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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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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不是什么

转载 2018-04-18 06:11:22

       

        本文发表于《高教发展与评估》2017年第3期,发表时略有删减。

 

        在所有的社会机构中,学校也许是最特殊也是最重要的一类。当然,每一类社会机构都有其特殊性和存在的必要性。学校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在于,几乎每个人每天都要和学校打交道,而且,它关乎的不是过去和现在,而是人类的未来。人不一定每天会生病,所以不需要每天去医院,但每个人或他(她)们的孩子几乎每天都要上学——除了放假;人也不需要每天和军队、警察局、法院或银行等机构打交道;但每个人每天都必须要面对学校的存在。即使自己或自己的孩子已经从学校毕业了,孩子的孩子也仍然要上学。然而,对于这个和人类生活关系如此密切重要的机构,人们似乎所知并不多。学校是什么?很多人也许想都没想过这个问题。

        我曾经走访了许多学校,包括小学、中学和大学,和校长、教师、学生以及家长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我发现,不只是学校以外的人,即使是学校内部的人,似乎也并不清楚他(她)们每天学习工作生活的场所究竟是什么。当我们说起“学校”这个词的时候,我们所指的意思是什么呢?

        如果从正面很难清晰界定一个事物是什么的话,一个比较好的办法是从反面来看它不是什么。如果我们能够明确学校不是什么,也许就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学校是什么。

 

一、学校不是政府

 

        可以肯定地说,学校不是也不应该是政府。从使命到组织再到运行,学校和政府都有着本质的区别。二者是不同的机构,具有不同的职能。但是,现在的学校看上去越来越像一个政府机构,尤其像教育行政机关下辖的一个具体部门。我说的还不完全是“行政化”的问题。“行政化”只是表象,现在的问题是,整个学校没有或很少体现出教育的文化,更多地体现为官僚机构的文化。

        校长的任命   目前,所有公立学校的校长都是上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任命的。这本身没有问题。公立学校的经费来源是财政性资金,校长当然应当由政府任命,这和私立学校的校长由董事会任命的做法并无二致。有些人主张校长不应当由政府任命,这没有说到点子上。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校长是不是由政府任命,而是在于,当政府任命的时候,其出发点究竟是在任命一个校长?还是在任命一级官员?表面上看起来是一回事,其实二者之间大有分别。我们都希望看到是前者,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后者,这就导致了很多反教育的现象。

        首先,校长的任期普遍不长。教育需要时间和耐心。一项教育政策的实施不可能立竿见影,其效果往往要等很多年后才会逐渐显现。任期过短,一方面会损害教育政策的延续性和稳定性——很少有校长会“萧规曹随”,继续前一任的政策而不提出自己的新政策,另一方面,也很难使校长能够静下心来规划学校的长远发展——因为他(她)清楚地知道,即使规划做得再好也没有用,几年之后的新校长又会提出新的“规划”。在这种情况下,校长要么只能“急功近利”,实施一些尽可能产生快速效果的政策,缺乏长远眼光;要么只能“小打小闹”,在一些细枝末节或某一两个局部领域内取得突破,缺乏整体性的全局视野;最糟糕的是做做“表面文章”,提出一些动听的教育理念和绕口令似的标语口号,除了在宣传上博得廉价的掌声之外,不会收到任何实际的教育效果。

        校长是一个学校的灵魂。伟大的学校通常会有一个同样伟大的校长。他(她)赋予学校生命、活力和精神。有时候,他(她)仿佛是一个先知,带领全校师生奔向光明。好学校往往要倾注校长一生的心力。他(她)的名字和学校的名字紧紧连在一起,比如蔡元培之于北大,埃利奥特之于哈佛,皮博迪之于格罗顿,等等。据我的观察,凡是一所好学校,必然有一个可能产生历史意义的好校长,发展的时间至少在十年以上。校长任期如果太短,是不可能有足够时间办好一所学校的。

        与第一个现象相关的第二个现象是,校长要定期轮岗。有些地方甚至规定了校长的具体任职年限,两三年后辖区内的所有校长都要进行异地交流。据说,这样做的理由是为了防止校长在一个学校任职时间长了会形成“独立王国”,滋生腐败。这样的逻辑相当奇怪。的确,官员不应该在一个地方或部门长期任职,容易形成利益盘根错节,尾大不掉的局面,但学校不是权力机关,校长也不是掌握权力的官员,为什么也要做出如此的规定呢?那只能有一种解释:要么学校真的是一个权力机关,校长真的有很大的权力;要么上级教育行政机构认为学校是一个权力机关,校长是一个有权力的官员。无论是哪一种解释,恐怕都不符合我们心中对学校和校长的想像。

        第三个现象是,我们特别喜欢把一个好学校的好校长提拔为教育局的副局长甚至是局长,以示重用。对教育重视的方式有很多种,为什么一定要让校长当官呢?不是说校长不能当官,而是说,让一个好校长当官既可能终止了他(她)的职业生涯,也未必会对学校和教育有利。一方面,校长之所以成为好校长,是因为他(她)办好了一所学校,但办好一所学校并不意味着他(她)就一定可以同样成功地管理好一个地区的教育。办学和行政管理是两码事;另一方面,好校长成为教育局长后,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在一所学校成功的办学理念和经验推广到其他学校,但每一所学校都是个体的,办好一所学校并不意味着他(她)就可以办好很多所学校,也并不意味着他(她)的成功经验同样适用于其他学校。事实上,教育局长是为学校和校长提供服务的。他(她)的任务是制定一个地区的教育发展目标,鼓励和支持辖区内的每一位校长办好自己的学校。作为政府官员,他(她)最好没有什么先进的教育理念,更不应该把自己对教育的理解变成政策在辖区内的所有学校推行,使自己成为事实上的“总校长”。这样做将违背教育管理的基本规律,损害一个地方学校的多样性。

        校长就是校长,是办学的教育家。学校是教育机构,不是政府机关,二者的管理在本质上是不同的。有些人很认同“学而优则仕”这句话,然而他(她)们忘记了,在古代中国,儒家教育和行政管理是二体合一的,“修身齐家”等同于“治国平天下”,“学”和“仕”是一回事,但现代中国早已是一个高度专业化的社会,需要由专业的人去专注地做专业的事。教育尤其如此。让好校长安心地去办教育,用一生的心力去建设一所伟大的学校。这样的校长多了,伟大的学校就多了,中国的教育就会发展得更好。历史记住的往往是一所伟大的学校和一个伟大的校长,不大可能是一个局长,无论他(她)是否伟大。

 

       干部和级别  在我看来,学校和政府机关最大的不同在于:在学校里,人和人之间在任何意义上都是平等的。开展工作主要依靠协商和说服,虽然也依靠行政命令,但效果通常很差;在政府机关,人和人之间虽然在人格上是平等的,但在工作中有上级和下级的严格界线。政策的推行主要依靠命令和服从,虽然也有协商和沟通,但通常不起决定性作用。混淆了政府机关和学校之间的差异就会给工作带来麻烦、困难和混乱。如果在政府机关里没有上下级的区别,或者下级不听上级的,决策就不能得到贯彻和落实,行政体系就会陷入瘫痪状态;如果在学校里,在缺乏有效的民主协商的情况下强行通过行政命令来推行某一政策,不但会引起师生员工相当大的反弹,更经常的情况是,也许大家表面上是服从了,但实际上“阳奉阴违”,收不到效果,最终不了了之。

        不是说学校不需要有行政系统和行政管理——任何机构的运行都需要通过一定的组织体系——而是说,学校行政管理系统的运行必须建立在平等、民主和协商的基础上。在学校的管理中,既要“讲道理”——不讲道理就没人信服;但只“讲道理”还不够,还要“讲方式方法”。在很多情况下,道理也许是对的,但方式简单粗暴,特别是缺乏沟通,在实施过程中也会遇到很多困难。

        学校最重要的特征是,师生员工在任何意义上都是平等的。校长和教师之间是平等的,教师和工人之间是平等的,教师和学生之间也是平等的。

        这一方面是因为,学校是生产知识的地方。知识的更新通常源于对权威的挑战。真理最大,而且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如果人和人之间不是平等的关系,不允许挑战权威,知识的生产过程就停止了。哈佛大学前校长萨默斯在任期间推行的政策遭到了校内师生的强烈批评和反对。当他还是校长的时候,哈佛学院前院长哈瑞·刘易斯公开点名抨击其本科教学改革政策的著作就大摇大摆地放置在哈佛书店最醒目的展示台上,萨默斯一丁点儿办法也没有。另一方面,学校是帮助年轻人成长以迎接未来挑战的地方。学生在学校里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平等主义。如果学生在上学期间就没有学会如何平等地对待和尊重他人及其观点,那么,当他(她)们进入社会之后,就很难再有其他机会能够补上这一课。

        现在对学校平等文化侵蚀最严重的就是干部和级别。在我访问学校的过程中,通常见到的都是校领导,有时也包括中层干部,但很少能够见到不担任任何职务的教师,除非我提出特殊的要求。令我困惑的是,如果在学校里有高层干部和中层干部的话,那谁是底层干部?对于学校而言最重要的教师又处于哪一个层次?坦率地说,学校里可以有行政管理人员,但不应当有干部,更不应当区分出高层和中层等各种级别。行政人员的工作不是管理教师,而应该是为教师提供服务;不是教师围着干部转,而应该是行政人员围着教师转。

        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之道是取消学校中现存的各种各样的级别以及和级别相挂钩的各种福利和待遇。每一个人都要清楚地知道,学校里的所有资源必须要投入到教学和帮助学生成长的事情上。工资、待遇和福利的分配原则是工作内容、工作性质和工作质量,而不是级别。我在学校里见到的最奇怪的事情是,不同级别的办公设备和出差待遇是不同的。难道是因为干部需要在办公桌上摆放比学生作业还要多的文件,所以就需要比教师更大的办公桌吗?还有的学校规定更奇葩。教师出差只能坐火车,甚至不能坐高铁,只有领导才能坐飞机。许多教师因而不愿意出差参加业务培训,辛苦倒还在其次,关键是无法报销,还要自己倒贴费用。难道坐飞机是一种高档次的享受和待遇吗?难道出差不是为了工作吗?为什么不能给所有人提供同样的标准呢?请不要认为我不食人间烟火。我的意思是,学校里的所有资源都应当向第一线教师倾斜。应当根据工作性质和工作内容提供一致的工作条件,而不是根据人的不同级别提供不同的享受。只有让每一位教师从内心深处感受到了平等和尊重,他(她)们才会全身心地投入到对学生的教育之中。

        前些年,一些大学曾经尝试取消行政级别,实行职员制,最后似乎偃旗息鼓了。失败的原因据说是因为干部需要流动,如果只是在校内取消级别,而校外依然存在级别的话,那些流动到校外的干部就无法被安排级别了。这个理由很牵强。一方面,需要流动到校外的干部总是极少数,不应当因为这一小部分的个人利益而阻碍整个学校的发展大局;另一方面,人各有志,如果要做官,直接到校外好了。学校本来就不是当官的地方。在学校里的人是要办教育的。当然,人不一定要在一所学校工作一辈子,也可以到其他学校或教育机构去,这也是一种人才的流动。实际上,取消行政级别恰恰可以把真正想做教育的人留在学校,而把那些企图通过学校谋取其他利益的人甄别出来。“甘蔗没有两头甜”,人总要做出选择:想当官,就别待在学校;想做教育,就别要级别。实现这一点其实并不困难,关键看学校领导有没有决心。

        级别对学校教育产生的最致命的伤害在于,由此形成的官场文化和教育文化不相容,会腐蚀人心。我曾经在不止一所学校里见到了套红报文单和领导批示,就像在政府机关里见到的一样。我不明白,学校——尤其是小学——里能有多少复杂重要的工作,需要向领导书面请示,得到领导的亲笔批示?有什么工作当面说不行吗?通过电子邮件留下工作记录不可以吗?我很难想像,当一位教师在套红的报文单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时,他(她)是怎样的一种心态?当校长在套红报文单上提笔做出批示的时候,他(她)又是怎样的一种心态?我不是说学校里不能有公文流转处理系统,而是说,这种带有浓厚官僚色彩的文化在学校里还是少些为好,没有最好。

       教师的发展  教师通常都有自己的职业发展目标。这些目标包括:成为更好的教师、成为具有更高职称的教师、成为更有名的教师、到更好的学校教书,等等。这些目标丰富而多元,可以激励帮助教师在专业和职业道路上发展得更好。

        学校应当积极创造条件帮助教师心无旁骛地实现自己的职业发展目标。然而,如果学校更像是政府机关的话,当官就会成为教师的首要目标,并且会冲击其他的目标。问题是,领导的职数总是有限的,级别越高,职数就越少,从而呈现出一个金字塔式的结构,由此至少产生了三方面的后果:一是教师之间会围绕着职务晋升而展开激烈的竞争。所有在官场竞争中出现的现象都有可能在学校里出现,会败坏学校的风气;二是教师的主要精力将会集中在如何获得领导的赏识实现晋升,而不是如何提高教学质量,为学生提供更好的教育;三是一些专业能力很强的教师被“提拔”到领导岗位之后,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从事一些接待性的事务性的工作,例如办公室工作,等等。不少人因此荒疏了专业,至少不能像以前那样集中精力于教学。其实,那些琐碎的事务性工作交由一般行政人员即可完成,完全不需要由一个优秀的教师来承担——事实上,他(她)们也未必能够做得好。但是,职务晋升是有步骤的,不可能“一步登天”,如果不经过这些不同层级的岗位“锻炼”,教师是很难被提拔为学校一级的领导的。

        每个人都需要进步。教师也是凡人,也需要目标的激励。我认为,关于教师的职业发展,在学校里最好不要形成金字塔式的竞争结构,而要形成丛林式的共生结构。学校更像是一个村庄。在村庄里,不是每一个农民都想当村长,他(她)们更关注的是如何种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获得一个好收成。学校也是一样。每一位教师都可以从专业能力、教学方法、教育质量等方面不断精进,为学生提供更好的教育。学校的任务是了解每一位教师的需求,为他(她)们提供必要或更好的条件,让富有经验的老教师帮助年轻教师更快地成长,最终使每一位教师都能实现自己的职业目标和人生价值。

 

二、学校不是企业

 

        有一个关于学校的说法流传很广。学校就像是一个来料加工企业,作为原材料的学生被送进工厂,经过几年的培养训练,成为具有一定知识能力或专业技能的人才,再被输送到社会。那些学习成绩好,能够达到毕业要求的优秀学生是优等品;而那些学习成绩不好,达不到毕业要求的差学生就是次品。判定学校好坏的标准是毕业生的质量,就像衡量企业好坏的标准是产品的质量一样。

        这个比喻很形象,却是错误的。它会误导我们对学校的认识。学校不是也不应该是企业。学校和企业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机构。如果我们把学校办成了企业,也许会取得经济效益上的成功,却可能意味着教育的失败。遗憾的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似乎的确是按照办企业的方式去办学校的。学校看上去也越来越像一个企业,而且是一个缺乏远大理想的企业。

        如果学校是企业,那么产品就是学生。对于企业而言,人们往往根据产品在外观、操作、结构和耐用性等方面的特性是否满足生产和生活的需要来衡量产品质量的好坏。衡量产品质量既有客观标准也有主观标准。客观标准是指对产品的一些主要技术参数做出统一规定的国际或国家质量标准;主观标准是指顾客可感受到的相对质量。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主要是根据主观标准而不是客观标准进行消费的——没有人会随身带着一本《质量标准大全》去购买商品。一般说来,购买意愿和产品质量呈正相关关系。产品质量越高,顾客就越愿意花钱购买;反之,产品质量越差,顾客就越不愿意花钱购买。从某种角度来说,学校和学生也有类似特点。学生质量越高,更高一级的学校或用人单位就越愿意接收或聘用;学生质量越低,更高一级的学校或用人单位就越不愿意接收或聘用。但是,对学生质量的评价要远比市场上对产品质量的评价复杂得多。更高一级的学校或用人单位是无法根据外观、操作、结构、耐用性等方面的特征去衡量学生质量好坏的。那么,它们是如何判定学生质量的呢?答案是:考试成绩。

        现在,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为什么我们不能按照企业的模式去办学校。如果社会根据考试成绩来衡量学生质量进而衡量学校质量,如果学校根据这个标准去努力提高学生质量进而提升学校质量,那么,学校的产品其实不是学生,而是考试分数。学生变成了生产分数的工人,而且是童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非但不是在办教育,反而是在毁灭教育;所有动听的教育理念都变成了骗人的鬼话,我们所从事的非但不是阳光下最神圣的事业,反而是世间最道貌岸然的龌龊勾当。从学校里赚取的每一分钱,都将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学生的教育  企业提高产品质量的第一步是严格挑选原材料,学校也是这样做的。那些精明的校长早就意识到,生源是决定学校办学质量的第一步。所以,他(她)们千方百计地去各地寻找成绩优异的学生,甚至为此不惜一切代价。

        企业提高产品质量的第二步是优化技术和工艺,以尽可能达到顾客需求的标准。假如社会是以重量衡量猪的质量的话,养猪场就会千方百计在尽量短的时间里增加猪的体重。学校也是这样。既然社会通过考试成绩衡量学生质量,学校就会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方式努力提高学生考试成绩。

        为了使尽可能多的人购买产品,企业还要进行市场营销,最主要的方式是广告。学校也是这样做的。在媒体上,在学校的围墙和电子显示屏上,学校大张旗鼓地宣传今年的毕业生有多少考进了北大清华,升学率上升了多少个百分点,其目的正是要告诉社会:我的学生质量有多好!这和企业进行市场营销的方法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从这样一幅图景中我们能看到什么?如果把学校办成了企业,我们看到的将是,为了提高考试成绩,学生不得不接受大规模的长时间的高强度训练,这和养猪场为了增加猪的体重,强迫猪不停地吃东西是一样的残酷和无情;为了提高学生的考试成绩,教师不得不变成了拿着皮鞭的监工,要把学生身上最后一丝力气榨取干净以获得更高的分数,因为学生的考试成绩和教师的收入直接相关;为了提高考试成绩,从早晨起床到夜间休息,学生一天的时间被严格规定到秒,这和工厂里的“泰勒制”、“福特制”有什么区别?没错,这样的“高考富士康”的确可以有效提高学生考试成绩,正像企业通过同样的方式有效提高了生产效率一样,但是,有谁考虑过学生的感受和他(她)们的长远发展?学校对学生的教育又体现在哪里?

        实际上,企业化的学校是最糟糕的企业。企业尚且必须要关注所有产品的质量,尽可能减少次品率——次品率多了会增加成本,降低利润。但学校不需要这样。人们评价一所学校时,通常只会关心好学生的成绩,很少关心差学生的情况——除了他(她)们的父母。如果社会用“北清率”——考上北大清华的数量——来衡量一所学校的办学质量,学校就会把少数成绩优异的学生集中在一起,为他(她)们配备最强的师资力量,提供最好的资源和条件,教师就会把主要精力投入到这些少数学生身上,而弃广大其他学生于不顾——只有成绩好的学生才能为提升“北清率”做出贡献,成绩差的学生反而是负担,因为他(她)们会分散老师的时间和精力。这样做除了良心也许会受到谴责之外,不会有任何其他后果。因为一旦在“北清率”上取得了突破,将“一俊遮百丑”,非但不会有人来怪罪,反而会有更多的家长趋之若鹜地把孩子送进学校,送进老师教的班。“一将功成万骨枯”,谁真正关心过那些少数成绩优异的学生受到了什么样的教育呢?谁又关心过那些“沉默的大多数”孩子受到了什么样的教育呢?也许就连他(她)们的家长都在责怪为什么自己的孩子不像那些成绩优异的学生那样拼命刻苦!

        不,学校不是企业,学生不是产品。父母把孩子送进学校是要让他(她)们接受良好教育的,不是让他(她)们成为企业化的学校赚取利润的工具。那样的学校只是披着学校的外衣,其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使用童工的恶企业。学校必须要考虑每一个学生的成长,因为他(她)是每一个家庭的心肝宝贝,将来是社会中一个负责任的成年人。学校必须要树立学生正确的价值观,教会他(她)们建立负责任的人生态度,凝聚他(她)们的社会共识,强健他(她)们的体魄,让他(她)们做好迎接未来挑战的准备,而不是训练他(她)们在经过上万次重复后考出一个高分,为学校赢得声望和市场。这是学校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责任,没有任何其他社会机构能够替代。

 

         教师的管理  对于任何一个企业家来说,企业管理的核心就是解决两个问题:激励与监督。前者关心的是怎样让人尽可能地多干活;后者关心的是怎样让人尽可能地少偷懒。在一定意义上说,后者比前者更重要。因为据说偷懒是人的天性。

        无论企业大小,管理员工的方式都是大同小异的:一种是时间管理,即计时工资制。干多长时间的活拿多少工资。工作时间长,收入就高,工作时间短,收入就低;另一种是数量管理,即计件工资制。完成多少合格产品拿多少工资。完成的合格产品越多,收入就越高,完成的合格产品越少,收入就越低。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对于简单化的重复性劳动是有效的,但对于那些更复杂的工作就不起作用了。因此,现代企业一般采取的是绩效工资制,无论员工在哪里工作,工作多长时间,根据目标效益决定工资水平。对于高级管理人员来说更是如此。

        如果把学校办成企业,教师就变成了工厂的工人。问题是,教师是一类非常特殊的职业,对教师的监督极为困难。困难之处在于你无法观测教师的真实投入,从而无法判定教师是否偷懒。作为管理者,既无法根据教师的工作表象来判断——因为他(她)在同样的行为中是否投入精力或者投入了多少精力你根本看不出来;也无法根据教师的工作结果来判断——教师的工作对象是学生,而学生受教育的效果往往要等很多年后才能逐步显现。

        因此,企业里的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对于教师都是失效的。如果采取计时工资制,比如,按照上课时间给教师发放工资,那么,教师完全可以通过消耗课堂时间来偷懒,管理者根本无法观测到教师是否真正努力在上课。

        况且,上课只是学校生活的一部分,教师对学生的教育实际上无处不在,无时不在,那些时间又该如何计算呢?计件工资制也不可取。管理者无法根据教师所教的学生数量来给教师发放工资。同样教30个学生,不同教师的付出不同,教育效果也会差异巨大。如果工资相同,那么最后的结果将是所有教师都不会有任何真正的付出,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他(她)们都在认真工作。有些大学通过计件工资的方式管理科研,取得了一定效果——比如,用SCI的论文数量来衡量教师工作绩效,的确快速提升了大学的SCI论文数量——但这种方式对教学是不起作用的,也给科研工作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至于绩效工资制则更无法实现。教育的效果是学生的发展,但管理者无法通过预测学生未来发展的状况来评判教师当下的工作业绩。如果一定要使用绩效工资制,那就不得不用学生考试成绩或考取上一级学校的学生数量作为绩效考核的标准,但那样做的结果将不是教育,而是对学生的伤害。

        教师是无法被监督的,至少无法被有效监督。为了提高教育质量,只能采取激励的方式,唤起教师心中对孩子的爱,对教育的情怀,以及自身的职业荣誉感。只有真正调动起教师对教学的热情和积极性,他(她)们才会主动地全身心地投入到教育之中。古往今来,凡是好学校在教师管理上大体上采取了相同的办法:一是在招聘之前极其严格,反复考察之后才会决定聘用;二是一旦聘用,就会给予教师充分的信任和自由。一定时间之后还会给予终身教职,以解除教师的后顾之忧;三是在学校事务中,给予教师充分的参与权、自主权和决策权。从某种角度来说,管理教师和经营婚姻有类似之处:结婚之前要睁大眼睛寻找,结婚之后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给予对方充分信任。那些把老公或老婆看得死死的人,婚姻通常不会幸福。

        我们一定要清醒地意识到,教师是不能被“管”的,他(她)们只能被尊重和信任——尊重他(她)们的劳动,尊重他(她)们的专业,尊重他(她)们的价值,唤起他(她)们内心的良知和对教育的激情,相信他(她)们能真心对待学生,教好学生,这样的效果要比所谓严格科学规范的管理强得多。对教师采取的管理措施越复杂,越严格,越琐碎,其效果就越差,越会引起教师的反感。在走访学校的过程中,我经常听到教师们的抱怨:别没事找事整天烦我们,让我们安心教书就行。其实,教师都是些很简单很感性的人,他(她)们的所求并不多。遗憾的是,我们的管理者常常听不到这些声音,或者装作听不见。

 

三、学校不是医院

 

       许多人喜欢把学校和医院相提并论。从某种角度说,二者的确有很多类似之处。比如,教师和医生都是凭良心工作,很难被外界监督,都需要专业和技术,等等。李镇西先生就曾经提出过一个很有影响的疑问:为什么最好的医院总是收治最难治的病人,而最好的学校却要招收最容易教的学生?这个对比强烈的疑问从表面上看引人注目,但实际上混淆了学校和医院是两类完全不同的机构,也同样会误导我们对于学校的认识。

        医院和学校的第一个不同之处是,人们到医院是寻求健康服务的,只有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生病的时候——才会去医院。没有病的时候谁会去医院呢?身体健康的人是不需要去医院的。而且,实际上没有人喜欢医院。但学校就有着显著的不同。所有的孩子——不管是聪明的还是不聪明的,喜欢读书的还是不喜欢读书的——都必须要上学。去学校上学是每个人无可逃避的选择,是成长的必经之路。而且,尽管很多人也许不喜欢学校,但喜欢学校的学生数量绝对不会比不喜欢学校的学生数量少。

        医院和学校的第二个不同之处是,不是所有的疾病都能被治好。限于人类对自己身体的认识水平和与之相伴的医疗技术的进步,能够被治愈的疾病只是少数,大多数疾病实际上是治不了的。但学校就有着显著的不同。所有的学生都应该接受教育,所有的学生都能被教育好。即使是宰予,虽然孔子骂他“朽木不可雕也”,但仍然尽心尽力地教诲他。人性处于半人半兽之间,善念与恶念总是在激烈地交战。善念多过了恶念,人就是一个好人;反之,恶念多过了善念,人就是一个恶人。教育的价值就在于它能够帮助人们用善念战胜恶念。“浪子回头金不换”,“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即使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江洋大盗,也有被感化的一天。医生可能会放弃毫无意义的救治行动,但学校不能也不可能放弃任何一个学生。

        医院和学校的第三个不同之处是,治疗主要依靠医生。虽然在救治过程中,也需要患者的配合,特别是其求生意志的坚持,但治疗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医疗技术的进步和医生的水平——假定这是可以被治愈的疾病。在现实生活中,如果治疗成功,我们通常会感谢医生,很少会认为这是患者自己努力的结果;反之,如果治疗失败,我们多半会埋怨医生,很少会认为是患者自己不努力。但学校就有着显著的不同。教育是教学相长的活动。无论教师水平多高,多么努力,如果学生自暴自弃,放弃学习,也不会有任何效果。在更多的时候,“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起决定性作用往往是学生。如果学生取得了优异成绩,我们也会感谢老师,但通常会认为是孩子本身基础就好;反之,如果学生成绩很差,我们也会埋怨老师,但通常会认为是孩子自己不争气。此外,教师只是教育的一个方面。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学生与学生之间的相互学习往往会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其重要性也远远超过了患者之间的相互支持。

        医院和学校的第四个不同之处是,医生通常救治的是患者的身体——对于精神病患者来说,既有身体救治,也有心理救治——解决是过去和现在出现的问题。但学校就有着显著的不同。学校需要为学生提供既包括身体更包括精神在内的全部教育,发展学生的智力,强健他(她)们的体魄,磨练他(她)们的意志,丰富他(她)们的精神世界。学校面对的是现在的学生,所要解决的却是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和挑战。

        除了上述四个方面之外,也许医院和学校还存在着更多的不同之处,这些不同之处决定了办医院和办学校是两种不同的模式。医院和医生之于患者,与学校和教师之于学生也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我们用办医院的思路和方法去办学校的话,这所学校一定是不成功的。

 

四、结论

 

        学校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其实很难回答。通常我们会认为学校是教育学生的地方,但学校要教给学生什么,怎样教育学生才能收到最好的效果,人们的认识并不统一。事实上,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并没有遵循教育规律,根据教育目标和学校特征去办学,而是把学校办成了政府机关、企业或医院。这样的学校从表面上看似乎也是学校,也在上课,也在教学,也在开展一些教育活动,但实际上它们并不是真正的学校,因为它们要么没有给学生提供真正的教育,要么没有在学生身上产生实际的教育效果。

       如果我们能够清楚地认识到,学校既不是政府,也不是企业,更不是医院,也许我们就能够避免在办学问题上误入歧途,也能够避免很多违背教育规律的荒唐之举,我们就能更深刻地理解什么是真正的教育,也许就可以把学校办得更好,至少使它变得更像学校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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