中国大陆乡土小说的社会背景、历史语境——特定的时空交错，决定了乡土小说的内在张力充分展现。而在此之前，这一乡土小说的深层结构虽然始终存在，但并未受到相关语境的激励，或者被导向其他意义层面。沈从文无疑是清楚把握乡土小说审美内涵的，可是在他所处的那个政局动荡的时代，这样的认识实在是有些超前、有些偏离主旋律，因而他并没有得到多少理解。新中国的农村题材小说其实是内含新旧对比的，可是这个“沉没与再造”完全被限定在政治性视域中而抽空了其他丰富的意蕴，比如，根本没有为“乡愁”保留一席之地。“再造”的新农村必须欢欣鼓舞喜气洋洋，“沉没”的旧社会（包括私有意识）则必须毫不留恋地埋葬。到了充满再启蒙色彩的新时期，乡土是经历苦难迎来春天的“希望的田野”，改造国民性问题似乎再次成为乡土“再造”的关键，乡土的“沉没”并没有引起现代化欢呼者们的关注。因此，“沉没与再造”在1990年代凸显于中国大陆乡土小说想象系统，这是历史境遇的必然。
　　其次，丰富多彩、多元化的文化思想是当代中国大陆乡土小说的思想资源，为当代乡土小说的整体发展提供了价值支撑，也启动“沉没与再造”的叙事力量，使乡土小说展开多向度的探索与发现。如上所述，现代性理论、文化多元主义、生态学、后殖民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等当代文化思潮，均深深影响了当代乡土小说的想象空间、意蕴生成。比之以前，当代作家在吸取和选择外来思想资源方面，显然更具主动性和理论自觉。也就是说，他们能够立足于本土实践，激浊扬清，择善而从，在现实问题与理论思考的撞击中寻找思想的归属。当然，这并不能保证当代乡土小说的普遍的精神品位，由于个人素质的差异和表现力等问题，当代乡土小说的精神取向斑驳陆离，有些作家存在价值观滞后、混乱、庸俗等情况。但是，相对于此前乡土小说略显单调的趋同态势，当代乡土小说驳杂的思想背景为乡土想象提供了多种可能，推动了多向度乡土叙事的积极探索，其中自然也包括对“沉没与再造”的多角度认识。比如，新历史主义看到了“古今同体”、解构历史等历史叙述的新方法，海德格尔与生态学理论则指引着回归自然家园的新路。这些无疑都激发了对乡土“沉没与再造”的新的发现和表现，从而极大地拓宽了当代中国大陆乡土小说的主题性想象域。
　　第三，考察“沉没与再造”在当代中国大陆乡土小说中的作用，可以确认：这个极富张力的动力机制蕴含着乡土小说的无限活力，昭示着乡土小说的未来。但是，它也暗示了乡土叙述行为的症结——内在的有机关系一旦四散崩裂，则这种张力就会一触即发，导致文本的“内爆”(implosion)。
　　由于“沉没与再造”使乡土小说成为一个极富张力的矛盾统一体，那些优秀的乡土小说总是表现出叙事力量的充沛、多重意义的对立统一和情感基调的和谐美感。而相反，失败的乡土小说则往往表现出价值和美感的双重失衡。诚如丁帆先生所说，由于今天中国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落差性，当下中国的文明转型牵涉到三种文化模态共时性并存的“奇观”式的复杂社会状况，乡土小说面临乡土经验重新整合的困境。作家难以确定自身文化批判价值体系，故而使乡土小说呈现斑驳色彩。[3]然而实际上，文化多元化、价值多元化是全球化语境中的交叠共识，不能因为中国大片农村尚处于“前工业文明”阶段，就断然否定来自“后工业文明”的文化价值观念。问题的关键在于：必须联系实际，在当代中国社会客观现实中考察理论的适用性。比如生态保护思想，在中国就有大量触目惊心的生态灾难、生态环境问题，足以证明它的正确性和迫切性。作为后起的发展中国家，我们的好处是拥有西方工业文明的前车之鉴。我们必须而且可能在西方工业文明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往前走，而不是重蹈覆辙，仍然奉经济合理性为至高无上的目标。无数惨痛的事实足以证明：生态危机确实是工业社会本身内含的一个深刻的制度性危机，理应受到当代中国作家的深切关注。在这样的基点上考察当代乡土小说中的价值失衡现象，其主要原因在于：当不同层面的文化问题在现实生活中激烈对撞、冲突，作家必须在无可回避的具体情境中做出选择——包括价值评判与情感态度。因此，乡土小说要保持“沉没与再造”的张力平衡，首先取决于价值观的稳健理性，能够在矛盾丛生中找寻一条可行的坦途。否则就可能导致价值的失衡、偏颇或虚妄，从而引爆乡土小说内在矛盾。其次，还取决于作家流露在叙述中的情感态度，作品的感情基调。对于不忍消逝而终将消逝的，对于必须忍痛割爱抛弃的，对于不得不接受的，对于必须改造自己去适应的，作家都将表露他的情感取向，其间自然渗透文化批判立场。对于乡土小说而言，“乡愁”是其经典情感。因为在时光宰制中回望乡土，梦幻、感伤和失落是最自然的情感反应。那久远温情的乡土魂魄，在乡愁中梨花带雨，楚楚动人，正是乡土小说魅力所在。
　　“沉没与再造”的价值失衡问题在直面现实与文化批判乡土小说中最为严重，能够解决多元文化冲突，趟过雷区的成功范例之一，是夏天敏。夏天敏的小说直面当下乡土现实，由于他所写的是最为贫瘠的云南乌蒙高原，乡土的“沉没与再造”问题也就分外突出。在《徘徊望云湖》中，如果夏天敏只写这里恶劣的自然环境、生存环境（“天灾”）对村民生活的制约，以及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给农民带来的“人祸”，由此确立自己呼唤工业文明胜利的现代性立场，这样的价值观固然理直气壮，但显然有失偏颇有失单薄，因为生态问题同样是当今中国面临的重大危机。夏天敏的高明，在于他同样浓墨重彩描写了这里远离人寰的绝俗之美，描写世界珍稀保护动物黒颈鹤的美丽身姿。并且让卢章华“深深地为眼前的景象感动并且深深地陶醉了。许多年来他被沉重的生活所累，他为自己更为一个村的生活压跨了，他眼里看到的是尘土飞扬的黄土，苍老，破败，猥琐的村庄。面色如土，形容困顿的村民。听到的是漫天飞扬的争吵，琐琐碎碎的唠叨，沉重的叹息和怨天怨地的倾述。他早已忽略了黑颈鹤的存在，忽略了美的存在，美对他来讲是多么的沉重是多么的奢侈。”这样的描写，使现代与后现代在冲突中和解，而卢章华后来的行动则进一步印证这种对立统一的文化选择。他暗地包容村民偷食投放给黒颈鹤的玉米以解决饥荒问题，又毅然揭露饿死黒颈鹤的弊政内幕，并勇敢地担当责任，坚持良知而走向价值平衡，并未导致生态理念的错位或乡土小说的价值倒错。夏天敏把前现代的生存危机与后现代的生态理想并置，以二者之间的剧烈冲突揭示中国进入全球化语境遭遇的文化尴尬。实际上，所谓现代与后现代理念的矛盾冲突，在具体情境中虽有轻重缓急之分，但仍然是可以统一的——无论在具体的实践操作方面还是小说文本的审美表现方面，都是可以做到的。
　　在“沉没与再造”的情感表达上，迟子建与刘庆邦可谓深得沈从文真传。二人之乡土叙事，或憧憬，或怀旧，其实都是心造的家园梦想。因此二人的纯美之境均浸润淡淡忧伤，成为当代最美最感人的乡土诗。迟子建追求“伤怀之美”，总是在缺憾中表现美好的情感，让人感受淡淡忧伤中静静流淌的幸福。那种被辛酸浸渍的幸福如同撒满晨露的蓓蕾一样让人心动，在《日落碗窑》中得到过于集中的表现（略微有些煽情）。在她的笔下，即使死亡也被淡化为生命的自然延续而得到美的升华。刘庆邦的怀旧同样回荡着忧伤的调子。温柔的人性、纯真的爱、亲切的大自然，与失怙的痛苦、受伤的心、艰难的生存融合起来，构成萦绕在刘庆邦柔美小说中的感伤情调，隐隐的酸痛浇灌着、滋润着爱的可贵，美的可贵。
　 当然，未能协调“沉没与再造”之价值与情感，导致意义与美感双重失衡，是乡土小说普遍存在的问题。很多揭露现实问题（包括生态写作）或批判国民性、怀恋乡土价值的乡土小说因为价值偏颇或虚妄而导致内爆。比如“现实主义冲击波”，用改革过程中官场行政工作的两难回避问题，从而也回避了文化批判的立场。诚如殷实所言：“在一种半推半就的立场下，世俗风景被用写实主义的笔法展示，人物则有新闻化和蒙昧化等不同的趋势，文学的历史洞察精神也因此而暧昧着。”[4]还有众多生态写作，片面强调生态危机，而未能把它纳入具体社会情境寻找症结所在，从而导致价值错位。大量的表现农民工的乡土小说，则站在道德义愤和人道主义等简便的既定立场，描写农民工遭受的苦难和摧残，寄以廉价的空泛的同情，未能进入沉痛的心灵真实，也未能延展思想的纵深。至于缅怀乡土价值者，则往往放弃现代理性，沉酣于过度浓烈的情感宣泄，失去价值甄别的理智。另有推崇零度叙事者，则索性冷面扮酷，以绝对控制的冷酷叙述遮掩或躲避文化批判的重任。
　　“沉没与再造”为乡土小说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由于时间的流逝是根本性的“沉没”，而大地永远是人类生存的根基，它正被人类文明掘进、挖空、沉没，这意味着乡土小说永远会有一个“沉没”的乡土可以回忆、幻想和守望；而“再造”则为虚构、想象和叙述开放了无限可能。从乡土小说目前发展看，反思历史与家园守望乡土小说势头强劲，二者也最契合“沉没与再造”之题旨。但是，在世界性移民的全球化语境中，赛义德称为“普遍化了的无家状态”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感知、体验和认识，构建一方故土的写作或将导向更高级的心理需要、更自由的虚拟创造和更抽象的精神综合。奥尔巴赫说：“发现家乡美的人仍然是稚嫩的新手；四海为家者是强者，但只有把整个世界看作异国他乡的人才是真正完美的人。”[5]结合台湾乡土小说的历史轨迹，可以预料，乡土的“再造”会最终指向“家园”等终极性的理想追求。但是鉴于当今中国社会现实面临的具体问题，乡土小说仍将大力发挥它参与社会工程、“再造”乡土的功用。

[1]贾平凹.秦腔[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562～563.
[2]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5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237.
[3]丁帆.中国乡土小说生存的特殊背景与价值的失范[J].文艺研究，2005，（8）：5～13.
[4] 殷实.乡土的本义[EB/OL]
http://www.phoenixtv.com/home/zhuanti/zjzx/zjzxwxdl/200308/22/99609.html, 2003-8-22
[5][美]赛义德等著：陈永国等译.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