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文化的生命之歌 　　　　
　　　　　
　　　　　　　　　　　　　　　　　　 王淑芹

　　读赵德发的农民三部曲《缱绻与决绝》、《天理暨人欲》（原名《君子梦》）、《青烟或白雾》，心情为之一振。在这样一个普遍追逐名利、沸沸扬扬地感受刺激，以写隐私、欲望、肉体而惊乍于世的年代里，赵德发从1994年开始，埋头致力于系列长篇小说“农民三部曲”的创作，以其独特的文人写作姿态和敏锐的洞察力，不媚俗、不趋时，一如既往地开拓农民领域，面向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以其淳朴善良的笔墨，展示了世纪之交的中国农民的所走过的百年心路历程，刻画了一群勤劳质朴的农民在土地、伦理和政治等各种世事变迁的波折中所表现出来的痛苦、挣扎与探索。从而向我们显示了既不同于私人化宣泄、也不同于城市文明的另一种写作方式，形成了与 “个人化”作家小说的“私语”式叙事相抗衡的乡土性、民间性叙事风格。
赵德发出生在农村，小时因为家贫，只上了四个月的初中就被迫辍学。之后做过教师、公社党委秘书、县委办公室秘书、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等职。与现代许多作家不同，赵德发是纯粹的大地之子，是那种因为祖祖辈辈都是农民因而在血脉上与农民息息相通的贫民，是农业文明的率性歌者。他的“农民三部曲”是“土地文化”的原汁原味的感性文本，他用一口地道的农民的语言述说着对养育了自己的这片热土的挚爱，关注着与土地打交道的农民的百年命运，展示出一幅幅农村生活的真实画卷。他是在用自己的心灵创作，用农民的本色创作，这使他的小说便具有了比较彻底的自然本色，即：土地的本色。
　
　　　　　　 　　　　　　 一
　
　　　中国文化说到底是农耕文化，千百年来，个体、落后的手工劳动决定了中国农民与土地难割难舍的依附关系，深巨而持久地影响着他们的生活方式、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土地是农民生命的全部寄托和生存的精神支柱。正因为有了土地，农民才有了生活的动力，他们的生命才显得鲜活有力，光彩照人。写农民离不开土地，土地是农民文化的灵魂，也是贯穿赵德发农民三部曲的文化脉络。他始终以土地为线索，“没有我对土地的深爱，也不会有我的那些作品”。它或隐或显，把《缱绻与决绝》、《天理暨人欲》和《青烟或白雾》三部小说贯穿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土地文化是他小说中“可闻可见可触摸的潜流，是小说与小说之间的粘连（纽带）……不是一般的展览和外在的绘状……只有心灵中的故土和文化，才能使作品有弥漫的雾气，才能使作品持久地有一种沉甸甸、湿漉漉的感觉。才能使我们打开书页，仿佛在光秃秃的严冬中摘到了几片冬青树的厚叶……”土地不仅是整个三部曲的核心，也是农民三部曲的起点。赵德发从农民中走来，并以一个地道的农民身份真实地再现了农民对土地的那份刻骨的真情与依恋，他写历史变迁过程中农民对土地的情感，写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农民的人生和人性，写这片土地上的风土人情，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土地文化景观。
　　《缱绻与决绝》首先把焦点对准土地，表现了农民由死守土地到走出土地的心理变迁。封大脚是这类农民的典型，他勤劳、质朴，对土地有一种近乎变态的热恋。成家立业之后，他就象祖祖辈辈的农民一样把土地与生命紧密地连系在一起了：“男人是应该把力气白天用在土地上的，而不能把力气用在女人身上。”他不想固守祖辈留下的那份家业，而是想要更多的土地，为了实现这一计划，他开始在满是砾石的山坡上艰难地开垦出二亩荒地，“他们（封大脚和妻子绣绣）这时对土地的搜求已经不亚于大烟鬼对烟土的痴迷。”不管是在土地私有制的封建社会，还是在土地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封大脚都始终如一地保持着对土地的那份执着的依恋，土地成为他一生快乐、痛苦的最终根源，拥有更多土地是他一生唯一的索求，因而对土地始终存有一份占有的欲望。在他心目中，土地既是母亲，又是妻子，还是孩子，它们都有刻骨铭心的名字：“圆环地”、“镰刀把”、“算盘子”、“涝泉窝”、“破蓑衣”；尤其是那块自己亲手开出的“圆环地”，在合作入社时他“死也不舍”。当得知要交出他辛辛苦苦的荒地时，他“抓一把土攥在手里，就再也把持不住自己，‘哇’地一声蹲在那里哭开了。”而土地归社以后，他再也找不到拥有自己土地时的那份自信，“感到心里空空荡荡。……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产生了对自己的不自信，他甚至怀疑自己还有没有必要再活在这世上。”这是农民在土地命运改变时的一种失落与悲鸣。他对土地的这份情感缘于中国农民几千年积淀下来的土地崇拜心理，是地地道道的农民的土地价值观。
　　可以说，在农耕社会中，土地崇拜是中国农民重要的人生观、价值观，他们的生与死、苦与乐都源于土地，土地的存在是生命存在的最终根源与目的。任何打击包括政治运动、自然灾害都不能使他们离开土地，这种虔诚的土地情结是中国文化充满民族气息和文化魅力的最重要的所在。对于农民来说，土地就是他们全部的希望和寄托，他们生于土地、长于土地，又归于土地。生命存在和土地实在无法分开，这种土地崇拜意识的根深蒂固，使得拥有了全村土地最多的地主宁学祥宁愿舍弃自己的亲生女儿，因为不这样就会使他损失将近一百亩地，阻碍他这辈子要把土地扩大到十顷的奢望的实现。土地是那个时代农民永远的牵挂：“打庄户的第一条，你要好好地敬着地。庄稼百样巧，地是无价宝。田是根，地是本呀……不管这土地是你自己的，还是人家的，你都要好好待它。俗话说：地是父母面，一天见三见。依俺的意思，爹娘你可以不敬，可你对地不能不敬。”这是侍侯了一辈子土地的封二对儿子的临终遗言，也是一代农民对土地发自内心的理解。他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固守那土地生活了上千年，从来没有一天想过要失去它、离开它。然而时过境迁，今天的农民再也不象大脚那样固守那片土地了，而是千方百计地走出去，农民的土地情结也就由此发生了改变，尽管这种改变透露着多种复杂的情感。
　　如果说《缱绻与决绝》集中表现了“土生万物由来远，地载群伦自古尊”的土地崇拜观念，那么这种根深蒂固的农民土地文化情结在《天理暨人欲》和《青烟或白雾》中就成了一种潜在的文本，是土地文化的延伸。它向我们昭示了这样一条真理，在地方农民的眼里，不论是做人还是做官，如果没有土地做依托，这一切都将成为泡影。律条村的族长许正芝在全村面临灭绝性的天灾人祸时曾对众人说：“不管日子多么艰难，那地是万万不能卖的。”足见土地在这位代表了整个律条村的族长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在农村，土地是一个人的身份、地位的实质性代表，因为有了土地，地位、身份就可以提高。当许正琮听说女方“家有三百亩良田，眼睛便亮了”，也不再深究其他，竟然为儿子娶了一房秃女。正因为这样，许正芝为了族人度过灾难亲自卖地的行为也就更加震撼人心了，它使得“全村男女老少无不称颂许正芝的功德无量。”（《天理暨人欲》）在当时，土地的多少成为衡量农民存在价值的一种标尺，人对土地的态度反过来又折射出农民的生存理念，土地成为权衡人存在的重要价值尺度。而在《青烟或白雾》中土地也是这样一种隐性存在，不论庄户人走多远，做多大官，真正魂牵梦绕的依然是那块黄土。“玩龙玩虎，不如玩土，咱庄户人还是干老本行踏实。”这是所有从农村走出来的农民的一致心声。所以，在经历了许多官场的是是非非之后，吕中贞仍是被安排到曾经养育过自己的那片土地上，追寻她年轻时的爱情梦想。她几十年官场的经历，最后也只能是一种最令人辛酸的往事，只有在与土地打交道时，她才会发挥自己的特长，找回自我存在的价值，也只有回归土地，回到农民之中，她才会得到心灵的慰籍。她的儿子白吕也是这样，他有知识、有能力，但是，他并没有走出这片土地，他毅然辞职，决然地舍弃官场上的虚伪与欺骗，而心甘情愿地做一位新时代的农民。虽然，也有走出这片神秘的土地的两位在当时轰动一时的大人物，旧时代的支翊和新时代的支明铎，但都因为农民的过于为民的本性的驱使而不得不回归到农民本身。土地在这里不是农民生活的点缀，而是他们的命根子，是他们生命的根基，它根深蒂固地存在着，从外在行为到内在的本性，也许他们的角色会有所改变，但却更改不了血液里流淌着的农民禀性，他们只有回归，只有认同。虽然在农民三部曲中，也存在着一些他者，也就是非农民身份者，但他们归根结底仍然是农民身份的延伸，并没有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或真正的大家士族的存在。不管是最后终于摆脱了农民身份的经商者羊丫们也好，还是象城里人一样凭借知识的出色而改变了命运的支明铎类也罢，他们身上都无一例外地有着农民的印迹。这印迹的存在会加大他们与城市文明的距离，而使小说的整个氛围保持在土地文化中。

　　　 　　　　　　　　　 二

　　古人云“食、色，性也。”在赵德发的土地文化视野中，对人（农民）之本性的揭示也是极其独到而深刻的。在以土地为衣食父母的农民那里，生命存在的所有症结都来源于土地。有了土地，才有了生命，才有了建立在生命之上的其它的一切，包括食和性。
　　而在土地不均和土地没有被正常利用的年代里，人之生存最致命的障碍就是食，然后才是其他。在特殊年代的农民的记忆中，特别是在下层农民的心灵深处，并不是《红楼梦》中大观园的荣华，唯一记忆深刻的就是饥饿，饥饿源于特定时代农民土地文化的深层心理情结。在远逝的岁月中，在土地没有被合理利用的年代里，农民的生存状态只能是饥饿。生活在土地私有制社会中的费大肚子一顿能吃十六个煎饼，但是他“其实是没有肚子的。”“他是大个子，腰整天弓着，……但他吃得太多，这几年在外雇活，到哪里就把哪家吃红了眼。……于是他那大肚子的名声越来越响，弄得他找活做很不容易。”类似费大肚子的农民其实在当时大有人在，他们并不是天生的肚子大，而是因为没有自己的土地，没有可以安身立命之所。在那个年代，失去了土地，就等于失去了一切，他不得不把自己年幼的女儿送给地主宁学祥作肮脏的交易，用女儿的血泪钱糊口度日。《天理暨人欲》中的农民除了粮食之外，所有的东西都试着尝试过，他们“吃那些难以下咽但又不得不吃的树叶，吃多了绿的脸色也便成了绿的。”天灾人祸都可以造成生命的障碍。事实求是的说，在农民掌握了基本的生产资料以后，饥饿不应该是农民生命存在的常态，是时代造就了一些因吃得比常人多而格外显眼的人，如果说费大肚子是土地不均时代造就的饥饿的代表，那么郭小说、大梗和吕中三便是土地公有，农民受到政治干预时而遭受饥饿的典型。大梗自小饭量就大，两岁时过年吃饺子能吃下两碗，虽然大梗的存在并没有妨碍别人，但是在土地被糟蹋的时代，生命不得不变得再一次失去依靠，最后，“大梗的心里饿得只剩下‘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人性压抑到极致，生命的存在便会出现障碍。食欲的压抑使他们挣扎在死亡的边缘，时时遭受生理需求的煎熬。他们或者为了满足本性的需要而宁愿结束自己的生命，或者为了实现做人的尊严而一再压抑自己。一辈子也没吃过几顿饱饭的费大肚子和不堪忍受非常态生命压抑的大梗选择了前者，他们为了满足人性的自然的需要，舍弃了生命的延续。费大肚子实在饿得不行了，就在一天夜里撬开大队仓库的门，一头扎进盛了花生油的缸里，饱喝而死。大梗则在饥饿的驱使下，拿了大队里的钱，买了四斤油条，在痛快地吃完两斤后，带着剩下的一半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在那饥不择食的年代，饥饿使人们变得发疯，尽职尽责、积极上进的郭小说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连该吃的也不敢吃了，天天饿着肚子，终于有一天，他把饭桶再次提到大伙面前的时候，自己却一头栽在地上再没起来。”因为食，人们常常闹纠纷，饥饿使村里的人一个个变成了非人，饥饿使公公与儿媳进行私下交易，儿媳偷嘴，公公吃回扣；饥饿使慢性子吕中三在儿子垂病的时候无路可走，只有“慢慢腾腾来到村外”，在那里拣食没摘净的不成熟的花生果，以缓释本性的压抑。这种饥饿的生存状态，在三部曲中是随处可见。食，成为农民意识中随土地而来的另一个重要话题。在那正在远离我们而去的百年里，农民的本性因为这样那样的干扰，而遭受着不该遭受的煎熬，吃一直是那个时代农民生命的最大障碍。人们尽管性情各异，有男有女，但无一例外地对吃充满了渴望和冲动。
如果说在农民的本性中，早期土地文化呈现给我们的是一种压抑，而这种不正常的心理更明晰地体现在农民对生理本性的特殊的体验中。在农民文化中，女性可以说已经演变成为土地的一个隐蔽概念。对于性，象对土地一样，男性占有绝对的主权地位，女性只是一种自然的存在，是为证明男性力量和价值而存在的一种虚设，是土地的隐喻。在男性看来，女性就是被践踏、被宰割的附庸性存在，是被用来证明男性权威、点缀男性魅力与风采的对象。赵德发笔下的女性也多是这样一群被侮辱、被戕害的形象，她们没有也没有自己的生命，没有自己独立的社会地位，更没有自己的爱情，纯粹是一种男性文化和土地文化的附载。
　　在那个男权社会里，女人的生活命运是非常容易被改变的。绣绣的被绑，不仅夺取了她美好生活的权力，也夺取了年幼的苏苏的一生的幸福，“是呵，别的不怪，就怪命。”这是弱者对命运的最好的自我安慰。苏苏本来是一个孩子，可是却硬被父母安排给费文典，也因此开始了一生的磨难。女人稍有过失（尽管这过失是社会强加的）就会被认为是有瑕疵的璧玉，不配给男人用了；而女人若是男人不喜欢的，也只不过成为他们情欲发泄的的工具而已。苏苏就是一个这样的替代品。她仅仅是男人（起初是费文典，后是郭龟腰）发泄私欲的工具，而且也成为费文典轻而易举抛弃自己的绝好借口，而她却为了自己不该担负的责任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如果说苏苏对那个男权社会还有少许的不满和反抗的话，那么费左氏则是男权社会自觉自愿的牺牲品。她被冒牌男人夺走了青春和生命，却毫无怨言地维护它，二十二岁守寡，后来毒死不守男权社会规则的婆婆，但她至死都没有意识到自己作为殉葬品的可悲，而是心甘情愿地在认定自己不配男权社会的装饰品之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争取爱情自由、个人幸福方面，女性更没有任何主动的意识和任何反抗的勇气，永远走不出传统意识的束缚，摆脱不了与生俱来的对命运的困惑与迷惘，因而也就无一例外地成为伦理、政治的牺牲品，成为社会强势群体的殉葬品。绣绣本是大家闺秀，容貌举止得体大方，并早已有了心仪的对象，但偏偏在将出嫁时被人绑架。她本来是一个受害者，但却由于不是过失的过失，而永远失去了获得正常生活的权力，失去了与自己心爱的人相伴终生的机会，只有嫁给找不到女人的封大脚，一床新被子就送走了她如花似玉的青春，而从此干起了下层农妇的营生。虽然她在大脚家睡醒后也曾有过“俺怎么到了你家里”的对命运抗争似的追问，但事实无可辨诘，面对命运，她也只有 “泪珠滚滚”。
　　在以农耕为主的男性文化视野中，女性永远摆脱不了被捉弄的命运。那些没受过任何教育，一生生活在三从四德视界下的人生，费大肚子的女人、油饼的女人、吕中三的瞎女人，都是因为男人不象男人，才吃不饱，才去乞讨。但她们始终都没有离弃自己的男人。费大肚子的女人为了养家，甚至不止一次地教唆女儿跟男人做肉体的生意。油饼的女人为了使男人吃得舒服一些，到处乞讨，受尽凌辱。小椹因为无意中看到的难堪的景象而备受精神的煎熬，而丈夫却可以光明正大地诱奸了丈母娘之后逃之夭夭。在这样的男性文化中，女人除了哀叹自己的命运不好（有时甚至连哀叹也没有）之外，就再也没有任何可以反抗的了。
　　虽然也有几个新女性，象羊丫、朱安兰、吕中贞，她们敢于追求自己的幸福，羊丫大胆而固执地爱着封合作，朱安兰换亲后守身如玉，吕中贞对自己爱情生活的一次次主动……但都没有摆脱命运的捉弄。她们对爱情的期望愈高，反而就跌得愈深，她们也无一例外地成了男性文化的牺牲品。封合作虽然也觉得羊丫好，但还是与他不喜欢的女人结了婚；朱安兰对丈夫守身，却神差鬼使地委身于掌权的许合印最后身败名裂；吕中贞始终想抓住眼前的那一丝幸福，可是却一次次被男性的理智打断，因为本来与她毫无关联的一次次政治运动，她先是被支明禄误解，失去了缔结姻缘的时机；后来又因为穆逸志对政治的执著，理智地一再拒绝了她的真情，但又保留了对她情感的支配，吕中贞这样一个不懂政治又被异性一种复杂的情感拉入政治的角色，在男性为主的政治文化中成为地地道道的牺牲品，她为了遵守一种连自己也不明白的诺言，葬送了自己一生的幸福，稀里糊涂地进入了晚年。
　　因此，女性爱情的失败无一例外地来自于男性的文化霸权，来自于男性土地般的占有欲望。女性自身的软弱无力，也只能成为男性进取的一个角色，或者情欲发泄的替代品，而完全没有真正的平等关系。女性不但没有谈婚论嫁的权利，也丧失了自我人格的尊严。女性的存在就是男性罪恶的渊薮。人们始终坚信，男性就是茶壶，女性则只能是茶杯。一个茶壶是需要几个茶杯来点缀的，而茶杯则不然。所以男人在性方面可以尽情放纵，这是男性自身的强势地位使然，而且本身也是男性的一种标榜。地主宁学祥（或许是怕自己的土地被分割吧）尽管没有三妻六妾，但他却与李嬷嬷私通，最后又娶了年轻的银子，他对性欲的需要牺牲了三个女人的生命。银子从一而终，结束了年轻的生命，而与宁只有性生活的李却也为宁自尽。费文典则在意念上占有了绣绣，抛弃只是性生活伙伴的苏苏，与年轻的时学娴结婚。他对苏苏除了性的发泄外，毫无平等的概念，致使苏苏在接受了另外一个男人的性之后而死去。郭龟腰则纯粹是以性生活来作为生的乐趣的。他在妓院中一次次地猎奇，女人在他的意念中只是生理欲望的一种冲动，过去就过去了，但他却没有想到费左氏的从一而终的性观念终结束了他的生命。封合作在村里男人外出打工时，把对村里其他女人的性生活看作是对她们生活的一种关照。小米却在体验了真正的性生活后被没有性生活能力的宁可玉结束了性生活的历史，许景行虽然恪守道德，但却又对刘二妮报有一种难言的意念的占有。支明禄前后有三位妻子，白吕也先后占有了两位女性，男人的性体验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女性的苦难，在《青烟与白雾》中，一位充满明媚阳光的柔媚的女子江妍却在正在盛开时因为一句无端的指证，丧失了生命。这种不平等关系成为整个男性社会性生活的主流，也是造成女性悲惨命运的重要根源。
　　在不正当的性关系被公开以后，女人总是忍气吞声，遭人鄙弃，而为了争取到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或者为了得到与男性平等的地位，也只有作出牺牲。羊丫为了进城，主动把自己奉献给下乡的放映员。吕中贞满怀感激地想报答，首先想到的也是性：“我没别的报答人家，就把我黄花闺女的身子送给他吧。”在这种话语霸权下，女性总是妖媚的、下贱的，并带有蛊惑的色彩，“人们相信一个传说，水中的年轻女人都是水妖变的，她们引诱男人前去搭救，为的是将他吃掉。”从本质意义上讲，女人就是一种天然的土地的象征，应该是被人开垦、生产的，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女人，也是农耕时代以男性为中心话语体系下女人的命运。

　　　　　　　　　　　　　　 三

　　在赵德发农民三部曲中，土地文化还应该包含那原汁原味的语言特色、那独具魅力的鲁南民族文化风情以及那些带有浓烈的土地文化色彩的民间歌谣、传说。
　　作者生于斯、长于斯，耳濡目染，对鲁南这片土地上的农民文化有切肤的感受。他的语言不事雕琢，不刻意模仿，完全是农民自己在说自己：“一场带着火一样的南风，很快把麦子烤熟了。封二父子俩用两天时间把自家的几亩麦子割完，垛到了村东头他家那块小小的麦场里。封二老婆与绣绣搓出半瓢，回家用碓捣烂，晚上熬了一锅粥，算是今年尝了新麦了。”完全不同于城市文明，时间的延续不是靠具体的日历，而是以庄稼的成熟程度做依据，这是地道的农民的时间观念，是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特有的计算生命与存在的方式，是土生土长的文化现象。“嵩子还在让三嫂绞着汗毛，一张小脸变得红红润润光光滑滑。邴玉花一边撑动着丝线一边说：‘她姑，俺已经叫媒人跟你公公说好，按俺们那地方的风俗办，明天你到了他家门前，落轿的地方早放好几块又松又暄的石头，轿一落就把它们压碎。这时候你公公就假装生气，叫你说几句吉利话再下轿。’嵩子问：‘说啥吉利话？’邴玉花说：‘说这么几句：新人压得石头破，儿孙辈辈有官做。你这么一说，就会皆大欢喜，马上有人给你送两碗宽心茶。这茶你也不用喝，浇在轿前就行了，然后准备下轿。”这些对当地风情的原汁原味的描述，好象把我们带回到那片土地，带回到遥远的人类农耕文化中，惊喜地嗅着久违的泥土气息，放松久被压抑的心情，与他们一起呼吸，共同酣醉。
　　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农民，虽然经历了一场场社会的巨变，经受了一次次人生的磨难，但他们依然欢快，生命充满活力。三部曲充满了淳朴的农民文化中本不该有的血腥的政治运动，但依然没有消逝原始的土地文化中那份骨子里透出的生机。面对一次次说不清、道不明，对农民来说突如其来的干扰性的土地变革和政治运动，面对一次次的天灾人祸，他们茫然无助，但却永远没有磨灭求生的欲望和勇气。作者在三部曲中都插有媒婆这一角色。在过去，媒婆是农村不可缺少的存在，他（她）担负着人类延续的部分职责，凝结着土地文化的浓郁色彩。《缱绻与决绝》中的花二妗子，《君子梦》中的钱花嘴，《青烟与白雾》中的二咣咣，都跳动着农民文化的丰姿。
　　三部曲中对当地文化现象的描述，比比皆是，引人入胜。且不说那些带有浓郁的传奇色彩的村庄的来历，如支吕官庄与猴儿坡、天牛庙与陨石，只是那些满溢生机与幽默的民歌、民谣就把人带入另外一个生存空间。生活在最下层的农民，就象满山遍野的花草一样，有着特强的生命力，他们在任何时候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即便是在生活痛苦的年代。如许合印在执掌律条村大权时与朱安兰关系不正常，立刻有这样一首歌谣：“主任骑车有三欢，顺风下坡带安兰！主任骑车有三愁，迎风上坡带老头！”土生土长的文化与土生土长的农民结合在一起，真是天衣无缝。它处处透露着生命的力量，散发着一股可爱的民间的情愫：“梧桐叶落金风送，丹桂飘香海棠红。是谁家半夜三更把个瑞琴弄，操琴的人全不顾人心酸痛。才郎出后奴的个房中儿空，思念那郎君心情倒有千斤重。待要奴的愁眉展哎，除非是奴的个冤家速不还家哎早回程。”你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这是当地农民讨饭时的唱词，它不是哀怨、哭诉，而是别有情趣的情感的煎熬。所有这些还原性的文化描写，都增添了农民三部曲浓郁的土地色彩和乡村风韵，与文中适时插入的民间特有的传说故事，如宁家的家运的来历，水兽、雹子树的传说等加在一起，更增添了小说的土地文化风味。
在世纪交替之时，作者自觉地站在民间立场上思考农民的历史和现实命运，以中国乡村和农民的“过去”为主要描写对象，对我们民族，尤其是对即将进入终结阶段的农民文化进行深入的描绘和反思，把时代风云寓于村庄的兴衰变迁之中，用比较完整的民间话语进行写作，乡土、文物、民俗、风情展现了作品浓郁的地方色彩，历史起伏的波涛又形成了作品中几代人物不同的人生跌宕，构成宏大的叙事形态。作者从土地中走来，又带着土地的味道来反观农民文化，处处充满了泥土的芬芳，是地道的土地文化的反思。小说无论在语言艺术还是思想深度上，都呈现出一个天才作家在反思百年农民文化时特有的力度与气魄。
　　
　　　　　　　　　　　　　　　（作者系上海大学教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