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现实主义的魅力
——细读赵德发的一种方式
贺 绍 俊
赵德发从齐鲁田地中走来,他将自己的创作锁定在农民身上,这也许是一种文化血缘的内在呼唤吧。他对农民的思考一层又一层地向深度开掘,孜孜不倦,很有他笔下的农民形象封大脚的性格,一辈子执著于脚下的土地,一年复一年地开荒深耕,把血汗全洒在土地上,也在土地上索取了收获。但是赵德发所播洒的种子要经历比土地上种植的庄稼漫长得多的生长期,或者说他所栽植的是一棵茂盛的大树,当他栽下小树苗时,就意味着他要经历年复一年的精心培育。第一棵大树就是他的关于农民与土地的关系的长篇小说《缱绻与决绝》,接着,第二棵大树也枝繁叶茂,这就是他的关于农民与伦理道德的关系的长篇小说《君子梦》。据说这是他构想中的关于农民思考的三部曲中的前两部。我不知道他的第三部是什么样的构想,但即使从这两部看,赵德发的三部曲就有一种特别之处。它不像比较通行的那种三部曲,在人物关系,在时间序列,在事件进程等方面都有一个延续性,都有一个照应。而赵德发的这两部作品在人物设置上相互之间毫无关系,我以为它们作为三部曲的组成,部分是因为在思考层面上有一种递进的关系。他的第一部《缱绻与决绝》是最典型的农民题材,写农民不可避免地要写到农民与土地的情感与土地难以割舍的关系;同时,赵德发在这一部中所体现出的创作思想又是非常典型的伦理化的创作思想。循着这一伦理化的创作思想继续对农民问题作深入的开掘,似乎顺理成章地会构成他目前的第二部的内容。这就是我读赵德发的两部作品时最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我把它归结为伦理现实主义。
翻开《缱绻与决绝》,作者首先就是从伦理化的角度下笔的,他以天牛庙村的一个传说开头,这个传说便是“宁家的家运是用女人偷来的”。宁家最早只是一个没有土地的外来户,那位穷光蛋宁三拖家带口,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后来指使自己的妻子上山去和即将有宏运的刘罐子睡觉,怀上了一个进士种子,宁家便成了当地的一个大户。小说是探讨农民与土地的关系的,这个传说暗含着小说的一个主旨:土地是长不出新的命运的。于是我们就可以在后面不断地读到有关女人影响土地命运的故事。比如封二由于意外地收了绣绣作媳妇,便可以从费家新揽一片土地。作者写到封二在这片新揽的土地上开犁耕地时,特意插写了一段封二喜滋滋地回忆起他十多年前的一次艳遇。这段看似闲笔的插写,固然有烘托封二占了便宜后的快感,但更深层的意义还在于,作者的创作思路自然要将此引入到伦理化的轨道。封二的媳妇是占便宜占来的,揽的地也是占便宜揽来的,这一切再一次用他曾便宜地睡过一次别人的老婆来暗示其伦理性的问题,“将自己的犁铧插进别人种了多年的土地”,这是“一种隐秘的快乐,同时也有着一丝暗暗的歉疚”。《君子梦》的开头同样也是从伦理性角度入手的。蚂蚱这么一位血气正旺的小伙子抱着许景行家的大白鹅做男女之事,作者说这是“一件令全村正人君子都羞于启齿的事情”,这就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到了伦理方面。这个开篇的故事还通过目击者一位年轻的媳妇小椹连续地传递下去,作者将小椹的丈夫许景言的一生描写成是一个从与岳母乱伦到晚年奸淫幼女的充满了色欲的一生,这显然是出自他的伦理化的创作思路的。
我们该界定一下什么是伦理现实主义。我以为所谓伦理现实主义,是中国文学传统中关注现实的一种普遍态度和立场在现代小说中的自然延伸。这种关注现实的普遍态度和立场就是一种重视社会正常发展的人伦秩序并进行鲜明的扬善惩恶的宣谕。人们一般认为,中国古代文学是注重教化的,这正是来源于这种普遍态度和立场。《尚书》便记载了那位伟大的舜帝在两千多年前是如何要求文艺的,他任命夔为乐官,并指示他:“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这段话的核心就是要通过文艺将人们纳入一种和谐的社会秩序之中。到了《毛诗正义》,则更明确提出诗的目的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与此相适应,文学也会有意地从一种正常的社会秩序的立场去表情达意。在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讨论中,许多学者比较认同于这种观点,即认为重人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重人伦也就是重视人际关系、重视人,是将人放在伦理规范中来考虑的。《礼记·郊特牲》篇说:“天地合,而后万物兴焉。夫昏(婚)礼,万世之始也。”古人将天地合与男女成婚相类比,就像天地和谐合作,才会有万物生长一样,只有男女婚姻有序才会有社会的谐调发展。循着这一文化哲学观作一逆向推衍,就意味着,从男女婚姻伦理的现实出发,可以把握到天地万物及社会历史生长运作的轨迹。这就是伦理现实主义的基本思路。伦理现实主义突出表现在反映农民命运的小说之中。这是因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体意识是一种伦理化的意识,而荫罩在这一意识之下的最基本的群体便是农民。
山东作家也许承接了一种天然的伦理文化渊源。这里是孔孟故乡,孔孟的道德理想之光已经渗透进了齐鲁大地,尽管岁月悠久,从这块土地上生长起来的草木仍然会发散出孔孟精神的芳香,薰染着一代代的齐鲁人。我在这里想借用山东两位学者魏建与贾振勇的学术观点作为佐证。他们在其专著《齐鲁文化与山东新文学》中,认为先秦时期齐鲁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崇德、尚仁的伦理品格”。他们同时还使用了“道德理性主义”一词,认为“道德理性精神问题始终是二十世纪山东新文学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赵德发的创作离不开这样一个文学背景,我们也不应该忽视这个文学背景对他的创作所发生的影响。我以为,赵德发基本上以一种伦理现实主义的方式结构自己的小说,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归宿。
假如把赵德发的《缱绻与决绝》和《君子梦》当作伦理现实主义的典型文本作一些分析,也许能够归纳出伦理现实主义的某些共性特征。谈到共性特征,我们恐怕还得先从传统思维方式的特征谈起。思想史家汤一介说:“中国传统哲学关于真、善、美的问题有三个长期影响和支配中国人的思想的命题,或者说有三个长期为中国古代思想家们所论证的命题:即‘天人合一’,要求解决人与整个宇宙的关系,也就是探求世界的统一性的问题;‘知行合一’,要求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关于人类社会的道德标准和原则问题,或者说是人对社会的责任问题;‘情景合一’,要求解决在艺术创作中人和所反映对象的关系,它涉及艺术创作和欣赏的问题。”(见《中国哲学范畴集》中汤一介《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真、善、美问题》一文)我以为,汤先生所概括的不仅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三个命题,这三个命题其实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思维的三个特点。从这三个特点出发,让我们进入到伦理现实主义的三个层面。
其一,天人合一本质化的现实。
伦理现实主义在描述现实生活时,往往先界定好了现实生活的意义。作者一般来说都是要从思想意图的层面来选择或来重新结构现实图景,希望通过现实图景的展现来揭示世界的本质。“天人合一”,在这里,天是天道,是世界的本质;而人的一切活动总是与“天”即世界的本质相印证,相吻合的。伦理现实主义的作品不是直接说明现实的意义,而是通过“天人合一”的方式即通过“天道”运行来呈现人的现实的本质意义。《缱绻与决绝》将故事发生地取名为“天牛庙村”,并在村口设置了一个从天上落下来的“铁牛”,作者的意图非常明显,他将小说的基本主题蕴藏在这个铁牛身上,并通过铁牛的贯串,一层层揭示现实生活的意义。这部小说是探讨土地与人的关系的,牛,恰好是人与土地之间的一个中介。在小说中,天道经常是通过牛来传达的。如一场罕见的牛瘟,几乎要埋葬封二家的土地梦,为此封二死去了,其实他是以生命作为代价,来协调与土地的和谐秩序,他便有可能将土地梦传给后代封大脚。又如,分田到户后,封家明在犁地时被黑犍牛用牛角死,这似乎是对农民与土地关系的人为大动荡的一种报应。作者想要说,农民的命运离不开土地,农民通过牛去开发土地,收回命运的果实。农民也通过牛感应到土地发出的讯息。就像土地经历着春种秋收的四季循环往复,人伦秩序也会按照生死长幼一代代地顺序演进。这是一种“天人合一”的和谐。但是作者感到这种和谐有时会被一种外在的力量所打破。中国近几十年来经历了几次大的农民与土地和谐关系的破坏,这种现实的本质化内容便是通过铁牛来传达的。小说两次写到铁牛叫。铁牛叫,这显然是非现实的,但作者完全以一种写实的方式来描写这种象征性的内容,无非是要强调对现实的本质表现。第一次铁牛叫是小说最重要的人物封大脚听见的。这一明显带神话性的细节被作者写得非常具有现实感:这一天的五更,封大脚照例去给铁牛烧一刀纸,叩三个头,做完后他正回家去,“不料刚走出几十步远,只听身后忽有‘哞’地一声牛叫!大脚想,这是谁家的牛跑出来了呢?回头去看,但身后的朦胧月色里并没有牛。正疑惑着,忽又有两声响起。那声音也怪,它不像平常的牛叫,其声响亮无比,且带了些金属味道。在这三声叫过,村里的牛忽然一个个全叫了起来,紧接着,邻村的牛也叫,远远近近哞声一片!”作者写这段的目的是要写到后面“封大脚终于想明白了铁牛吼叫的原因”,这原因就是它预示了土地改革运动的历史的变化。第二次铁牛吼叫仍是先被封大脚听见的。而作者写第二次铁牛叫是与传达《关于地主、富家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连在一起的。我以为作者是通过两次铁牛叫将几十年间影响农民与土地关系大变动的本质性现实强调出来。
到赵德发写第二部《君子梦》时,他对现实的本质性提炼得更纯。他直接对人的欲望发问,如同他在卷首引的一句中国谚语所表达的:“东海有底,人心没底”。作者从上一部小说探求土地与农民关系的变迁中,也许深深感到,土地与农民的和谐关系一再地被打破,进而被疏远,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人的欲望不断地扩张,破坏了这种“天人合一”的和谐关系。社会便产生了伦理道德,以此约束、抑制人的欲望的无限膨胀,以保持社会与自然的和谐。赵德发于是从农民生存史中看到了另一个交织着的矛盾冲突,这就是道德理想与人的欲望的矛盾冲突,这便构成了第二部小说的主题。如果说《缱绻与决绝》是写土地与农民关系的话,那么《君子梦》则是写道德与农民的关系;赵德发的思考是围绕着农民展开的,因而两部小说构成了内在的延续性,这种延续性还表现在《君子梦》仍是以一个村的几代人的生老兴衰史作为小说基本结构的。这是典型的伦理现实主义的结构方式,同《缱绻与决绝》相比,它做得更彻底的便是,它对现实生活的本质化处理凸显在现实层面之上。因此作者设计了一个梦想把全村人都变成君子的村庄,甚至这个村庄的名字就叫“律条村”。当然《君子梦》所作的现实本质化的处理也许有时过分的彻底,它给十分写实的描写带来生硬的刻痕。比如类似这样的情节,许合印与朱安兰在大队办公室里偷奸时,蹭掉了墙皮,露出了砖缝里塞着的纸团,纸上写的正是当年家族立下的各种律规,或是一段谶语。尽管这样的细节带有某种喜剧效果,但作者试图附着在上面的喻义也显得过于跳,有害于写实风格的流畅表达。当然,就其对现实的本质性揭示来看,我们能感到赵德发的深刻之处。他实际上是在伦理道德与人的欲望之外,看到了另外一个不可捉摸、无力抗拒的力量。就像小说情节所表现的,许景行一生都在追求道德的最高境界,他以他的言行感召身边的人,道德通过他显示出力量,人与人之间的正常秩序得以维持;然而他总会遇到一种政治的、历史的甚至神秘不可知的原因的干扰,他无可奈何地落荒而逃。作者因此而悲悯在怀。这大概正是作者在小说中设计一株奇怪的雹子树的深意所在。作者一开篇交待雹子树时便写到,树之福却为人之祸,年轻人以为砍倒雹子树就能免去祸患,但长辈们以伤天理为由阻止。长辈人说:“天理玄妙无穷,是难论成毁的。成也是天理,毁也是天理。”雹子树从此便带着这一充满玄机的题旨横贯故事始终。每当要提醒读者关注现实的本质性内涵时,雹子树便会作为一名引领者。如写到“文革”期间,支左的部队试图用高射炮轰跑雹子老爷,结果却是遭到雷击。于是枯黄了数年的雹子树引出了“文革”一连串的道德沦丧的故事来。到了九十年代,作者先告诉我们,雹子树在一场冰雹袭来后发芽长叶,变得一树葱绿。于是就有了各种人欲膨胀的故事,人们还要靠雹子树叶来催发欲望。小说最后结束在雹子树上。许景行在镇党委会上听了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几天后,下起了雹子:“此时雹子下得正猛。他们看见,在这从天而降的打击与摧残下,那棵树让每个枝条都摇摇摆摆,似舞蹈,似歌唱,似在表达她的无限快乐与淋漓欢欣……”小说至此戛然而止,但我们都会明白这其中作者所要表达的多层意义。
其二,知行合一道德化的现实。
毫无疑问,伦理现实主义在处理小说中的人物或事件时,会带有强烈的道德评判的色彩的。作者以善恶的情感标准来安排人物的归宿。因此,伦理现实主义笔下的现实往往是被道德化了的。在《缱绻与决绝》中,封大脚与费大肚子这两个经济和社会地位相同的农民却得到了作者不同的待遇,作者以道德之笔给他们分别涂上了不同的色彩。道德色彩的变化取决于作者对土地农民关系的本质性理解。农民的希望只能播洒在土地上,从土地上长出来。封大脚是一个死死认定土地的执著的农民,作者在描写封大脚时总是带着善意和美化的倾向,在他身上刻下道德褒扬的向度。作者浓墨重彩地写到封大脚带着新婚妻子绣绣艰难地开垦鳖顶子的荒地,他们在山顶上开出的这一块贫瘠的圆环地,就像一个罩在封大脚头上的金色的光环,使得作者都不由得对自己塑造的这个人物生出一层敬佩。作者后来写到分田到户土地命运大变,封大脚以老人之躯奋力保全这块地而不成时,用了“看着圆环地现出半湿半干的样子,封大脚耳边清楚地响起了玉佩的断裂声”这样的充满道德情怀的句子。而对于费大肚子,尽管作者很客观地写到了他的贫穷,他为求生存的艰难,但他对土地缺乏一种虔诚,作者对此毫不掩饰在道德上的贬责,最后让这个“一生没能吃上多少顿饱饭”的觅汉死得非常可怜:“那是六零年,大伙都在挨饿,他实在饿得不行了,就在一天夜里撬开大队仓库的门,摸到了一口齐胸高的大瓷缸前。里面有小半缸花生油,他就趴下去探进身子喝。也不知喝了多少,也不知为啥喝饱了不出来,反正第二天人们从缸里拖出他时,稍动他一下他就九窍冒油……”
对现实的道德化评价尤其会通过女人的命运表现出来。因此贬责费大肚子的结果便殃及他的女儿银子。银子最初的出场应该是很美的,她是封铁头青春年代梦中暗恋着的姑娘。但他的父亲不能从土地上谋取生活只能靠开垦自己的亲生女儿来谋取生活。银子成了地主宁学祥的小老婆,也同时成了父母的粮仓。但这粮仓是父母靠女儿的性垒起来的粮仓。银子每同宁学祥同一次房,就能让家里人得到一袋地瓜干。读到这里时,我们不得不为这样一个懦弱女子的遭遇而痛心而寄予悲悯的同情。分田分地时,地主宁学祥被打倒了,银子面临着人生的选择。他要么被当成敌人打死,要么接受铁头的爱情。由于她拒绝了铁头,最终被残酷地处死了。那些男民兵用木棍锨柄等物向她的下身猛捣:“银子的下身先后有五六根棍子插进去,每根棍捣动的深度均达一两尺深……”这种惨景读来令人颤栗,甚至会迁怪于作者,为什么要对笔下无辜女性如此狠辣。细想想,这其实正是伦理现实主义造就了作者的一种冷凝、无情的伦理立场。银子还不单纯是其父疏离土地的陪葬品,从更深层的意义看,道德化评价必然要聚焦于妇女观上。伦理现实主义面对纷繁的人事关系,总也绕不开女性问题的纠结。这也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观的内质所决定的。直接为男权中心社会服务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就不得不确认“万恶淫为首”的标准。从理性上说,赵德发是要通过农民问题的系列思索对封建的伦理道德进行批判和清算。在他的两部小说中,男人对女人的开垦构成了作品情节发展的重要生长结。他有时是在通过男人对女人的开垦借喻农民对土地的开垦,这种借喻,从思维的深层动机来看,可以说是伦理化的。大脚刚刚娶了绣绣以后,“每天夜里他都在绣绣身上忙活几回”,但一到白天他就清醒地批判了自己:“男人是应该把力气用在白天用在土地上的,而不能把力气用在女人身上。”作者还讲了一个寓言性的传说。土地爷神不守神规动了淫心,惹恼了村人,土地庙不仅被推倒,土地爷自己也被倒扣在一只大瓷缸里。这意味着,当作者面对土地及土地生存着的农民进行伦理批判时,女人是一条重要的戒尺。这条戒尺在《君子梦》中就使用得更加直接。许景行作为实现君子梦的代表,他在不断追求道德完善的道路上要在女人方面一再地付出代价。他决定进城为嗣父寻购《呻吟语》,也就是他决定寻求君子梦的起点,在城里,无论是新文学的书刊,还是推行新生活运动的文章,都不会对他的道德志向产生威胁;惟有一位宣传基督教的年轻姑娘使他摇动心旌。这个姑娘的印象以后多次在他心中显影。作者以此来暗示他在道德净化的历程中不得不跨越的坎口。对于许景行来说,一个最具有伦理化的事件便是他必须接受一位十分丑陋的女人作为妻子。尽管他在嗣父的精神压力下与那位秃头妻子同房,但也是在黑暗中回想着“那位姑娘的姣好面容”,“记起了自己做过的无数个关于她的梦”,才完成了一个男人的大事。当然在这种描述中,我们能感到作者要表达的非常理性的批判意识,它直指封建伦理道德的反人性的一面。而另一方面,我们在小说的整体叙述中,又能感受到作者在内心深处对传统伦理道德的认同。举例来说,他对利索这个人物的描述就体现出他的内心困惑和矛盾。利索在许景行组织的“斗私批修”会上有一惊人之举,他当着众人坦白了他与堂嫂行苟且之事的经过,其后果是他的堂嫂觉得羞愧喝卤水自杀。这个情节显然是要宣告许景行试图将“文革”中的斗私批修与他的君子梦结合起来的破产。而有意思的是,这类情节往往是女人最终得到了处罚或遭遇到厄运,就像利索与堂嫂共同做的事最终让堂嫂付出了代价。利索后来发现了雹子树叶能够壮阳的秘密,并尽享这树叶带来的欢愉,可以说他纵欲滥淫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作者通过这些情节传达了多层讯息,既有对当代物欲化的忧思,也有对不断在精神方面做文章的历史表示无奈。但同样有意思的是,在这一带批判意图的结构里,利索并没有被安排倒霉的下场,他在色欲上应该说陷得很深,却仅仅是想起自己的经历太龌龊就收了淫心,后来在村边的那场货车翻车事件中,他不仅没有去哄抢车上掉下的电饭锅,而且还因为看不下去,打电话制止了这场罕见的趁火打劫。作者对利索似乎太宽容,而与利索的色欲有关系的几位女性的遭遇多半是不妙的。小叹的被雷击死就很冤,这个情节无非是让父亲许正芝的道德磨炼得更加彻底。许景行的女儿大梗也被设计成一个遭遇畸型的人物,她的惨死才使得父亲许景行从道德的痴迷中惊醒。我以为作者在对女性的态度上毫无刻意之举,但伦理化的现实使他无意中把女性搁置在一个被动屈侮的位置,这在实际上揭示了一个男权中心社会的本质性内容,而这一内容又在作者的主题蓝本上是不曾留有空间的,它是伦理现实主义的一次成功策反。
其三,情景合一寓意化的现实。
中国传统美学讲究尽善尽美,美与善是相辅相成的,这就造就了古典文学“比兴”手法。“比兴”手法体现在伦理现实主义中就是将现实寓意化,通过寓意的方式表达作者的善恶情感和思想寄托。这种寓意化的现实可以说在赵德发的两部作品中俯拾即是,有些寓意很直接,很浅显;有些寓意很含蓄,很深沉。比较直接和浅显的如他写到“土蝼蛄”之死。“土蝼蛄”即宁学诗的外号,在村里也算得上是一位读过几句书的文人,专门为土地买卖交换写文书,他为人写的最后一次地契是在土改前夕。精明的腻味从要办农业社的传言中悟到了千年的土地关系将发生变革,便把刚分的土地卖给了执著于土地的大脚,这份买卖土地的文书仍由“土蝼蛄”来写,他“写几个字喘上一会儿,写几个字再喘上一会儿”,他写完文书竟趴在文书上死去了。这段情节到这儿虽已感到有作者的刻意之处,但仍觉得自然真实。而作者的用意并不在再现一段生活的真实,所以他接着写道:“这时人们方注意到,宁学诗的脸上沾满了黑黑的字迹。那些字都是反着的,且都模模糊糊,看了一阵,才看出了两个字:一个是‘最’,一个是‘后’。”这一笔,其实也就是作者把他欲寄寓的思想内涵清晰地写在了这位“土蝼蛄”的脸上。一来作者对于土地的历史性变革所作的深沉思索在此作了一个深深的感叹,二来也是对寄养在土地上的旧时代文人作了一次凭吊。这样,作者就将一段生活化的现实情节转化为了寓意化的现实。作者很爱写雪,雪往往成为作者寓意的载体。如《缱绻与决绝》在写到合作化时下了一场雪,作者是借雪来寓意土地的深刻变革:“大雪茫茫,皑皑遍野,所有的土地都连成了一片,那些地与地之间作为界线的壕沟、田埂什么的统统不见了!”“雪仍在下,仍在纷纷扬扬地传达着那种神圣的意旨。”在《君子梦》中也写了这样一场雪,那是许景言同其岳母的奸情败露并逃跑后,许正芝再次以自虐的方式对族人进行了惩诫。当许正芝同许景行回来时,“爷儿俩帽子上、袄上都覆了一层白,原来外面已经下雪了”。雪夜中,许正芝来到竹林中的书坟前,他感叹这几十年的圣贤书白读了,作者这样描写:“在他与嗣子的面前,是无数飘飘而落的雪花,是盖了一层雪花的书坟。”在这两部小说里,雪均成了作者精神祭奠的象征物。
赵德发的这两部小说中的寓意又基本上是与他的伦理性思考相吻合的,表现出典型的伦理现实主义特征。比方说,我在前面提到,作者对农民作伦理性评判时,女人往往成为一条重要的戒尺。他的很多寓意性细节就表达了他关于女性、色欲以及性欲与社会的相互影响等方面的思考。《君子梦》写许正芝选为新族长,正待选良辰吉日上任时,作者却插写了一段给老婆荠菜看病的情节。这段看似闲笔,其实深有寓意,许正芝老婆得的是一种怪病,阴门不断地逸出腥臭之气。在县城遇到一位名中医,诊断为“阴吹”,并抄上一份药方,药方上就是十余味很平常的中草药,如党参、黄芪、白术、陈皮、甚至大枣七枚。有意思的是,许正芝陪老婆看完病又去拜访了他心仪已久的大文人方翰林,方翰林给他留下了一段感叹世风不古的手迹。作者的笔也许是想表示,许正芝在县城得了两副药方,高明的医师以平常之药就能治好“阴吹”。而“阴吹”暗示着世风败坏的根源就在女人们的阴门,这对即将当族长的许正芝是一种警策;而治世风败坏也只需要人们熟悉的伦理道德,所以方翰林随手写的一段话足可以作为一副精神的药方,故作者让许正芝这么体悟到:“他是听我说是一族之长才将这字纸与我的,这分明是对我寄予厚望呀!”《缱绻与决绝》中的主人公封大脚长了一只特别硕大的脚,这一奇特的外形想必是作者精心构思的。大脚是踏在大地上的,它是农民与土地密切关系的直接承载者,问题是封大脚只有一只脚是大脚,这意味着他走在土地上是不平衡的。这种深意在全书的叙述中也许是藏得很隐蔽的,但到了结尾读者一定会豁然贯通,作者在结尾竟用了一个非现实的情节:封大脚的大脚突然变小了,变得和另一只同样大小了。这时候,天牛庙村的土地经历了建开发区、重新分配等几番折腾,而象征“天道”的铁牛被当作了一种文化资源锁进了陈列室。作者最后这样写:大脚老汉看不成铁牛,却感到他的心与那铁牛的心相通了,他走在村街上,“仰脸一试,哦,原来是又一场雪飘下来了……”小说就结束在这样一场寓言的雪上,这雪又是为作者的哪一种忧思、哪一种哀悼而飘的呢?
载2000年第3期《当代作家评论》
翻开《缱绻与决绝》,作者首先就是从伦理化的角度下笔的,他以天牛庙村的一个传说开头,这个传说便是“宁家的家运是用女人偷来的”。宁家最早只是一个没有土地的外来户,那位穷光蛋宁三拖家带口,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后来指使自己的妻子上山去和即将有宏运的刘罐子睡觉,怀上了一个进士种子,宁家便成了当地的一个大户。小说是探讨农民与土地的关系的,这个传说暗含着小说的一个主旨:土地是长不出新的命运的。于是我们就可以在后面不断地读到有关女人影响土地命运的故事。比如封二由于意外地收了绣绣作媳妇,便可以从费家新揽一片土地。作者写到封二在这片新揽的土地上开犁耕地时,特意插写了一段封二喜滋滋地回忆起他十多年前的一次艳遇。这段看似闲笔的插写,固然有烘托封二占了便宜后的快感,但更深层的意义还在于,作者的创作思路自然要将此引入到伦理化的轨道。封二的媳妇是占便宜占来的,揽的地也是占便宜揽来的,这一切再一次用他曾便宜地睡过一次别人的老婆来暗示其伦理性的问题,“将自己的犁铧插进别人种了多年的土地”,这是“一种隐秘的快乐,同时也有着一丝暗暗的歉疚”。《君子梦》的开头同样也是从伦理性角度入手的。蚂蚱这么一位血气正旺的小伙子抱着许景行家的大白鹅做男女之事,作者说这是“一件令全村正人君子都羞于启齿的事情”,这就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到了伦理方面。这个开篇的故事还通过目击者一位年轻的媳妇小椹连续地传递下去,作者将小椹的丈夫许景言的一生描写成是一个从与岳母乱伦到晚年奸淫幼女的充满了色欲的一生,这显然是出自他的伦理化的创作思路的。
我们该界定一下什么是伦理现实主义。我以为所谓伦理现实主义,是中国文学传统中关注现实的一种普遍态度和立场在现代小说中的自然延伸。这种关注现实的普遍态度和立场就是一种重视社会正常发展的人伦秩序并进行鲜明的扬善惩恶的宣谕。人们一般认为,中国古代文学是注重教化的,这正是来源于这种普遍态度和立场。《尚书》便记载了那位伟大的舜帝在两千多年前是如何要求文艺的,他任命夔为乐官,并指示他:“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这段话的核心就是要通过文艺将人们纳入一种和谐的社会秩序之中。到了《毛诗正义》,则更明确提出诗的目的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与此相适应,文学也会有意地从一种正常的社会秩序的立场去表情达意。在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讨论中,许多学者比较认同于这种观点,即认为重人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重人伦也就是重视人际关系、重视人,是将人放在伦理规范中来考虑的。《礼记·郊特牲》篇说:“天地合,而后万物兴焉。夫昏(婚)礼,万世之始也。”古人将天地合与男女成婚相类比,就像天地和谐合作,才会有万物生长一样,只有男女婚姻有序才会有社会的谐调发展。循着这一文化哲学观作一逆向推衍,就意味着,从男女婚姻伦理的现实出发,可以把握到天地万物及社会历史生长运作的轨迹。这就是伦理现实主义的基本思路。伦理现实主义突出表现在反映农民命运的小说之中。这是因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体意识是一种伦理化的意识,而荫罩在这一意识之下的最基本的群体便是农民。
山东作家也许承接了一种天然的伦理文化渊源。这里是孔孟故乡,孔孟的道德理想之光已经渗透进了齐鲁大地,尽管岁月悠久,从这块土地上生长起来的草木仍然会发散出孔孟精神的芳香,薰染着一代代的齐鲁人。我在这里想借用山东两位学者魏建与贾振勇的学术观点作为佐证。他们在其专著《齐鲁文化与山东新文学》中,认为先秦时期齐鲁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崇德、尚仁的伦理品格”。他们同时还使用了“道德理性主义”一词,认为“道德理性精神问题始终是二十世纪山东新文学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赵德发的创作离不开这样一个文学背景,我们也不应该忽视这个文学背景对他的创作所发生的影响。我以为,赵德发基本上以一种伦理现实主义的方式结构自己的小说,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归宿。
假如把赵德发的《缱绻与决绝》和《君子梦》当作伦理现实主义的典型文本作一些分析,也许能够归纳出伦理现实主义的某些共性特征。谈到共性特征,我们恐怕还得先从传统思维方式的特征谈起。思想史家汤一介说:“中国传统哲学关于真、善、美的问题有三个长期影响和支配中国人的思想的命题,或者说有三个长期为中国古代思想家们所论证的命题:即‘天人合一’,要求解决人与整个宇宙的关系,也就是探求世界的统一性的问题;‘知行合一’,要求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关于人类社会的道德标准和原则问题,或者说是人对社会的责任问题;‘情景合一’,要求解决在艺术创作中人和所反映对象的关系,它涉及艺术创作和欣赏的问题。”(见《中国哲学范畴集》中汤一介《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真、善、美问题》一文)我以为,汤先生所概括的不仅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三个命题,这三个命题其实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思维的三个特点。从这三个特点出发,让我们进入到伦理现实主义的三个层面。
其一,天人合一本质化的现实。
伦理现实主义在描述现实生活时,往往先界定好了现实生活的意义。作者一般来说都是要从思想意图的层面来选择或来重新结构现实图景,希望通过现实图景的展现来揭示世界的本质。“天人合一”,在这里,天是天道,是世界的本质;而人的一切活动总是与“天”即世界的本质相印证,相吻合的。伦理现实主义的作品不是直接说明现实的意义,而是通过“天人合一”的方式即通过“天道”运行来呈现人的现实的本质意义。《缱绻与决绝》将故事发生地取名为“天牛庙村”,并在村口设置了一个从天上落下来的“铁牛”,作者的意图非常明显,他将小说的基本主题蕴藏在这个铁牛身上,并通过铁牛的贯串,一层层揭示现实生活的意义。这部小说是探讨土地与人的关系的,牛,恰好是人与土地之间的一个中介。在小说中,天道经常是通过牛来传达的。如一场罕见的牛瘟,几乎要埋葬封二家的土地梦,为此封二死去了,其实他是以生命作为代价,来协调与土地的和谐秩序,他便有可能将土地梦传给后代封大脚。又如,分田到户后,封家明在犁地时被黑犍牛用牛角死,这似乎是对农民与土地关系的人为大动荡的一种报应。作者想要说,农民的命运离不开土地,农民通过牛去开发土地,收回命运的果实。农民也通过牛感应到土地发出的讯息。就像土地经历着春种秋收的四季循环往复,人伦秩序也会按照生死长幼一代代地顺序演进。这是一种“天人合一”的和谐。但是作者感到这种和谐有时会被一种外在的力量所打破。中国近几十年来经历了几次大的农民与土地和谐关系的破坏,这种现实的本质化内容便是通过铁牛来传达的。小说两次写到铁牛叫。铁牛叫,这显然是非现实的,但作者完全以一种写实的方式来描写这种象征性的内容,无非是要强调对现实的本质表现。第一次铁牛叫是小说最重要的人物封大脚听见的。这一明显带神话性的细节被作者写得非常具有现实感:这一天的五更,封大脚照例去给铁牛烧一刀纸,叩三个头,做完后他正回家去,“不料刚走出几十步远,只听身后忽有‘哞’地一声牛叫!大脚想,这是谁家的牛跑出来了呢?回头去看,但身后的朦胧月色里并没有牛。正疑惑着,忽又有两声响起。那声音也怪,它不像平常的牛叫,其声响亮无比,且带了些金属味道。在这三声叫过,村里的牛忽然一个个全叫了起来,紧接着,邻村的牛也叫,远远近近哞声一片!”作者写这段的目的是要写到后面“封大脚终于想明白了铁牛吼叫的原因”,这原因就是它预示了土地改革运动的历史的变化。第二次铁牛吼叫仍是先被封大脚听见的。而作者写第二次铁牛叫是与传达《关于地主、富家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连在一起的。我以为作者是通过两次铁牛叫将几十年间影响农民与土地关系大变动的本质性现实强调出来。
到赵德发写第二部《君子梦》时,他对现实的本质性提炼得更纯。他直接对人的欲望发问,如同他在卷首引的一句中国谚语所表达的:“东海有底,人心没底”。作者从上一部小说探求土地与农民关系的变迁中,也许深深感到,土地与农民的和谐关系一再地被打破,进而被疏远,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人的欲望不断地扩张,破坏了这种“天人合一”的和谐关系。社会便产生了伦理道德,以此约束、抑制人的欲望的无限膨胀,以保持社会与自然的和谐。赵德发于是从农民生存史中看到了另一个交织着的矛盾冲突,这就是道德理想与人的欲望的矛盾冲突,这便构成了第二部小说的主题。如果说《缱绻与决绝》是写土地与农民关系的话,那么《君子梦》则是写道德与农民的关系;赵德发的思考是围绕着农民展开的,因而两部小说构成了内在的延续性,这种延续性还表现在《君子梦》仍是以一个村的几代人的生老兴衰史作为小说基本结构的。这是典型的伦理现实主义的结构方式,同《缱绻与决绝》相比,它做得更彻底的便是,它对现实生活的本质化处理凸显在现实层面之上。因此作者设计了一个梦想把全村人都变成君子的村庄,甚至这个村庄的名字就叫“律条村”。当然《君子梦》所作的现实本质化的处理也许有时过分的彻底,它给十分写实的描写带来生硬的刻痕。比如类似这样的情节,许合印与朱安兰在大队办公室里偷奸时,蹭掉了墙皮,露出了砖缝里塞着的纸团,纸上写的正是当年家族立下的各种律规,或是一段谶语。尽管这样的细节带有某种喜剧效果,但作者试图附着在上面的喻义也显得过于跳,有害于写实风格的流畅表达。当然,就其对现实的本质性揭示来看,我们能感到赵德发的深刻之处。他实际上是在伦理道德与人的欲望之外,看到了另外一个不可捉摸、无力抗拒的力量。就像小说情节所表现的,许景行一生都在追求道德的最高境界,他以他的言行感召身边的人,道德通过他显示出力量,人与人之间的正常秩序得以维持;然而他总会遇到一种政治的、历史的甚至神秘不可知的原因的干扰,他无可奈何地落荒而逃。作者因此而悲悯在怀。这大概正是作者在小说中设计一株奇怪的雹子树的深意所在。作者一开篇交待雹子树时便写到,树之福却为人之祸,年轻人以为砍倒雹子树就能免去祸患,但长辈们以伤天理为由阻止。长辈人说:“天理玄妙无穷,是难论成毁的。成也是天理,毁也是天理。”雹子树从此便带着这一充满玄机的题旨横贯故事始终。每当要提醒读者关注现实的本质性内涵时,雹子树便会作为一名引领者。如写到“文革”期间,支左的部队试图用高射炮轰跑雹子老爷,结果却是遭到雷击。于是枯黄了数年的雹子树引出了“文革”一连串的道德沦丧的故事来。到了九十年代,作者先告诉我们,雹子树在一场冰雹袭来后发芽长叶,变得一树葱绿。于是就有了各种人欲膨胀的故事,人们还要靠雹子树叶来催发欲望。小说最后结束在雹子树上。许景行在镇党委会上听了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几天后,下起了雹子:“此时雹子下得正猛。他们看见,在这从天而降的打击与摧残下,那棵树让每个枝条都摇摇摆摆,似舞蹈,似歌唱,似在表达她的无限快乐与淋漓欢欣……”小说至此戛然而止,但我们都会明白这其中作者所要表达的多层意义。
其二,知行合一道德化的现实。
毫无疑问,伦理现实主义在处理小说中的人物或事件时,会带有强烈的道德评判的色彩的。作者以善恶的情感标准来安排人物的归宿。因此,伦理现实主义笔下的现实往往是被道德化了的。在《缱绻与决绝》中,封大脚与费大肚子这两个经济和社会地位相同的农民却得到了作者不同的待遇,作者以道德之笔给他们分别涂上了不同的色彩。道德色彩的变化取决于作者对土地农民关系的本质性理解。农民的希望只能播洒在土地上,从土地上长出来。封大脚是一个死死认定土地的执著的农民,作者在描写封大脚时总是带着善意和美化的倾向,在他身上刻下道德褒扬的向度。作者浓墨重彩地写到封大脚带着新婚妻子绣绣艰难地开垦鳖顶子的荒地,他们在山顶上开出的这一块贫瘠的圆环地,就像一个罩在封大脚头上的金色的光环,使得作者都不由得对自己塑造的这个人物生出一层敬佩。作者后来写到分田到户土地命运大变,封大脚以老人之躯奋力保全这块地而不成时,用了“看着圆环地现出半湿半干的样子,封大脚耳边清楚地响起了玉佩的断裂声”这样的充满道德情怀的句子。而对于费大肚子,尽管作者很客观地写到了他的贫穷,他为求生存的艰难,但他对土地缺乏一种虔诚,作者对此毫不掩饰在道德上的贬责,最后让这个“一生没能吃上多少顿饱饭”的觅汉死得非常可怜:“那是六零年,大伙都在挨饿,他实在饿得不行了,就在一天夜里撬开大队仓库的门,摸到了一口齐胸高的大瓷缸前。里面有小半缸花生油,他就趴下去探进身子喝。也不知喝了多少,也不知为啥喝饱了不出来,反正第二天人们从缸里拖出他时,稍动他一下他就九窍冒油……”
对现实的道德化评价尤其会通过女人的命运表现出来。因此贬责费大肚子的结果便殃及他的女儿银子。银子最初的出场应该是很美的,她是封铁头青春年代梦中暗恋着的姑娘。但他的父亲不能从土地上谋取生活只能靠开垦自己的亲生女儿来谋取生活。银子成了地主宁学祥的小老婆,也同时成了父母的粮仓。但这粮仓是父母靠女儿的性垒起来的粮仓。银子每同宁学祥同一次房,就能让家里人得到一袋地瓜干。读到这里时,我们不得不为这样一个懦弱女子的遭遇而痛心而寄予悲悯的同情。分田分地时,地主宁学祥被打倒了,银子面临着人生的选择。他要么被当成敌人打死,要么接受铁头的爱情。由于她拒绝了铁头,最终被残酷地处死了。那些男民兵用木棍锨柄等物向她的下身猛捣:“银子的下身先后有五六根棍子插进去,每根棍捣动的深度均达一两尺深……”这种惨景读来令人颤栗,甚至会迁怪于作者,为什么要对笔下无辜女性如此狠辣。细想想,这其实正是伦理现实主义造就了作者的一种冷凝、无情的伦理立场。银子还不单纯是其父疏离土地的陪葬品,从更深层的意义看,道德化评价必然要聚焦于妇女观上。伦理现实主义面对纷繁的人事关系,总也绕不开女性问题的纠结。这也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观的内质所决定的。直接为男权中心社会服务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就不得不确认“万恶淫为首”的标准。从理性上说,赵德发是要通过农民问题的系列思索对封建的伦理道德进行批判和清算。在他的两部小说中,男人对女人的开垦构成了作品情节发展的重要生长结。他有时是在通过男人对女人的开垦借喻农民对土地的开垦,这种借喻,从思维的深层动机来看,可以说是伦理化的。大脚刚刚娶了绣绣以后,“每天夜里他都在绣绣身上忙活几回”,但一到白天他就清醒地批判了自己:“男人是应该把力气用在白天用在土地上的,而不能把力气用在女人身上。”作者还讲了一个寓言性的传说。土地爷神不守神规动了淫心,惹恼了村人,土地庙不仅被推倒,土地爷自己也被倒扣在一只大瓷缸里。这意味着,当作者面对土地及土地生存着的农民进行伦理批判时,女人是一条重要的戒尺。这条戒尺在《君子梦》中就使用得更加直接。许景行作为实现君子梦的代表,他在不断追求道德完善的道路上要在女人方面一再地付出代价。他决定进城为嗣父寻购《呻吟语》,也就是他决定寻求君子梦的起点,在城里,无论是新文学的书刊,还是推行新生活运动的文章,都不会对他的道德志向产生威胁;惟有一位宣传基督教的年轻姑娘使他摇动心旌。这个姑娘的印象以后多次在他心中显影。作者以此来暗示他在道德净化的历程中不得不跨越的坎口。对于许景行来说,一个最具有伦理化的事件便是他必须接受一位十分丑陋的女人作为妻子。尽管他在嗣父的精神压力下与那位秃头妻子同房,但也是在黑暗中回想着“那位姑娘的姣好面容”,“记起了自己做过的无数个关于她的梦”,才完成了一个男人的大事。当然在这种描述中,我们能感到作者要表达的非常理性的批判意识,它直指封建伦理道德的反人性的一面。而另一方面,我们在小说的整体叙述中,又能感受到作者在内心深处对传统伦理道德的认同。举例来说,他对利索这个人物的描述就体现出他的内心困惑和矛盾。利索在许景行组织的“斗私批修”会上有一惊人之举,他当着众人坦白了他与堂嫂行苟且之事的经过,其后果是他的堂嫂觉得羞愧喝卤水自杀。这个情节显然是要宣告许景行试图将“文革”中的斗私批修与他的君子梦结合起来的破产。而有意思的是,这类情节往往是女人最终得到了处罚或遭遇到厄运,就像利索与堂嫂共同做的事最终让堂嫂付出了代价。利索后来发现了雹子树叶能够壮阳的秘密,并尽享这树叶带来的欢愉,可以说他纵欲滥淫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作者通过这些情节传达了多层讯息,既有对当代物欲化的忧思,也有对不断在精神方面做文章的历史表示无奈。但同样有意思的是,在这一带批判意图的结构里,利索并没有被安排倒霉的下场,他在色欲上应该说陷得很深,却仅仅是想起自己的经历太龌龊就收了淫心,后来在村边的那场货车翻车事件中,他不仅没有去哄抢车上掉下的电饭锅,而且还因为看不下去,打电话制止了这场罕见的趁火打劫。作者对利索似乎太宽容,而与利索的色欲有关系的几位女性的遭遇多半是不妙的。小叹的被雷击死就很冤,这个情节无非是让父亲许正芝的道德磨炼得更加彻底。许景行的女儿大梗也被设计成一个遭遇畸型的人物,她的惨死才使得父亲许景行从道德的痴迷中惊醒。我以为作者在对女性的态度上毫无刻意之举,但伦理化的现实使他无意中把女性搁置在一个被动屈侮的位置,这在实际上揭示了一个男权中心社会的本质性内容,而这一内容又在作者的主题蓝本上是不曾留有空间的,它是伦理现实主义的一次成功策反。
其三,情景合一寓意化的现实。
中国传统美学讲究尽善尽美,美与善是相辅相成的,这就造就了古典文学“比兴”手法。“比兴”手法体现在伦理现实主义中就是将现实寓意化,通过寓意的方式表达作者的善恶情感和思想寄托。这种寓意化的现实可以说在赵德发的两部作品中俯拾即是,有些寓意很直接,很浅显;有些寓意很含蓄,很深沉。比较直接和浅显的如他写到“土蝼蛄”之死。“土蝼蛄”即宁学诗的外号,在村里也算得上是一位读过几句书的文人,专门为土地买卖交换写文书,他为人写的最后一次地契是在土改前夕。精明的腻味从要办农业社的传言中悟到了千年的土地关系将发生变革,便把刚分的土地卖给了执著于土地的大脚,这份买卖土地的文书仍由“土蝼蛄”来写,他“写几个字喘上一会儿,写几个字再喘上一会儿”,他写完文书竟趴在文书上死去了。这段情节到这儿虽已感到有作者的刻意之处,但仍觉得自然真实。而作者的用意并不在再现一段生活的真实,所以他接着写道:“这时人们方注意到,宁学诗的脸上沾满了黑黑的字迹。那些字都是反着的,且都模模糊糊,看了一阵,才看出了两个字:一个是‘最’,一个是‘后’。”这一笔,其实也就是作者把他欲寄寓的思想内涵清晰地写在了这位“土蝼蛄”的脸上。一来作者对于土地的历史性变革所作的深沉思索在此作了一个深深的感叹,二来也是对寄养在土地上的旧时代文人作了一次凭吊。这样,作者就将一段生活化的现实情节转化为了寓意化的现实。作者很爱写雪,雪往往成为作者寓意的载体。如《缱绻与决绝》在写到合作化时下了一场雪,作者是借雪来寓意土地的深刻变革:“大雪茫茫,皑皑遍野,所有的土地都连成了一片,那些地与地之间作为界线的壕沟、田埂什么的统统不见了!”“雪仍在下,仍在纷纷扬扬地传达着那种神圣的意旨。”在《君子梦》中也写了这样一场雪,那是许景言同其岳母的奸情败露并逃跑后,许正芝再次以自虐的方式对族人进行了惩诫。当许正芝同许景行回来时,“爷儿俩帽子上、袄上都覆了一层白,原来外面已经下雪了”。雪夜中,许正芝来到竹林中的书坟前,他感叹这几十年的圣贤书白读了,作者这样描写:“在他与嗣子的面前,是无数飘飘而落的雪花,是盖了一层雪花的书坟。”在这两部小说里,雪均成了作者精神祭奠的象征物。
赵德发的这两部小说中的寓意又基本上是与他的伦理性思考相吻合的,表现出典型的伦理现实主义特征。比方说,我在前面提到,作者对农民作伦理性评判时,女人往往成为一条重要的戒尺。他的很多寓意性细节就表达了他关于女性、色欲以及性欲与社会的相互影响等方面的思考。《君子梦》写许正芝选为新族长,正待选良辰吉日上任时,作者却插写了一段给老婆荠菜看病的情节。这段看似闲笔,其实深有寓意,许正芝老婆得的是一种怪病,阴门不断地逸出腥臭之气。在县城遇到一位名中医,诊断为“阴吹”,并抄上一份药方,药方上就是十余味很平常的中草药,如党参、黄芪、白术、陈皮、甚至大枣七枚。有意思的是,许正芝陪老婆看完病又去拜访了他心仪已久的大文人方翰林,方翰林给他留下了一段感叹世风不古的手迹。作者的笔也许是想表示,许正芝在县城得了两副药方,高明的医师以平常之药就能治好“阴吹”。而“阴吹”暗示着世风败坏的根源就在女人们的阴门,这对即将当族长的许正芝是一种警策;而治世风败坏也只需要人们熟悉的伦理道德,所以方翰林随手写的一段话足可以作为一副精神的药方,故作者让许正芝这么体悟到:“他是听我说是一族之长才将这字纸与我的,这分明是对我寄予厚望呀!”《缱绻与决绝》中的主人公封大脚长了一只特别硕大的脚,这一奇特的外形想必是作者精心构思的。大脚是踏在大地上的,它是农民与土地密切关系的直接承载者,问题是封大脚只有一只脚是大脚,这意味着他走在土地上是不平衡的。这种深意在全书的叙述中也许是藏得很隐蔽的,但到了结尾读者一定会豁然贯通,作者在结尾竟用了一个非现实的情节:封大脚的大脚突然变小了,变得和另一只同样大小了。这时候,天牛庙村的土地经历了建开发区、重新分配等几番折腾,而象征“天道”的铁牛被当作了一种文化资源锁进了陈列室。作者最后这样写:大脚老汉看不成铁牛,却感到他的心与那铁牛的心相通了,他走在村街上,“仰脸一试,哦,原来是又一场雪飘下来了……”小说就结束在这样一场寓言的雪上,这雪又是为作者的哪一种忧思、哪一种哀悼而飘的呢?
载2000年第3期《当代作家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