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叙事与农民情结 ①
———沂蒙文化语境中的赵德发小说
———沂蒙文化语境中的赵德发小说
王万森 周志雄
摘要: 赵德发的长篇小说“农民三部曲”是他步入中年之后的代表之作。赵德发用现代主体意识去照亮农民的精神世界与他对农民文化的温情和热爱之间的矛盾,既体现着历史叙事的丰富和深刻,也潜在着悖论性的冲突和困惑,这种因文化立场所带来的创作困境在当代农民小说创作中提供了有价值的思考。
关键词: 历史叙事;农民情结;创作困境
中图分类号: Ｉ206.7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1-5973(2004)01-0040-05
中图分类号: Ｉ206.7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1-5973(2004)01-0040-05
赵德发的长篇小说“农民三部曲”(《缱绻与决绝》、《天理暨人欲》、《青烟或白雾》)前后写了8年,是他步入中年之后的代表之作。赵德发在近百年的历史变迁中来再现中国农民生存图景和历史命运的大“野心”(赵德发语)写作计划终于实现。赵德发作为一个农民之子,天然的对农民命运的悲悯之情使他在写作中积极地用农民思维感知并营造农民形象,对农民和土地充满了深深的温情和敬意。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赵德发在创作中又用现代的思想眼光去观照和审视农民的精神之根,发掘农民身上闪耀着现代资源光芒的素朴内质,而在一个大时段的历史变迁巨流漩涡中,农民所发生的痛苦精神裂变混合着一些复杂的、悖论性的命题。这样,农民精神内核的恒定与随历史变化而波动的现代性诉求之间的冲撞在写作中不知不觉地变成了作家表现农民精神世界与表达对历史的理性思考之间的矛盾。这种情与理的冲突对于赵德发创作的影响并不是单向度的,一方面,他凭借农民式的执著和知识分子的现代意识,将这种冲突杂糅于历史叙事的超越性向度,在沂蒙文化包容性的语境当中,造就了乡村小说的特异景观,从而把对中国现代农民心灵史、精神历史的艺术表现推进到更新更深的层面;另一方面,这种冲突也造成了叙事文本话语结构的失衡。正是在历史叙事与农民情结的建构中表现出赵德发小说独特的沂蒙文化视野,其间,潜在的悖论式困境和创作中的矛盾,也给我们留下了有价值的思考。
静观与反观
在日益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农民的生活景况、精神状态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如果说鲁迅开创的现代启蒙话语对农民的描写采用的是一种俯视的视角的话,那么红色政治话语对农民的描写则是采用一种仰视的视角。其实不论是俯视还是仰视,都是一种以一定的外在理念去看待农民。而外视角的缺陷也在于它实际上使写作者在一定的程度上偏离了农民自身的生存状况和内在心理,难以把握到农民性格的深层机制,也容易将农民的生活形态简单化。正是出于对启蒙立场和政治话语的背弃,90年代描写乡村的小说作家如刘醒龙、何申、刘玉堂等大多采用一种平视的视角,平视视角的好处是作家能够感同身受地潜入乡村的生活之中,自然而真实地切中农民的心理层面和精神层面,使作品变得丰富、感性、耐读。平视视角的缺陷在于作家难免在纷纭的生活中陷得太深,而不能出乎其外,致使芜杂的生活形态影响了作家所应该达到的审美高度和思想深度。
实际上这样谈论作家的内外视角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一个作家的创作是一个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的过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问题不在于或出或入,而是入到何种程度,出到哪个层面。一些优秀的作家之所以是优秀的,也就在于他们既能让自己的精神生命投入到对象之中去“拥抱”、“熔炼”生活,也在于他们有比较开阔的历史视野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去提炼和审视生活。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还必须以独创的艺术形式通过丰富的情感和生动的形象载体去表现生活。在写作“农民三部曲”之前,赵德发在入和出两方面都有很好的艺术准备。享有“革命老区”盛誉的沂蒙是盛产作家的文化厚土。赵德发出身农民,在蒙山沂水的孕育中成长,丰富的沂蒙生活记忆,10年的乡村教师生涯,8年的基层干部经历,使他有一种天然的对农民的同情,也获取了大量的农民生活信息。更为重要的是,赵德发一直自觉地认识到他“是农民的儿子,同时也是一个以描写土地为己任的作家。”[1](Ｐ442)这样赵德发就能像40至50年代的赵树理、周立波那样以一个“本地人”的经验和感受在静态的回忆考察中来看农民。另一方面,在写作的过程中,赵德发阅读了大量的农村社会学、经济学、国学、哲学、伦理学以及宗教等方面的著作,翻阅了县志、地方史志等历史史料,还阅读了大量的中外写土地的长篇并进行了很多实地调查和采访。[2](Ｐ1)在赵德发看来,农民的精神形象在历史的动荡之中是动态的、发展的、变化的,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不久将不复存在,“农民三部曲”叙写的是将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农民生存状态、精神追求和心灵变异。
《缱绻与决绝》从民国写起,依次写了以下不同时期:抗日、土改、办合作社、大跃进、吃食堂、1960年挨饿、文化大革命、学大寨、大包干、两田制、办开发区等。其作品的中心线索是农民与土地之间的关系,是在物质层面上来写农民的基本生存状况,意在从半个多世纪的巨变之中审视农民“缱绻与决绝”于土地的历史。封大脚作为小说中对土地感情最深的人,他深深依恋土地的情感历程就像他的大脚最后变得正常了一样,隐喻了在生存线上挣扎的中国农民所经历的艰难的思想转换。“国际天牛文化节”作为小说的结束事件,也寓示了农民逐渐改变了与土地的原有关系的历史现实。
如果说《缱绻与决绝》是从生存层面对农民命运的书写,《天理暨人欲》则着眼于农民与道德的问题,追问困惑世人两千多年的“天理与人欲”的问题。“律条村”的三个时代之中,民国时代的许正芝,文革时代的许景行,1994年以后的许合心,他们分别用不同的方式来规范人心,提倡君子之德,拒斥小人之心。许正芝的行为根据是儒家伦理,他特别推崇明朝吕坤的《呻吟语》,依仗个人德行和宗族家法力量维持其伦理合法性。许景行的理论依据是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斗私批修”、“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等理论,维持的力量是村政权和革命的“斗私批修”运动。许合心的理论依据是个人起草的《村规民约》和《处罚条例》,维持力量是村政权。尽管三人所处的历史环境不同,他们“君子梦”的理论依据和维持力量有一些差别,但他们行为的共同点是讲究德行、善行、良心、天理。然而他们的努力最终都化为了泡影,许正芝被日本人的入侵打败,许景行被自己的闺女打败,许合心的《处罚条例》在实施之中屡屡遭到抵制。许正芝、许景行、许合心都是农民出身,但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他们是农民中的领头羊,他们具有对现实世界和个人行为的反思能力,对个人的品德修养有很高的要求,并借助家族或村政权的力量来推行自己的文化主张,他们的行为体现出优秀农民对个人德行与世道人心等重大道德问题的严肃思考。这种思考既是在思想层面也是在实践层面上展开的,从儒学伦理、革命文化、现代法制三个不同的精神资源上来思考当代的文化道德建设,这已经远远的超出了传统意义上农民的所思所为。
《青烟或白雾》中的吕中贞是一个地道的农家姑娘,她思维直观,丝毫不懂政治的严酷性和复杂性,她的为官经历完全是被动地被政治运动推入其中,她是政治运动的受害者。她“爬得高,跌得重”的为官经历正如小说所写到的她的牙齿,是一个个屈辱。吕中贞的儿子白吕当公务员完全是自觉的,当他感觉到“看不惯”时,主动辞去了职务。白吕是清醒的,他对清官的看法,对郭子兴的揭发,对中国农民社会地位和权利的思考,对基层民主政权的看法透露出很强的现代意识。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到,“农民三部曲”在一个长时段的历史沧桑之中来思索农民的基本生存、精神追求、社会地位、历史命运等根本性的问题,是作者多年来看农民、写农民的思想结晶,是对中国农民问题的个人式确诊,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赵德发的历史大视野和对农民身上深厚的文化底蕴的揭示是很有特色的,《缱绻与决绝》一度被评论界称为是继《古船》、《白鹿原》之后写农村生活最好的作品。但细读“农民三部曲”我们发现,作者的这种大思考在一定的程度上已经有损作者对人物的描写,带来了作品的理性说教味道。《天理暨人欲》和《青烟或白雾》尤甚。例如:许正芝、许景行的形象是令人充满敬意的,当君子与小人之辩在化为许正芝向嗣子宣讲的儒学理论的时候,当许景行在各个时代反复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对核心问题的理性思考渐渐的压过了人物的光芒,使人物成了思想的传声筒,导致理性表达显得过于直露。这种情形在《青烟或白雾》中更为突出,白吕在小说中就是一个布道者,白吕和许景行、许正芝都带有很强的理想色彩。他们就不如吕中贞、绣绣、封大脚等形象更能体现农民的精神本色。再如在《天理暨人欲》、《青烟或白雾》的结局部分都有个“光明的尾巴”,“律条村”三代人的思考实践与《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相互吻合,《青烟或白雾》中白吕的思想统一到中国基层民主建设取得重大进程的国家意识之中,这些情节的设置潜在的原因在于激切的现代理性诉求在历史叙事的悖论式困境中难以超越时,便容易陷于艺术思维的惯性模式———在社会性规约的现成范式中不难遇到小说话语的落脚点。
实际上这样谈论作家的内外视角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一个作家的创作是一个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的过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问题不在于或出或入,而是入到何种程度,出到哪个层面。一些优秀的作家之所以是优秀的,也就在于他们既能让自己的精神生命投入到对象之中去“拥抱”、“熔炼”生活,也在于他们有比较开阔的历史视野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去提炼和审视生活。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还必须以独创的艺术形式通过丰富的情感和生动的形象载体去表现生活。在写作“农民三部曲”之前,赵德发在入和出两方面都有很好的艺术准备。享有“革命老区”盛誉的沂蒙是盛产作家的文化厚土。赵德发出身农民,在蒙山沂水的孕育中成长,丰富的沂蒙生活记忆,10年的乡村教师生涯,8年的基层干部经历,使他有一种天然的对农民的同情,也获取了大量的农民生活信息。更为重要的是,赵德发一直自觉地认识到他“是农民的儿子,同时也是一个以描写土地为己任的作家。”[1](Ｐ442)这样赵德发就能像40至50年代的赵树理、周立波那样以一个“本地人”的经验和感受在静态的回忆考察中来看农民。另一方面,在写作的过程中,赵德发阅读了大量的农村社会学、经济学、国学、哲学、伦理学以及宗教等方面的著作,翻阅了县志、地方史志等历史史料,还阅读了大量的中外写土地的长篇并进行了很多实地调查和采访。[2](Ｐ1)在赵德发看来,农民的精神形象在历史的动荡之中是动态的、发展的、变化的,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不久将不复存在,“农民三部曲”叙写的是将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农民生存状态、精神追求和心灵变异。
《缱绻与决绝》从民国写起,依次写了以下不同时期:抗日、土改、办合作社、大跃进、吃食堂、1960年挨饿、文化大革命、学大寨、大包干、两田制、办开发区等。其作品的中心线索是农民与土地之间的关系,是在物质层面上来写农民的基本生存状况,意在从半个多世纪的巨变之中审视农民“缱绻与决绝”于土地的历史。封大脚作为小说中对土地感情最深的人,他深深依恋土地的情感历程就像他的大脚最后变得正常了一样,隐喻了在生存线上挣扎的中国农民所经历的艰难的思想转换。“国际天牛文化节”作为小说的结束事件,也寓示了农民逐渐改变了与土地的原有关系的历史现实。
如果说《缱绻与决绝》是从生存层面对农民命运的书写,《天理暨人欲》则着眼于农民与道德的问题,追问困惑世人两千多年的“天理与人欲”的问题。“律条村”的三个时代之中,民国时代的许正芝,文革时代的许景行,1994年以后的许合心,他们分别用不同的方式来规范人心,提倡君子之德,拒斥小人之心。许正芝的行为根据是儒家伦理,他特别推崇明朝吕坤的《呻吟语》,依仗个人德行和宗族家法力量维持其伦理合法性。许景行的理论依据是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斗私批修”、“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等理论,维持的力量是村政权和革命的“斗私批修”运动。许合心的理论依据是个人起草的《村规民约》和《处罚条例》,维持力量是村政权。尽管三人所处的历史环境不同,他们“君子梦”的理论依据和维持力量有一些差别,但他们行为的共同点是讲究德行、善行、良心、天理。然而他们的努力最终都化为了泡影,许正芝被日本人的入侵打败,许景行被自己的闺女打败,许合心的《处罚条例》在实施之中屡屡遭到抵制。许正芝、许景行、许合心都是农民出身,但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他们是农民中的领头羊,他们具有对现实世界和个人行为的反思能力,对个人的品德修养有很高的要求,并借助家族或村政权的力量来推行自己的文化主张,他们的行为体现出优秀农民对个人德行与世道人心等重大道德问题的严肃思考。这种思考既是在思想层面也是在实践层面上展开的,从儒学伦理、革命文化、现代法制三个不同的精神资源上来思考当代的文化道德建设,这已经远远的超出了传统意义上农民的所思所为。
《青烟或白雾》中的吕中贞是一个地道的农家姑娘,她思维直观,丝毫不懂政治的严酷性和复杂性,她的为官经历完全是被动地被政治运动推入其中,她是政治运动的受害者。她“爬得高,跌得重”的为官经历正如小说所写到的她的牙齿,是一个个屈辱。吕中贞的儿子白吕当公务员完全是自觉的,当他感觉到“看不惯”时,主动辞去了职务。白吕是清醒的,他对清官的看法,对郭子兴的揭发,对中国农民社会地位和权利的思考,对基层民主政权的看法透露出很强的现代意识。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到,“农民三部曲”在一个长时段的历史沧桑之中来思索农民的基本生存、精神追求、社会地位、历史命运等根本性的问题,是作者多年来看农民、写农民的思想结晶,是对中国农民问题的个人式确诊,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赵德发的历史大视野和对农民身上深厚的文化底蕴的揭示是很有特色的,《缱绻与决绝》一度被评论界称为是继《古船》、《白鹿原》之后写农村生活最好的作品。但细读“农民三部曲”我们发现,作者的这种大思考在一定的程度上已经有损作者对人物的描写,带来了作品的理性说教味道。《天理暨人欲》和《青烟或白雾》尤甚。例如:许正芝、许景行的形象是令人充满敬意的,当君子与小人之辩在化为许正芝向嗣子宣讲的儒学理论的时候,当许景行在各个时代反复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对核心问题的理性思考渐渐的压过了人物的光芒,使人物成了思想的传声筒,导致理性表达显得过于直露。这种情形在《青烟或白雾》中更为突出,白吕在小说中就是一个布道者,白吕和许景行、许正芝都带有很强的理想色彩。他们就不如吕中贞、绣绣、封大脚等形象更能体现农民的精神本色。再如在《天理暨人欲》、《青烟或白雾》的结局部分都有个“光明的尾巴”,“律条村”三代人的思考实践与《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相互吻合,《青烟或白雾》中白吕的思想统一到中国基层民主建设取得重大进程的国家意识之中,这些情节的设置潜在的原因在于激切的现代理性诉求在历史叙事的悖论式困境中难以超越时,便容易陷于艺术思维的惯性模式———在社会性规约的现成范式中不难遇到小说话语的落脚点。
悖论与张力
农民情结是赵德发长篇小说建构的重要支柱。他能切中农民的心理之根,对农民的熟悉是深入骨髓的。对普通农民的心理活动、行为方式、现实苦难、生存困境他常常采用一种温情的平视态度,这使他能触及到农民的精神核心层面。中国的农民几千年来一直处于社会的底层,他们的政治地位低下,经济状况很差,基本上是处于生存线上挣扎,他们的首要生存目标是吃饱饭活下去。农民中大部分人固守在土地之上,他们很少离开自己的出生之地,大多数人没有读过多少书,其中接受过现代教育的人也很少。严峻的现实生活状况决定了农民的思维方式是直观的、实用主义的。
马克思说过,在男女社会关系上是最能体现一个社会的本质的。处于生存线上挣扎的农民,他们首要的目标是吃饱饭活下去,他们的婚娶原则也就服从于生存原则,这与马斯洛所说的“爱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还离得很远。在对这种“异化”的婚娶描写中,作者以充满温情的目光将它看作是农民生存苦难的一部分,这不是人的过错,而是残酷的现实,这从小说中大多数以不幸开头却不以悲剧意味结束的男女关系中也可以看出来。这种建立在直观认识基础之上的男女恋情现实使小说缺少对人物深层性格的描绘和对人物心理复杂性的表现。
有意味的是小说中多次写到的婚恋故事是站在女性的视角上展开的。《缱绻与决绝》中的绣绣是作者倾注了较多偏爱的一个人物,作者不但让她修得无疾而终,在她临死的时候让她说出她当年被马子抢走,其实并没有失身,这一事实放在整个情节之中其实是不太符合客观逻辑的。作者这样设计无非是他对人物的偏爱所致。绣绣与封大脚的婚姻以无奈开始,但婚后绣绣以宽容、平和、善良的女性情怀拥有一个虽贫穷却还幸福的家庭。《青烟与白雾》中的吕中贞非常渴求得到男人。吕中贞的理想是找一个可靠的男人,到老了,她终于与支明禄修成正果,但她一生找男人的过程却是一部屈辱的女性血泪史。又如吕中三的老婆铃铛对向前进单相思,一个盲女人能够走几百里地,只为与她暗恋的向前进见一面。白吕碰到的几个女人也是水一般的温柔,她们长得都很漂亮,对白吕爱得很深,在感情的问题上是那么主动。这些人物关系的设置似乎应了那句老话:“痴心女子负心汉。”赵德发尽管习惯让女人成为他叙写的直接对象,站在女性的角度代她们忧虑,但女人在两性关系之中总是处于弱势地位,叙述者采用女性的角度实际上却站在男性的立场上,这与其说赵德发站在男性的立场上完成对女性的“想象性”书写,不如说中国农民文化在本质上是男性文化。就小说中的人物而言,他们对自己的婚姻大多缺乏一种审慎的态度和反思的能力。白吕在这方面的现代意识是最强的,但他不由自主地做了漂亮女人任小凤身体的奴隶。慎之又慎的人还是办了自己有些后悔的事。像许景行应该说是《天理暨人欲》中最有思考能力的一个人,他从小在嗣父的言传身教影响下,接受了儒学教育,在当兵的经历中又获得了广阔的视野,作为村干部他又比一般农民更了解国家政策。同样有意思的是许景行对自己的婚姻悲剧在思想上有较深刻的认识,在行动上却没有超越自己。小说中还多次写到媒婆在农民婚恋中的作用,尽管现代婚姻自由之风从本世纪之初就开始吹了,但在广大的农村,却仍然是被遗忘的角落。赵德发遵从的是现实主义的法则,随意性的婚姻在农民之中比比皆是,幸与不幸已经变得难以评判,作者并不去刻意凸现其悲剧意义,甚至有意地抹淡了其悲剧意味,如许景行对秃头老婆玉莲在情绪上一直难以接受,玉莲除了秃头是个缺点,却勤劳、善良、朴实、能干,许景行婚姻的不幸在岁月的风霜之中渐渐磨平了。
农民情结与现代意识遭遇时,小说文本往往出现巨大的震荡和深刻的悖论。作者在伦理化婚恋叙事的过程中又不由自主地解构了伦理本身,这种矛盾与作家所思考的重大问题本身的悖论状态是相一致的。有论者指出赵德发小说中的现实是伦理化的现实[3],这意味着作家对人物的书写有遵从传统道德伦理的倾向。在“农民三部曲”中,农民的婚恋关系一方面遵从现实的传统伦理道德,是一种朴素的、实用主义的婚恋观,另一方面,农民朴素的婚恋观念与作者自身的人性的、自由的、具有个体觉醒意识的自主型现代婚恋观念之间毕竟有些矛盾,当作者在静态中以一个本色的农民身份来写农民的婚娶故事的时候,他遵从现实主义的立场,以对农民的同情态度淡化了农民婚恋故事的悲剧性,但作者自身的现代意识却又时时的不由自主地冒出来,使得作者在人物的感情态度上很模糊。比如吕中贞既有盲目的、听天由命的“傻痴情”的一面,也有独立追求个人幸福的一面,白吕对婚姻应该“慎之又慎”的现代意识使他没法不在清醒中后悔,许景行心中的道德律令战胜了自身的情感欲求亦是难以超越的悖论。这样,作家一方面遵从现实主义原则使叙事变得农民伦理化,另一方面,作家自身个体自由的婚恋现代意识在小说中又潜在地对人物产生影响。《缱绻与决绝》中由历史的脚步所带来的“历史合理性”与“传统价值合理性”之间的悖论,《天理暨人欲》中“天理与人欲”的问题其实也是同样性质的问题,《青烟或白雾》里来自西方的现代民主科学观念在沉重的中国社会现实面前同样显得步履艰难。这种无法超越的悖论状态也使作者在他所描写的农民身上显出了矛盾状态,如封大脚勤劳、朴实、热爱土地与他的自私、盲目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许正芝在高尚的精神追求之中却留下一脸伤疤郁郁而死,白吕坐进监狱之后却是靠他所痛恨的人情关系解救出来的。这样,现实本身的悖论与作者情感的矛盾共同构筑了一种颇具反讽意味的张力场,形成了“农民三部曲”的多重指向性及多重意味。
马克思说过,在男女社会关系上是最能体现一个社会的本质的。处于生存线上挣扎的农民,他们首要的目标是吃饱饭活下去,他们的婚娶原则也就服从于生存原则,这与马斯洛所说的“爱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还离得很远。在对这种“异化”的婚娶描写中,作者以充满温情的目光将它看作是农民生存苦难的一部分,这不是人的过错,而是残酷的现实,这从小说中大多数以不幸开头却不以悲剧意味结束的男女关系中也可以看出来。这种建立在直观认识基础之上的男女恋情现实使小说缺少对人物深层性格的描绘和对人物心理复杂性的表现。
有意味的是小说中多次写到的婚恋故事是站在女性的视角上展开的。《缱绻与决绝》中的绣绣是作者倾注了较多偏爱的一个人物,作者不但让她修得无疾而终,在她临死的时候让她说出她当年被马子抢走,其实并没有失身,这一事实放在整个情节之中其实是不太符合客观逻辑的。作者这样设计无非是他对人物的偏爱所致。绣绣与封大脚的婚姻以无奈开始,但婚后绣绣以宽容、平和、善良的女性情怀拥有一个虽贫穷却还幸福的家庭。《青烟与白雾》中的吕中贞非常渴求得到男人。吕中贞的理想是找一个可靠的男人,到老了,她终于与支明禄修成正果,但她一生找男人的过程却是一部屈辱的女性血泪史。又如吕中三的老婆铃铛对向前进单相思,一个盲女人能够走几百里地,只为与她暗恋的向前进见一面。白吕碰到的几个女人也是水一般的温柔,她们长得都很漂亮,对白吕爱得很深,在感情的问题上是那么主动。这些人物关系的设置似乎应了那句老话:“痴心女子负心汉。”赵德发尽管习惯让女人成为他叙写的直接对象,站在女性的角度代她们忧虑,但女人在两性关系之中总是处于弱势地位,叙述者采用女性的角度实际上却站在男性的立场上,这与其说赵德发站在男性的立场上完成对女性的“想象性”书写,不如说中国农民文化在本质上是男性文化。就小说中的人物而言,他们对自己的婚姻大多缺乏一种审慎的态度和反思的能力。白吕在这方面的现代意识是最强的,但他不由自主地做了漂亮女人任小凤身体的奴隶。慎之又慎的人还是办了自己有些后悔的事。像许景行应该说是《天理暨人欲》中最有思考能力的一个人,他从小在嗣父的言传身教影响下,接受了儒学教育,在当兵的经历中又获得了广阔的视野,作为村干部他又比一般农民更了解国家政策。同样有意思的是许景行对自己的婚姻悲剧在思想上有较深刻的认识,在行动上却没有超越自己。小说中还多次写到媒婆在农民婚恋中的作用,尽管现代婚姻自由之风从本世纪之初就开始吹了,但在广大的农村,却仍然是被遗忘的角落。赵德发遵从的是现实主义的法则,随意性的婚姻在农民之中比比皆是,幸与不幸已经变得难以评判,作者并不去刻意凸现其悲剧意义,甚至有意地抹淡了其悲剧意味,如许景行对秃头老婆玉莲在情绪上一直难以接受,玉莲除了秃头是个缺点,却勤劳、善良、朴实、能干,许景行婚姻的不幸在岁月的风霜之中渐渐磨平了。
农民情结与现代意识遭遇时,小说文本往往出现巨大的震荡和深刻的悖论。作者在伦理化婚恋叙事的过程中又不由自主地解构了伦理本身,这种矛盾与作家所思考的重大问题本身的悖论状态是相一致的。有论者指出赵德发小说中的现实是伦理化的现实[3],这意味着作家对人物的书写有遵从传统道德伦理的倾向。在“农民三部曲”中,农民的婚恋关系一方面遵从现实的传统伦理道德,是一种朴素的、实用主义的婚恋观,另一方面,农民朴素的婚恋观念与作者自身的人性的、自由的、具有个体觉醒意识的自主型现代婚恋观念之间毕竟有些矛盾,当作者在静态中以一个本色的农民身份来写农民的婚娶故事的时候,他遵从现实主义的立场,以对农民的同情态度淡化了农民婚恋故事的悲剧性,但作者自身的现代意识却又时时的不由自主地冒出来,使得作者在人物的感情态度上很模糊。比如吕中贞既有盲目的、听天由命的“傻痴情”的一面,也有独立追求个人幸福的一面,白吕对婚姻应该“慎之又慎”的现代意识使他没法不在清醒中后悔,许景行心中的道德律令战胜了自身的情感欲求亦是难以超越的悖论。这样,作家一方面遵从现实主义原则使叙事变得农民伦理化,另一方面,作家自身个体自由的婚恋现代意识在小说中又潜在地对人物产生影响。《缱绻与决绝》中由历史的脚步所带来的“历史合理性”与“传统价值合理性”之间的悖论,《天理暨人欲》中“天理与人欲”的问题其实也是同样性质的问题,《青烟或白雾》里来自西方的现代民主科学观念在沉重的中国社会现实面前同样显得步履艰难。这种无法超越的悖论状态也使作者在他所描写的农民身上显出了矛盾状态,如封大脚勤劳、朴实、热爱土地与他的自私、盲目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许正芝在高尚的精神追求之中却留下一脸伤疤郁郁而死,白吕坐进监狱之后却是靠他所痛恨的人情关系解救出来的。这样,现实本身的悖论与作者情感的矛盾共同构筑了一种颇具反讽意味的张力场,形成了“农民三部曲”的多重指向性及多重意味。
形象与思想
事件在“农民三部曲”中占有重要位置,赵德发非常重视讲故事,不仅讲好故事,而且多讲故事,他有意识地以大信息量的审美事件来结构小说,好像从来不心疼素材。“农民三部曲”中有许多传奇色彩的民间故事,如宁家用女人偷家运,绣绣被土匪绑架,唱戏驱牛瘟,用烙铁烙脸以警策人心,女大学生吃掉苍蝇等。也有许多男女偷情的故事和“剪不断、理还乱”的男女情感纠葛。还有很多反映现实阴暗面的事件,如色情服务,环境污染、贪污受贿、面子工程等。还有一些很有趣也很有含意的人物事件,如腻味想当万元户,大木卖身份证,三国遇血霸,吕中贞找陈永贵向毛主席反映情况等。这些事件的叙述在小说中大多带有农民式的幽默的特点,很能反映农民的心理特点。如老腻味想当万元户,却又不懂技术,还用政治年代遗留下来的观念来处理经济事件,认为养鸡是给领导看的,显得很可笑。这些可笑有趣的事件往往又与非常鲜活的本色的农民语言和农民心理相结合,非常有表现力。如:封铁头闹农会,被村中人称为“土蟮会”,“究其原因,是封木匠在三角木牌上刻的犁过于粗疏,弯弯曲曲恰似一条蚯蚓。铁头对这些也无心郑重更正,说:愿叫土蟮会就叫。反正有咱的地种就行!”(《缱绻与决绝》)这种鲜活、可笑的语言不仅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而且切中了封铁头目的重于性质的“阿Ｑ”式革命本质。又如刘二妮对许景行写条子:“你真有点子,想出了造地雷。我就是个地雷。弦在你手里,你叫我啥时炸,我就啥时炸。”(《天理暨人欲》)这里,天衣无缝的谎言竟变成了女人的爱情誓言,这种可遇而不可求的活语言真让人拍案叫绝。
上文已经谈到“农民三部曲”人物理念化的不足,作家试图用现代主体意识去照亮农民的精神世界与他对农民文化的温情和热爱之间的矛盾使他在将思想融入事件的时候难免顾此失彼。赵德发的创作矛盾在当代作家的农民题材小说创作中是有一定的典型意义的。即便是赵树理和高晓声这样卓有成就的作家,他们也常因为立场的杂糅而导致的表现的表层化。这对于当代的农民题材小说来说似乎是一个难以超越的难题。90年代评价甚高的《白鹿原》也难以避免这样的缺陷,有论者这样评论它:“人物始终找不到自己丰富细微的感觉和情感的变异,只能是像一个听从命令的战士随时由指挥员陈忠实任意调遣,几乎作品中的所有人物都犹如在一场溃败的战役中无头苍蝇似地四处逃窜的逃兵。《白鹿原》人物的失败不仅仅是人物的失败,而且也是《白鹿原》历史文化观念的失败。任何一个艺术家的历史文化观念都不能仅仅是概念化的理性观念,而必须溶入他的生命感觉、生命情感、他的精神世界之中,并带到他包含寄托的主人公的生命感觉、生命情感和精神世界之中的,如果他不能做到这点,那么他所为之寄托的那个精神世界,就是一个死亡的精神世界,而一个本已死亡的精神世界就已经丧失它存在的可能性和合理性,那么这一曲文化的挽歌、这一幕文化的悲剧就成为毫无意义的干嚎了。”[4]
相对于《白鹿原》,“农民三部曲”的历史跨度更大,“野心”更大,历史和现实之间的对比观照更强。在现实主义的路子上,赵德发加进了大审美信息量的故事叙写,使小说变得很好看而且耐读。在铁牛、大脚、圆形地、雹子树、青烟白雾、牙齿等小说意象的营造上,不仅在揭示小说的主旨意蕴上起到了题眼的作用,而且这些物象的反复出现使小说在结构上回环复沓更加紧凑。绣绣、大脚、吕中贞无疑是近年来农民题材小说中出现的具有独创意义的农民人物形象。总体上看来,赵德发的小说呈现出一种较强的复合倾向,是大境界雅俗共赏式的写作。
“农民三部曲”是沂蒙文化的产儿。沂蒙文化不仅是革命老区文化的重要资源,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的纽带;既有齐鲁文化传统的深厚积淀,又经受着80年代以来西方文化冲击的洗礼。“传统—革命—现代”这种交杂混生的文化语境,可以看作是空间化的时代文化的浓缩。赵德发正是以此为出发点,着意于密集的沂蒙农民生存信息的张大的历史叙事,同时穿行于历史叙事与农民情结之间探询:农民情结浓郁、深邃、坚韧和执著,历史叙事盈动、开放、超前乃至激进(赵德发乐观地预言中国农民的传统生存方式会在21世纪终结[5])。农民情结的驱使与现代理性的探询未必能够建构主体间性的浑然一体,悖论遗留的缝隙和冲突造成的不平衡依稀可见。赵德发本人的阐释是:“文化的脐带是割不断的,我在这片土地上长大,我的血质是这土地规定的。尽管沂蒙地域的文化许多年来由于外来文化的灌输变得复杂,但我觉得传统的成分还是占着主流,这在我的作品中留下了浓重的痕迹。当然,你也能看出,我作品中所呈现的不仅仅是故纸黄卷的色彩,也有当代的错杂与斑斓。”[5]也许我们不应苛求作家能够破解现实演进中不断生成又不断异变、不断凝聚又不断零散化的历史之谜,作家能够在新的层面上有所发现,尤其是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审美空间,就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上文已经谈到“农民三部曲”人物理念化的不足,作家试图用现代主体意识去照亮农民的精神世界与他对农民文化的温情和热爱之间的矛盾使他在将思想融入事件的时候难免顾此失彼。赵德发的创作矛盾在当代作家的农民题材小说创作中是有一定的典型意义的。即便是赵树理和高晓声这样卓有成就的作家,他们也常因为立场的杂糅而导致的表现的表层化。这对于当代的农民题材小说来说似乎是一个难以超越的难题。90年代评价甚高的《白鹿原》也难以避免这样的缺陷,有论者这样评论它:“人物始终找不到自己丰富细微的感觉和情感的变异,只能是像一个听从命令的战士随时由指挥员陈忠实任意调遣,几乎作品中的所有人物都犹如在一场溃败的战役中无头苍蝇似地四处逃窜的逃兵。《白鹿原》人物的失败不仅仅是人物的失败,而且也是《白鹿原》历史文化观念的失败。任何一个艺术家的历史文化观念都不能仅仅是概念化的理性观念,而必须溶入他的生命感觉、生命情感、他的精神世界之中,并带到他包含寄托的主人公的生命感觉、生命情感和精神世界之中的,如果他不能做到这点,那么他所为之寄托的那个精神世界,就是一个死亡的精神世界,而一个本已死亡的精神世界就已经丧失它存在的可能性和合理性,那么这一曲文化的挽歌、这一幕文化的悲剧就成为毫无意义的干嚎了。”[4]
相对于《白鹿原》,“农民三部曲”的历史跨度更大,“野心”更大,历史和现实之间的对比观照更强。在现实主义的路子上,赵德发加进了大审美信息量的故事叙写,使小说变得很好看而且耐读。在铁牛、大脚、圆形地、雹子树、青烟白雾、牙齿等小说意象的营造上,不仅在揭示小说的主旨意蕴上起到了题眼的作用,而且这些物象的反复出现使小说在结构上回环复沓更加紧凑。绣绣、大脚、吕中贞无疑是近年来农民题材小说中出现的具有独创意义的农民人物形象。总体上看来,赵德发的小说呈现出一种较强的复合倾向,是大境界雅俗共赏式的写作。
“农民三部曲”是沂蒙文化的产儿。沂蒙文化不仅是革命老区文化的重要资源,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的纽带;既有齐鲁文化传统的深厚积淀,又经受着80年代以来西方文化冲击的洗礼。“传统—革命—现代”这种交杂混生的文化语境,可以看作是空间化的时代文化的浓缩。赵德发正是以此为出发点,着意于密集的沂蒙农民生存信息的张大的历史叙事,同时穿行于历史叙事与农民情结之间探询:农民情结浓郁、深邃、坚韧和执著,历史叙事盈动、开放、超前乃至激进(赵德发乐观地预言中国农民的传统生存方式会在21世纪终结[5])。农民情结的驱使与现代理性的探询未必能够建构主体间性的浑然一体,悖论遗留的缝隙和冲突造成的不平衡依稀可见。赵德发本人的阐释是:“文化的脐带是割不断的,我在这片土地上长大,我的血质是这土地规定的。尽管沂蒙地域的文化许多年来由于外来文化的灌输变得复杂,但我觉得传统的成分还是占着主流,这在我的作品中留下了浓重的痕迹。当然,你也能看出,我作品中所呈现的不仅仅是故纸黄卷的色彩,也有当代的错杂与斑斓。”[5]也许我们不应苛求作家能够破解现实演进中不断生成又不断异变、不断凝聚又不断零散化的历史之谜,作家能够在新的层面上有所发现,尤其是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审美空间,就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参考文献:
[1]赵德发.赵德发(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Ｚ].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2]赵德发.《缱绻与决绝》自叙[Ｚ].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
[3]贺绍俊.伦理现实主义的魅力:细读赵德发的一种方式[Ｊ].当代作家评论,2000,(3).
[4]孙绍振.什么是艺术的文化价值———关于《白鹿原》的个案考察[Ｊ].福建论坛,1999,(3).
[5]周志雄,李建英.在土地上吟咏,吟歌,甚至吟啸———赵德发访谈录[Ｊ].当代小说,2003,(9).
[1]赵德发.赵德发(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Ｚ].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2]赵德发.《缱绻与决绝》自叙[Ｚ].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
[3]贺绍俊.伦理现实主义的魅力:细读赵德发的一种方式[Ｊ].当代作家评论,2000,(3).
[4]孙绍振.什么是艺术的文化价值———关于《白鹿原》的个案考察[Ｊ].福建论坛,1999,(3).
[5]周志雄,李建英.在土地上吟咏,吟歌,甚至吟啸———赵德发访谈录[Ｊ].当代小说,2003,(9).
责任编辑:翟得尧
作者简介:王万森(1942— ),男,山东济南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周志雄(1973— ),男,湖北黄冈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①本文为王万森教授承担的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革命老区精神与山东文化大省建设”(项目批准号:02ＢＹＺ03)研究成果之一。
①本文为王万森教授承担的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革命老区精神与山东文化大省建设”(项目批准号:02ＢＹＺ03)研究成果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