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三部曲：历史的现实主义改写
张懿红
1996年、1999年、2002年，赵德发系列长篇小说农民三部曲《缱绻与决绝》、《天理暨人欲（原名《君子梦》）、《青烟或白雾》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齐，作者毕十年之功完成了对中国近百年农民生活、农村现实的广泛观照和深沉反思，其恢宏气势、阔大视野、文化底蕴和人文情怀在浮躁萎靡的当代小说潮流中卓然不群，无疑是世纪之交乡土小说的厚重之作，足以彪炳文学史册。
赵德发出生于山东莒南，其地接近儒教发祥地曲阜孔府，夙被周公、孔子之化。加以赵德发本人偏于理性思辨的个人气质，从而他的创作越来越明显地显示出伦理、政治、哲学思索的轨迹。除农民三部曲外他还有很多中短篇和散文作品，其中不少是可以纳入理性写作或智性写作的，如《结丹之旦》、《思想者人说叔》、《魔戒之旅》以及即将问世的新作《双手合十》等。农民三部曲的最大成功也正在于作者独特的历史主义思考。三部曲分别聚焦与农民休戚相关的三个问题土地、道德、权力，围绕这些主题在较长的时间段中展开纷繁错杂的故事叙述，最终完成自己的主体性思考。总体而言，赵德发依然遵循长篇小说的经典叙事方法和结构原则，以大跨度的历时性时间轴，贯串多线索并进的情节网络。这似乎是自茅盾《子夜》以来逐渐成形并凝定于红色史诗的长篇小说范式，但赵德发的叙述显然已跳出史诗彀中。首先，农民三部曲并非表象宏大的全景叙述，尽管人物、情节线索多头并进，但基本围绕一两个家族的两三代人结撰故事，叙述始终聚焦于某个固定乡村社会的历史变迁。其次，小说没有经典意义上的史诗英雄，叙述力图保持平视视角，站在农民的立场看时移事迁，同时借叙述逻辑、象征意象暗中输入主体的现代性思考。再次，作者穿透乡村历史变迁的主题性考察，和对土地、道德和权力的深度思考，推动个人化历史叙述的完成，其结果当然绝非概念化的政策解读,毋宁说是对历史的现实主义改写。最后，吸取《白鹿原》的双重叙事手法来解决哲理主题与阅读快感的矛盾，铺排耸动视听的奇闻异事、情色故事，象征、魔幻手法运用娴熟。整体而言，农民三部曲凝聚叙事的主体性思考是精心设计的，至少在三个层面渗透文本。即：1、故事历时性演进，形成合乎逻辑的历史过程，此历史叙事的因果逻辑本身就揭示了问题所在。2、贯穿叙事整体的主人公，以其农民本色感受、思考个体所经历的人生，从而发现历史的真相。3、农民神秘崇拜的蔽塞、解蔽和解蔽的反面，作为意蕴生成的象征层面，是交融而又超越叙述的点睛之笔。
提出一个巨大的普遍的社会问题，使人的活动围绕该问题结撰历史、探讨解决途径这并非赵德发独创的长篇小说写作范式。众所周知，茅盾的《子夜》就明白表达了解决重大社会问题的社会学意图。这种小说写作的可行性自新时期以来受到质疑，然而世界文学传统、当代成功的文本实践（比如托尔斯泰、米兰·昆德拉、君特·格拉斯等人的长篇小说）都为人类主体性文学想象提供合法性证明。赵德发怀抱儒家传统的济世情怀，坚持现代文学批判社会现实的传统，意欲借助文学想象剖析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重重阻力和两难困境，其凌云壮志自有过人之处。尤其是对土地、道德、权力的提炼选择，已经堪称慧眼独具的发现。自现代以来，中国农村，乃至中国整体社会进程，都无可退避地卷入了土地、道德和权力的漩涡。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其实是农民革命、土地革命，农民是革命的主要力量，而号召农民革命的现实利益推动就是土地。土地也的确是现代化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因为现代化历史进程就意味着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向现代工业社会。悠久的传统破碎之时，必然伴随着生活变迁、文化转型的剧烈震荡。在现代化的探索过程中，土生万物由来远，地载群伦自古尊的古训仿佛只是阻挡历史潮流的腐儒之论，于是土地必然与血、战争、饥荒、家园紧紧缠绕，演出人世间沉痛悲怆的大悲剧。荀子说：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1】也许只有经历历史的惨痛教训，人类才可能领悟大自然无言的昭示，土地才可能回复它作为人类家园的终极地位。在《缱绻与决绝》中，赵德发让宁学祥、封二、封铁头等几户农民前后四代人经历70多年的土地变革，他们的苦难、奋斗、命运转机无不与土地息息相关。为保土地，宁学祥放弃营救被土匪绑票的女儿，使绣绣惨遭蹂躏。封铁头为争永佃权而闹农会，封大脚和绣绣在鳖顶子开荒累得流产。1946年，铁头的和平土改被腻味领导的粗风暴雨代替，招来还乡团的疯狂报复，土地再次为鲜血染红。1955年，合作化运动高潮中天牛庙出现退社风潮，宁学武等人开黑会、喝鸡血酒商议闹事，结果被民兵镇压，天牛庙红星高级社经过流血斗争得到巩固。1990年代，农民土地被所谓非农产业长廊、天牛开发区瓜分、征用，大批农民丧失土地，封大脚的孙子封运垒与圈地警察对抗而判刑入狱，青壮年农民蜂拥踏上外出打工的路途。70多年的沧桑巨变，然而一个不变的事实是：土地和血总是分不开，农民永远不能安心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这是《缱绻与决绝》的叙述逻辑敞露的历史事实，回顾《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三里湾》、《创业史》、《山乡巨变》有关土改的真理性阐释，以及1980年代初期高晓声、何士光、贾平凹等作家对改革光明前景的单纯信心，《缱绻与决绝》仿佛是一次对历史的改写当然不是后现代的改写而毋宁说是回归现场重返事实的现实主义再叙述。赵德发的改写没有过多借用新的表现手法，而是用缤纷多彩的大信息量故事叙述结构小说，其中不乏吸引读者的传奇性情节，且往往节外生枝，很能体现史诗派生枝节、兼容并包的万花筒结构，但总的叙述发展却稳稳地流向农民与土地缱绻与决绝的历史悲剧。赵德发穿透性的历史思辨捕捉到一个渊源深厚的历史事实：在人类社会诞生之初，土地就渗透人类献祭的鲜血。中外均有血祭土地的原始祭仪的记载，比如我国思茅地区西盟佤族在新中国建立前至建立初期还保留着猎头血祭的习俗。在农作物种植或收获季节，还沿袭以部落为单位，结合民族复仇猎取仇寨人头的祭典，包括猎头、接头和祭头等一套仪式。指挥猎头的首领由卜卦产生，猎到人头后，先放在木鼓房内的人头桩上，井在人头上撒火灰，使之和人头血一起滴落于地面，然后每家分血灰少许，在播种时同种子一起撒到地里，认为可以丰收。当然，原始社会人类以鲜血祭土地乞丰收是出于巫术信仰和对大自然的无名敬畏，而现代中国的土地革命及其后围绕土地的一系列变迁却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政府与农民之间的斗争从阶级斗争到公有制私有制斗争再到土地承包、两田制改革、经济开发区，土地经过流血斗争刚刚分到农民手中，又很快收归公有；30年不变的土地承包政策刚刚让农民尝到一点甜头，席卷而来的经济开发浪潮又剥夺了农民大量的土地，加以重税盘剥，迫使农民背井离乡进城打工，接受城市的直接压榨。在现代化恶果已经赫然显露的当下，站在贯通古今纵览东西的人类学立场，方可领悟《缱绻与决绝》以血肉丰满的中国农民生存图景和历史命运发出的警示：所谓现代化不应当是普遍贫穷，但也绝不意味着高楼大厦进军下土地的流失。为现代化默默奉献牺牲的农民什么时候才能拥有安定幸福的生活？如果这一部分人的利益得不到保护，中国的现代化能够顺利进行吗？《缱绻与决绝》中封大脚形象最能表现传统农民与土地难以割舍的深情。他怀着庄户人扩大土地的发家梦开荒置地，孰料合作化运动将一切席卷而去，收地收牛、管制劳动，气得他索性不再上工干活。既便如此，对土地的热爱仍然埋在他心底。当生产队集体上工无法维持的时候，他用播种时节的喝溜声呼唤人们上工；改革开放年代，他种地致富的梦想复活，劳动热情高涨，然而没想到土地再次被所谓两田制改革夺走……小说对大脚老汉喝吆牛号子的抒情描写，以诗化的语言倾诉了农民对土地的缠绵情愫：正是这种没有词儿的唱，越发给人一种神秘莫测的印象，激发起人们的种种联想：有的高亢激越，像一支赞美五谷之神的颂歌；有的缠绵婉转，像是对土地倾吐的心曲；还有的萦回悠远，一唱三叹，像在诉说庄稼人世世代代的悲欢……在这种响遍山野的喝溜声中，则是男女老少挥汗如雨不遗余力的劳作，是让每一个真正的庄稼人看了都会深深激动都会自觉投入的场面！有论者认为赵德发的农民情结和现代意识构成情与理的冲突，造成叙事文本话语结构的失衡和潜在的悖论式困境。【2】实际上，历史在悲剧中前行，自庄子始人类就开始思考文明与道德、进步与剥削、物质与精神、欢乐与苦难的二律背反，质疑文明的呼声在文艺史上不绝如缕，他们揭露社会黑暗，描述现实苦难，批判社会不公，对历史的发展客观上发挥了重要的解毒和制衡作用。李泽厚先生曾多次申说历史的悲剧性，他认为这对了解目前中国社会的转型期很有意义。因为中国现代化道路中的历史主义与伦理主义的二律背反，正以惊心怵目的形态展现在今日人们的面前。【3】避免历史前行中的矛盾虽不可能，但传统与现代的良性互动却可以缓解严重的悲剧对抗，这才是历史发展的理性选择。如果当初所谓现代化设计充分体察中国农民在几千年土地文化滋养中形成的深厚的土地情结，中国的现代化实验或许可以减少许多弯路。几十年来，中国抛弃农业文明传统，先后以苏联、美国为现代性样板，盲目追逐现代性，造成资源耗竭、环境破坏、文化危机等严重后果，前景堪忧。目前对现代化的正义性、科学发展观的反思不仅是人类学意义上的人文关怀，也是全球化语境下本土思想文化领域新一轮破除愚昧的文化自觉运动。而且目前我国各种社会问题，尤其是占人口多数的农民的生存问题往往是决策性失误导致的，比如土地政策缺乏稳定性。《缱绻与决绝》高屋建瓴地透视中国现代化历程中至关重要的土地变迁，同时又能切身体会传统农民的恋土情结和创伤记忆，对土地革命(广义上的)的历史进行创造性的改写，无论在社会批判还是文化批判的层面都是很有意义的。
《天理暨人欲》（原名《君子梦》）是最能体现赵德发文化素养的作品之一，其深厚文化底蕴不仅见于儒家经典、理学精义的通达运用，还见于人名安排的细微之处，如许瀚义、许正芝、许景行、许景言、许合心等姓名，既合乎儒家教义，又切合各自品行。比较《缱绻与决绝》，《天理暨人欲》线索略有收敛，尤其是第一卷、第二卷相对集中于许正芝和许景行嗣父子整治人心、引人向善的非凡业绩；第三卷写到许家第三代一村之长许合心，但礼崩乐坏的概况描写分散了大量笔墨，而且许合心一向着力抓经济而无意于精神建设，略有警觉后制定的《律条村村规民约》又无法落实，成了一纸空文。因而这一卷结构涣散，正对应于孔子所谓放于利而行，多怨 的时代风貌（见《论语·里仁》）。从许正芝、许景行到许合心，这实际上是中国从政教合一的千年传统走向现代法治国家的漫长开端。从孔、孟开始，由汉儒到宋明理学绵延而来的中国传统统治体系的特点是：礼法交融，儒法互用，宗教、伦理、政治三合一。在这种泛道德主义宰制下，公德与私德往往交融混同。作为法治社会客观要求、公民必须遵守的他律性群体规范，经常以自律性道德绝对律令的身份与名义出现。本来是个体追求的心之安宅、道德信仰、最高价值，却最终变成勒在每个社会成员头上的紧箍咒。这种政治法律思想发展为复杂完备的制度规定、理论体系和心理习惯，从而，一方面它使中国没有独立的社会、政治的法规体系；另方面它也使中国无独立的宗教心理和追求意识；二者都融合在伦常道德之中，这就使一定社会时代的相对法规无法从普遍、必然的绝对律令中分化、区别开来。此所以假道学、伪君子、马列主义老太太永远以绝对律令的伦理主义（如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之类）而横行天下也。【4】从1935年到文革，白云苍狗，世事更替，然律条村前两任领头人所行事功一也：治心而已。族长许正芝在世风颓败、滔滔者天下皆是也的势利世界，逆水行舟，希冀以儒家修齐治平之道引领一族人皆善，使一族一村成为中流砥柱，给社会做个典范。他不忍像前任族长那样以刑治礼，伤人性命虽然刑本是礼制的一个部分，孔子也讲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而是用极端的方法自残来警醒族众。每一次族人出了非礼之事，他都以烙铁自烙，标记此耻。在他看来，养不教，父之过。责人之心责己。族人有了不对之处，就该先责问族长。这种尚阴之道其实是上古氏族首领以自己作牺牲侍奉神明之遗风余韵，早已化为儒家内圣外王的道德治世理想。在上古氏族统治体制的时代背景已然消失的情况下，许正芝悲壮的自残怎能带来有耻且格的礼制之风呢？他的所作所为只能是复古的空想，正如儒家所谓内圣一直未能开出外王一样。最后，许正芝面对日寇的暴行，只有再次自残，抱着雹子树弃世而去。这是儒家自宋明理学以来崇尚心性空谈、轻视事功实务的必然结果，由此也暴露了把政治化为道德的伦理主义绝境。当然许正芝自身的道德修养、高风亮节堪称君子，足以自傲；而《缱绻与决绝》中以閫范懿德受人称颂的费左氏，把操纵他人命运作为自己博得美誉的棋子，像上帝一样夺人性命，完全是残忍的变态狂，倒是现代启蒙主义者大力揭批的礼教杀人之典型例证。在《缱绻与决绝》中，费左氏杀婆婆、杀苏苏等事似乎是土地主题之外的闲笔，如果用在专究道德的《天理暨人欲》中似乎更得其位。但是赵德发却选择了忧勤惕励、孜孜向善的君子典范许正芝，以他悲壮的失败来展示单纯道德教化的软弱无能，这自然比礼教杀人的激越老调更得中庸之妙。时移世变，从半封建半殖民地到社会主义国家，在毛泽东时代，历史竟反讽似的返回当年许正芝的赴死之地。毛泽东选择的现代化道路是代表社会正义的社会主义，他把平等理想具体化为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原则，所谓合作社、人民公社、文革等运动均以此为目的。与此社会正义相关的是全民道德，它们共同构成社会主义理想。这是传统农业国家在欧美资本主义确立后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经常出现的情况：即渴望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财富，又恐惧与资本主义相伴而来的种种灾患，如贫富悬殊、道德堕落、传统沦丧等，故而标举社会正义、道德、宗教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可怕前景。于是，政治道德化、政教合一的伦理主义再次登堂入室，把现代法治建设挤向边隅。许景行在道德高扬的文革时期成了村革委会主任，他心领神会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意图，憬悟千古圣贤只是治心，决心和嗣父一样做一番整治人心的大业。斗私批修，背老三篇，早请示、晚汇报，这些都不能让他在管人心的道路上止步，他把标杆定在人人君子的标准上，要管得人心一尘不染，管得人心红而又红。他搞无人商店，取消进城的招工表，为救对岸而炸大堤淹本村，最终招来村民的一致怨愤，女儿大梗偷钱吃饱后绝望地自杀了。许景行最终发现：想让人人都当君子，在培养君子的同时也会培养伪君子。赵德发为这个道德纯洁的时代留下了一幅意味深长的画面：许景行让儿子抗美帮助他用头发栓门鼻以检查全村人心，他们爬上高高的喊话台，望着曙色中静若止水的村庄，想到被饥饿折磨着的八百多口人都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地躺在家里，抗美的心被深深感动了。这是多么令人心酸的景象，普遍贫穷下的道德最高律令不正是对生命的戕害吗？庄子说：德荡乎名，知出乎争。名也者，相轧也；知也者，争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尽行也。【5】此论虽有绝圣弃智的反文化消极面，但却辨证指出强制性普及道德的恶果。在许景行带领村人惟善是图天天向上的高尚行为背后，难道没有一丝追名的动机吗？而抗美目睹此情此景，对父亲无限敬佩，立志长大也要当官管人心，这就更是让人不寒而栗了。所幸的是，二十多年后当了村支书的许合心（抗美）已经在市场经济浪潮中忘却了儿时的感动，忙于抓经济而无暇整治人心了。然而问题总是以悖论的方式出现：当公德与私德逐渐分离，人们可以有个性化多样化的道德标准和信仰选择，不必受多重政治化道德律令约束的时候，社会整体道德水准也就急遽下滑。管仲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因果论证似乎并不正确，而维系人类总体生存、在漫长历史中积淀为文化心理的道德理性，在任何时代都有它超时空存在的普遍必然性。许合心面对人欲横行、秩序混乱的乡村社会也有所醒悟，制定村规民约、处罚条例监督执行，结果根本无法落实。道德如何才能真正进入人心呢？针对礼崩乐坏、礼沦为仪的时代潮流，孔子曾多次申说道德的内在伦理情感，即以仁为基础的道德主体性的建立。所谓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然而作为礼之源、教之本的孔府，在许正芝时代就风气败坏，至1995年孔子文化节时，又变成了文艺演出的舞台。道德沦丧，人欲疯长，如同一年比一年高的莠草。老族长以严厉纲纪怵之，许正芝自咎使知耻，许景行开斗私批修会提纯人心，许合心定条例处罚款整治颓风……到底如何处理道德与人欲、道德与法治的关系才能促进个体人生的幸福、社会群体的和谐呢？一个尴尬的问题是：像许景言那样以人生三件好：吃吃喝喝日个屌为人生格言的人，一辈子罪恶累累屡教不改，飞蝇逐臭般与恶亲近，让先后担当一村之长的三代亲人丢尽了脸，对他来说，所谓礼教、德育乃至村规民约又有什么作用呢？恐怕法律制裁才是他惟一的出路。对道德伦理进行学理探讨与社会实践，这不是文学的责任。小说通过形象发出自己的声音，《天理暨人欲》以几代律条村领导失败的治心史展现无法纾解的道德悖论，从一个村庄辐射百年中国以至于几千年中华文明与道德纠结的困厄，就其艺术意蕴而言已功德圆满。(转第二节)
赵德发出生于山东莒南，其地接近儒教发祥地曲阜孔府，夙被周公、孔子之化。加以赵德发本人偏于理性思辨的个人气质，从而他的创作越来越明显地显示出伦理、政治、哲学思索的轨迹。除农民三部曲外他还有很多中短篇和散文作品，其中不少是可以纳入理性写作或智性写作的，如《结丹之旦》、《思想者人说叔》、《魔戒之旅》以及即将问世的新作《双手合十》等。农民三部曲的最大成功也正在于作者独特的历史主义思考。三部曲分别聚焦与农民休戚相关的三个问题土地、道德、权力，围绕这些主题在较长的时间段中展开纷繁错杂的故事叙述，最终完成自己的主体性思考。总体而言，赵德发依然遵循长篇小说的经典叙事方法和结构原则，以大跨度的历时性时间轴，贯串多线索并进的情节网络。这似乎是自茅盾《子夜》以来逐渐成形并凝定于红色史诗的长篇小说范式，但赵德发的叙述显然已跳出史诗彀中。首先，农民三部曲并非表象宏大的全景叙述，尽管人物、情节线索多头并进，但基本围绕一两个家族的两三代人结撰故事，叙述始终聚焦于某个固定乡村社会的历史变迁。其次，小说没有经典意义上的史诗英雄，叙述力图保持平视视角，站在农民的立场看时移事迁，同时借叙述逻辑、象征意象暗中输入主体的现代性思考。再次，作者穿透乡村历史变迁的主题性考察，和对土地、道德和权力的深度思考，推动个人化历史叙述的完成，其结果当然绝非概念化的政策解读,毋宁说是对历史的现实主义改写。最后，吸取《白鹿原》的双重叙事手法来解决哲理主题与阅读快感的矛盾，铺排耸动视听的奇闻异事、情色故事，象征、魔幻手法运用娴熟。整体而言，农民三部曲凝聚叙事的主体性思考是精心设计的，至少在三个层面渗透文本。即：1、故事历时性演进，形成合乎逻辑的历史过程，此历史叙事的因果逻辑本身就揭示了问题所在。2、贯穿叙事整体的主人公，以其农民本色感受、思考个体所经历的人生，从而发现历史的真相。3、农民神秘崇拜的蔽塞、解蔽和解蔽的反面，作为意蕴生成的象征层面，是交融而又超越叙述的点睛之笔。
提出一个巨大的普遍的社会问题，使人的活动围绕该问题结撰历史、探讨解决途径这并非赵德发独创的长篇小说写作范式。众所周知，茅盾的《子夜》就明白表达了解决重大社会问题的社会学意图。这种小说写作的可行性自新时期以来受到质疑，然而世界文学传统、当代成功的文本实践（比如托尔斯泰、米兰·昆德拉、君特·格拉斯等人的长篇小说）都为人类主体性文学想象提供合法性证明。赵德发怀抱儒家传统的济世情怀，坚持现代文学批判社会现实的传统，意欲借助文学想象剖析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重重阻力和两难困境，其凌云壮志自有过人之处。尤其是对土地、道德、权力的提炼选择，已经堪称慧眼独具的发现。自现代以来，中国农村，乃至中国整体社会进程，都无可退避地卷入了土地、道德和权力的漩涡。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其实是农民革命、土地革命，农民是革命的主要力量，而号召农民革命的现实利益推动就是土地。土地也的确是现代化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因为现代化历史进程就意味着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向现代工业社会。悠久的传统破碎之时，必然伴随着生活变迁、文化转型的剧烈震荡。在现代化的探索过程中，土生万物由来远，地载群伦自古尊的古训仿佛只是阻挡历史潮流的腐儒之论，于是土地必然与血、战争、饥荒、家园紧紧缠绕，演出人世间沉痛悲怆的大悲剧。荀子说：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1】也许只有经历历史的惨痛教训，人类才可能领悟大自然无言的昭示，土地才可能回复它作为人类家园的终极地位。在《缱绻与决绝》中，赵德发让宁学祥、封二、封铁头等几户农民前后四代人经历70多年的土地变革，他们的苦难、奋斗、命运转机无不与土地息息相关。为保土地，宁学祥放弃营救被土匪绑票的女儿，使绣绣惨遭蹂躏。封铁头为争永佃权而闹农会，封大脚和绣绣在鳖顶子开荒累得流产。1946年，铁头的和平土改被腻味领导的粗风暴雨代替，招来还乡团的疯狂报复，土地再次为鲜血染红。1955年，合作化运动高潮中天牛庙出现退社风潮，宁学武等人开黑会、喝鸡血酒商议闹事，结果被民兵镇压，天牛庙红星高级社经过流血斗争得到巩固。1990年代，农民土地被所谓非农产业长廊、天牛开发区瓜分、征用，大批农民丧失土地，封大脚的孙子封运垒与圈地警察对抗而判刑入狱，青壮年农民蜂拥踏上外出打工的路途。70多年的沧桑巨变，然而一个不变的事实是：土地和血总是分不开，农民永远不能安心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这是《缱绻与决绝》的叙述逻辑敞露的历史事实，回顾《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三里湾》、《创业史》、《山乡巨变》有关土改的真理性阐释，以及1980年代初期高晓声、何士光、贾平凹等作家对改革光明前景的单纯信心，《缱绻与决绝》仿佛是一次对历史的改写当然不是后现代的改写而毋宁说是回归现场重返事实的现实主义再叙述。赵德发的改写没有过多借用新的表现手法，而是用缤纷多彩的大信息量故事叙述结构小说，其中不乏吸引读者的传奇性情节，且往往节外生枝，很能体现史诗派生枝节、兼容并包的万花筒结构，但总的叙述发展却稳稳地流向农民与土地缱绻与决绝的历史悲剧。赵德发穿透性的历史思辨捕捉到一个渊源深厚的历史事实：在人类社会诞生之初，土地就渗透人类献祭的鲜血。中外均有血祭土地的原始祭仪的记载，比如我国思茅地区西盟佤族在新中国建立前至建立初期还保留着猎头血祭的习俗。在农作物种植或收获季节，还沿袭以部落为单位，结合民族复仇猎取仇寨人头的祭典，包括猎头、接头和祭头等一套仪式。指挥猎头的首领由卜卦产生，猎到人头后，先放在木鼓房内的人头桩上，井在人头上撒火灰，使之和人头血一起滴落于地面，然后每家分血灰少许，在播种时同种子一起撒到地里，认为可以丰收。当然，原始社会人类以鲜血祭土地乞丰收是出于巫术信仰和对大自然的无名敬畏，而现代中国的土地革命及其后围绕土地的一系列变迁却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政府与农民之间的斗争从阶级斗争到公有制私有制斗争再到土地承包、两田制改革、经济开发区，土地经过流血斗争刚刚分到农民手中，又很快收归公有；30年不变的土地承包政策刚刚让农民尝到一点甜头，席卷而来的经济开发浪潮又剥夺了农民大量的土地，加以重税盘剥，迫使农民背井离乡进城打工，接受城市的直接压榨。在现代化恶果已经赫然显露的当下，站在贯通古今纵览东西的人类学立场，方可领悟《缱绻与决绝》以血肉丰满的中国农民生存图景和历史命运发出的警示：所谓现代化不应当是普遍贫穷，但也绝不意味着高楼大厦进军下土地的流失。为现代化默默奉献牺牲的农民什么时候才能拥有安定幸福的生活？如果这一部分人的利益得不到保护，中国的现代化能够顺利进行吗？《缱绻与决绝》中封大脚形象最能表现传统农民与土地难以割舍的深情。他怀着庄户人扩大土地的发家梦开荒置地，孰料合作化运动将一切席卷而去，收地收牛、管制劳动，气得他索性不再上工干活。既便如此，对土地的热爱仍然埋在他心底。当生产队集体上工无法维持的时候，他用播种时节的喝溜声呼唤人们上工；改革开放年代，他种地致富的梦想复活，劳动热情高涨，然而没想到土地再次被所谓两田制改革夺走……小说对大脚老汉喝吆牛号子的抒情描写，以诗化的语言倾诉了农民对土地的缠绵情愫：正是这种没有词儿的唱，越发给人一种神秘莫测的印象，激发起人们的种种联想：有的高亢激越，像一支赞美五谷之神的颂歌；有的缠绵婉转，像是对土地倾吐的心曲；还有的萦回悠远，一唱三叹，像在诉说庄稼人世世代代的悲欢……在这种响遍山野的喝溜声中，则是男女老少挥汗如雨不遗余力的劳作，是让每一个真正的庄稼人看了都会深深激动都会自觉投入的场面！有论者认为赵德发的农民情结和现代意识构成情与理的冲突，造成叙事文本话语结构的失衡和潜在的悖论式困境。【2】实际上，历史在悲剧中前行，自庄子始人类就开始思考文明与道德、进步与剥削、物质与精神、欢乐与苦难的二律背反，质疑文明的呼声在文艺史上不绝如缕，他们揭露社会黑暗，描述现实苦难，批判社会不公，对历史的发展客观上发挥了重要的解毒和制衡作用。李泽厚先生曾多次申说历史的悲剧性，他认为这对了解目前中国社会的转型期很有意义。因为中国现代化道路中的历史主义与伦理主义的二律背反，正以惊心怵目的形态展现在今日人们的面前。【3】避免历史前行中的矛盾虽不可能，但传统与现代的良性互动却可以缓解严重的悲剧对抗，这才是历史发展的理性选择。如果当初所谓现代化设计充分体察中国农民在几千年土地文化滋养中形成的深厚的土地情结，中国的现代化实验或许可以减少许多弯路。几十年来，中国抛弃农业文明传统，先后以苏联、美国为现代性样板，盲目追逐现代性，造成资源耗竭、环境破坏、文化危机等严重后果，前景堪忧。目前对现代化的正义性、科学发展观的反思不仅是人类学意义上的人文关怀，也是全球化语境下本土思想文化领域新一轮破除愚昧的文化自觉运动。而且目前我国各种社会问题，尤其是占人口多数的农民的生存问题往往是决策性失误导致的，比如土地政策缺乏稳定性。《缱绻与决绝》高屋建瓴地透视中国现代化历程中至关重要的土地变迁，同时又能切身体会传统农民的恋土情结和创伤记忆，对土地革命(广义上的)的历史进行创造性的改写，无论在社会批判还是文化批判的层面都是很有意义的。
《天理暨人欲》（原名《君子梦》）是最能体现赵德发文化素养的作品之一，其深厚文化底蕴不仅见于儒家经典、理学精义的通达运用，还见于人名安排的细微之处，如许瀚义、许正芝、许景行、许景言、许合心等姓名，既合乎儒家教义，又切合各自品行。比较《缱绻与决绝》，《天理暨人欲》线索略有收敛，尤其是第一卷、第二卷相对集中于许正芝和许景行嗣父子整治人心、引人向善的非凡业绩；第三卷写到许家第三代一村之长许合心，但礼崩乐坏的概况描写分散了大量笔墨，而且许合心一向着力抓经济而无意于精神建设，略有警觉后制定的《律条村村规民约》又无法落实，成了一纸空文。因而这一卷结构涣散，正对应于孔子所谓放于利而行，多怨 的时代风貌（见《论语·里仁》）。从许正芝、许景行到许合心，这实际上是中国从政教合一的千年传统走向现代法治国家的漫长开端。从孔、孟开始，由汉儒到宋明理学绵延而来的中国传统统治体系的特点是：礼法交融，儒法互用，宗教、伦理、政治三合一。在这种泛道德主义宰制下，公德与私德往往交融混同。作为法治社会客观要求、公民必须遵守的他律性群体规范，经常以自律性道德绝对律令的身份与名义出现。本来是个体追求的心之安宅、道德信仰、最高价值，却最终变成勒在每个社会成员头上的紧箍咒。这种政治法律思想发展为复杂完备的制度规定、理论体系和心理习惯，从而，一方面它使中国没有独立的社会、政治的法规体系；另方面它也使中国无独立的宗教心理和追求意识；二者都融合在伦常道德之中，这就使一定社会时代的相对法规无法从普遍、必然的绝对律令中分化、区别开来。此所以假道学、伪君子、马列主义老太太永远以绝对律令的伦理主义（如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之类）而横行天下也。【4】从1935年到文革，白云苍狗，世事更替，然律条村前两任领头人所行事功一也：治心而已。族长许正芝在世风颓败、滔滔者天下皆是也的势利世界，逆水行舟，希冀以儒家修齐治平之道引领一族人皆善，使一族一村成为中流砥柱，给社会做个典范。他不忍像前任族长那样以刑治礼，伤人性命虽然刑本是礼制的一个部分，孔子也讲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而是用极端的方法自残来警醒族众。每一次族人出了非礼之事，他都以烙铁自烙，标记此耻。在他看来，养不教，父之过。责人之心责己。族人有了不对之处，就该先责问族长。这种尚阴之道其实是上古氏族首领以自己作牺牲侍奉神明之遗风余韵，早已化为儒家内圣外王的道德治世理想。在上古氏族统治体制的时代背景已然消失的情况下，许正芝悲壮的自残怎能带来有耻且格的礼制之风呢？他的所作所为只能是复古的空想，正如儒家所谓内圣一直未能开出外王一样。最后，许正芝面对日寇的暴行，只有再次自残，抱着雹子树弃世而去。这是儒家自宋明理学以来崇尚心性空谈、轻视事功实务的必然结果，由此也暴露了把政治化为道德的伦理主义绝境。当然许正芝自身的道德修养、高风亮节堪称君子，足以自傲；而《缱绻与决绝》中以閫范懿德受人称颂的费左氏，把操纵他人命运作为自己博得美誉的棋子，像上帝一样夺人性命，完全是残忍的变态狂，倒是现代启蒙主义者大力揭批的礼教杀人之典型例证。在《缱绻与决绝》中，费左氏杀婆婆、杀苏苏等事似乎是土地主题之外的闲笔，如果用在专究道德的《天理暨人欲》中似乎更得其位。但是赵德发却选择了忧勤惕励、孜孜向善的君子典范许正芝，以他悲壮的失败来展示单纯道德教化的软弱无能，这自然比礼教杀人的激越老调更得中庸之妙。时移世变，从半封建半殖民地到社会主义国家，在毛泽东时代，历史竟反讽似的返回当年许正芝的赴死之地。毛泽东选择的现代化道路是代表社会正义的社会主义，他把平等理想具体化为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原则，所谓合作社、人民公社、文革等运动均以此为目的。与此社会正义相关的是全民道德，它们共同构成社会主义理想。这是传统农业国家在欧美资本主义确立后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经常出现的情况：即渴望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财富，又恐惧与资本主义相伴而来的种种灾患，如贫富悬殊、道德堕落、传统沦丧等，故而标举社会正义、道德、宗教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可怕前景。于是，政治道德化、政教合一的伦理主义再次登堂入室，把现代法治建设挤向边隅。许景行在道德高扬的文革时期成了村革委会主任，他心领神会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意图，憬悟千古圣贤只是治心，决心和嗣父一样做一番整治人心的大业。斗私批修，背老三篇，早请示、晚汇报，这些都不能让他在管人心的道路上止步，他把标杆定在人人君子的标准上，要管得人心一尘不染，管得人心红而又红。他搞无人商店，取消进城的招工表，为救对岸而炸大堤淹本村，最终招来村民的一致怨愤，女儿大梗偷钱吃饱后绝望地自杀了。许景行最终发现：想让人人都当君子，在培养君子的同时也会培养伪君子。赵德发为这个道德纯洁的时代留下了一幅意味深长的画面：许景行让儿子抗美帮助他用头发栓门鼻以检查全村人心，他们爬上高高的喊话台，望着曙色中静若止水的村庄，想到被饥饿折磨着的八百多口人都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地躺在家里，抗美的心被深深感动了。这是多么令人心酸的景象，普遍贫穷下的道德最高律令不正是对生命的戕害吗？庄子说：德荡乎名，知出乎争。名也者，相轧也；知也者，争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尽行也。【5】此论虽有绝圣弃智的反文化消极面，但却辨证指出强制性普及道德的恶果。在许景行带领村人惟善是图天天向上的高尚行为背后，难道没有一丝追名的动机吗？而抗美目睹此情此景，对父亲无限敬佩，立志长大也要当官管人心，这就更是让人不寒而栗了。所幸的是，二十多年后当了村支书的许合心（抗美）已经在市场经济浪潮中忘却了儿时的感动，忙于抓经济而无暇整治人心了。然而问题总是以悖论的方式出现：当公德与私德逐渐分离，人们可以有个性化多样化的道德标准和信仰选择，不必受多重政治化道德律令约束的时候，社会整体道德水准也就急遽下滑。管仲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因果论证似乎并不正确，而维系人类总体生存、在漫长历史中积淀为文化心理的道德理性，在任何时代都有它超时空存在的普遍必然性。许合心面对人欲横行、秩序混乱的乡村社会也有所醒悟，制定村规民约、处罚条例监督执行，结果根本无法落实。道德如何才能真正进入人心呢？针对礼崩乐坏、礼沦为仪的时代潮流，孔子曾多次申说道德的内在伦理情感，即以仁为基础的道德主体性的建立。所谓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然而作为礼之源、教之本的孔府，在许正芝时代就风气败坏，至1995年孔子文化节时，又变成了文艺演出的舞台。道德沦丧，人欲疯长，如同一年比一年高的莠草。老族长以严厉纲纪怵之，许正芝自咎使知耻，许景行开斗私批修会提纯人心，许合心定条例处罚款整治颓风……到底如何处理道德与人欲、道德与法治的关系才能促进个体人生的幸福、社会群体的和谐呢？一个尴尬的问题是：像许景言那样以人生三件好：吃吃喝喝日个屌为人生格言的人，一辈子罪恶累累屡教不改，飞蝇逐臭般与恶亲近，让先后担当一村之长的三代亲人丢尽了脸，对他来说，所谓礼教、德育乃至村规民约又有什么作用呢？恐怕法律制裁才是他惟一的出路。对道德伦理进行学理探讨与社会实践，这不是文学的责任。小说通过形象发出自己的声音，《天理暨人欲》以几代律条村领导失败的治心史展现无法纾解的道德悖论，从一个村庄辐射百年中国以至于几千年中华文明与道德纠结的困厄，就其艺术意蕴而言已功德圆满。(转第二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