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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的由来与意义

2017-06-14 04:23:14评论 高考 教育 校园

       本文表于《中国考2017年第4期,《北京大学“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的由来与意》。

 

    “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是北京大学探索本科自主招生制度改革的一项标志性政策。在面向社会公示的前提下,由中学校长实名向北大推荐优秀学生,这一设想最早由时任北京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刘明利提出。200910月,我接任北大招办主任后,开始在全国13个省市的39所中学进行试点;2011年起在全国范围内推行。201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出台后,这一政策演化为目前的“博雅人才培养计划”。继北大实施“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后,清华等高校也陆续推出了“领军计划”等类似的自主招生政策。

      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学校长向大学推荐学生,是世界上许多大学——尤其是顶尖大学——招生的通行做法,尽管在实施过程中呈现出多种形式的变化。这一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德国。1834年后,德国大学开始接受由中学推荐的学生,这些学生因为获得了Abitur而无需参加考试就可以入学。在美国,1870年,深受德国大学教育影响的密歇根大学代理校长Henry S.Frieze借鉴这一制度,放弃了传统的通过入学考试录取学生的办法,开始实行全新的招生政策。这一政策规定,全美具备资质的中学校长可以向密歇根大学招生办公室提交关于学生达到大学入学标准的证明,“拥有这些证明的学生可以自动成为大学的新生。”尽管意识到此举可能存在着一定风险,但是,和“选拔学生的高效率、推动教育发展、提升学术水平和保持生源稳定”等巨大收益相比,密歇根大学“甘愿冒此风险”。以“Certificate”为标志的密歇根大学的招生改革引起了其他大学的关注。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大学意识到这一制度的价值并陆续跟进,最终使其成为全美大多数大学普遍采用的招生方式。

      和美国的情况相类似,自北大推出“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以来,社会上就对其争议不断。200910月,当我们在北大招生网上发布实施方案时,完全没有料到社会舆论会产生如此强烈甚至是激烈的反应。在短短20多天的时间里,它引爆了公众和媒体极大的关注和兴趣,成为当年教育十大新闻之一,其关注度甚至超过了娱乐新闻。在百度上搜索“北大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可以找到约408000篇新闻。面对如潮的质疑和媒体的追问,我选择了沉默。在教育的问题上,这些年来我们争论得太多,说出的理论太多,但切切实实采取的行动太少。还是应当让事实去说明和回答一切吧。

      但我有责任清楚地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北京大学要出台“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它是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的一场变革,还是只不过是北大玩的一个旨在“掐尖”的把戏?它能够把最优秀的学生选拔出来吗?还是只不过给中学校长们开了一道可以腐败的“方便之门”?它是推动了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的改革,还是把招生考试制度引入混乱?所有这些相互对立的观点,都可以在当时的社会舆论中找到影子。

       2009年,当北大推出“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的时候,中国恢复高考已经30多年,自主选拔录取改革试点工作也进入到第7个年头。以高考成绩作为高校招生的唯一录取依据的僵化性弊端显露无疑,“高考指挥棒”对中学基础教育和高校人才培养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引起社会多方不满。尤其在与美国教育体系做对比的过程中,人们普遍认识到,目前中国教育环境下的学生创造力低下、创新精神缺失、身体素质弱化、缺乏社会责任感和远大的理想抱负,等等,都和高考招生录取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教育本来应当是从容的、享受的、幸福的——对教育者和受教育者而言都是如此——但现在各级各类教育部门和社会群体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中学紧盯着“北清率”等数量化评价指标而组织开展教学;家长拼命把孩子塞进“超级中学”和各类培训班;孩子们则苦不堪言,从上学的第一天开始就不再快乐;大学教授发现录取进来的学生对所学专业毫无兴趣,正常的教学培养很难组织;高考命题人员绞尽脑汁,题目却很难令人满意——30多年来高考题目似乎已经出净了。教育主管部门希望改革,但兹事体大,投鼠忌器,实质性的步伐很难轻易启动。唯一开心的也许是市场中的各类培训机构,他们获得了历史上最快的发展,甚至可以到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用脚投票”,直接去国外接受教育,形成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少年留学潮”。国外大学也纷纷抢滩中国,直接招收本科学生。对于这些现状,人们感到焦虑,却又似乎无能为力。中国的教育问题仿佛紧紧纠缠在一起,盘根错节,“剪不断,理还乱”,往往“按下葫芦起了瓢”,为了解决一个问题却引发了更多的问题。难怪有人慨叹:教育改革,有些改了还不如不改。

      了逐步打破高考“一考定终身”的弊端,2003年春季,在教育部的一部署和领导下,北大、清等部分高校开始行自主取改革点工作,“积极探索以统一考试录取为主、与多元化考试评价和多样化选拔录取相结合,学校自主选拔录取、自我约束,政府宏观指导、服务,社会有效监督的选拔优秀创新人才的新机制”。然而,点工作启以来,由于各高校普遍采用了“高考前测试,高考后加分”的模式,使得自主取工作越来越偏离初衷,不没有起到“一步深化高等学校招生取制度改革,一步大高等学校招生自主”的作用,反而异化各高校提前圈定甚至争生源的工具。与此同,随着越来越多的学生参与到自主取中,它所内生的公平性问题也日益凸出来,多人此感到失望和不。然而,如果引入英美大学“申请审核制”的招生方式,人们又担心在中国现实国情下会造成巨大的社会不稳定,加剧招生腐败,特别是在高考已是社会公平的“最后一根底线”的社会舆论下更是如此。

       北大招生自身也面峻挑。学院和教授取的很多学生并不意。相当多的学生自己所学的专业不感趣:当初之所以填报这专业,要么是因为家长和老师觉得这个专业好,要么是因为高考分数达到了北大的录取线按分排队只能分到这个专业,要么是为了上北大而被迫调剂到某个专业,很少有学生能够在高考前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兴趣所在。越来越多的学生只会做题和考试:考试题目只要有题型,无论多难都能做出来;只要没有题型,无论多简单都不会。学生最关心的是考试和分数——考试前问老师最多的问题是题型是什么,有没有重点——而不是原理和事实;缺乏探究真理的兴趣以及独立发现、探索问题的能力;知识面狭窄,独立阅读极少;偏听偏信,没有建立独立的审辩式思维;学习被动,不喜欢提出问题并且很少追问;很难与老师和他人进行有效的交流;等等。所有这些问题直接导致大学一年级新生背负着“沉重的债务”走进大学校门。面对全新的大学生活,缺乏准备的他(她)们往往茫然不知所措。许多人寄希望于大学的“补习”。然而,中学阶段是一个人价值观形成和个人学习习惯养成的重要时期,因此大学能否在短期内有效扭转上述亏欠还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事实上,这些“沉重债务”的形成可以追溯到整个基础教育阶段。在长达12年的时间里,以考试为导向的教育压抑了学生的自主探索意愿;学习的功利心理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老师勤于代替学生阅读、思考、总结和复习,却疏于鼓励学生开展自主性的学习,或者只有形式上的鼓励,而缺乏实质性的指导。这些做法可能对于迅速提高学生考试成绩而言效率很高,却并没有同样高效率地促进学生的理解能力、分析能力和探索能力,甚至起到了相反的作用。由于各方面条件限制,中学教师群体的知识面普遍偏窄,教学过程中往往囿于教学大纲或标准答案,忽视对学生的独立性和个性的发现、引导和培养;再加上对学科前沿了解较少,因此缺少激发学生学习热情的有效手段,更多诉诸纪律手段来实现管理。

      上述宏观背景和微观因素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北大出台“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的理论基础。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项招生政策,能够逐步缓解以高考成绩为唯一录取依据带来的弊端,有效扭转我们在招生中面临的一些困境,用长期的过程性评价取代一次性的偶然评价,从而招收到最适合北大培养的学生,为未来有可能把他们培养成影响世界甚至是改变世界的灵魂人物奠定坚实的基础。

     为什么要使用中学校长实名推荐这种方式呢?这是因为,人才选拔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综合系统,其中既要有客观的分数标准,同时,也必须依赖于人的主观评价。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看得见的分数固然具有优点,但在一个人成长成才过程中最重要的理想、道德、身体、思维方式等看不见的非智力因素却很难在笔试中进行考察,必须通过人来推荐。那么,由谁来做推荐人最合适呢?首先,这个人应当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否则他(她)不会爱惜自己的声誉和羽毛;其次,这个人必须对学生有全面深入的了解;第三,一旦推荐出现问题,我们可以直接进行有效的制约。也就是说,作为推荐人的必要条件是,一方面他(她)有能力识别推荐学生;另一方面也会充分顾忌违规推荐的后果。经过反复研究,我们把最合适的推荐人锁定为中学校长。有人会问,校长了解学生吗?最了解学生的应当是班主任和任课老师。这个观点有一定道理。中国的许多校长都是官员,可能真的不了解学生。然而,了解学生是校长的天职。校长可以不参加饭局,不出席典礼,甚至不开会,但不能不了解自己的学生。他(她)也许不一定了解学校里的所有学生,但必须要了解最优秀的学生,否则就是失职。客观地说,班主任和任课老师最了解学生——所以美国大学普遍比较重视任课老师的推荐意见——但这个群体过于庞大,监督成本过高,因此不适合承担目前的推荐职能,但并不排除随着社会诚信体系和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他(她)们也有可能成为推荐人。至于其他的一些群体,包括政府官员、校友、大学教授,甚至院士,等等,都不一定满足现阶段作为推荐人的条件。

     实行“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面临的另外一个棘手问题和挑战是,如何杜绝在推荐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腐败和违规操作?我们相信,公开是最好的办法。“心底无私天地宽”,从一开始我们就公开了所有的信息——这是一个必要条件——不认同这一条件的人可以不提出申请。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实践证明,利益相关者的监督非常有效。因为名额非常有限,你获得推荐的同时就意味着别人丧失了这个机会。如果你不符合条件而通过违规操作获得了推荐的话,那么,原本符合条件的人一定会站出来举报和申诉,因为他(她)的利益受到了不公平的损害。这就是利益相关者的力量。而且,凡是干坏事的人心都虚,最害怕被别人知道。一旦你公开了所有的信息,他(她)的胆气就弱了。因此,和公众的忧虑恰好相反,“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的公开反而使一些官员和企业家望而却步——其实他(她)们的孩子很优秀,本来有机会获得推荐资格——这是另外一种不公平,但却是值得付出代价的不公平。

      其实,大凡推荐制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关键是看你做出什么选择。即便是在美国也是一样——美国私立大学的招生是公开的不公平。1892年,芝加哥大学的首任校长威廉姆·瑞尼·哈勃在一封信中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录取那些尚未达到标准的申请者是一种诱惑,但我们一直都克制着自己。很多人因为他们子女的入学申请被拒而不满,但我们觉得拒绝录取他们正是最明智的做法……你想象不出拒绝录取达官贵人的子女会带来多么大的压力,但我下定了决心,在招生工作上我们必须公平公正,不近人情,就像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那样。大多数董事会成员都支持我的这项政策。”

      请注意,这是一个私立大学的校长在100多年前写下的文字。今天,这所建校只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大学已经成为了和哈佛、耶鲁齐名的世界顶尖大学。

       20149月,伴随着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出台,中国考试招生制度的改革也掀开了崭新的篇章。作为改革进程中的一项探索,“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经历了最初的喧嚣、争议而渐渐趋于稳定甚至归于沉寂。然而,回顾当初所走过的道路和那些质朴的初心,却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什么是大学招生,什么是大学招生的意义和价值,以及什么样的招生制度是有效而公平的。对于正在奔向世界一流的中国大学来说,这些也许是更为根本而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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